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椒”，深陷學術“KPI”_風聞

轉自澎湃新聞

今年4月，南京林業大學副教授宋凱在家自殺離世。

1986年出生的宋凱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的博士、博士後，2019年他作為高層次人才被引進到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

曾有消息指出，宋凱生前為申請科研項目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他所在的學院相關負責人回應稱，因為沒能達到學校的考核要求，宋凱退還了部分安家費，這是入職合同約定的條款，宋凱去世後，學校將給予其家屬撫卹金。

宋凱的悲劇在學術圈內外引起普遍的關注和討論。由於排名、學科評估與國家級科研項目獲資助數量相掛鈎，不少高校將後者納入人才管理考核。

而澎湃新聞採訪發現，當科研項目“KPI”化，許多青年教師陷入被動處境，不得不追逐熱點，追求短平快的成果，有人為了申請到項目，三年換了三次研究方向。

“給科研多一點耐心”，是受訪者的共同呼聲。

“一個梯子沒邁上去，就永遠錯過了列車”

海歸博士張萌畢業回國時已經30多歲，和國內高校畢業的博士相比，年齡上並不佔優勢。

在她畢業的歐洲院校，博士申請需獲得碩士學歷，學制三到五年，但延期畢業是普遍現象。

張萌所在的研究組博士平均畢業率只有50%左右，平均就讀時間達五六年。博導告訴她，他希望培養的不是科研“螺絲釘”，而是有能力發表頂級期刊的學者。這需要多年紮實且全面的學術訓練，難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加工出廠”。

直到博士畢業後一年，張萌才在畢業論文基礎上發表了第一篇頂刊。

事實上，她所在的學校，申請博士畢業主要需經導師同意，並通過博士答辯委員會的評估即可。讀博六年，她沒有發表過論文，但這並不影響答辯委員會給她的博士畢業論文最高等級的評價。

2021年回國後，張萌趕上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即新聘教師需在聘期內達到考核要求，晉升到高一級職稱，否則學校便不再續聘。

作為海歸博士，她所接受的科研訓練，不包含申請基金項目。據張萌瞭解，國內博士碩博期間，通常以師徒相授的方式，參與國家級項目課題組，從導師的“項目”中找一個分支課題進行研究。

在學術圈，“項目申請書”又叫“本子”。由於“本子”不像論文期刊一樣公開可查，大量研究者害怕自己的“idea”被偷，不會輕易把研究選題和研究計劃對外分享，優質的“本子”僅在同門師弟師妹間流傳。

像張萌這樣沒有師門“碼頭”的海歸博士，申請項目的第一步是找“本子”學習。在學術會議上認識的同行，同期入職的國內博士，都可以是收集“本子”的突破口。“當‘本子’樣本足夠多時，就能摸索出評審專家喜歡的表述風格。”張萌説。

但合格的“本子”要求遠不止如此。2023年11月，國家基金委發佈了《2023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集中接收與受理情況分析》一文，提到經初審,不予受理的項目申請共1011項。不予受理的十大原因有“申請書缺項”、“研究期限填寫錯誤”等。

入職後，張萌參加學校組織的國自科項目申請培訓，講座專家一再強調“態度”的重要性，以及“每一段的最後一行字數儘量飽滿”、“不能出現錯別字”。

“本子”一般由選題意義、文獻綜述、研究計劃、研究方法等幾部分組成。多名學者看來，最為關鍵的是，如何向評審專家證明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候選人——畢業院校、博士導師、合作者、學術平台、發表的相關研究論文、著作，都會成為評審專家考量的因素。

有采訪者透露，在國自科“同行評議”環節中，基金委會選出和申請人同一領域的幾位專家，對項目進行等級打分。互相請託，以學院的力量組團打聽“本子”下落的現象一直存在。“你有個學生的本子在我這裏”、“我看到了你師妹的本子”，這些訊息在圈子裏不脛而走。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的項目類型包括青年項目、一般項目、重點項目和重大項目等，本意是推動青年科學家的成長和發展，為其提供科研資金和資源支持。根據國自科方面的統計，2019年到2023年，青年項目申請量從100376項增長到134305項，四年時間裏，增長率達33.8%。然而，項目資助率卻徘徊在17%左右。

此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青年項目申報條件要求男性不超過35週歲，女性不超過40週歲。

對於海歸博士來説，申請青年項目的窗口期尤為短暫。2019年，宋凱完成海外學業，入職南京林業大學時，已經33歲，他只有兩次申請機會。一旦錯過，就只能和同領域的教授們競爭一般項目。

“80後”的林棟，也是一名海歸博士。幾年前，他所就職的“211”院校修改了晉職聘任條件，將國家級和省部級項目納入考核。

當時林棟已經超過國家級青年項目的年齡要求。於是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了申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青年項目）上面，該項目男性年齡上限是40週歲。

過去幾年，他申請過五次教育部的“項目”，換過三個研究方向，但依舊不得要領。

林棟説，國家級科研項目看重實踐層面的意義，而不僅是理論貢獻。讀博期間，他的研究方向是批判性研究，顯然不符合“項目”賽道。

為此，他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每換一次“項目”賽道，都要重新積累論文和相關研究經歷，“申請項目時，才可能有説服力。”

