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萍 | 倫理覺悟：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追求與道德基石_風聞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人們的生活方式、文明素養及價值體認現代化的特徵日益明顯，社會的倫理道德發展面臨着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如何激活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傳統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實現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何創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在異質化的現代社會築牢倫理之基？這些成為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為此，2023年11月25—26日，江蘇省道德發展智庫、江蘇省公民道德與社會風尚協同創新中心、東南大學道德發展研究院、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共同舉辦“倫理道德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國際會議，就現代化進程中倫理道德發展的新方向、新問題、新挑戰、新機遇進行了深入探討。本期約請部分與會學者撰文，以饗讀者。 

李萍教授從歷史與實踐的角度闡述了“倫理覺悟”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的啓蒙意義。她認為，“倫理覺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發展具有某種內在的歷史契合性，現代文明的發展必須保持文化自覺，保持文化反省力、批判力，特別是在文明發展的重大轉型時期，這種“覺悟”顯得尤為關鍵。賀來教授強調，在異質化的現代社會尋求“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是西方和中國現代化進程都難以迴避的重大倫理挑戰。為此，我們需要對中國傳統倫理體系進行批判性反思，既吸取其有益的資源，又對其侷限性有充分的認識。王淑芹教授認為，道德分歧與社會團結矛盾的凸顯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必須妥善處理道德分歧與社會團結之間的關係，使二者間的張力在相互成就中實現和諧平衡。談際尊研究員提出，權利性道德作為一種“批判性道德”，在試圖衝破傳統道德束縛的同時，也可能帶來道德異化風險。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權利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而不是將之視為社會實踐的道德依據或美好生活的道德合法性基礎。龐俊來教授指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必須立足於文明的價值內核，唯此才能確立中國式現代化的當代文明位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才能獲得精神支撐。濤慕思·博格（Thomas Pogge）教授認為，當前國際關係呈現出對抗性，這不僅加劇了出現暴力災難的潛在風險，而且阻礙了道德上頗為緊迫的各種倡議與改革合作的推出。他呼籲推動國際關係向道德化方向發展，為更深入的改革奠定信任與尊重的基礎。

——主持人　樊浩　葉祝弟　張蕾

倫理覺悟：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追求與道德基石

李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暨哲學系教授，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雲山學者工作室首席專家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5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李萍

“倫理覺悟”這一概念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驅領導者陳獨秀1916年在《青年雜誌》第一卷第六號所發表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提出的。回望百餘年中華民族追求現代文明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倫理覺悟”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特別是在中國社會重大轉型時期具有獨特的啓蒙價值，它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發展具有某種內在的歷史契合性。

“倫理覺悟”概念的提出及其啓蒙價值

20世紀初，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華文明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在這關鍵時刻，陳獨秀撰文《吾人最後之覺悟》發出強烈呼籲，將“倫理的覺悟”視為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的覺悟”。關於“倫理覺悟”之要旨，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來理解。

**其一，陳獨秀所指的“倫理覺悟”不是關涉個體人生的倫理關係，而是着重於國家、民族共同體的“覺悟”。**在文中，陳獨秀開篇即言：“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斷之曰為生而生……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後之覺悟也。世界一切哲學、宗教皆緣欲達此覺悟而起。茲之所論，非其倫也。茲所謂最後之覺悟者，吾人生聚於世界之一隅，歷數千年，至於今日，國力文明，果居何等？”“為世界古國之一，開化日久，環吾境者皆小蠻夷”。在其看來，個人之生死問題是個體人生的一個終極倫理問題，可將其視為“吾之最後的覺悟”。其所言之“倫”並非個體生命的生死，而是我們個體生命所寄寓的國家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

陳獨秀

**其二，陳獨秀在反思、揭示致使東方文明古國落後於時代發展的根本原因時，提出了“倫理的覺悟”乃“最後的覺悟”。**他深刻指出，封建專制下的閉關鎖國和文化封閉是導致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他批評道：“閉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學術政教，悉自為風氣，不知其他。”陳獨秀認為，歐洲文化與中華文化在根本性質上極端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象”，十有八九都是因中西文化的衝突所致。儘管每經歷一次衝突，國民都有所“覺悟”，但“惟吾人惰性過強，旋覺旋迷，甚至愈覺愈迷，昏聵糊塗”。他列舉了自明朝中葉以來的六次歐洲文化輸入對我國的影響及其帶給國民的“覺悟”，並指出以往的覺悟都未給中華民族帶來根本性的改變。“然自今以往，共和國體果能鞏固無虞乎?立憲政治果能施行無阻乎？”他認為必須通過新舊思潮的激戰，才能從政治上根本解決問題。

