一個人如何領導一百人？_風聞

文：安德魯·羅伯茨

譯：陸大鵬

“一個人如何領導一百人？”這是1981年我參加劍橋大學入學考試的作文題之一。雖然這個問題讓我興致盎然很多年，但直到最近我才開始努力解答它。我在紐約歷史協會作了一系列關於戰爭領導力的講座。讓一個人領導一百人，有時是十萬人或一百萬人，或者中國的十億人，説到底靠的是領導力的藝術。

我們審視截至羅馬帝國滅亡的漫長古代史，就會清楚地發現，古代埃及、猶太、亞述、希臘、馬其頓、羅馬和最後的匈人帝國的諸多軍事家不僅給出了令人生畏、激勵人心的領袖的例子，而且也成為後世偉大軍事家的學習榜樣。例如，我們研究拿破崙·波拿巴的軍事與政治生涯之時，肯定要考慮到，他有意識地自認為是亞歷山大大帝與尤利烏斯·愷撒的優秀的現代繼承者。他在流亡聖赫勒拿島時也説過這樣的話。（他於1821年在這個島上去世。）

古代世界的領導力常常帶有本能的、深刻的個人特色。指揮官沒有麥克風可以傳播自己的戰前動員演講；他們只能用大嗓門向部隊講話。他們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樣躲在距離前線許多英里的城堡裏調兵遣將；他們必須親臨一線，到士兵面前。在近現代，軍事與政治之間出現清晰的分野，但在古代這二者難解難分。政治家的職責與將軍的使命無縫連接。一個領域內的成功會極大促進另一領域的成功，失敗也是如此。

古代世界的好幾位軍事家生來註定要發號施令。像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尤利烏斯·愷撒、羅馬皇帝圖拉真和日耳曼部落的阿米尼烏斯那樣的人，是國王、君主、執政官和元老的繼承人，所以從小就受到軍事指揮的訓練。當然這不能保證他們都是天才。歷史上那種口含銀匙的太子一敗塗地的例子實在太多了，但他們畢竟生下來就自動擁有很多優勢。

而那些純粹憑藉個人奮鬥而崛起的領袖就更了不起了，比如以色列的大衞王、波斯的居魯士、猶太人的猶大·馬加比和羅馬的弗拉維烏斯·埃提烏斯。在特別推崇世襲銜級的時代，他們能夠得到各自民族的忠誠。其中好幾位後來成為國家元首，通常是因為他們在沙場上取得了輝煌戰績。

古代和歷史的任何時期一樣，在政治和軍事行動中把握時機至關重要。例如在雅典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的亞西比德在關鍵的轉折點靈巧地轉換陣營；尤利烏斯·愷撒於公元前49年跨過盧比孔河，因為他憑直覺判斷，與他的競爭對手龐培和合法的羅馬執政官開戰的時刻到了，他需要在羅馬奪取個人統治權。如果亞西比德和尤利烏斯·愷撒的時機把握哪怕只差一點點，他們也可能會被當作叛徒處死。

這個歷史時期有很多令人着迷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武器技術在將近兩千年裏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埃及的圖特摩斯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瞬間就能理解偉大的諸葛亮（字孔明，三國時期蜀漢的丞相和攝政者）和西哥特國王阿拉里克一世時代戰場上戰馬、利劍、弓箭與長矛的組合。在這漫長的兩千年裏，生產出軍隊的社會的構成發生了變化，但人們互相屠戮所用的工具沒有變。這與後來的時代形成了鮮明對照，尤其是從火藥時代開始，關鍵新式武器的發明極大地影響了軍事行動的結果。

激勵和恫嚇的能力顯然是任何領導力的關鍵組成部分；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一世在温泉關的提議其實相當於英雄主義的集體自殺，但他的部下與他並肩作戰，與他一同犧牲，併為希臘爭取到了時間，遏制住波斯人的入侵。漢尼拔不僅翻越了歐洲最高的山嶺，並且還帶着大象通過了只適合羚羊活動的崎嶇山地。亞歷山大大帝率領他的大軍頂着酷暑通過了不宜居住、環境惡劣的莫克蘭沙漠地帶。這樣的壯舉，若沒有日常生活中鮮見的強大感召力，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幾位軍事家在戰爭領導中需要迸射出天才的火花，而正是這種火花在音樂界創造了沃爾夫岡·阿瑪迪斯·莫扎特，在物理學界創造了艾薩克·牛頓，在宇宙學界創造了斯蒂芬·霍金。

戰爭領導力的第二個偉大歷史階段涵蓋了從5世紀初西羅馬帝國滅亡到16世紀末的漫長世界歷史時期。在這期間，火藥的強大力量永遠改變了戰場。歷史學家當中有激烈的辯論，“黑暗時代”（大致是羅馬之後的410年到文藝復興）這個名稱是否正確。這個時期，究竟是一場恐怖的噩夢，只有橫衝直撞的野蠻人、無知的農民被封建桎梏壓制了一千年，還是如新一代歷史學家所説，西方文明終於拜託了羅馬帝國的壓抑，出現了新的繁榮？

