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聖公”是76代家奴？25朝貳臣？_風聞

網上有很多關於孔府衍聖公的段子，什麼世修降表，什麼供奉德皇，什麼率先剃頭，什麼76代家奴，25朝貳臣之類的。。

孔子後裔統統早該自絕於天下? 否則都屬於數典忘祖?

中國文明能傳承幾千年，實則是因為其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的“生存哲學”。

相比而言，儒家反而是其中最“剛”最有精神追求的。如果連儒家這點都要黑，對中華文明到底是個什麼認知？

儒家講的忠，與後來統治者鼓吹的“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不是一回事；儒家講的是以道侍君，忠君之事，而非忠於君主個人，也不能説是效忠王朝，而更多是效忠是一個有機體的“國家””天下“，儒家對此的理解更多其實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而非某位具體君主。

否則的話，某位皇帝死了，某個王朝亡了，所有儒家人都要保持“氣節”而自殺？

無條件忠君的只有法家，推崇從一而終，一條道走到黑，無論做出什麼決策都會無條件支持，絕對服從安排。

然而，儒家卻將這種行為稱之為陷君不義，屬於大不忠的惡行，屬於奸佞。

儒家裏當然也有糟粕，但批儒家的太多，批法家的太少，甚至有些人是藉着批儒復辟法家，用法家批儒家

中國古代中晚期實際上已經是“外儒內法”，只批儒，不批法，這隻傷及"封建專制"的皮毛，無法撼動"封建專制"的靈魂。

什麼時候能像打倒“孔老二”一樣，打倒“商鞅、韓非子、秦始皇”，才是真正打倒了”吃人的舊禮教“，革新了文化。

而且，朝廷冊封衍聖公，是尊重孔子，祖宗是大儒，但不等於子孫是大儒，大儒是靠學問，而非血緣。衍聖公，其職能只是為孔子守墓祭祀。

衍聖公也不承擔國家治理的職責，也並不是一般的與王朝休慼與共的朝廷官員和普通勳貴，為何要為王朝殉國？

“衍聖公”是貳臣嗎？

“衍聖公”不是一般的臣子，而是類似二王三恪的國賓，即使拿“一臣不事二主”來要求，也要求不到衍聖公頭上。

孔子是殷商宋之後，而且被認為是”素王“（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的人）

周武王於牧野之戰後，封黃帝后裔於祝，堯之後於薊，以虞朝舜後裔封陳國，夏朝禹後裔封杞國，商代後裔封宋國。

漢武帝封周朝後裔姬嘉為周子南君，位比列侯，封邑三千户。漢元帝封姬嘉之孫姬延年為周承休侯，位次於諸侯王；漢成帝進位為周承休公。

漢成帝封孔子後裔孔吉為殷紹嘉侯，《漢書·成紀》：“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奠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百里。

朱元璋給衍聖公的諭中，説“。。爾祖宗垂教萬世，子孫賓職王家。。”

曹魏曹奐，禪位後被封為陳留王，陳留王一直存在200多年，比晉朝（包括東晉）時間還長，南朝宋也繼續承認其為國賓，南朝齊，才除國。

那麼陳留王作為國賓，對晉朝有忠君殉國的義務？有“一臣不事二主“的義務？即使按照後世發展出的”“一臣不事二主““觀念來評價，也並沒有。因為他雖然也稱臣，但本質上是賓，與一般的臣子並不一樣。

“衍聖公”的地位，是因為孔子的”素王“而來，不僅在紫禁城內可以騎馬，而且可以與皇帝並行；皇帝到了曲阜的孔廟，也要行跪拜之禮。

孔廟中孔子身穿十二章服（古代帝王冕服），所戴“冕旒”，即古代帝王所戴。

孔子的地位甚至遠超一般意義上的“帝王”，是“百代帝王之師”，代表着“聖王道統”

