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聖公”是76代家奴?25朝貳臣?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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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有很多關於孔府衍聖公的段子,什麼世修降表,什麼供奉德皇,什麼率先剃頭,什麼76代家奴,25朝貳臣之類的。。
孔子後裔統統早該自絕於天下? 否則都屬於數典忘祖?
中國文明能傳承幾千年,實則是因為其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的“生存哲學”。
相比而言,儒家反而是其中最“剛”最有精神追求的。如果連儒家這點都要黑,對中華文明到底是個什麼認知?
儒家講的忠,與後來統治者鼓吹的“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不是一回事;儒家講的是以道侍君,忠君之事,而非忠於君主個人,也不能説是效忠王朝,而更多是效忠是一個有機體的“國家””天下“,儒家對此的理解更多其實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而非某位具體君主。
否則的話,某位皇帝死了,某個王朝亡了,所有儒家人都要保持“氣節”而自殺?
無條件忠君的只有法家,推崇從一而終,一條道走到黑,無論做出什麼決策都會無條件支持,絕對服從安排。
然而,儒家卻將這種行為稱之為陷君不義,屬於大不忠的惡行,屬於奸佞。
儒家裏當然也有糟粕,但批儒家的太多,批法家的太少,甚至有些人是藉着批儒復辟法家,用法家批儒家
中國古代中晚期實際上已經是“外儒內法”,只批儒,不批法,這隻傷及"封建專制"的皮毛,無法撼動"封建專制"的靈魂。
什麼時候能像打倒“孔老二”一樣,打倒“商鞅、韓非子、秦始皇”,才是真正打倒了”吃人的舊禮教“,革新了文化。
而且,朝廷冊封衍聖公,是尊重孔子,祖宗是大儒,但不等於子孫是大儒,大儒是靠學問,而非血緣。衍聖公,其職能只是為孔子守墓祭祀。
衍聖公也不承擔國家治理的職責,也並不是一般的與王朝休慼與共的朝廷官員和普通勳貴,為何要為王朝殉國?
“衍聖公”是貳臣嗎?
“衍聖公”不是一般的臣子,而是類似二王三恪的國賓,即使拿“一臣不事二主”來要求,也要求不到衍聖公頭上。
孔子是殷商宋之後,而且被認為是”素王“(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的人)
周武王於牧野之戰後,封黃帝后裔於祝,堯之後於薊,以虞朝舜後裔封陳國,夏朝禹後裔封杞國,商代後裔封宋國。
漢武帝封周朝後裔姬嘉為周子南君,位比列侯,封邑三千户。漢元帝封姬嘉之孫姬延年為周承休侯,位次於諸侯王;漢成帝進位為周承休公。
漢成帝封孔子後裔孔吉為殷紹嘉侯,《漢書·成紀》:“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奠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百里。
朱元璋給衍聖公的諭中,説“。。爾祖宗垂教萬世,子孫賓職王家。。”
曹魏曹奐,禪位後被封為陳留王,陳留王一直存在200多年,比晉朝(包括東晉)時間還長,南朝宋也繼續承認其為國賓,南朝齊,才除國。
那麼陳留王作為國賓,對晉朝有忠君殉國的義務?有“一臣不事二主“的義務?即使按照後世發展出的”“一臣不事二主““觀念來評價,也並沒有。因為他雖然也稱臣,但本質上是賓,與一般的臣子並不一樣。
“衍聖公”的地位,是因為孔子的”素王“而來,不僅在紫禁城內可以騎馬,而且可以與皇帝並行;皇帝到了曲阜的孔廟,也要行跪拜之禮。
孔廟中孔子身穿十二章服(古代帝王冕服),所戴“冕旒”,即古代帝王所戴。
孔子的地位甚至遠超一般意義上的“帝王”,是“百代帝王之師”,代表着“聖王道統”
“衍聖公”的地位,類似於西方的”立憲君主“,或者明治以前的”天皇“,無論各路將軍打來打去,或者政客們爭權奪利,但誰也沒資格要求”立憲君主“或者天皇,站在自己這邊奮勇作戰。
”立憲君主“或者天皇,只是接受結果,總是支持在選舉中,或者在戰鬥中勝利的一方,這是其存在的意義所在,難道能説其是牆頭草,隨風倒?
