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運動前後，宋哲元對抗日學生的態度是如何發生180度大轉變的？_風聞

1935年12月，南京政府繼與日寇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之後，又在日寇逼迫下，決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推行“華北防共自治運動”，雙方選定宋哲元為“冀察政委員會”委員長。

在這民族危機的關頭，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反對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華北“防共自治運動”，反對日本侵略華北。

愛國學生喊出了“打倒漢奸走狗宋哲元！”的口號。

由此，宋哲元與北平學生形同水火。軍警在西單和東長安街對學生遊行隊伍大打出手，學生受傷頗多，被捕者數十人。

12月11日，南京政府正式宣佈“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指定宋哲元為委員長。宋哲元派軍警分駐各大學校門，嚴禁學生出校遊行示威。

12月16日，北平44所大中學校學生1萬餘人，再次舉行遊行示威，堅決反對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喊出“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遊行隊伍遭軍警以大刀、水龍鎮壓，被捕者二三十人，受傷400餘人。

12月17日　宋哲元發表《告北平學生書》，稱“有共黨煽動利用學生愛國運動”，如仍有“軌外行動”，“決予制止”。

1936年2月，平津等地學生組織南下宣傳團，並在北平發起成立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追求民族解放為宗旨，李昌、李哲人、劉道生等為總隊部負責人。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團出城不多遠，就在高碑店被冀察綏靖公署派軍警包圍押解回北平。

2月29日凌晨，400多名軍警開進清華大學，拿着黑名單搜捕學生運動領導人。將清華黨支部負責人蔣南翔、學聯負責人姚依林、左派教授方左英抓住，用繩子捆起來，準備用警車帶走。李昌、楊學誠動員了民先隊員和一些愛國同學，在校門口用棍棒和磚石同軍警搏鬥，砸爛了警車，把蔣南翔、姚依林和方左英奪了回來。當天晚上，軍警就瘋狂反撲，增加兵力至四、五千人，大肆搜查清華園，抓去了二十多人。姚依林躲在馮友蘭家中，逃過一劫。姚依林從清華逃出後，在北平學聯找到魏宜嫺。他和魏宜嫺共同分析了當局連續三次到東大、中大、清華大學捕人的新形勢，決定必須召開一個學聯黨團會，討論對策。於是約定好3月5日晚在主管宣傳的民國大學代表王其梅家中集合。

3月5日晚，姚依林和孫敬文來到王棋梅家時，卻看到一批警察特務已將王棋梅和魏宜嫺逮捕。幸好孫敬文靈機一動，大聲喊一個假名字：“×××！在家嗎?”特務把姚依林、孫敬文抓住，拉到王棋梅和魏宜嫺面前，問“認識他們嗎”？王棋梅和魏宜嫺都説不認識，姚依林和孫敬文都説找人走錯地方了。結果，王棋梅和魏宜嫺被捕，姚依林和孫敬文逃過一劫。

王其梅與魏宜嫺被捕，是由於王其梅被叛徒出賣，一直被特務跟蹤，並且在家裏查出了共黨的文件，屬於“證據確鑿”，被判死刑。魏宜嫺也被釘上腳鐐，關入死牢。

與此同時，張申府（朱德入黨介紹人之一）、劉清楊等一批教授、學生地下黨被捕。

3月9日，被捕學生郭清在獄中受刑病死，北平學聯決定舉行抬棺遊行。

3月31日，民先隊員和進步學生約兩千人在沙灘北京大學三院舉行追悼郭清大會，會後抬棺遊行。軍警堵住了三院的大門，學生們在後牆上挖開了一個缺口，把棺材弄出牆外，抬起來就走。遊行隊伍從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在南池子南口附近與大隊軍警遭遇，經過劇烈搏鬥後被衝散，包括學聯負責人黃華、清華支部書記趙德尊在內的五十多個同學被捕，近百人受傷。

