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死磕中國”政策｜獨思錄 x 鄭永年_風聞

第20錄 編者按

美國所謂的“放低身段”，實則是一場危險的遊戲。

二戰以來，美國享有全球霸權地位，凡對其地位構成威脅的國家，都會一以貫之地打壓，打壓對象的區別只是在於“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在美國看來，中國就是一個“體制外”的挑戰者，美國認識到“單挑”中國實在有心無力，於是轉而“謙卑”態度，試圖拉攏亞太和印太地區國家，在經濟和安全等各領域對華圍遏。

然而，在美國“慷慨武裝”下，中國的周邊國家真的會繼續追隨美國嗎？鄭永年認為，這些國家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互為“工具”的關係。當越來越多的國家擁有了足以左右事態發展的能力的時候，世界權力的多極化和多元化便不可逆轉，不由美國分説。

01****美國對中國進行

“體制外”的打壓模式

二戰以來，美國確立了其在全球範圍的霸權地位，維持這一地位因此也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每當美國認為有哪一個國家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了挑戰，無論是局部的還是全方位的，那麼美國必然會“死磕”那個國家，直至美國相信其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無論對“體制外”的挑戰者還是對“體制內”的挑戰者，美國都會死磕到底。“體制外”的挑戰者如蘇聯，美國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和蘇聯對峙，直至蘇聯的解體。“體制內”的挑戰者如日本、德國和法國，當這些國家的某些領域對美國構成挑戰的時候，美國也不手軟，把這些國家打壓下去，儘管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的盟友。所不同的是體制內外的打壓方法方式。

**對體制內的打壓，美國往往手下留情，留一條“活路”給這些國家。**因為是盟友關係，被打壓的那個國家往往可以在美國的體制內找到為自己説情的政治力量。例如在打壓日本的問題上，美國商務部是打壓的主角，但美國國務院甚至軍方都可以為日本“説情”。**對體制外的打壓則全然不同了，美國的打壓是全方位的，毫不留情，直至徹底打倒對方為止。**儘管美國是否可以如期所願打倒對方是未知數，但美國的“死磕”精神是可以預期的。

**美國對今天中國的打壓便是典型的“體制外”的打壓。**美國官方已經把中國界定為有意志、有能力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構成競爭和挑戰的國家。在特朗普任總統期間，美國政府已經明文提出了所謂的“全政府模式”（the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和“全社會模式”（the whole of society approach）來應付中國——前者指政府各官僚部門之間、聯邦政府和地方之間的協調，而後者指政府和社會部門之間、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之間的協調。**拜登上台之後，儘管美國沒有公開強調這兩種方法，但並不等於美國打壓中國有所緩解；恰恰相反，美國打壓中國的方式變本加厲，而且更加精準了。**美國提出了三個領域的三種不同方法，即合作、競爭和對抗，在該合作的領域就合作，在該競爭的領域就競爭，在該對抗的領域就對抗。在這個方法引導下，儘管中美雙方也存在着一些對話和合作的領域，但總體趨勢並沒有穩定下來，衝突的要素經常浮上台面。

2021年2月24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美國華盛頓白宮國宴廳，手持半導體芯片發表講話（圖源：路透社）

簡單地説，正如在美蘇冷戰期間應付蘇聯一樣，今天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

**美國打壓中國是全方位，也是全球範圍內的。**通過重新組建排他性的“團團夥夥”，把中國排擠出各種區域和世界組織體系之外，例如“芯片聯盟”和其他各種經濟貿易聯盟。通過用政治方法把中國“移除”出“發展中國家”；把中國排擠出“全球南方”，同時塑造“全球東方”的概念——將中國、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綁架在一起。通過制定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和中國的“一帶一路”競爭，破壞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儘管如此，美國“死磕”中國的核心依然在亞太地區或者印太地區。

02****美國“死磕”中國的動因

**美國想要“死磕”中國，這也非常容易理解。很簡單，亞太地區早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核心。**不僅美國，越來越多國家的戰略都必須考慮到亞太地區，甚至向這個地區轉移。在過去數十年間，亞洲經濟的穩步崛起是世界公認的。**今天，僅中國一國就生產了全球約35%的製成品，是美國的三倍，而日本、韓國和印度也加入了產量排名前七位的行列。**與此同時，亞太地區各國還出現了迅速壯大的新中產階級消費者，推動地區貿易的激增。這些變化一方面使得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讓世界各國和更多亞洲國家建立了更緊密的經貿聯繫。所有這些變化一方面使得亞洲的經濟實力超過了世界上其他地區，另一方面也使得亞洲成為世界地緣經濟的重心。