這也是為什麼,歷代從來沒有指責衍聖公是貳臣,乾隆搞了部貳臣傳,也沒有把衍聖公列為貳臣,因為即使按照古代最嚴格的“一臣不事二主“的標準,也無法説衍聖公是貳臣。
衍聖公的地位,是王朝為了自己的合法性和正統性,需要表示尊崇孔子,因此衍聖公也從來沒有也不必效忠某一個王朝,而是某一王朝有求於衍聖公。
衍聖公,也類似於某些小説裏,負有某種特殊使命的人物或者家族,他的設定(來源於前朝前前朝。。。給他的任務),就是守墓祭祀,並保存一些精神上的載體傳下去,比如書籍、服飾,器物等等保存整理更新的任務(衍聖公府在清代,保留了包括梁冠、赤羅衣、赤羅裳、玉革帶、象牙笏板、夫子履等組成的一套完整的用於大型朝會典禮的服飾,保存了華夏衣冠的原始資料),不管朝代如何變化國界如何組合滄海如何桑田,他都要把這個任務繼續下去。
既然他之所以存在的設定就是如此,再去指責他不顧改朝換代,光顧着自己的任務,就不合邏輯了。衍聖公,顧名思義,最基本的任務,就是繁衍孔子的後代,無論如何無論什麼條件都要生存下去延續後代。
對於一般的官員,遇到敵人來襲,抵抗是義務,這是忠誠的體現。但是對於守陵人,文物管理人,博物館館長之類的管理人員來説,那抵抗就不是第一位的了,忠誠是忠人所託,忠於任務。
故宮博物院在日本佔領之前,馬叔平院長押運,陸續南遷了一批文物,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文物留存,也有相當數量工作人員留守,張庭濟受馬叔平院長委託,以總務處處長的身份擔當院長的責任,他與故宮留守人員一道,在艱苦險惡的環境下苦撐了八年。
有誰指責張庭濟是漢奸嗎?是貳臣嗎?委託給張庭濟的任務,就包含了要求他必須投降之後才有的工作內容,那你再以投降之名指責他是漢奸,是叛賊,就沒有道理了。因此,國民政府沒有以漢奸罪逮他,新中國也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明清之際,孔府也在抵制剃髮,希望保留漢人冠服髮式
明朝對於衣冠髮飾涉及到標識問題,只要後金把明朝人的頭髮給剃了,這個人就相當於被開除出漢籍了,想回頭的可能性非常小。十有八九會被明軍當成軍功噶了人頭。對於剃頭問題,到了南明隆武政權的時候,隆武政權才提出,不許南明軍屠殺剃頭的漢人,所謂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
剃頭可比長頭髮容易的多。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後金是鑽了明朝一個很大的空子。通過剃髮的方式,有效控制了大量人口。剃髮之後,除非是實在活不下去,否則就只能跟着後金混。這極大的增強了後金內部的凝聚力。而且剃頭能有效識別誰是明朝的探子,因為頭髮涉及到意識形態問題,那是不能隨便亂剃的,明朝要想派出人員探聽後金這邊的情報,通常只能選擇裝扮成喇嘛,那簡直就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着的事,後金一逮一個準。所以這時候的剃髮,讓後金這邊佔了大便宜。
順治元年(1644年),剛剛進入北京,清朝就下達了強制剃髮令,或者説重申強制剃髮令,但是這個命令卻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在五月二十日就被取消了。“悉從其便”
順治元年,六月十六日,多爾袞遣官祭孔子,是為清軍入關後首次祭孔,將尊孔態度表明。
順治元年,九月初一,孔子六十五世孫,衍聖公孔胤植,上《初進表文》給清廷:“萬國仰維新之治;乾綱中正,九重弘更始之仁,率土歸程,普天稱慶。恭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極,以德綏民,瞻聖學之崇隆,趨蹌恐後;仰皇猷之赫濯,景慕彌深。。。。”