平津學生與宋哲元的激烈衝突，一直在中共特科的密切關注之中。但是，特科與學生的想法有所不同，他們認為，應該設法爭取宋哲元站到抗日統一戰線這邊來。

特科為什麼會如此考慮呢？這是因為特科有特殊的工作任務和特殊的工作方法。

1931年，陳賡受周恩來委託，到平津設立北方特科。在天津，陳賡物色到原北平市委書記吳成方負責北方特科，並告訴他，北方特科直屬上海中央特科、也就是周恩來領導，不準與地方黨組織發生橫向聯繫。陳賡向吳成方交代了“特殊軍事活動、特殊政治活動、特殊情報活動”等40多條工作任務。總之，特科乾的就是特殊的活兒。

特殊的任務就要通過上層活動才能完成。可是，當時的黨中央，執行的是“關門主義”、“打倒一切”的左傾路線，一切國民黨或地方軍閥的上層，都在打倒之列， 而不可以結盟或者利用。甚至在兵運策反工作中，也提出並貫徹“要兵不要官”的口號。對此，吳成方提出了疑慮，不準與上層發生關係，如何完成特殊任務？

陳賡明確地告訴他，周恩來指示説，特科工作性質特殊，不執行“打倒一切”的政策，不搞“關門主義”。只要把工作搞起來，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辦事，利用一切可以團結利用的力量。

周恩來的指示，等於給特科摘去了腦袋上的緊箍咒，這就是後來特科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發揮了特殊的重大作用的根本原因。

但是，1935年秋，地下黨在上海已無法生存，上海臨時中央和中央特科被撤銷，中央特科當時的負責人王世英組織大批地下黨撤退到天津等地。這以後，王世英就是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部長，在平津組織北方特科和上海中央特科的剩餘力量，開展工作。我把這個時期的特科成為“最後的特科”。

1935年底，北平爆發“一二.九”運動，很快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與宋哲元形成對抗，大批學運黨員和積極分子被捕。

從特科工作的角度和策略看，應該從上層展開工作，爭取宋哲元站到抗日反蔣這一邊來。為此，需要找一個合適的人選，直接與宋哲元面對面地進行對話。這個人不能有“共黨嫌疑”，以免引起外人猜測，宋哲元就不敢接觸；但他又必須絕對是“黨的人”，才能代表共產黨説話；另外，這個人還必須具有足夠的地位，同時與宋哲元有所私交，才能見到人、談的深。

很快，特科就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這個人就是于振瀛。

于振瀛是國民黨左派。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就在李大釗領導下，在北平地區開展反帝、反軍閥、反對國民黨右派的活動。1927年大革命失敗，與李大釗一同被張作霖逮捕，由於使用了化名，倖免遇害，於7月被釋放。

1928年，馮玉祥的部隊駐在陝西，宋哲元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時，于振瀛被任命為陝西省國民黨指導委員兼黨訓練部長。當時，馮玉祥、宋哲元在大革命失敗後投蔣，也逮捕了一批共產黨。于振瀛得知後，四處活動，積極營救。在他的努力下，宋哲元將這批共產黨釋放。于振瀛在陝西的所作所為，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極度不滿。1929 年3月18日，國民政府命令宋哲元以“反中央”、“反地方”和“引用共產黨員”三大罪名將於振瀛逮捕。于振瀛在獄中被關押了兩個月之後，特務擬將他裝入麻袋沉到黃河，恰逢蔣、馮、閻爆發中原大戰，宋哲元乘機將於振瀛秘密開釋。

需要説明的是，于振瀛當時並非共產黨，而是國民黨內“堅持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左派，也有的稱之為“改組派”，既遭到當權的國民黨右派的狠狠打擊，也不被“關門主義”的共產黨組織所相容。“三民主義”到底能不能救中國，于振瀛陷入迷茫之中，只好東渡日本，繼續求學。在日本求學期間，于振瀛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研究政治經濟學和唯物辯證法。他的這些活動，引起了中央特科的關注。1935年，特科通過地下黨員潘怡如（曾經給於振瀛講過馬列主義課）電請于振瀛回國，希望他加入特科，從事情報工作。回國後，于振瀛到南京，利用過去的關係深入國民黨內部活動，為特科提供情報。 1936年春，于振瀛出任國民黨外交部條約委員，特科派舒曰信（就是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沈安娜的姐夫）與他聯繫。

