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87週年 | 蔣介石根本不要華北土地人民！_風聞

來源：黨人碑

1937年7月，守衞在蘆溝橋上的中國士兵，不知道是不是方大曾拍的照片？

清初的明末遺民劉獻廷，在其筆記《廣陽雜記》裏講過一個洪承疇的段子：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順治四年（1647）七月，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為旗下老婢耶？我打死汝，為天下除害！’經略急走，得免。太夫人即買舟南歸。”

這就是閩劇、京劇《洪母罵疇》的張本，不過只是美好傳説罷了，並非史實。但在抗戰爆發前的北平，剛剛就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家中，卻實實在在上演過一出相似劇目。

宋哲元的女兒宋晉昭回憶説，宋哲元那段時間，經常跟日本人一起看戲打牌，有次回家，就被老母親堵着門口罵。

馮玉祥“西北軍”系統出身的宋哲元

老太太一臉的不高興，質問兒子：

“聽説你常跟那些接近日本鬼子的人在一起，是真的嗎？”

宋哲元沉默了半天才説：“是真的，我是故意作給他們看的。”

宋晉昭提到這段舊事，專門説：

“向來在家不談政事，這是他怕祖母生氣，才説出來的。”

這也從側面説明，近代以來，由於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人民哪怕是華北農村出來的小腳老太太，在民族氣節上也明辨忠奸。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可見一斑，民國已非明末，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妄想滅亡中國，都是痴心妄想！

宋哲元的母親、沈太夫人，1939年（來自《老照片》135輯）

問題來了——

即便宋哲元的母親沈太夫人，這樣一位山東農村的老太太，都對日本帝國主義，對漢奸投降派如此深惡痛絕。那為什麼後來被國共都褒揚為“民族英雄”的宋哲元，卻在“七七事變”前，特別是《塘沽協定》簽訂後到抗戰爆發前夕，一度被批評為“親日派”。

連後來深度參與低調俱樂部的胡適都看不下去了，1936年5月31日寫了篇《敬告宋哲元先生》，要求宋哲元徹底明白自己的立場，不要滑向漢奸的邊緣，那可是既對不起喜峯口犧牲的二十九軍官兵，更要難逃千萬年的遺臭。

宋哲元幹啥了，民族英雄與親日派漢奸竟只有一步之遙，他與日偽方面虛與委蛇背後，又有着怎樣的小算盤呢？

1933年，“長城抗戰”的宋哲元

地方實力派愛國嗎？

熟悉近代學運史的朋友，都知道“七七”之前有個重要時間節點的“一二·九”。

1935年的“一二·九”，北平的愛國學生打出的口號中，有一條叫：

“打倒漢奸走狗宋哲元！”

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6月13日，北平學生再次舉行抗日大“散步”，口號卻變了，換成：

“擁護宋委員長抗日，擁護二十九軍抗日”。

一方面，固然是我黨在瓦窯堡會議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派出劉少奇同志到北平出任中央代表、北方局書記後，面對民族矛盾上升及抗日運動高潮的形勢，開始運用正確的政策來爭取、影響宋哲元。

二十九軍的主要將領

另一方面，也是小鬼子欺人太甚，非要逼着華北的宋哲元學東北的溥儀，當華北的“兒皇帝”，把冀察兩省、平津二市變成又一個“滿洲國”。

“一二·九”還有個口號叫“打倒冀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全名叫“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於1935年12月18日，是設立的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的“特殊化”地方政權組織，是日本帝國主義“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與國民黨政府投降賣國政策相結合的產物。

説句政治不正確的，這裏面除了蔣介石的大號忘八蛋之外，宋哲元和地方實力派也是中小號的啥啥啥。西北軍中有“湖南才子”之稱的北平社會局長雷嗣尚，就向傅斯年吐槽宋哲元這些人：

“你們不要拿宋哲元當聖人看，他是要地盤的，若非與日本勾搭，早調走了！”