其三，陳獨秀所指的“倫理覺悟”即“文化覺悟”，是以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為文化基因和底色的。“倫理的覺悟”乃“最後的覺悟”的另一層意思，即相對於政治的覺悟與學術（科學、教育）的覺悟，倫理（文化）的覺悟是“最後的覺悟”。“倫理思想，影響於政治，各國皆然，吾華尤甚。”在其看來，倫理思想對政治的影響具有普遍性，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更為顯著。儒家的“三綱”是倫理政治之根基，其根本之義是階級制度，這與以自由、平等、獨立為根基的西方道德政治存在本原性的差別。因此，如果政治上採用共和立憲制，而倫理上仍是保守綱常階級制，兩者必定發生衝突。“蓋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製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陳獨秀進一步指出，國人對於學術與政治的差距化逐漸清醒，但古往今來國人尚未完全覺悟的是倫理問題，因此他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當然，“倫理的覺悟”謂之“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也體現了“倫理覺悟”藴含的普遍性的認識。倫理關乎文明最早的基因及傳統，而中華文明擁有五千多年綿延不斷的歷史文化傳統。**這種“傳統”既體現了中華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穩定性和特殊性，也表明了它與世界其他文明的異質性、互動性與發展性。**如何處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關係，不僅是20世紀初中國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也是當代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議題，而且隨着全球化歷史進程的加速，這個主題更為凸顯。陳獨秀百餘年前發出的“倫理覺悟”之先聲，無疑是一個世紀性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啓蒙。

第二次“倫理覺悟”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轉型

20世紀初，中華民族的“倫理覺悟”並沒有輕而易舉地讓中國走向現代社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國最終建立了真正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然而，面對舊中國留下的深重危機，如何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華民族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探索過程。

中華民族20世紀的第二次“倫理覺悟”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構成了“倫理覺悟”的深刻內涵。

**其一，真理標準的大討論。**1978年5月10日、11日，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和《光明日報》先後發表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標準》），引發了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標準》通過重申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等革命導師們是如何“堅持用實踐來檢驗自己的理論、論斷、指示，以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尊重實踐，尊重羣眾”的根本立場，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本來面目。《標準》明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強調要發展地看待實踐的標準，進而深刻揭示了真理髮展的觀點。《標準》指出社會主義有許多地方還是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就是要勇於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研究現實的確切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這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標準》是對封建主義、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等束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的思想文化觀念強有力的批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其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是標識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再次“倫理覺悟”的里程碑。**第一，面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和極左思想路線觀念的嚴重束縛，全會堅定地恢復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靈魂——實事求是，並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重新確定為我們黨在新時期的思想路線。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文明發展的方向、道路及策略提供了根本遵循，使人民的首創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揮，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發展奠定了最廣泛的羣眾基礎。第二，面對國民經濟與人民生活的嚴重危機與困難，全會明確提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在生產迅速發展的基礎上顯著地改善人民生活的總任務。基於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情，提出現代文明發展需分三步走的戰略。這個偉大的歷史性決策，指明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時期發展的方向，給中國人民以最大的勇氣、信心和力量。正是在這樣的“覺悟”和共識下，中國傳統社會的轉型以加速度的方式展開，實現了現代文明發展的歷史性飛躍。第三，面對積重難返、百廢待興的歷史局面，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改革開放”作為時代最強烈的意識形態標識，客觀上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發展。歷史證明，“改革開放”不僅在實踐中開闢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這條道路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倫理覺悟”對現代文明發展的啓示

綜上所析，我們從歷史與實踐的角度論述了“倫理覺悟”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的啓蒙意義。那麼，其啓蒙性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 要正確理解文化與文明的有機辯證關係。**文明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載體，是一種“實體”的存在，而這個實體是在人類歷史實踐的漫長演變中形成、發展的。因此，恩格斯説“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文明形態”從根本上標誌着人類社會的發展水平和人類實踐的現實樣態。它既有靜態的形態表徵，又有動態的形態變革。文化則是人類思想觀念的形態表達，反映一定社會形態中的人的意識、心理、價值與行為等達至的文明水平，是特定族羣“精神面貌”及思維方式的體現。梁漱溟曾將文化形象地描述為“人類生活的樣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標識，它既是文明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文明觀念形態的凝結和表達。陳獨秀所指的“倫理覺悟”並不是一個虛幻的概念，而是對封建社會文明形態所形成的封建制度及其倫理道德原則的批判和覺醒。因為封建專制制度下形成的基本綱常原則，嚴重束縛了新文明的發展，換言之，封建文化已成為新文明生長的桎梏。喚起人們的倫理覺悟，就是要衝破這種桎梏。在此，文化與文明的關係是一個互為前提、互為制約、緊密聯繫的有機的生命體，離開文明的發展談文化是抽象的，是缺乏歷史基礎和現實基礎的，是沒有內在生命力的。