這麼一看就知道了，于振瀛是特科派去做宋哲元工作最合適的人選。

于振瀛與王世英分析：宋哲元處境尷尬，地位微妙。很明顯的是，日本人是利用他自保二十九軍地盤，防範蔣介石吞併的心態，搞華北自治；而蔣介石則要利用他擋頭陣，維持華北不戰不降的態勢，“務須忍辱負重, 委曲求全”。而宋哲元當時的心態，正如他給馮玉祥的信中所説：“哲元受任於大勢已去風雨飄搖之秋, 屈服既有不甘, 抗戰力又不逮。”內心還是想抗戰，就是沒有信心，所以就左右搖擺。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給他一個支持，拉一把，就能把他推上抗日的道路。所以，特科和于振瀛都認為，勸説宋哲元抗日一定能成功。

果然，于振瀛來到北平找到宋哲元，經過一番勸説，並且告訴他，決不能與愛國學生民眾為敵，自能得到中共支持。宋哲元就在4月中旬釋放了之前逮捕的數百名愛國學生和教授。除了“證據確鑿”的共黨分子（比如王其梅），黃華、魏宜嫺、劉清楊等學生教授都被釋放。

與此同時，于振瀛成功地勸阻了宋哲元與日本簽署防共協定。

黃華在回憶錄中説：“我和第一批同學於4月13日被釋放出獄。當時我只知道是由學校保釋出來，許多年以後在延安同王世英同志談起，才知道他當時在北平地下做地方軍政當局上層人士的工作，我們那麼快就出獄，實際上是因為北平地下黨暗中派人向宋哲元做了許多工作。”

這個時候，陝北中央派劉少奇到了天津，擔任北方局書記，得知特科派于振瀛勸説宋哲元生效的情況，寫了《告北平同學書》，號召愛國學生團結宋哲元和二十九路軍共同抗日。

另一方面，宋哲元的所作所為惹惱了日本人。日本駐南京武官磯谷廉介赴華北考察後, 致電陸軍大臣説“ 宋哲元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事態誠可寒心（因為日本人認為宋哲元是他們扶上台的）。” 表示“ 欲使我方之自治工作恢復軌道, 有壓迫宋哲元使彼聽從吾人之必要” 。井建議軍部迅速增兵華北, 以實現“ 驅逐宋哲元代以其他人物。”

5月1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增兵華北方案。很快，日本華北駐屯軍由2000餘人增加到1萬餘人。同時，日軍在天津秘密修建工事，並在完工後，將抓來修工事的民工殺死拋入海河。當時，從上游通過金鋼橋的河裏，時常發現壯年男屍漂浮着順流而下；有時兩小時一具，有時還一起發現兩具，晝夜不停。幾百具屍體，不明來源，無人認領。平津各報，對於海河浮屍事件，噤若寒蟬，默不作聲。

5月底，劉少奇和北方局組織天津學生髮動示威遊行，反對日本增兵華北，要求清查“ 海河浮屍”，嚴懲兇手。6月13日，北平學生起而響應，上街遊行示威。這一次，學生們喊出了“ 擁護二十九軍保衞華北”、“擁護宋哲元將軍領導抗日”的口號。而軍警們雖然沿途阻攔, 但已不像以往那樣毒打、抓捕學生了。

幾番遊行示威之後，地下黨和學生們都想到，抗日最終要靠槍桿子。

1936年4月，地下黨找到一位打游擊有經驗的同志, 由黃華借了燕京大學一位教授的客廳, 開了一天的訓練班。民先總隊長李昌當時作了筆記, 刊載在民先隊報上,供大家學習。但光講不練, 有些抽象，秘密傳授, 人也太少。到了4月28日, 就由清華、燕京民先兩個大隊開始在西山舉行行軍和游擊戰演習, 方式生動活撥, 效果很好。這樣, 民先隊總部也採納了這一作法, 成立了專管軍事訓練的武裝部, 由楊雨民負責，決定利用暑假對平津民先骨幹進行遊擊戰野營軍訓，北平地下黨派來老紅軍袁也烈和軍事幹部朱則民當軍事教官。