“衍聖公”的地位，類似於西方的”立憲君主“，或者明治以前的”天皇“，無論各路將軍打來打去，或者政客們爭權奪利，但誰也沒資格要求”立憲君主“或者天皇，站在自己這邊奮勇作戰。

”立憲君主“或者天皇，只是接受結果，總是支持在選舉中，或者在戰鬥中勝利的一方，這是其存在的意義所在，難道能説其是牆頭草，隨風倒？

這也是為什麼，歷代從來沒有指責衍聖公是貳臣，乾隆搞了部貳臣傳，也沒有把衍聖公列為貳臣，因為即使按照古代最嚴格的“一臣不事二主“的標準，也無法説衍聖公是貳臣。

衍聖公的地位，是王朝為了自己的合法性和正統性，需要表示尊崇孔子，因此衍聖公也從來沒有也不必效忠某一個王朝，而是某一王朝有求於衍聖公。

衍聖公，也類似於某些小説裏，負有某種特殊使命的人物或者家族，他的設定（來源於前朝前前朝。。。給他的任務），就是守墓祭祀，並保存一些精神上的載體傳下去，比如書籍、服飾，器物等等保存整理更新的任務（衍聖公府在清代，保留了包括梁冠、赤羅衣、赤羅裳、玉革帶、象牙笏板、夫子履等組成的一套完整的用於大型朝會典禮的服飾，保存了華夏衣冠的原始資料），不管朝代如何變化國界如何組合滄海如何桑田，他都要把這個任務繼續下去。

既然他之所以存在的設定就是如此，再去指責他不顧改朝換代，光顧着自己的任務，就不合邏輯了。衍聖公，顧名思義，最基本的任務，就是繁衍孔子的後代，無論如何無論什麼條件都要生存下去延續後代。

對於一般的官員，遇到敵人來襲，抵抗是義務，這是忠誠的體現。但是對於守陵人，文物管理人，博物館館長之類的管理人員來説，那抵抗就不是第一位的了，忠誠是忠人所託，忠於任務。

故宮博物院在日本佔領之前，馬叔平院長押運，陸續南遷了一批文物，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文物留存，也有相當數量工作人員留守，張庭濟受馬叔平院長委託，以總務處處長的身份擔當院長的責任，他與故宮留守人員一道，在艱苦險惡的環境下苦撐了八年。

有誰指責張庭濟是漢奸嗎？是貳臣嗎？委託給張庭濟的任務，就包含了要求他必須投降之後才有的工作內容，那你再以投降之名指責他是漢奸，是叛賊，就沒有道理了。因此，國民政府沒有以漢奸罪逮他，新中國也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明清之際，孔府也在抵制剃髮，希望保留漢人冠服髮式

明朝對於衣冠髮飾涉及到標識問題，只要後金把明朝人的頭髮給剃了，這個人就相當於被開除出漢籍了，想回頭的可能性非常小。十有八九會被明軍當成軍功噶了人頭。對於剃頭問題，到了南明隆武政權的時候，隆武政權才提出，不許南明軍屠殺剃頭的漢人，所謂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

剃頭可比長頭髮容易的多。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後金是鑽了明朝一個很大的空子。通過剃髮的方式，有效控制了大量人口。剃髮之後，除非是實在活不下去，否則就只能跟着後金混。這極大的增強了後金內部的凝聚力。而且剃頭能有效識別誰是明朝的探子，因為頭髮涉及到意識形態問題，那是不能隨便亂剃的，明朝要想派出人員探聽後金這邊的情報，通常只能選擇裝扮成喇嘛，那簡直就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着的事，後金一逮一個準。所以這時候的剃髮，讓後金這邊佔了大便宜。

順治元年（1644年），剛剛進入北京，清朝就下達了強制剃髮令，或者説重申強制剃髮令，但是這個命令卻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在五月二十日就被取消了。“悉從其便”