**其二， 任何一種文明形態都包含三種基本的文明要素，即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文明”代表着一個社會發展的總體水平，是硬實力的體現，“文化”代表着文明的軟實力。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物質文明對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起着決定性的作用，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陳獨秀在為《科學與人生觀》作序時鮮明地表達了他的立場和觀點。其認為，丁文江等科學派在科玄論戰中表面上好像是對張君勱等玄學派的唯心見解進行了攻擊，並取得了勝利，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揭示最本質的問題，不過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科學派不相信“有一種可以攻破敵人大本營的武器”，這就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陳獨秀強調：“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他進一步指出，諸如唐鉞和梁啓超辯論“孝子割股療親，程嬰、杵臼代人而死”之類問題，根本不是應不應該植入新的價值觀來討論的問題，而是這種人生觀根本就是“農業的宗法社會封建時代所應有之人生觀”。

只有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文化的需求，才能真正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前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根本改善和提高，消滅了絕對貧困，中國現代文明的發展取得歷史性進步。

**其三， 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文化對文明發展的方向和質量選擇有着廣泛而深刻的制約力。**文化的本質雖是觀念形態，屬於精神領域，但被經濟、政治“決定”的文化又反作用於政治、經濟及人的社會生活，併成為人類社會的基因，深刻地影響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的性質和進程。誠然，每種文明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即獨特的文化解釋系統。這個系統不僅奠定了文明本源的雛形，還“預製”了文明發展的實踐路徑。20世紀初，德國魯道夫·奧伊肯在與張君勱合著的《中國與歐洲的人生問題》一書中，對歐洲和中國的人生觀進行了“形構”。奧伊肯認為：“在古代歐洲，主要的文化民族是希臘人……希臘的特性是緊密地聯結着科學思想與藝術形貌；真理與美是這種生活的主要推動力量”，希臘人的生活即他們的人生觀是藝術和科學精神的結合，這種融合亦成為歐洲文化最重要的傳統。而張君勱這樣“形構”中國的人生觀：自黃帝時代至周朝的建立，“在這期間已創造了中華帝國的基礎，並因此確立了中國的國家制度與精神文化的基石”。《易經》《書經》《詩經》及《禮記》等代表了中國精神潮流，從春秋開始到秦帝國的建立，雖出現了代表北方、南方和中部的孔子、老子和墨子等不同的道德學説，但直到秦朝首次統一中國時，中國的精神世界才逐漸呈現統一的特性，自此中華文化日益穩固。在20世紀初的科玄論戰中，無論是科學派批判玄學派的“理由”，還是玄學派的自我“辯護”，都共同前置了一個判斷，即中國傳統文化是以精神性價值為特徵的，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有別，西洋文化重物質及制度，中國文化重精神與道德。

**所謂“倫理的覺悟”，就是強調現代文明的發展必須保持文化的自覺，保持文化的反省力、批判力，特別是當文明發展處在重大轉型時期，這種“覺悟”無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歷史實踐證明，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標誌的文化啓蒙和以思想解放為先導的改革開放，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發展指明瞭正確方向，極大地凝聚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顯然，文化必然依附一定的文明實體，二者的互動應當是開放的、雙向的、持續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個“新的歷史方位”“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偉大成就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變成了可視的實踐；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世界提供了一種全新選擇和中國智慧。對於中華傳統文化必須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使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進一步明確和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判斷和政治判斷，為新時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發展指明瞭方向，奠定了價值基礎。

文化自覺是一個艱鉅的、充滿挑戰的過程，因為任何文化傳統都有極強的慣性。這種慣性可能使人熱衷於依戀過去，從而發揮出某種預製力功能，同時，文化傳統也會影響對異己文化的接受和理解，產生一定的排他性。如果説“生物基因”是使人成為人的自然力量，那麼，“文化基因”則可以被恰當地稱為使人成為此人、此族羣的文化力量。正是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共同作用，才使人類既保有類的共性，又秉持個體、族羣等的特性。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的發展主要不是表徵為“普遍的”和“製造的”，而是呈現經由歷史沉澱而“培育”出來的特徵。因而，保持對不同文化傳統的自覺理性，保持與多元異質文明的交流互鑑，是現代文明應有的精神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