袁也烈是葉挺獨立團的連長，南昌起義時是葉挺24師主力營的營長，參加過龍州起義，是紅七軍的團長。1931年在上海養傷時被捕，但始終沒有暴露黨員身份，1935年10月出獄，1936年6月擔任民先武裝部長，併為訓練民先骨幹成員編寫了《游擊戰戰術》。1955年，袁也烈授銜海軍少將。

1936年7月11日，第一期民先游擊戰軍事訓練夏令營在西山開辦，由李昌擔任隊長，袁也烈擔任軍事教員。參加第一期軍訓的清華學生趙德尊和北大學生陸平（兩人都是黨員），在西山櫻桃溝（現北京植物園內）的一塊大石頭上，刻下了“保衞華北”四個大字。

陸平回憶説：這山石前面，有一片開闊地，就是當年夏令營活動的中心地區。日日黎明，我都要越過這塊山石，攀上溝西聳立着的巨大的峭壁，吹響軍號，喚醒營員，開始夏令營緊張、團結、艱苦、活潑的新的一天。民先隊員從西山爬山訓練歸來，就在這裏的溪水邊洗漱、就餐。一日三餐雖是小米稀飯、窩窩頭就素菜，可大家的抗日救國的熱情卻格外高漲。在這裏，我們爭相傳看着當時很難找到的《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這山石是當時的“講台”，我們不止一次地圍坐在山石四周，聽楊秀峯教授、黃松齡教授等人站在這講台上分析抗日鬥爭的政治局勢，聽白乙化（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平北軍分區第十團團長，於1944年平北馬營戰鬥中犧牲）等同志闡述軍事戰略戰術。我們常常在這裏熱烈談論紅軍北上抗日的消息，愛國志士仁人的抗日活動；還常常從這裏編隊出發，登上櫻桃溝盡頭的北山，分“敵”我雙方，展開攻防戰、伏擊戰、遭遇戰、游擊戰的演練，漫山遍野傳出一片“殺”聲。有時，我們也在這裏對某些社會問題和理論問題，發生激烈的爭執，爭得面紅耳赤還不甘休；而我們更多的時候，是在這裏猛烈抨擊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那高低不平的山間開闊地帶，也被充作娛樂場所，營員們在這裏表演一些自編的小節目。夜幕降臨以後，營員們時常在山石上邊的山谷裏搞緊急集合、急行軍、抓“舌頭”的訓練。

實際上，民先軍事訓練營不止在暑假辦了兩期，而是一直辦到1936年秋，先後集訓了3000多名民先骨幹成員。當時的清華民先通信隊長黃秋耘回憶説：“從一九三六年夏季到秋季，民先隊舉行了多次行軍和游擊戰演習。我參加過好幾次，都是在西山附近舉行的”。李昌回憶説：“秋後, 軍事演習越來越多, 規模也越來越大。”民先組織的游擊戰軍訓營一直辦到了10月。

參加軍訓的部分同學合影

顯然，這就是全面抗戰後，大多數民先骨幹隊員能夠很快參加八路軍、新四軍，進行敵後游擊戰爭的重要原因。

其實民先組織的游擊戰軍事訓練活動，還沒開始，就已經被冀察綏靖公署軍警發現了。

1936年6月，宋哲元接到密報：“北平民族解放先鋒隊，擬在西山卧佛寺前籌辦夏令營，現已積極進行。受訓科目有爬山、遊擊、行軍、救護、防毒、防空、修築、破壞各種練習。今年暑假規定六期，每期三個星期。”

