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精英”不好過了？_風聞

想對中國自以為“精英”階層的朋友們説點心裏話。

前不久，有一個搞金融的朋友抱怨：“現在的環境太苛刻了，日子不好過了，國家不能這樣對我們”。

我説：“國家怎麼你們了？你們不還是百萬年薪拿着，豪宅住着，豪車開着嗎？……講實話，你們日子不好過，老百姓的日子才能好過，社會才有希望”。

“攤丁入畝了，火耗歸公了，官紳一體納糧當差了，你們當然不舒服了，但不舒服就對了，難不成你們覺得你們之前的千萬年薪、各種鉅額中間費都是應得的？”

這朋友大怒：“我們垮了，對社會有什麼好處？金融是工業的血液，沒有我們供血……國家怎麼產業升級”？

我説：“咦，當年你們風光一時，手上資金如流水的時候，也沒見你們支持過工業、實體經濟、有前途的民營企業啊？你們那時候都在做白手套、當金融掮客、放高利貸、盤剝創業者和中小企業、搞所謂的金融創新、掠奪財富，吃得腦滿腸肥吧”？

他冷笑道：“你就是嫉妒、仇富，當年我是憑本事考進的名校，辛辛苦苦學的金融……我付出了那麼多，賺得多一點怎麼了”？

我就不給他面子了——“你的高薪怎麼來的沒點逼數？左手拿着國家賦予持牌資源，右手拿着半壟斷地位和股東關係，就一幫金融皮條客，高中生都能幹……你怎麼會覺得自己是什麼天選之子呢”？

“少賺點怎麼了？看成敗，人生豪邁，大不了從頭再來嘛”？

很多所謂的“精英”，就是這種心態，你不給他百萬千萬高薪，不給他人上人的待遇，他立馬就破防，他總覺得，這是他應得的，得不到，他就發瘋罵天罵地，而且善於綁架社會輿論。

比如搞房地產的，他們就鼓吹房地產才是中國的經濟命脈，炮製“房價只能漲不能跌”的經濟暴論，説什麼“房價跌了，其他米麪糧油就會漲成天價”；

比如搞金融的，他們就鼓吹金融才是中國的根本，就應該“放開監管、自由發展”，“動了金融從業的利益，就是動了廣大人民的利益”……他們什麼都想代表，什麼都想佔有。

“精英”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對自己有誤解，你們的人生理念是——“我即世界”，你們覺得世界是圍繞你們轉的，如果忽然有一天，你們剛好發現世界不圍着你們轉了，你們就會勃然大怒，罵社會罵國家罵所有人……甚至發出要死要活的威脅。

你們順風順水的前半生，讓你們把世界當成了一個“打怪升級”的遊戲。

你們從沒有把社會當做一個真實的社會，沒有把身邊的人當做真實的人，你把所有人，都當成了遊戲裏的NPC和小怪，你們可以予取予求、為所欲為，別人不能反抗，甚至不能討論……而你們稍有不順，就怒罵“遊戲體驗太差”，動不動就要掀桌子？

這是什麼素質？

工人可以下崗，企業可以破產，你們卻不能限薪？不能吐出非法灰色收入？

稍有不如意，就寫小作文喊冤叫屈，誇大自己“個人的奮鬥”，把“十年寒窗”説得彷彿是地獄試煉一樣，誇大個人的品質，什麼都想要，就連原本屬於無產階級的“艱苦樸素”的品質都想掠奪……你們經歷的這點所謂的“痛苦”，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裏，算得了什麼？

對比中國勞動者生產者上百年來所承擔的、揹負的，又算得了什麼？

我想問一句，到底什麼算“精英”啊？

出身好，學歷高，收入高，就算“精英”嗎？

我們中國不應該是這個標準吧？哪怕在封建時代，“精英”也得是為國家、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吧？鄧通、石崇、秦檜、嚴嵩、和珅這些人，和諸葛亮、岳飛、于謙……相比，那一類更會千秋傳頌？

在社會主義中國，真正的“精英”，都是以為國奉獻、和人民羣眾站在一起為榮的。分享錢老的一句話吧——“今天我還不是很激動，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5個人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羣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當時我心情激動極了。我激動的是，我現在終於是勞動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今天所謂的“精英”們，不要求你們有錢老的能力和覺悟，好歹要對自己、對社會有點正確的認知吧？

在中國的道德評價體系中，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享受的社會資源、待遇越高，就應該承擔起越大的責任……不做貢獻也就罷了，貪婪無厭也就罷了，偏偏還不能接受自己只是個蛀蟲的事實，還試圖搖唇鼓舌、自詡上流……太可笑了。

還記得石勒罵王衍嗎？

石勒做奴隸的時候，王衍是貴族子弟、玄學領袖、身居高位、天下聞名……等到王衍位至三公的時候，八王之亂，天下崩壞，西晉滅了，石勒把這王大師抓了起來，指着他鼻子罵：

“你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破壞天下，正是君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