順治元年十月初二,也就是在順治帝行定鼎登基大禮的第二天,清廷以孔胤植仍襲封衍聖公
此時的多爾袞並沒有要求孔府剃髮,就已經繼續尊崇為衍聖公。
在清軍入關到攻佔南京的這一年時間裏,並沒有強制要求剃髮,這也是在這一年裏,這也是擊敗陝西的李自成,和消滅南明弘光政權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這一年時間裏,雖然剃頭不強制了,但是仍然是一個重大意識形態問題,引起大爭論,包括遼東漢人在內的許多漢人早就主動或者被動的剃髮,這些已經剃髮的也不可能再把頭髮蓄起來,當初就是“以別順逆”,現在忽然蓄起來,這是表示什麼意思呢?可是“悉從其便”,他們就要受到那些沒有剃髮的漢人的嘲笑,甚至歧視。
而還沒有蓄髮的漢人,以孔聞謤(輩份屬於孔胤植的曾祖)為例,就上書:“貴國既得中華,當用中華冠服。”也就是不僅要求漢人不剃髮,而且要求讓多爾袞和其他關外來人皆採用明朝的衣冠、髮飾,讓這些人蓄髮易服,”當用中華冠服“
兩方各上章奏,爭得不亦樂乎,不剃髮一方:一種理由,就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還有一種理由,就是認為蓄髮易服才是禮樂,這就等於指責滿清發飾為”化外蠻夷“的標誌了
順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1645年6月22日),滿漢大學士彙報工作,多爾袞言:“近覽章奏屢以剃頭一事引禮樂制度為言,甚屬不倫。本朝何嘗無禮樂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從明朝制度,是誠何心!若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猶自有理;若諄諄言禮樂制度,此不通之説。予一向憐愛羣臣,聽其自便,不願剃頭者不強。今既紛紛如此説,便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大學士等啓言:“王上一向憐愛臣民,盡皆感仰。況指日江南混一,還往王上寬容。”
六月初五,在接到攻佔南京的捷報之時,即遣使諭豫親王多鐸,命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
六月初八,多爾袞親自謁京師孔廟行禮,賜師生銀計二千二百餘兩。
六月十五日(1645年7月8日)諭:“向來剃髮之制,不即令畫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佈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
當時北京到山東的政令傳遞只需三天,加上下達到曲阜的時間,頂多五天,也就是説,公曆7月13日左右政令就能下達到曲阜,然後曲阜必須按照命令在10天內完成剃髮。
但直到閏六月十二日(公曆8月3日),山東撫案移文到孔府,嚴厲催逼。這時孔府撐不住了,又拖了14天,於閏六月二十六日(公曆8月17日)那天剃髮。(孔府《上剃頭奏稿》:奏為飲奉聖諭,遵依剃頭事:本年閏六月十二日,該山東撫案移文到臣,臣隨即齊集合屬,擇於二十六日恭設香案,宣讀聖諭。。。。)
也就是説,從剃髮令下達到曲阜算起,孔府抵制了一個月左右。
孔聞謤卻繼續上書:“臣家宗子衍聖公孔胤植,已率四氏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剃髮訖。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縫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各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來未之有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盡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