冀察政務委員會部分委員和日軍陸海將領合影，二排長髯老賊就是王揖唐

但是宋哲元要平津冀察的地盤，是隻想向日本人負責，不想向蔣介石負責嗎？

顯然也不是，宋哲元的如意算盤，其實是對這兩方都不負責，只對自己負責！

蔣介石不是沒拉攏過宋哲元，説得很好聽：

“如明軒（宋哲元的字）不能在河北佔住，則可退河南，我將河南給他，再不然可退陝西，必將陝西給他！”

但這種話，擱在中原大戰，宋哲元和二十九軍的將領們，還真會信，但現在是啥時候？蔣介石好話説盡，壞事辦絕，這些人豈能再信？

1933年，蔣介石在保定接見宋哲元，左起：孫殿英、宋哲元、蔣介石、孔祥熙、秦德純

所以宋哲元就罵街：

“蔣言大半為詐，小半為實，且似始終未以華北為念者，且對事實問題皆未談及，看起來，我們只能自行救華北矣。”

怎麼救？就是都不得罪，結果就是都給得罪！

徐永昌後來吐槽宋哲元，説宋哲元得了“馮玉祥病”：

“明軒竟如此，是否為馮煥章習俗之所化？”

由此引申，馮玉祥（字煥章）的“善變”是跟誰學的？

我的答案是：

這都是地方實力派作為“民族資產階級”，從胎裏帶來的“二重性”導致的，不光馮玉祥系統，民族資產階級的地方實力派都有這個病，甚至説到今天，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如此。

二十九軍將領

毛澤東同志在1925年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着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入侵中國，地方實力派極力主張對日抵抗。這方面他們要比蔣介石這個買辦資產階級，更清醒，看得深遠。針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幻想美英干涉來“主持公道”，李宗仁就吐槽説：

“帝國主義者同是壓迫我們的，所不同的是經濟侵略和土地吞併而已。若靠帝國主義為我們打抱不平，這不僅是一種可恥的觀念，而且必致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結局。”

長城抗戰時的二十九軍大刀隊

話雖如此，但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使然，他們與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使其又表現出軟弱妥協性，很難成長為領導人民羣眾抵禦帝國主義侵略的領導力量。

所以他們都動搖，既想革命，又怕革命，反而不如買辦資產階級“堅定”，後者徹底認命了，看到洋大人跪就好了，反抗什麼？洋大人説啥是啥，怎麼折磨我都是幸福！

買辦資產階級靠不住！

津門落日照殘台，環海樓船衝腹地。

棄觚介子嗟何及，可惜神州三輔地。

千里金城門户開，中原戍壘沒秋苔。

投筆班超去不回，邊防一失馬嘶哀。

長城抗戰中，二十九軍繳獲的日軍武器

這是一首清末詩人黃薦鶚的詩《過大沽口》，大沽口——熟悉近現代的朋友都不陌生的地名，雖然我沒去過，卻知道此處是近代北京的咽喉，從1840到1937年，帝國主義軍隊7次入侵京津，5次由大沽登陸。

中學語文課本里，魯迅先生那篇《為了忘卻的紀念》，“三·一八慘案”的直接導火索，也因大沽口而起來。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支持奉魯軍反對國民軍的大沽口事件。