順治元年，六月十六日，多爾袞遣官祭孔子，是為清軍入關後首次祭孔，將尊孔態度表明。

順治元年，九月初一，孔子六十五世孫，衍聖公孔胤植，上《初進表文》給清廷：“萬國仰維新之治；乾綱中正，九重弘更始之仁，率土歸程，普天稱慶。恭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極，以德綏民，瞻聖學之崇隆，趨蹌恐後；仰皇猷之赫濯，景慕彌深。。。。”

順治元年十月初二，也就是在順治帝行定鼎登基大禮的第二天，清廷以孔胤植仍襲封衍聖公

此時的多爾袞並沒有要求孔府剃髮，就已經繼續尊崇為衍聖公。

在清軍入關到攻佔南京的這一年時間裏，並沒有強制要求剃髮，這也是在這一年裏，這也是擊敗陝西的李自成，和消滅南明弘光政權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這一年時間裏，雖然剃頭不強制了，但是仍然是一個重大意識形態問題，引起大爭論，包括遼東漢人在內的許多漢人早就主動或者被動的剃髮，這些已經剃髮的也不可能再把頭髮蓄起來，當初就是“以別順逆”，現在忽然蓄起來，這是表示什麼意思呢？可是“悉從其便”，他們就要受到那些沒有剃髮的漢人的嘲笑，甚至歧視。

而還沒有蓄髮的漢人，以孔聞謤（輩份屬於孔胤植的曾祖）為例，就上書：“貴國既得中華，當用中華冠服。”也就是不僅要求漢人不剃髮，而且要求讓多爾袞和其他關外來人皆採用明朝的衣冠、髮飾，讓這些人蓄髮易服，”當用中華冠服“

兩方各上章奏，爭得不亦樂乎，不剃髮一方：一種理由，就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還有一種理由，就是認為蓄髮易服才是禮樂，這就等於指責滿清發飾為”化外蠻夷“的標誌了

順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1645年6月22日），滿漢大學士彙報工作，多爾袞言：“近覽章奏屢以剃頭一事引禮樂制度為言，甚屬不倫。本朝何嘗無禮樂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從明朝制度，是誠何心！若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猶自有理；若諄諄言禮樂制度，此不通之説。予一向憐愛羣臣，聽其自便，不願剃頭者不強。今既紛紛如此説，便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大學士等啓言：“王上一向憐愛臣民，盡皆感仰。況指日江南混一，還往王上寬容。”

六月初五，在接到攻佔南京的捷報之時，即遣使諭豫親王多鐸，命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儻有不從，以軍法從事”。

六月初八，多爾袞親自謁京師孔廟行禮，賜師生銀計二千二百餘兩。

六月十五日（1645年7月8日）諭：“向來剃髮之制，不即令畫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佈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

當時北京到山東的政令傳遞只需三天，加上下達到曲阜的時間，頂多五天，也就是説，公曆7月13日左右政令就能下達到曲阜，然後曲阜必須按照命令在10天內完成剃髮。

但直到閏六月十二日（公曆8月3日），山東撫案移文到孔府，嚴厲催逼。這時孔府撐不住了，又拖了14天，於閏六月二十六日（公曆8月17日）那天剃髮。（孔府《上剃頭奏稿》：奏為飲奉聖諭，遵依剃頭事：本年閏六月十二日，該山東撫案移文到臣，臣隨即齊集合屬，擇於二十六日恭設香案，宣讀聖諭。。。。）

也就是説，從剃髮令下達到曲阜算起，孔府抵制了一個月左右。

孔聞謤卻繼續上書：“臣家宗子衍聖公孔胤植，已率四氏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剃髮訖。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縫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各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來未之有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盡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

多爾袞於順治二年十月戊申（1645年12月17日）下旨：“剃髮嚴旨，違者無赦。孔聞謤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敍用。”