2018年，他開始從時事熱點中找選題。那時，“鄉村振興”是很熱的話題，林棟花了很多時間準備“本子”，但效果甚微。有項目經驗的老師告訴他，鄉村振興偏經濟學，如果沒有紮實的經濟學背景，很難申請通過。

直到兩年之後，林棟才找到新的項目研究方向，並從零開始學習大數據模型等新技術。他解釋説，為了體現“項目”的創新性，他所在的學科有不少老師到生理學、神經系統科學、人工智能等領域跨學科尋找理論和研究視角，並學習新的技術和方法。

成為大學教授，是林棟的職業目標。早在學校改革考核制度第一年，他就已達到學校評副教授所需的核心期刊和學術專著要求，但因為項目申請接連失利，如今，他仍是一名講師。

項目卡住了不少青年教師。林棟告訴澎湃新聞，他所在的學院每年有兩個晉職副教授的指標，但因為達標人數不夠，多個指標都被浪費。去年，“沒有人蔘評副教授，因為沒有人符合條件。”

張萌形容，如果博士畢業時間晚，入職前兩年又沒有申請項目的意識，很可能 “一個梯子沒邁上去，就永遠錯過了列車。”

“破‘五唯’更像‘全都要’”

一年前，北大畢業的於輝是北京一所“211”院校的講師。因為沒有達到首個考核週期“論文”和“項目”的科研任務要求，他被學校辭退。

於輝説，他的研究偏小眾，是以社會學的視角切入，研究管理學問題。研究的原創性和不確定性越高，失敗的風險越大。2023年年底，他的論文才收到頂刊的第二輪評審意見。

院領導很欣賞他，曾給他建議，先做一些“短平快”的研究應付考核。為此，還幫他申請過兩次延期考核。但於輝認為，如果一切向考核看齊，反而會對研究不利。

然而項目申報的壓力層層傳導，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2015年，國務院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簡稱“雙一流”），旨在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

雖然“雙一流”評價要求中提到，要克服“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唯項目”傾向。但張萌觀察，在學校執行層面，“破五唯”更像是“全都要”。

其中，“項目”是繼“論文”之後，“雙一流”評估的重要指標。在高校考核制度改革前夕，林棟所在高校的科研處找各院系的青年教師開會，講到學校學科評估的壓力，鼓勵教師多出科研成果。

在張萌看來，項目也會反過來影響科研。對於需要使用昂貴的設備和技術的專業來説，如果申請不到項目，就無法獨立開展科研。

根據公開論文可知，南林大副教授宋凱在博士、博士後期間，從事紫外光水消毒研究。2019年入職南林大後，轉而加入妻子團隊做生物燃料研究。據澎湃新聞了解，宋凱在學校的實驗室不足30平方米，和學院的一名老師共用，且只有基礎實驗設備。

副教授佐銘從事人文社科領域研究。在他看來，人文社科的研究不需要很多錢，沒有基金項目支持，也能完成。但為了晉升教授，他也曾寫了三年“本子”，一次未中。有評審反饋意見説：“你目前資歷尚淺，這個項目沒辦法完成。”

佐銘覺得，評審專家的態度有些高高在上，並沒有給出實用的建議。

他打比方説，做學術就像農民種地，基金項目就像化肥。高校驅動農民申請化肥，並把生產糧食和申請化肥的價值等同。“但我的田不需要施肥，也能長莊稼，為什麼要把申請化肥當成指標？”

國家級基金委員會成立的初衷，是給優秀人才和高水平課題提供資助和支持。但在一些受訪者看來，被納入考核後，項目申請有些變了味。

每次學院開大會，領導鼓勵教師踴躍申請項目時，佐銘都有一種被孤立的感覺，他稱之為“同儕壓力”。

對此，林棟的感受尤為強烈。他説，現在學校的很多事情，他都選擇不參加。前段時間，有前同事找他聚餐，他也沒有參加。“別人已經是博導教授了，我去幹嘛？”

在學院裏，他越來越遊離。妻子也認為“這麼多年沒評上副教授，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在被項目考核的“陰影”籠罩之前，他曾發表過頂刊，也在全省教學類的評比中獲獎。

他選擇按照社會對科研的要求“打磨”自己，或許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職業生涯被尊重和肯定。

“用KPI管理學術”

近年來，隨着一些高校實行“非升即走”的制度，科研壓力越發倒向青年教師。

張萌認為，國內的“非升即走”制度缺乏配套的保障機制。她以自己在歐洲高校的博導為例，為了給年輕教師減輕教學壓力，博導和其他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會承擔更多教學任務和行政工作。

但在她工作的高校，學院的行政工作，比如疫情期間統計體温等上報任務基本由年輕教師承擔。學院資深教授承接的企業課題，也會分派給研究方向並不太相關的年輕教師。

此外，教師一旦簽下“非升即走”對賭協議，考核期內無法取得約定的科研成果，高校還可以要求教師返還安家費和住房補貼。

此前，一些高校的規定曾引發討論。2021年6月17日，太原師範學院發佈《太原師範學院引進和穩定高層次人才管理辦法》，要求“引進的博士研究生來校工作滿五年，如未能晉升副教授（因指標原因未晉升除外），本人需服從學校安排轉到後勤、保衞等服務保障崗位。”