十年之後的1936年1月，又爆發了一次大沽口事件，事件的兩方几乎都沒換人，還是日本鬼子和二十九軍（此前的國民軍）。

原本在塘沽與大沽之間，駐有中國軍隊：

商震的三十二軍和宋哲元的二十九軍。

記者方大曾為盧溝橋事變所做的新聞報道

1月初，冀東偽軍趙雷部強行進駐塘沽，與三十二軍發生衝突，導致三十二軍讓出防地，造成塘大間只剩二十九軍的一三二師劉汝明部劉金山旅的一個連駐防。

門户大開，鬼子自然登堂入室，60頭日畜突然佔領塘沽車站。

與此同時，日商因從大沽走私貨物被二十九軍查獲，反而誣陷中國軍隊，不但欺負日本“合法”商人，還撕毀膏藥旗，侮辱了畜生們的大你笨帝國。

這就是所謂的“大沽口事件”。

鬼子藉機步步緊逼，向中國方面提出六項要求：

方大曾的通訊報道《我們為自衞而抗戰》

1、河北省政府主席及二十九軍軍長正式書面向日方道歉；

2、大沽駐軍部隊、公安局分局直接責任者罷免；

3、逮捕犯人嚴重處分；

4、損害賠償；

5、第二十九軍部及河北省政府須下令所屬以後不得再有侮辱日方行為；

6、保證將來不再發生此類事件。

事情還沒處理完，兩天後又發生了“正陽門事件”。

七七事變爆發之初的日本侵略軍

華北不斷出事，鬼子不斷搞中國軍隊，宋哲元應該不應該請蔣介石支持他，但顯然從“中原大戰”到“九·一八”，再到華北歷次事件，宋哲元對蔣介石是不信任的，也敢信任。

宋哲元曾給老長官馮玉祥寫信説：

“華北事件，現雖告一段落，然審察環境，將來困難正多，彼方謀我，無有己時，中央以全國智力集中應付，尚無勝算。今乃欲以華北一隅與之撐拒，前途利鈍，不卜可知。”

這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尷尬，既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卻知道買辦資產階級是靠不住的，但他們作為地方實力派，實力就是存在的基礎，是在日蔣中間存在的資本，萬萬不能蝕本，所以只能不斷左右橫跳，直到把自己玩死！

七七事變後，正在交涉的兩軍人員，左二即挑起事變的甲級戰犯牟田口廉也

蔣介石根本不要華北土地人民！

七七事變前後的宋哲元，到底是怎樣一個歷史人物，這些年各種評論很多，傳統稱讚他抗日，可也有人説他動搖，還有人説他是被迫抗日，到底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呢？

我的觀點是這些都是真的，但也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為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必須放在歷史當中去看，換言之宋哲元為什麼動搖？

喜峯口、羅文峪苦戰的宋哲元，在“塘沽”到“何梅”等一系列協定簽署之後，越來越消極，大罵：

“誰要再相信蔣介石抗日，誰就是傻瓜渾蛋！”

蘆溝橋鐵路橋下的日軍哨兵

作為江浙財團和買辦資產階級代理人的蔣介石，罔顧宋哲元集團的利益，為了不得罪日本人，不惜多次出賣宋哲元集團的利益。一來二去，後者自然對蔣介石離心離德。你不管我，我只好自己救自己，所以作為小軍閥小軍頭的宋哲元，只能在蔣日之間左右橫跳，採取“既要積極備戰，又要盡力避戰”的態度。

説白了，即便有小心思，也是蔣介石給逼出來的。

遠了説，“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何嘗不是如此想法？

“中東路事件”，説好一起動手，你給我背書，結果關鍵時刻你掉鏈子了，搞得我丟人摔傢伙。你已經坑了我一次，我傻也不會再上二茬當，所以你有你的小算盤，我也得有我的小算盤。

正在向盧溝橋以北龍王廟我軍陣地進攻的日軍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在日本壓迫下，想抵抗，南京不給援助，要撤兵，南京又不答應，進退維谷，猶豫不定。這時日本又恫嚇張學良，東北你要再不趕緊滾蛋，我就順便吞併你的平津。張學良權衡利弊，華北地盤要丟了，那可真就是喪家之犬，無家可歸了。最後只能丟掉東北，捨車保帥。

想的挺好，捨車保帥，平津是華北精華，税收大户。

可是，這邊日本人算計張學良後，蔣介石繼續算計張學良，把東北軍從平津調到鄂豫皖，又調到陝北，圍“剿”共產黨、紅軍，同時跟陝西的地方實力派楊虎城爭地盤，等於是一箭三雕。打死敵軍除外患，打死雜牌除內亂，蔣介石的算盤珠子撥弄得噼啪作響，張學良和楊虎城也不傻，自然驚心動魄，最後不得不跟我黨我軍搞“三位一體”，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西安事變前的蔣介石與楊虎城、張學良