2020年全球製造業份額（按總產值計算）（圖源：OECD TiVA 數據庫，更新至2023年）

**在亞太地區，美國在經濟上已經沒有了優勢。即使在軍事上，美國也很難像過去那樣具有絕對的主導權了。**儘管在全球範圍內，美國的軍力依然具有無可匹敵的優勢，例如美國的軍費遠超其他所有國家軍事預算的總和。但是，在亞太地區則不然，因為在這個地區，中國現在擁有更多的軍艦。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被視為處於領先地位，而且有更多的工廠可以在必要時隨時擴大軍工生產。**在亞太地區，中美兩國的軍力具有很大的不對稱性質。**一方面，中國並沒有像美國那樣的全球地緣政治考量，可以專注於本區域；另一方面，如果美國把其戰略重點完全從其他地區轉移到本區域，那麼就會造成其利益在全球範圍內的崩塌。

儘管美國在奧巴馬政府期間就提出了“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的戰略，但在接下來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美國面臨難以解決的矛盾，外交政策也發出了相互矛盾的信號：一方面，美國要把戰略轉移到亞太；但同時，美國又難以從其他地區脱身，並且似乎也很難放棄其他地區的利益。因此，儘管美國的政策表面上咄咄逼人，但“重返亞洲”戰略從未真正實現過。

**特朗普政府是美國戰略的一個轉折點。特朗普並不想隱瞞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力不從心的局面，假裝美國還有能力主導全球事務。**因此他任總統期間，對美國外交政策作出了二戰以來最激進的變革：一方面斷崖式地減少美國對國際事務的承諾，甚至從國際組織和條約“退羣”；另一方面用最劇烈的方式調整了美國的對華關係。自特朗普開始，中美關係的各個主要領域，包括經貿、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都發生了“自由落體”式的變化。

**但是，對美國而言，其對華政策的這種劇烈變化又產生了新的矛盾：美國一方面想遏制和圍堵中國，但同時又害怕和中國產生直接的衝突。**遏制和圍堵中國是有巨大風險的，搞不好就會發生正面衝突。在這方面，美國實際上是有和中國發生直接衝突的需要的。**在美國冷戰派看來，美國遏制和圍堵中國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正式形成亞洲版“小北約”，但如果沒有中美之間的直接衝突，那麼這個“小北約”就很難形成。**因為如果沒有正面的衝突，美國就很難強迫東盟國家作“選邊站”的選擇。**美國在南海和台海的諸多作為便有誘導中美髮生衝突的意涵。**在南海和台海，一旦中美髮生衝突，即使不是兩國的直接衝突，也會是“代理人”式的衝突。但是，從很多方面來説，現在和中國的直接衝突並非美國的理性選擇。最直接的原因在於美國已經陷入了多個區域性衝突，包括俄烏戰爭和以色列-哈馬斯衝突等，分身乏術。更為重要的是，經驗表明，因為美國利益深度嵌入各個區域，要全然脱身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美國要“硬脱嵌”，那麼就會導致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利益損失和聲譽掃地。這一現實説明了，如果美國能夠如其所願，把戰略轉移到東亞，專門應付中國，那麼其在全球的利益會遭受巨大的損失。

美國應付這一新矛盾的方式便是拜登政府近年來所施行的美國對華政策，即一方面搞遏制和圍堵，另一方面又致力於設置所謂的“護欄”政策（Guardrails）。

更為重要的是，在“護欄”政策的基礎之上，美國正在改變其長遠的對華策略——也就是減少和中國直面衝突的機會，而轉向（正如拜登政府所宣稱的）“營造中國的周邊環境”。

美國意識到，中國畢竟不是冷戰時期的蘇聯，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巨人，是印太地區大多數國家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和主要投資國。美國很難再用往日應付蘇聯的方法來應付中國了。

美國商務部宣佈“護欄”規則的最終規定（圖源：美國商務部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官網）

03****在“中國的後院”，

美國放低姿態加強與盟友合作

**當美國意識到自己已經完全不可能以單打獨鬥的方式打敗中國，那麼就要尋找新的方式。**這種新的方式至少包括如下幾個調整：

第一，在大國外交方面，美國營造一種和中國“緩和”的局面。

美國意識到，如果中美公開發生衝突，那麼亞太地區的很多國家，哪怕是美國的盟友，也很難作簡單的“選邊站”選擇，因為這些國家都和中國具有深厚的經貿關係。因此，過於主動“惡化”和中國的關係並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區域利益。就此考量，美國強調“大國外交”和“領袖外交”的重要性。拜登總統在印尼巴厘島和舊金山與習近平主席的峯會就有這個考量，即強調“護欄”的作用，並且在此基礎上，就一些關鍵問題進行衝突管控。

