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專家現場實錄：侯友宜親自揭秘那起26年前震驚全台灣的綁架案_風聞

鳳凰衞視

2024年07月06日 16:52:52 來自香港

卓懋祺

時任南非“駐台灣大使館武官”

（1996年-1997年）

“大家都知道，台灣當時有一個亡命之徒流竄在逃。但人們還沒覺得，這種事會對自己有什麼影響。然而突然，有個人拿着手槍闖進了我們家，正是那個最臭名昭著的罪犯。”

卓懋祺來自南非，1997年的時候，他被任命為“駐台灣武官”，以這一頭銜在台北工作了兩年。

那時候，陳進興是台灣最臭名昭著的在逃犯。

在七個月內，陳進興一直參與團伙犯案，他們在犯下“白曉燕命案”之後攜械逃亡。

在逃亡期間，他們犯了超過19起性侵案。後來又在北投綁架了一個陳姓商人，甚至還發生方保芳醫師的滅門血案。

後來團隊另外兩個人高天民、林春生自殺，在逃名單就只剩下了陳進興一個人。

楊索爾 記者

“（當時）父母都要到學校去接小孩，女孩子晚上幾乎不敢出門。小孩子玩抓鬼的遊戲，還把鬼叫做陳進興。”

1997年11月18日，當卓懋祺回到台北的家中時，天已經黑了。

他聽見12歲的小女兒克莉絲汀正在彈鋼琴。大女兒22歲的梅蘭妮正在忙着做晚飯。他上樓看到他的妻子正抱着最小的孩子，便就和妻子待在了一起。

突然，小女兒克莉絲汀的琴聲停了下來。

但直到克莉絲汀走上樓梯時，卓懋祺才意識到出了問題。

因為她並不是一個人，有人正用手槍頂着她的頭。

克莉絲汀的眼睛裏充滿了恐懼。她頭也沒動地把目光轉向卓懋祺説：“爸爸，他就是那幾個人之一”。

圖片：卓懋祺一家合影

卓懋祺

“我最大的恐懼是擔心我的家人，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喜歡年輕女性。我當時不知道他的要求是什麼，為什麼要對我們這樣做，他的意圖是什麼。但我明確知道的一點是，我們現在要對付的是最惡劣的罪犯，這個人可不是那種能聽勸、能善待別人的人。但凡稍有一丁點兒挑釁，他都可能殺了你。我對家裏人説，不管這個人説什麼，你都必須去做，照做！不要和他爭論，不要猶豫，照他説的去做就行了。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無助的一刻。”

來到卓懋祺家的正是那位臭名昭著的在逃犯陳進興。

在把卓懋祺一家控制住後，陳進興拿起了電話，要求和CNN通電話。

楊索爾 記者

“他有預謀地去挾持了一個武官，要求國際媒體來，他是要把這件事要拉高。”

卓懋祺

“陳還給警方打了電話，説明了他在哪裏、（人質）有多少人，而且（人質）是西方人，他開始對電話裏的人大喊‘如果你們不過來、不聽我説，我就殺了這幾個人。’”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後，警察才趕到。

很快雙方對峙就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因為警方開始挑釁他，想讓他露出頭來，以便開槍打死他。

卓懋祺

“因為台灣警方當時有懸賞制度。當確認他是一名在逃的罪犯時，拿到他的人頭會得到懸賞。據説任何一名能夠逮捕或擊斃他的警察都會立即晉升兩級。所以不幸的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的生命安全變得更沒保障了。”

警方派來時任台北市刑警大隊大隊長侯友宜。侯友宜向陳進興撥打了電話……

侯友宜

時任台北市刑警大隊 大隊長

“我當然不會跟他講説，我是台北市刑警大隊侯友宜大隊長。因為我們辦案非常清楚，辦案是對等的，你如果報職稱，你會跟他的距離更遠。所以那時候我用台語回答，我是侯大哥啊，他馬上回應：‘老大是你啊’。這一過程也都（講）台語，非常的本地化，而且是黑道用的方式。我説‘你在幹嘛’，他就情緒非常暴躁。抱怨很多，説他的小舅子他的太太張素貞冤枉，很多的警察栽贓（他們）。到最後我就問他，你罵了老半天，你到底要怎麼樣？你講清楚。他説要還我一個公道，不然就把這些人幹掉。”

當時陳進興的妻子和小舅子都被警方刑求，而他認為他犯的案子跟他們無關，他們是被冤枉的。

在第一次長達四十分鐘電話談判中，陳進興提出讓侯友宜去解決妻子和小舅子的問題，並承諾解決問題就不再開槍。

談判似乎進展順利，但後來為什麼沒有解決，又引發另外一波槍戰呢？

卓懋祺

“我們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人們一直在打電話。”