地方軍閥的基本特徵是地盤和軍隊，而地方實力派除具備這些基本特徵外，其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在日本入侵下，他們身上地方軍閥的反動性、封建性和落後性減弱，而愛國性、民主性和進步性卻明顯增強。

在日本鬼子和蔣介石的雙重緊逼治下，這一期間有件事情，就可見宋哲元的心態之一斑。

《何梅協定》後，蔣介石就已經認為華北恐怕是保不住了，但他不是積極備戰，而是忙着把“好東西”趕緊拿走，至於華北的人民，還有這裏的土地，歸不歸日本人，日本人怎麼折騰，就完全不放在心上了，於是加速了將檔案文物、紙幣印刷廠、銀行儲存銀塊南運的計劃，宋哲元認為此舉動搖軍心，強行扣留。

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託二十九軍駐京代表李世軍（原馮玉祥的機要秘書），從中説項，希望准予放行。

1933年，國民黨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右起戴眼鏡者鐵道部政務次長、陸軍少將錢宗澤，再右首席代表、參謀本部廳長、陸軍中將熊斌

宋哲元卻對李世軍大放苦水，猛烈吐槽蔣介石：

“中央對華北萬里江山都準備不要了，華北千千萬萬老百姓的生命財產，難道説不值故宮裏的罈罈罐罐？不值一堆廢紙？不值幾架印刷機？不值有限的一點銀塊嗎？我不是故意扣留它與中央為難，我是認為蔣介石根本不要華北土地人民而感到氣憤！他能多加一把力量支持我，守住北平，守住華北，豈不是什麼都用不着南遷了嗎？！”

李世軍也覺得宋哲元這話有道理，就把話給蔣介石帶到了，蔣介石非常敷衍，“嗷嗷”兩聲就過去了，該繼續運走照舊，至於華北的軍心民心，華北的土地和人民，幹他何事？

順便説，蔣介石之外，蔣家親戚、近臣，哪個不是如此態度？

增援宛平城的二十九軍

特別是解放戰爭中，四大家族使勁撈錢，敲骨吸髓，無所不用其極；劉峙在淮海戰役前夕，部隊還沒收到撤退命令，他的生意經理已經得到信息開溜了，反而是部隊長官要從前者那裏，打聽劉峙實際上的小九九！

然而，我們還是要“感謝”些日本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與喪心病狂，教會了中國人民，特別是華北軍民，一切對外投降、退讓與不抵抗的政策，是招來亡國滅種大禍的根本原因。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再無退讓妥協餘地，只有團結抗日，跟日寇拼死搏鬥，國家民族才有希望，個人家庭才有保障。

正是日寇的苦苦相逼，“一二·九”運動的全民動員動員作用就彰顯出來了，共產黨長期宣傳的抗日救國思想，終於生根發芽了，最明顯的是軍民抗日意識的大覺悟。

《大眾生活》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12月21日）封面人物清華大學學生陸璀

從“九一八”以後，在蔣介石對日“不抵抗主義”政策的長期影響下，人民羣眾和國民黨軍人的抗日情緒也不免受到消極影響，恐日、失敗的情緒和不問時事的情緒都有。只有一部分先進分子抗日而無羣眾支持是難成氣候的。而每次運動，軍警更是奉命阻止乃至真壓。

如果説平津的警察都是本地人，以往對本地孩子的義舉，還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二十九軍那可是下手極狠，動輒打傷多少多少，可是到了“一二·九”運動中，態度明顯發生了轉變。所以後來毛澤東同志曾經高度評價，“一二·九”運動，推動了七七抗戰，準備了七七抗戰。當然這裏面是內外因綜合作用的結果。

1935年12月，北京大學學生黃敬在電車上演講，戴學生帽的是東北大學學生宋黎

“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平津地下黨組織成員林一山同志曾經講了個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

“有一次，我發現士兵對我們學生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

北師大有個女同學叫醜澤蘭，她在北海大橋上拽住一個毆打她的二十九軍士兵，痛哭流涕地質問：‘為什麼城外都被日本人佔領，而城內我們反對日本人，你們卻來打我們。’