不過，應當強調的是，對中國來説，中國也不想和美國發生直接的衝突。中國對中美關係的認知是，不能用“競爭”來簡單定義中美關係，更不能用“衝突”和“對抗”來定義中美關係，因為**中美關係不是一對簡單的雙邊關係，而是具有巨大外部性的一對複合關係，這對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世界的和平還是戰爭。**因此，中國總是從大國責任來看待中美關係的。

第二，和中國周邊國家交往時，美國不再像以往那樣趾高氣揚，而是要放下身段了。

正如《紐約時報》（2024年6月13日）發文（Damien Cave，“In China’s Backyard, America Has Become a Humbler Superpower”）稱，“在這個（亞太）地區，美國不再是自信的安全保障者，不再是‘相信我們，我們有辦法’的超級大國。這裏太過遼闊，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太過巨大的威脅。因此，美國提出扮演另一種角色——軍事現代化和技術發展的熱心隊友”。

早在2023年9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發表題為《新時代美國外交的實力與目標》的講話，他呼籲美國的外交政策要更加謙卑，以應對“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應對的挑戰”。

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在今年6月在新加坡舉行的全球防務會議（即香格里拉對話會）上也直白地説，“過去，我們的專家會談論印太地區安全的軸輻式模式”，但“今天，我們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況。”

美國的“放下身段”很明顯地表現在今年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美國的行為上。無論從美方發言的語調還是其他方面，美國比往年都“低調”。當然，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表明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相反，美國把往日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委託”給美國在本區域甚至區域外的盟友或者國家來做。菲律賓和烏克蘭領導人就扮演了這個角色。

**美國的“低調”也包括容許和容忍對方國家做“違背”美國價值觀的事情。****這一點典型地體現在美國和印度的關係上。****在印太框架內，一方面，美國深化和印度的防務關係。**在2023年印度總理莫迪對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期間，雙方達成了一項以戰略防禦和技術為重點的協議。美國也答應印度進行聯合生產戰鬥機發動機，這是印度多年來一直在尋求的技術。白宮在美印聲明中強調，兩國共同投資從核能到微芯片等所有領域，這種“從海洋到星際”的合作關係“會觸及人類事業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美國不得不壓低了自己對印度民主倒退的擔憂。**為了和印度的合作，美國官員改變了以往的高傲態度，更多地談到了美國和印度兩國民主制度中的共同之處，而避而不談對印度政府宣揚印度教民族主義或壓制異見的擔憂。

6月2日，第21屆香格里拉對話會在新加坡閉幕（圖源：央視新聞）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低調地”武裝中國周邊國家。

美國不再實施過去對中國周邊國家進行控制、為這些國家“作主”的霸道做法，而是最大限度上地給予這些國家自主的空間。**只要這些國家進行對中國不利的事情，美國都會全力支持；進而，美國更主動地幫助這些國家實行對中國不利的政策。****這一政策取向尤其表現在美國對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的政策上。**美國的舉動使人眼花繚亂：首次與澳大利亞合作建造核動力潛艇；邀請韓國參與核武器規劃；與印度合作生產戰鬥機發動機；與日本合作增加進攻打擊能力，提供戰斧導彈給日本；提供海岸警衞隊船隻給越南；與一些小的太平洋島國分擔海上監視任務；為地理位置優越的島國帕勞改進跑道。

不僅如此，美國官員還在幕後與美國的合作伙伴測試新的安全通信系統。美國和盟友簽署協議，與他們共同生產火炮，並確保在發生衝突時能從亞太地區各處的醫院獲取血液供應。他們還在以更廣泛的方式與更多國家進行訓練。目前在大型多國軍事演習和小型項目中，可以看到美國放低身段的端倪，前一種是讓其他國家發揮更大的作用，後者的例子包括2023年在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成立的太平洋融合中心，這一中心專門收集和分析中國海上行動（包括非法捕魚）的數據，它一開始是美國的行動，直到當地合作伙伴要求發揮作用，美國官員便退讓並讓他們參與進來。

實際上，美國在這個地區的作為往往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即美國在作戰爭準備了。

2023年3月，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就核動力潛艇合作項目達成協議（圖源：Getty images）