孔聞謤不久後在家在猶豫憤懣中病死，此事被收納入《皇明四朝成仁錄》，在明朝遺民眼裏，孔聞謤是等同於史可法瞿式耜那樣的烈士的。

説了明清之際，再説靖康之亂，長支孔端友南渡，命令弟弟孔端操留下看護祖墳和宗廟，結果金兵以及偽齊軍隊縱兵搶掠屠殺，並焚燒孔廟，挖掘孔子墓，而孔端操無力阻止。孔端操之子孔璠於1132年被偽齊立為衍聖公，孔端操不久後就抑鬱而亡。而南渡的孔端友絕嗣，孔端操之幼子孔玠南渡，過繼給孔端友，於1154年繼承了南宋的衍聖公爵位。

對於北宗衍聖公，南宋朝廷和孔氏南宗都能理解其處境，並禮遇有加。

南宋都向金朝稱臣，並一度實行“北人歸北，南人歸南”的政策，無論從名義上還是從實際行動上都拋棄了北方人民，今天的某些噴子，卻以忠誠為名，要求被拋棄的人民遠隔千山萬水，向拋棄他們，早已逃之夭夭的統治者“一臣不事二主”？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民國時期，有人拿孔德成給東京孔廟寫詩酬答説事，這就更荒謬了。當時是1935年4月，日本東京孔廟重建落成，派特使邀請孔德成赴日參加典禮，當時孔德成才15歲，孔德成稱自己有病，拒絕特使的宴請，拒絕赴日。孔德成雖然拒絕了赴日，但也得給東京孔廟方面予以禮答，説些客氣話：“餘病未能延國賓，雲濤萬里聚風萍。江川洙泗源流合，況是同洲豈異人。”

詩的內容一是為自己沒有接待日方使者做個解釋，二是講中日文化都起源於曲阜洙泗之地，同處一個大洲更應倡導和平。這其實是隱隱以儒家正宗的身份來垂訓日本孔廟，怎麼就成了漢奸罪證了？有的網文把詩作時間改為抗戰全面爆發之後的37年7月盧溝橋事變之後，並只有後兩句，沒有前因，這不僅荒謬，而且是無恥了。

“七七事變”爆發後，10月，濟南危殆。山東省立圖書館，為保護大量珍貴書籍文物，擬將之移至曲阜孔府。接洽之後，得到孔德成的慨然應允。

10月12日晚，將館藏圖籍文物10巨箱運往曲阜孔府保存，在運出的圖書文物中，共有三大類。第一類為古籍珍善本，共有438種2659冊，其中宋元刊本53種，明刊本93種，清刊本5種，稿本113種，鈔本96種，批校題跋本64種，拓本9種，鈐印本5種。珍稀如唐人寫經、宋贛州州學刊本《文選》、宋寶佑趙節齋刊本《通鑑紀事本末》、元益友書堂刊本《範德機詩集》以及王漁洋、劉墉、李文藻等齊魯地方名人的鈔稿本等；第二類為書畫類，共有143種182件，珍貴如王漁洋行書詩箋、劉石庵小楷五福頌、鄭板橋行書堂幅、高南阜書畫屏、石濤山水堂幅、惲南田山水畫等；第三類為金石器物，包括陶瓷、玉器、銅器、磚瓦、甲骨等共734件，珍奇如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秦二世元年詔版等。

其後，又於10月23日和12月20日分兩次從館藏中檢出21箱（第一次2箱，第二次19箱）運往曲阜。

不久，又決定從轉運到曲阜的珍藏中篩揀了5箱，南下遷移後方，剩餘留孔府。

孔德成在38年初，在韓復榘撤守山東時，也撤離曲阜，當時只有17歲，並且其妻臨盆在即，行前安排堂叔孔令煜代理府務。

網上文章指責孔令煜的“漢奸罪證”，就是孔令煜和日軍軍官有一張合影，孔令煜又曾”大擺宴席宴請日軍各級頭目“，可是孔府、孔廟、孔林，以及運往府中的書籍文物都未受到破壞，這難道不算孔令煜忍辱負重，面從腹背，艱苦支撐，完成了委託給他的任務？