2024年1月5日，一則《哈爾濱工業大學關於進一步加強教師常規副高崗位管理的通知》中規定，“新聘任的常規副高崗位教師,如果6年內未獲聘準聘正高及以上崗位，應申請轉為專職科研崗、實驗工程崗，或不再續聘。”

“非升即走”制度，從面向講師和助理教授，延伸至副教授，這背後是高校快速提高人才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訴求。

1860年，哈佛大學率先提出新入職教師在一定聘期內必須晉升職稱，否則學校不予續聘，形成“非升即走”制度。此後美國其他高校紛紛借鑑。

在國內，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是首批推行“非升即走”制度的高校。“非升即走”一定程度上激勵了教師的科研產出，但也產生了負面作用。

據佐銘觀察，學校每年分配到學院的長聘編制只有個位數，但新招進來的博士後可能有二三十人，大多數人會被淘汰。

“但池子越大，參與競爭的青年教師越多，學校的科研成果KPI越好。”佐銘感到痛惜：用KPI管理學術，可能會讓學術被矮化。在他看來，學術需要長期投入，科研探索未必會有產出，有很多彎路要走。

“一個清晰的KPI標準和一個不清晰的學術創作之間引發的矛盾，壓力最終由青年教師承擔。”佐銘説。

2024年3月，西南財經大學公管學院副教授王思懿對澎湃新聞提到，六年聘期一到，大量青年教師因編制不足、未達到晉升要求等被淘汰，而高校又繼續招新的青年教師，造成內卷的亂象。

高校教師的“供需關係”也影響着“非升即走”。2023年，高等教育專任教師207萬人，同比增長4.91%，而同年，我國在學博士生61.25萬人，同比增長10.14%，且還在不斷擴招。

王思懿認為，“非升即走”的壓力，不僅給到了青年老師，還有未評上職稱的老講師，以及處於職業發展中期的副教授，乃至部分教授。為應對考核，老師們很難靜下心來做研究。

那些被淘汰的高校教師，通常是回到博導身邊，或者去到“下一個梯隊”的院校。

給科研多一點耐心

離職後，於輝以研究員的身份回到北大，跟隨博導做研究。

他記得，2014年博士畢業的時候，很多同學去了國家外匯管理局、證券金融公司或者資產管理公司工作，收入是他的三四倍。

對於自己的選擇，他苦笑説，理想太重了。博導曾告訴他，國家花錢培養你，經過層層選拔到這裏，如果不做這個領域的研究，可能未來幾年內不會有人再關注它。

在高校做講師，於輝月收入一萬元左右。他認為，大多數人入職高校不是為了錢。但考核壓力，使他們無法基於興趣和探索創新的好奇心做研究。

佐銘希望，高校能夠給予學者羣體充分的信任，不只是靠行政管理向教師要業績。他建議，高校選拔人才的標準可以定得高一些，招進來就要充分地尊重、培養、關懷，促進青年教師的發展。

在他看來，只做“達標”的研究，沒有思想上的創新，只能培養精緻而平庸的學者。在未來，很難推動學術的發展。

申請到國自科青年項目後，張萌並不擔心三年後項目結題的績效評估。她説，項目申請很難，結題很容易。“完成中期報告，參加培訓，發表幾篇論文，上面提到研究受到基金項目的資助，基本就能通過結題評估。”

論文、項目可以量化考核，但教師對於教學的投入、對待學生的態度不易被量化，所以更容易被忽視。

張萌提到，教學是一項通過性考試。教師上夠課時、沒有被投訴、沒有受到處分或者出現嚴重的教學事故，就能完成教學指標。因此，“教師教學做得再好，在整個評價體系裏是不加分的。”

張萌建議，高校應該允許教師多元化發展，做自己擅長的事情。比如有些教師擅長教學，有些教師擅長髮表論文，有些教師擅長做橫向課題，給企業培訓。

然而，獲得國家級“項目”一直是戴在教師頭上的“緊箍咒”。

從2011年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將女性申請青年項目的年齡限制從35週歲放寬到40週歲，希望為女性創造更為友好的科研環境。

張萌認為，如果青年項目能將男性申請者的年齡限制放寬到38甚至40週歲，使得博士、博士後畢業時已經30多歲的男老師，在“非升即走”六年考核期內，都有機會申請青年項目，或許學術道路會走得更寬闊。

2023年，曾有網民在中國政府網提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以博士畢業年限取代生理年齡限制的建議。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在這則建議下面回覆道：“下一步我們將在着力把握人才成長規律和資助培養需要的基礎上，統籌考慮人才資助體系的整體性，兼顧各方面訴求，認真研究該方案的合理性。”

對此，和“本子”較勁多年的林棟看得很淡。他認為，政策的制定需要經過反覆推敲，自己不能“守株伺兔”。最重要的是打磨自己的“本子”，不管政策如何變化，都能適應它。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張萌、林棟、佐銘、於輝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