這個士兵求她：‘你放了我吧，你放了我吧。’

但醜澤蘭還是不放手，並説：“你必須承認你錯了，否則你就是打斷我的胳膊，我也不放。’

後來這個士兵終於認錯了。這種情況過去是不會有的。”

1932年，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與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合影

形勢逼人，二十九軍上上下下，從宋哲元到這個普通士兵，都不得不做出選擇，不能再模糊兩頭吃了，必須明確站隊，是跟着日本人當漢奸，還是站到最廣大中國人民一邊，共同對日，堅決抵抗，此時此刻，已經不成為一個問題了。

不管什麼情況下，向真理認錯，向人民認錯，並不是一件恥辱的事情，相反是光榮的。

七七事變是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是日本大規模進攻的開始，是日本企圖變全中國為其獨有殖民地的步驟，是中國全國性抗戰開始，是全國性的不是局部的，進入了實行抗戰的階段。

但是二十九軍的官兵，乃至地方實力派，如何從被動抗日，轉變為主動抗日、積極抗日，進而在一切帝國主義的威逼利誘下，如何不屈服、不猶豫、不妥協，即與帝國主義反動派徹底決裂，徹底站到人民的陣營，卻仍需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七七事變後，日軍侵佔北平

在這個過程中，有人選擇前進，有人選擇退讓，有人選擇搖擺，但無論如何，這並不妨礙整個中華民族的覺醒與抗爭，不妨礙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革命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舊中國將走向新中國，走向一個光明的偉大的前途，就是徹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建設一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聯盟的民主共和國。

1937年7月10日，冒着敵人的炮火，穿過層層封鎖線，25歲的青年記者方大曾，蹬着自行車，從北平跑到盧溝橋。他用照相機，為我們留下了二十九軍將士的抗戰英姿的同時，也用細膩的筆觸，為今天的我們，為今天的青年人，留下一段穿越歷史的寄語：

“我站在盧溝橋上瀏覽過一幅開朗的美景，令人眷戀：

北面正浮起一片遼闊的白雲，襯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

被日軍特意炸燬的“抗日思想宣傳”根據地通州潞河中學

這段話，時至今日，仍然常讀常新，因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並沒有完全結束，偉大的中國革命仍在繼續，更緊要更繁重的任務等待着人們，特別是一代代中國青年去投身，去戰鬥，去堅持……

如果説，從“九·一八”到“七七”，有什麼歷史教訓的話，我以為：

以中國之大、人民之眾，離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幻想“洋大人”的公正公道，亦或是侵略者的“適可而止”，結果不外靠山山倒，靠人人跑，純屬自取滅亡之道。

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來辦。

中國人民是硬骨頭，是具有偉大奮鬥精神的人民，人民羣眾是真正的英雄，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是社會成員的大多數，力量最雄厚，是決定社會命運的主要力量，是“自己力量”的泉源。只有把立足點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動員羣眾，組織羣眾，才能不受制於人，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盧溝橋與宛平城相連，扼守北平的西大門，戰略地位重要

諺曰：“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

又：有心的朋友會發現，文中配圖裏，當時我們多寫作“盧溝橋”，鬼子則寫作“蘆溝橋”。今天很多出版物裏，都****含糊地一筆帶過，來個“盧溝橋亦作蘆溝橋”。

明代《燕都遊覽志》中説：“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大清一統志》上也説：“****盧溝河，俗呼渾河。”******由此可見，“盧”字作黑或渾濁講，古已有之，不但明清如此，起碼先秦就是如此。**所以金章宗和清高宗題寫的“盧溝曉月”，就是正解了。

清高宗題“盧溝曉月”舊拓本

蘆溝，蘆葦搖曳的河溝，彷彿很有意境，卻非正解。

**再説説這篇文章，原來是我同名微博上幾篇零零散散的讀書筆記，今天正逢“七七”盧溝橋事變87週年。**最近的一些事情，讓我很有感觸，所以增刪整理後發出來，以資紀念，供大家斧正。

2024年7月7日凌晨1:39於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