多爾袞於順治二年十月戊申(1645年12月17日)下旨:“剃髮嚴旨,違者無赦。孔聞謤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敍用。”
孔聞謤不久後在家在猶豫憤懣中病死,此事被收納入《皇明四朝成仁錄》,在明朝遺民眼裏,孔聞謤是等同於史可法瞿式耜那樣的烈士的。
説了明清之際,再説靖康之亂,長支孔端友南渡,命令弟弟孔端操留下看護祖墳和宗廟,結果金兵以及偽齊軍隊縱兵搶掠屠殺,並焚燒孔廟,挖掘孔子墓,而孔端操無力阻止。孔端操之子孔璠於1132年被偽齊立為衍聖公,孔端操不久後就抑鬱而亡。而南渡的孔端友絕嗣,孔端操之幼子孔玠南渡,過繼給孔端友,於1154年繼承了南宋的衍聖公爵位。
對於北宗衍聖公,南宋朝廷和孔氏南宗都能理解其處境,並禮遇有加。
南宋都向金朝稱臣,並一度實行“北人歸北,南人歸南”的政策,無論從名義上還是從實際行動上都拋棄了北方人民,今天的某些噴子,卻以忠誠為名,要求被拋棄的人民遠隔千山萬水,向拋棄他們,早已逃之夭夭的統治者“一臣不事二主”?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民國時期,有人拿孔德成給東京孔廟寫詩酬答説事,這就更荒謬了。當時是1935年4月,日本東京孔廟重建落成,派特使邀請孔德成赴日參加典禮,當時孔德成才15歲,孔德成稱自己有病,拒絕特使的宴請,拒絕赴日。孔德成雖然拒絕了赴日,但也得給東京孔廟方面予以禮答,説些客氣話:“餘病未能延國賓,雲濤萬里聚風萍。江川洙泗源流合,況是同洲豈異人。”
詩的內容一是為自己沒有接待日方使者做個解釋,二是講中日文化都起源於曲阜洙泗之地,同處一個大洲更應倡導和平。這其實是隱隱以儒家正宗的身份來垂訓日本孔廟,怎麼就成了漢奸罪證了?有的網文把詩作時間改為抗戰全面爆發之後的37年7月盧溝橋事變之後,並只有後兩句,沒有前因,這不僅荒謬,而且是無恥了。
“七七事變”爆發後,10月,濟南危殆。山東省立圖書館,為保護大量珍貴書籍文物,擬將之移至曲阜孔府。接洽之後,得到孔德成的慨然應允。
10月12日晚,將館藏圖籍文物10巨箱運往曲阜孔府保存,在運出的圖書文物中,共有三大類。第一類為古籍珍善本,共有438種2659冊,其中宋元刊本53種,明刊本93種,清刊本5種,稿本113種,鈔本96種,批校題跋本64種,拓本9種,鈐印本5種。珍稀如唐人寫經、宋贛州州學刊本《文選》、宋寶佑趙節齋刊本《通鑑紀事本末》、元益友書堂刊本《範德機詩集》以及王漁洋、劉墉、李文藻等齊魯地方名人的鈔稿本等;第二類為書畫類,共有143種182件,珍貴如王漁洋行書詩箋、劉石庵小楷五福頌、鄭板橋行書堂幅、高南阜書畫屏、石濤山水堂幅、惲南田山水畫等;第三類為金石器物,包括陶瓷、玉器、銅器、磚瓦、甲骨等共734件,珍奇如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秦二世元年詔版等。
其後,又於10月23日和12月20日分兩次從館藏中檢出21箱(第一次2箱,第二次19箱)運往曲阜。
不久,又決定從轉運到曲阜的珍藏中篩揀了5箱,南下遷移後方,剩餘留孔府。
孔德成在38年初,在韓復榘撤守山東時,也撤離曲阜,當時只有17歲,並且其妻臨盆在即,行前安排堂叔孔令煜代理府務。
網上文章指責孔令煜的“漢奸罪證”,就是孔令煜和日軍軍官有一張合影,孔令煜又曾”大擺宴席宴請日軍各級頭目“,可是孔府、孔廟、孔林,以及運往府中的書籍文物都未受到破壞,這難道不算孔令煜忍辱負重,面從腹背,艱苦支撐,完成了委託給他的任務?