那時，跑外交的記者都有“外交部”的手冊，所以都會有南非使館的電話，所以幾乎每一家媒體其實手上都有卓懋祺家的電話。

楊索爾 記者

“台灣當時的媒體為了新聞不擇手段，警方沒有辦法直接跟歹徒直接連線，那像台灣警方這種放任媒體去跟罪犯建立直接的聯繫，這等於一個實境秀一樣。實際上是置人質的危險於不顧，也是置整個台灣治安的顏面全部沒有了。”

侯友宜

“我就非常焦急地希望繼續談判。媒體這個時候打電話進來其實是有影響到我的整個步驟的進行。一直打電話打不進去，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吧。”

十點多左右，當時的憲兵特種部隊“夜鷹部隊”的人已經爬牆，進入陽台了，他們距離陳進興只有兩公尺。

突然，槍聲大作。

卓懋祺

“我甚至不記得警察是否還擊了。我覺得他根本沒給他們機會，因為他一直在開槍。他把對着我腦袋的那把手槍拿開，對準了從樓梯間上來的警察。不幸的是，當他開槍的時候，他還沒把槍口對準他們，就這樣，子彈打穿了我的左膝。我只覺得我的膝蓋突然被炸開了一樣。”

他的女兒梅蘭妮也在尖叫。

卓懋祺

“我意識到她也受傷了。我説，梅蘭妮，你還好嗎？她回答説，我中槍了。我問她哪兒，她説在背上。我聽到這句話心裏一涼。”

侯友宜

“從裏面大概打了100多顆（子彈）。我站在外面（聽見）有一個男的跟女的用英文的罵髒話的方式，那種悽慘的聲音，我就知道慘了，裏面有人中槍了。陳進興用三字經罵我：你既然沒有信用，這兩個都要死的。我馬上回他一句話，你如果把他幹掉，我們事情就不要談了，我進去就把你殺掉。

此時陳進興提出新的要求：要讓侯友宜一個人進來談判。

侯友宜

“我站在那一個位置上，到底要不要進去？如果不進去，我判斷半個小時裏面，人質因為槍傷就會瞬間大量流血死亡。如果要進去，當時在挑釁對立衝突底下，你要承擔所有的風險，包括自己生命的風險，包括人質的風險。所以當下我也沒有請示，也沒有再答任何話，我説我進去！”

進到閣樓後，侯友宜看到陳進興一個人拿了兩支手槍，雙眼充滿着血絲，不斷地走來走去。

侯友宜形容他的狀態完全像是瘋狂的動物一樣。

侯友宜

“他叫我雙手舉起來，他要搜身。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因為我一輩子當警察搜別人的身，他竟然搜我的身，但是為了營救人質，就是要讓他搜。”

凌晨0點35分，綁架案發生5小時30分鐘後，房間內仍然還有三名人質，其中包括一名7個月大的嬰兒。

侯友宜

“他所犯下的不是單一死刑，是多次死刑，那時候他是抱着必死的決心，只是想替他的小舅子、替他的老婆，能夠替他們多澄清一些事情。”

11月19日上午10點40分，陳進興的妻子張素貞進入了房間。

侯友宜

“陳進興説想見老婆一面談一談，所以用他的太太（張素貞）換（人質）小孩出來了。”

上午11點55分，綁架案發生16個小時後，陳進興還挾持兩名人質安妮和克莉絲汀，房間內還有陳進興的妻子張素貞。

侯友宜

“我就跟陳進興再三地説你跟張素貞談完的時候，準備把那兩個（人質）放出來。但是他又多了一個要求，他希望有一個辯護律師。”

逃亡的時候，陳進興就曾經寫信給律師謝長廷求助。

下午2點50分，律師謝長廷爬窗子進入房間。

陳進興希望謝長廷幫妻子張素貞辯護，兩人談了很多委任辯護的細節。

楊索爾 記者

“謝長廷作為一個律師，尤其是人權的律師，他很知道談判技巧，他知道人心的脆弱處。”

1997年11月19號晚7點50分，陳進興終於把最後一名人質安妮釋放。

最後陳進興把手槍交給侯友宜，同時伸出了雙手，讓侯友宜為他銬上手銬。

楊索爾 記者

“事後回頭看這人質談判的過程，台灣的警方應該是屬於非常生嫩的階段，這些媒體純粹只是想要賺廣告跟收視率，陳進興幾乎是照他心裏想的劇本一樣（實現了）。可以視為説，台灣的警界借這個案子在累積談判經驗。”

事後，卓懋祺與梅蘭妮完全康復。

1997年，侯友宜組建了台灣第一支反綁架部隊。這支部隊致力於利用談判技巧解決問題，而非使用武力。

1999年10月6日上午9點33分，陳進興被執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