第四，改變聯盟的傳統運作方式，促成聯盟向“集體安全”的轉型。

特朗普實行“退羣”政策，改變了和美國傳統盟友的關係。拜登上台後，“美國回來了”，美國重返同盟戰略。但是，今天美國的同盟關係不再像從前那樣具有高度的等級性了，什麼都是美國説了算。在美蘇冷戰期間，因為存在着一個外在的敵人——蘇聯，而美國的盟友自己沒有能力應付蘇聯，美國能夠高高在上，對盟友發號施令。今天則很不一樣了，在美國和其同盟的關係中，美國不再像從前那樣霸道了，聯盟關係更像一種比較平等的“集體安全”關係。**美國軍方領導人已經公開表示要尋求與合作伙伴“共同分擔一切”——共同開發、共同生產、共同維護。**用美國人的説法就是，儘管美國官員幾十年來一直在談論在亞洲結盟的問題，但他們在過去幾年中的語氣和行動表現出了微妙的轉變，即在安全問題上採取更加分散的方法，並更加“坦率地”表達他們的擔憂。

美國的外交圈認為，這種轉變能夠為美國帶來很大的利益。曾先後任美國駐中東多國大使的退休外交官瑞安·克羅克（Ryan Crouser）表示，在其他國家的推動下，美國可能終於懂得了謙遜的態度可以產生巨大的效果。這位前大使表示，“一定程度的謙和並不意味着軟弱；我們做不到面面俱到，也不應該大包大攬。我們有這些關係和聯盟，讓我們弄清楚什麼該由誰來做”。

2023年6月，在印度總理莫迪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雙方在華盛頓宣佈了一項戰略防禦和技術協議（圖源：新華網）

04****美國的“豪賭”是否能夠如願？

那麼，美國的這種新戰略是否實現其所預期的目標呢？

今天美國的做法從表面上看是“賦權”中國周邊國家來對抗中國，這些國家也似乎更加依附美國了。但實際上則不然，所有這些國家都在追求自己更多的國際空間。

美國一方面在本區域大打認知戰爭，一直致力於營造所謂的“中國崛起威脅論”，使得本區域一些國家對中國崛起感到巨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藉此引誘這些國家靠向美國，甚至依賴美國來獲取安全感。**儘管從表面上看，美國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實際上則不然。****這些國家都是各自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和美國打交道的；或者説，****這些國家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互為工具的關係。**這些國家並不真正相信美國有能力保護自己。實際上，今天在亞太區域，沒有國家真的相信一個已經被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所削弱、深陷俄烏戰爭、已經被內部分裂所困擾的國家能夠保護自己。對這些國家來説，他們只不過利用美國對中國的恐懼而從美國獲得一些好處而已，無論是經濟技術上的還是安全方面的。

再者，美國行為的結果可能是和今天美國所設想的完全相反。這一點，美國很多人也已經意識到。他們明白，無論誰贏得下屆或以後的選舉，這個世紀美國在國際舞台的主導地位肯定不如二十世紀。等這些國家在美國幫助下獲得更大的自主力量和國際空間之後，他們更加不會依賴美國了。一個可以預測的結果便是，當越來越多的國家擁有了足以左右事態發展的能力的時候，世界權力的多極化和多元化便不可逆轉。

**在這方面，日本的轉變最為明顯。**這些年來，在美國的庇護下，日本主動緩和了與韓國的緊張關係，告別堅持了數十年的和平主義，計劃大幅增加軍事預算，與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簽署部隊調動協議。日本已明確表明，他現在尋求在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但是，對美國來説，日本的行為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從應對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對日本的舉動表示歡迎，另一方面，日本的舉動也是對美國不信任的一種直接表示，即日本意識到，只有通過自己主動的作為，才能保護日本的利益。

韓國總統尹錫悦2023年3月1日在“三一獨立運動104週年”紀念儀式上發表講話，稱日本已經從軍國主義的侵略者，變成了與韓國分享相同普世價值觀的合作伙伴（圖源：路透社）

更大的問題在於，這種美國主動塑造和推動的“多極化”或者“多元化”存在着巨大的風險。正如上引《紐約時報》所指出的，美國的“這些慷慨大方”是否會存在危險？很多人擔心，隨着美國試圖將這些危險物品（即包括核在內的高端武器）傳播和擴散到一個愈發分崩離析的世界，儘管增加了與中國邊緣政策的敏感觸點，但也使得誤解升級為衝突的風險大增。或者，借用兩位美國智庫研究人員麥克·M·墨啓佐克（Mike M. Mochizuki）和邁克爾D·斯温（Michael D. Swaine）的話來説，“華盛頓追求日益複雜的安全關係網是一場危險的遊戲。”

中國國防部部長董軍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對話上明確指出，美國所組建的各種“排他性軍事同盟無法讓我們的地區更安全”。經驗地看，的確如此。但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説，美國的這種戰略變化對中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中國需要萬分的審慎來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