7月，宋哲元又連續接到北平警察局報告，據密探報稱：“查得民族解放先鋒隊，系共黨外圍組織，於去年‘一二.一六’運動後，擴大宣傳團返平時成立。目的為吸收堅決分子入黨，並進行軍事訓練。近期又利用暑期在香山一帶舉行露營，實行遊擊戰爭。其基礎分子多為大、中學生，北平隊六月間有一千三百餘人，現在約達二千餘人。現將其組織系統及暑期工作大綱一併呈送。”

由此可見，由於混入警察局密探卧底，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組織機構和活動計劃，完全被冀察綏靖公署所掌握，一網打盡也就在手到擒來之間。

然而，在特科派于振瀛做了工作之後，宋哲元轉變了對學生抗日活動的態度。

宋哲元在接到北平警察局密探多次報告後，對於“民先”組織在西山舉行的游擊戰軍事訓練採取了敷衍的態度。他在冀察綏靖主任公署訓令中不疼不癢地説：

查該項組織分子複雜, 設如任其籌設, 難免不無逾越常規之處, 據報前情, 除指令外, 仰即傷屬注意取締, 以免滋事, 影響治安為要。此令。宋哲元

關鍵是一句不説這事跟共黨有關，不過事關治安而已。既然上峯都這麼説，警察也就樂得睜隻眼、閉隻眼。李昌回憶説：“最初幾次，軍警還出動干涉，但是我們的隊伍採取化整為零、分進合擊的方式，軍警根本控制不住。後來，他們就習以為常，不大管了。”

好嗎，軍警如果真的要管，就像2月29日晚上，二十九路軍出動幾千人，沿着清華的牆根，幾步站一個，把清華大學包圍的嚴嚴實實，然後警察衝進去按名單抓人， 還有管不住的？

平津學生喊出擁護宋哲元和二十九路軍抗日的口號，對宋哲元觸動很大。于振瀛乘熱打鐵，動員宋哲元派出他的親信劉子青去了陝北，找中共中央聯繫。8月，毛澤東派張經武（長征時是紅一方面軍二科科長）持親筆信來見宋哲元。毛澤東在信中説：

明軒主席先生勳鑑:

劉子青先生來，知先生情殷抗日，曷勝仰佩。曩者日寇入關，先生奮力邊陲，慨然禦侮，義聲所播，中外同欽。況今日寇得寸進尺，軍事政治經濟同時進攻，先生獨力支撐，不為強寇與漢奸之環迫而喪所守。對華北民眾運動，亦不復繼續去冬之政策。果然確立抗日決心，一面聯合華北人民羣眾作實力之準備，一面恢復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軍光榮歷史時期曾經實行之聯俄聯共政策，一俟時機成熟，實行發動大規模之抗日戰爭，則不但蘇維埃紅軍願以全力為先生及二十九軍助，全國民眾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將擁護先生及貴軍全體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圖綏甚急，德王蠢蠢欲動，蒙古第二傀儡國之出現，大抵為時不遠，冀察政委會漢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進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於艱難困苦之中堅持初志，弟等及全國人民必不讓先生獨當其難，誓竭全力以為後援。近者國內統一戰線大有進步，紅軍主力漸次集中，國際聯繫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託空言，而有實際力量，足以資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體實施步驟，必須規劃周詳，方免貽誤。茲遣張金吾同志前來就教，請予接談。如荷同意，即以張同志為敝方長駐尊處之聯絡代表，一切通信聯絡均以秘密出之。魯韓綏傅晉閻三處，弟等甚願與之發生關係，共組北方聯合戰線。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設法介紹。臨書不勝屏營翹企之至。專此，即請勳祺 弟毛澤東拜啓