這兩種觀點都有很多論據支撐。當然有一批大肆殺伐的征服者，他們的名字令許多國度為之膽寒，因為這些國家不幸成為征服者開疆拓土野心的犧牲品。蒙古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孫子忽必烈就是這樣的兩位。位於波斯和中亞的帖木兒帝國的創建者埃米爾帖木兒，與消滅阿茲特克帝國的西班牙征服者埃爾南·科爾特斯，是另外兩位。

在西方出現印刷機、識字能力普及之前的時代（當然此時中國比西方先進得多），西方文明每天都在與野蠻作面對面的激烈鬥爭，並且常常失敗。大規模的恐怖恫嚇，往往是壓制被征服民族、令其順從的最簡單也最高效的手段。領導人的推斷是，即便人民不愛戴他們，至少可以讓人民畏懼他們。帖木兒用人頭骨搭建金字塔或者成吉思汗屠城然後命令士兵繳納人耳以證明他的命令已得到有效執行的做法，往往是當時戰爭的常態。

但這段歷史時期裏還出現了法蘭克人皇帝查理曼，他以亞琛為基地的帝國給歐洲的廣袤地區帶來了和平；撒克遜人君主阿爾弗雷德大王被很多人視為英格蘭民族之父；諾曼領主征服者威廉的《末日審判書》是我們瞭解11世紀晚期英格蘭社會的最佳史料。聖女貞德為僵死的法蘭西注入新生；第三代莫卧兒皇帝阿克巴大帝在很多方面可被視為印度民族意識的創立者，他展現了戰爭領導力當中毀壞與創造的兩面性。

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一種根本性的變革令戰爭藝術和戰爭領導力都黯然失色。在歐洲開始使用火藥之前（當然了，火藥是很久之前在中國發明的）和火槍、炮彈與炸藥的普遍使用主宰了戰場之後，指揮作戰者需要的品質有一些微妙的不同。戰爭領導力的許多現象是永恆的，這包括領袖魅力、英雄主義、判斷力、忠誠，往往還有無情。但在火藥之前的時代，殺戮是面對面展開的，常常用的是冰冷的鋼鐵，而上述品質極其重要。【16】

就像盲人摸象一樣，我們很難用一些基本原則來定義偉大的軍事家，但如果你見到了這樣一位，肯定能意識到他的偉大。如俄國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諾夫哥羅德公爵、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大公，此外還是聖徒）穿過楚德湖的冰封湖面時，或英格蘭國王亨利五世在阿金庫爾為他的防禦陣地選擇了一條狹窄正面時，或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在撒克遜軍隊面前佯裝撤退時，他們都展現出了勝利所必需的那種超凡的軍事洞察力。軍事天才需要合適的時間地點才能大顯神威，而這個時期優秀軍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他們緊緊把握歷史機遇的不可思議能力。比如，在1453年的正確時刻，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命令將他的艦船從陸路翻山越嶺，拖進了金角灣。

這個時期的領袖往往才智過人。例如，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查理曼、奧斯曼蘇丹蘇萊曼大帝和阿克巴大帝都可以算作知識分子。而帖木兒屠城時曾饒恕擅長弈棋的人和歷史學家。（作為歷史學家，我對此表示欣賞！）但他們幾乎所有人都還有一種精明算計的圓滑世故。指揮官的敏鋭頭腦和務實精神的結合，往往能讓他打敗兵力為己方許多倍的強大對手。亨利五世、科爾特斯和另一位西班牙征服者貢薩洛·德·科爾多瓦就是這樣的例子。

類似地，通過展現高度自信來維持高昂士氣，也是許多偉大軍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我的拿破崙傳記裏強調了這一點。勝利往往屬於意志力更強、更渴望勝利的人，這種現象在歷史上也經常出現，儘管貌似不合邏輯。因為戰爭非常殘酷，具有自然力那種強大，而勝負的關係又是那麼重大，所以很少能預知戰爭結局。

這些偉大軍事家中不少人（多得令人意外）的最後一個特點是失敗之時的頑強韌性。不管多麼才華橫溢的將軍，挫折是難免的。上面講到的領袖幾乎沒有一個在整個軍事生涯中未嘗敗績。他們失敗之後仍然不氣餒、不畏懼，吸取教訓，決心不再重蹈覆轍。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自信感染了追隨者，引領他們贏得最終的勝利。所以，他們的領導力當中包含的寶貴經驗不僅限於軍事歷史領域。

下個月我會研究從火藥時代到現代的偉大征服者身上表現出的戰爭領導力。但我們已經很清楚，偉大的將軍需要一些鮮明的技能，才能青史留名。其中有些技能會隨着時間而變化，但大多數是恆久的。偉大的戰爭領袖需要好運氣和判斷力；他們需要從前人那裏學習經驗教訓；他們應當知道何時寬大仁慈，何時冷酷無情；他們必須對時機有着超凡的把握；失敗之後他們必須要有東山再起的韌性；他們必須培養自己的個人魅力，這不是內在的，也不是上帝給的，可以通過一些後天的技巧來培養。簡而言之，歷史上偉大的領導力，是今人可以學習的。只要學得好，那麼一個人成功地領導一百人、一千人、一百萬人或十億人，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