網文所説孔令煜”大擺宴席宴請日軍各級頭目“，不知道的還以為孔令煜擺了幾十桌呢！其實就只有一次，請了八個人，六個日本人，兩個中國人。但其中最高日軍指揮官和維持會會長都沒來。而且孔府檔案裏對這種交往，記載留存都如此詳細，那就發現這麼一份請柬回執記錄，不正説明八年也就是這麼一次？抗日劇裏，地下黨請日本人吃飯，恐怕都比這多得多。

孔令煜在抗戰勝利後，一直代理府務到47年，孔德成47年才返回曲阜，孔令煜隨子移居濟南，後遷北京安度晚年。195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葬於八寶山，1989年10月遷葬於曲阜孔林祖墓。

據席星加（當時為中共曲阜縣第五分區區委書記兼區中隊指導員）發表在1998《春秋》（山東政協文史委員會主辦）的回憶文章：《孔府在土改前後》

“1945年12月30日，我魯南軍區部隊一舉解放了被日偽蹂躪了8年的古城曲阜”

“部隊一入城即實行了軍事管制，縣政府的第一張大布告就寫着”… … 孔廟孔陵乃我國幾千年來的文物古蹟，應加以保護。。”，這使孔府異常驚異，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代理奉祀官孔令煜走出府門，親自拜見縣長許仁安，對政府實行的保護措施感謝不已。“

”當時，黨在新解放區的工作方針是：放手發動羣眾，開展反奸訴苦和減租減息運動，奸，指漢奸，反奸訴苦的打擊對象是勾結日寇、殘害人民的民族敗類，而孔子嫡裔在敵佔時期沒有人當漢奸，早在1937年冬，孔子77代孫孔德成就奉蔣介石之命攜眷奔赴武漢。在武漢，孔德成發表了抗日宣言，後又去了重慶，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受孔德成之委託，看守林廟，處理府務，並未發現其有通敵資敵行為。作為世襲大地主的孔府，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依舊，民怨甚多，但在敵佔八年中同樣受到摧殘，家道已呈衰落之勢，解放後尚稱奉公守法。“

”從孔府的政治態度來看，基本是擁護抗日的，其代表人物堪稱開明人士，例如37年日寇初佔曲阜時，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逼的不少人逃進孔府避難。日本侵略者為標榜其尊孔而收買人心，曾約束其軍人不許進入孔府，從而保護了大批羣眾，其中也有一些是進步人士。”

”公開講明黨在現階段的土地政策，對地主應以減租減息為主要要求，不侵犯地主的人權、地權和財權，是削弱和限制地主的剝削，而不是消滅剝削。要區分地主和漢奸之別，對於沒有依附敵偽危害人民的罪行的人，即不能作為反奸的對象。沒收土地財產的方式，只能用於偽組織首要分子和重要漢奸身上，而不能亂打亂罰“

“1946年9月26日，山東省人民政府決定，在孔廟杏壇前召開紀念孔子誕辰2488年大會，邀請孔府代表及全縣工農學商200餘人參加，先由省司法廳長張伯秋介紹了孔子的生平事蹟，高度評價了孔子思想學説及其在歷史文化方面的貢獻。然後由曲阜縣長周林講話，他説，解放曲阜的是我魯南軍區警八旅，攻城的部隊是十五團三營。三營的教導員恰好是咱曲阜人，顏府的，叫蔣仰喬，他堅決執行”炮火不能危及三孔“的命令，戰鬥的結果是絲毫無損，把一座完好的古城交給了人民，這是有目共睹的。”

“1948年6月，曲阜第二次解放，直到1950年《土地改革法》正式頒佈以後，曲阜才依據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徹底地解決孔府的土地問題。”

至於網上流傳的孔令貽供奉德皇畫像，更是子虛烏有：

“衍聖公”孔府曾供奉德皇威廉二世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