瞭解了前面敍述的各種情況，我們就能看出，毛澤東字字句句都説在宋哲元心坎的節骨眼上。

接到毛澤東的信後，宋哲元簽字釋放關押在軍人反省院履行了手續的共產黨重要幹部六十一人，前面説到3月5日與魏宜嫺一同被捕，被判死刑的王其梅也被釋放。

9月，宋哲元邀請于振瀛到冀察綏署宣傳處任處長。表面上叫“宣傳處”，實際上宋哲元讓于振瀛在宣傳處內秘密設置了一個調查組，受中共特科領導，秘密派人去東北、熱河、冀東、綏東等地，調查日本的動向，並設法打入了日本華北特務機關內部，取得日本在華北的重要情報資料，一方面提供給宋哲元，另一方面提供給中共。科特派舒曰信擔任於振瀛的機要秘書，負責將收集的情報整理後轉給北方局情報部。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之前，北平地下黨屢遭破壞，北平市委已不存在，由市團委的幾個學生組成的北平臨時工委代替市委職能。整個北平，能夠聯繫到的黨員只剩十幾人。劉少奇曾經説，1936年4月他作為中央代表到天津時，華北局能聯繫到的黨員，也只剩下30多人。“一二.九運動”運動爆發後，通過建立民族解放先鋒隊，發展一批愛國學生入黨，北平地下黨組織有所恢復，重建了市委和各級組織。但是，從2月底到3月底，遭到冀察綏靖公署多次逮捕和破壞行動後，大批黨員、學運骨幹被捕，林楓、郭明秋、姚依林等地下黨領導不得不被迫撤出北平，調往天津。李昌回憶説：當時，“一些人消沉了，民先隊的組織也鬆懈了，大隊、小隊的會也開不起來了。”

然而，在特科派遣于振瀛去做宋哲元工作之後，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大批被捕的學生和學運骨幹被釋放，彭真、薄一波等重要的共黨幹部出獄工作，平津“民先”組織迅猛發展到幾千人，其骨幹進行了游擊戰軍事訓練。由此可見最後的特科進行上層統戰工作的重大作用。當時，特科進行的上層統戰，不僅宋哲元一人。從1935年底開始，到1936年10月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最後的特科協助陝北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共與所有地方實力派的秘密統戰關係。包括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李宗仁、劉湘、宋哲元等地方實力派都同意了中共中央“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並與中共中央達成了秘密協議；只有蔣介石堅持要求中共，必須先“放下武器”，才能“聯合抗日”，否則堅決清剿的主張。所以，這時候爆發西安事變，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了。

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學生舉行紀念“一二.九運動”一週年大遊行。

李昌回憶説：“這次遊行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 充分運用了游擊戰軍事訓練學習的戰術。清華、燕京頭天都派了先遣隊員進城以接應大隊。各校學生為避免一出校門就和軍警打‘遭遇戰’ , 也不在學校集合, 而在好幾個地方分別集合, 最後匯合在東皇城根。我們租用了一輛漂亮的小轎車, 楊述和女一中的魏宜嫺坐在車裏, 一方面在隊前隊尾進行聯絡, 另一方面在隊伍旁邊忽前忽後地散發紅紅綠綠的傳單標語。軍警看到這一情況,感到莫名其妙, 一個個瞳目結舌。遊行隊伍採取了更機動靈活的‘穿插戰術’, 遇到軍警阻攔, 立即分散做宣傳工作。一聲集合信號, 分散的隊伍又立即集中起來。”

遊行的隊伍在西單商場邊的東槐裏衚衕遇到宋哲元的汽車。學生們圍着汽車，高呼“擁護二十九軍保衞冀察”、“擁護宋將軍領導抗日”的口號，並要求宋哲元接見，答覆學生提出的抗日要求。宋便開車門向學生要了傳單。學生們告訴他這次遊行示威的意義。好一會，他才坐車走了。

下午一時, 遊行隊伍在北大一院操場集合, 傳來通知, 宋哲元要在景山會見學生。

下午2時，遊行隊伍開到景山，宋哲元沒來，派了北平市長秦德純代表宋哲元講話，秦德純説：今天的示威是民氣的表示，有了這樣的民氣，足以保證中華民族的復興，二十九軍一定本着光榮的喜峯口戰役的英勇精神，適應全國民眾的要求，和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合作，擔負起解放民族的責任。

當天，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