網文所説孔令煜”大擺宴席宴請日軍各級頭目“,不知道的還以為孔令煜擺了幾十桌呢!其實就只有一次,請了八個人,六個日本人,兩個中國人。但其中最高日軍指揮官和維持會會長都沒來。而且孔府檔案裏對這種交往,記載留存都如此詳細,那就發現這麼一份請柬回執記錄,不正説明八年也就是這麼一次?抗日劇裏,地下黨請日本人吃飯,恐怕都比這多得多。
孔令煜在抗戰勝利後,一直代理府務到47年,孔德成47年才返回曲阜,孔令煜隨子移居濟南,後遷北京安度晚年。195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葬於八寶山,1989年10月遷葬於曲阜孔林祖墓。
據席星加(當時為中共曲阜縣第五分區區委書記兼區中隊指導員)發表在1998《春秋》(山東政協文史委員會主辦)的回憶文章:《孔府在土改前後》
“1945年12月30日,我魯南軍區部隊一舉解放了被日偽蹂躪了8年的古城曲阜”
“部隊一入城即實行了軍事管制,縣政府的第一張大布告就寫着”… … 孔廟孔陵乃我國幾千年來的文物古蹟,應加以保護。。”,這使孔府異常驚異,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代理奉祀官孔令煜走出府門,親自拜見縣長許仁安,對政府實行的保護措施感謝不已。“
”當時,黨在新解放區的工作方針是:放手發動羣眾,開展反奸訴苦和減租減息運動,奸,指漢奸,反奸訴苦的打擊對象是勾結日寇、殘害人民的民族敗類,而孔子嫡裔在敵佔時期沒有人當漢奸,早在1937年冬,孔子77代孫孔德成就奉蔣介石之命攜眷奔赴武漢。在武漢,孔德成發表了抗日宣言,後又去了重慶,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受孔德成之委託,看守林廟,處理府務,並未發現其有通敵資敵行為。作為世襲大地主的孔府,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依舊,民怨甚多,但在敵佔八年中同樣受到摧殘,家道已呈衰落之勢,解放後尚稱奉公守法。“
”從孔府的政治態度來看,基本是擁護抗日的,其代表人物堪稱開明人士,例如37年日寇初佔曲阜時,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逼的不少人逃進孔府避難。日本侵略者為標榜其尊孔而收買人心,曾約束其軍人不許進入孔府,從而保護了大批羣眾,其中也有一些是進步人士。”
”公開講明黨在現階段的土地政策,對地主應以減租減息為主要要求,不侵犯地主的人權、地權和財權,是削弱和限制地主的剝削,而不是消滅剝削。要區分地主和漢奸之別,對於沒有依附敵偽危害人民的罪行的人,即不能作為反奸的對象。沒收土地財產的方式,只能用於偽組織首要分子和重要漢奸身上,而不能亂打亂罰“
“1946年9月26日,山東省人民政府決定,在孔廟杏壇前召開紀念孔子誕辰2488年大會,邀請孔府代表及全縣工農學商200餘人參加,先由省司法廳長張伯秋介紹了孔子的生平事蹟,高度評價了孔子思想學説及其在歷史文化方面的貢獻。然後由曲阜縣長周林講話,他説,解放曲阜的是我魯南軍區警八旅,攻城的部隊是十五團三營。三營的教導員恰好是咱曲阜人,顏府的,叫蔣仰喬,他堅決執行”炮火不能危及三孔“的命令,戰鬥的結果是絲毫無損,把一座完好的古城交給了人民,這是有目共睹的。”
“1948年6月,曲阜第二次解放,直到1950年《土地改革法》正式頒佈以後,曲阜才依據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徹底地解決孔府的土地問題。”
至於網上流傳的孔令貽供奉德皇畫像,更是子虛烏有:
“衍聖公”孔府曾供奉德皇威廉二世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