篤信“多子多福”的中國家長, 卻活成全社會最焦慮的一羣人?｜文化縱橫_風聞

郝鑫 李榮超 甘甜

浙江大學

【導讀】在我國，對養育下一代的積極傾向可以總結為一個不必證明的觀念——“多子多福”。但在近年來，一些研究越來越發現，多子女老年人反而越容易陷入抑鬱。這一結論是否能夠成立？其中又有怎樣的邏輯支撐？本文通過統計學方式，對樣本進行了分析。

綜合各項心理學研究結論，作者推測多子女帶來的三個後果，會加重老年人的抑鬱風險。第一，社會希望老年人承擔養育後輩的責任。多子女意味着長養育週期，最小的子女成年與孫輩出生之間的時間間隔短，老人長期處於壓力之下，抑鬱風險增加。第二，養育責任擠佔了老年人蔘與社會互動的空間，使老人從同伴處獲得的支持減少，如果代際情感支持不足，就會增加抑鬱風險。第三，多子女導致責任分散，每個子女都可能認為照顧老人是兄弟姐妹的任務。

總體來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與獲得的情感支持息息相關。數據調查顯示，一般而言，更多子女的老人，獲得的代際情感支持會更多。但隨着老人年齡增大，子女會分配更多的精力在老人的身體、生活照料上，情感照料有所減少。而建立更好的代際情感互動，才更有利於形成老年人友好的社會風氣。

****本文原載《應用心理學》2024年第2期，原題為《為何“多子未必多福”？子女數量對老年人抑鬱情緒的影響》**************，******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為何“多子未必多福”？

子女數量對老年人抑鬱情緒的影響

**▍**引言

良好的情緒是維持老年人身心健康、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發展目標的重要保障。然而，處於老齡階段的個體面臨着機能下降、配偶死亡等負性事件，容易出現抑鬱症狀。以抑鬱為代表的情緒障礙已成為我國老年人最常見的心理問題之一。深入理解老年人抑鬱情緒的影響因素及其機制，可為干預老年人負性情緒、保障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科學思路。**子女數量是影響老年人抑鬱情緒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曆來有“多子多福”的説法，也有部分研究結果支持了這一觀點。然而，最近的研究反而傾向於支持“多子未必多福”。**有研究發現子女數量的增多會伴隨着老年人抑鬱程度的加重，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也沒有提升。這些結果提示：在子女數量對老年人抑鬱情緒的影響中，很可能存在其他變量的重要作用。

代際支持（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是指父母與子女之間互相提供經濟、生活上的照料以及雙方情感的交流和互動。與經濟支持和生活照料相比，代際情感支持（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support）更不容易受到客觀資源條件限制，也是衡量代際關係的重要指標。基於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老年人高度重視情感上的滿足，因此會把更多的社交時間投入到可以滿足情感需要的活動中。照料與經濟層面上的幫助僅僅滿足了老年人在生活上的需求，而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重視並滿足了老年人內心的需求。**Becker和Lewis提出的子女數量 - 質量替代模型認為，子女數量和質量的提升都有可能實現父母效益的最大化，而父母對孩子數量和質量的需求是相互替代的，對孩子質量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對數量的追求將會下降。****因此，作為子女質量的一種體現，代際情感支持對於老年人的情緒健康有更加積極的意義。**與該理論一致，聶建亮認為子女數量沒有對農村老年人的幸福感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因素可能在於代際支持。但是現有研究很少把代際情感支持因素單獨區分出來並作為中介變量考慮。有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在子女數量對老年人幸福感的影響中起到正向的中介作用。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1：代際情感支持在子女數量與老年人抑鬱水平的關係中起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高齡和低齡老人在獲得社會支持的方式和數量層面上存在年齡差異。年齡分層理論認為，不同年齡層個體間的差異存在兩個側面：生命過程的一面和歷史過程的一面。從生命過程的角度來看，研究認為低齡老人身體健康狀況相對較好，子女可能會更多地關注他們的精神需求，加上老人自身也有更多進行社會互動的機會，因此可以獲得更多的情感支持；而高齡老人由於身體機能較差，子女有限的精力可能會更多投入到對老人身體健康的關注上，從而忽略了對老人的情感支持。同時，高齡老人的子女大多已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較為穩定的工作和生活，這可能導致其與老人的聯繫和交流變少，老人難以獲得足夠的代際情感支持。從歷史過程的一面來看，不同年齡段老年人的子女數量可能存在差異。新中國成立前和成立初期，人們認為“人口眾多可以幫助生產，是極大的好事”；直到1960年左右，節制生育的思想才逐漸被大眾接受。由此可推測，年紀較輕的老人養育的子女數量可能相對更少。因此，在探究子女數量和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關係時有必要考慮老年人的年齡。綜上，本研究提出假設H2：老年人的年齡是子女數量與代際情感支持之間的調節變量。綜合本研究的兩個假設，我們形成了如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見圖 1）。

**▍**方法

（一）數據來源與被試

本研究使用2018年“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CLHLS）”數據，**將65歲及以上且認知功能良好的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使用簡明社區痴呆篩查量表認知功能部分（CSI- D）作為篩查工具，該量表7項題目均未回答正確的老年人被視為認知功能存在缺陷，這些數據以及缺失或回答無效的數據都被剔除。最終獲得樣本6541人，平均年齡為83.64±11.29歲；其中男性有2948人（45.1%），女性3593人（54.9%）；居住地在城鎮的有3858人（59.0%），住在鄉村的有2683人（41.0%）。

（二）測量變量與工具

（1）子女數量

數據集中有一個問題詢問老年人的 “親生子女數量”。此外，調查中老年被試會對每個子女的基本情況進行回答，其中包含一項問題是“（該子女）是否親生”。老年人每回答一次“否”，則在原有親生子女數量的基礎上減1，最終得到反映子女數量的連續變量。

（2）抑鬱水平

使用流調中心抑鬱自評量表（CESD10）評估調查對象的抑鬱水平。此量表有10道選擇題，每個問題都有表示程度的五個水平，分別賦值為0至4分，將部分題目反向計分後求和得到抑鬱總分。得分越高説明抑鬱症狀越嚴重。本研究中該抑鬱量表的Cronbach’sα係數為0.809。

（3）代際情感支持

參考已有研究，老年人被要求評價每個子女“是否常來看您” 和“是否常通信聯繫”，回答“是”則賦分為1，回答“否”則賦分為0。按照此規則，將評價同所有子女的兩個問題得分加總即視為代際情感支持得分，分值越大代表代際情感支持越強。

（4）年齡

本研究的最終樣本是年齡在65歲以上的6541名老人（83.64±11.29 歲），其中65～79歲年齡段有2598位（39.7%），80～89 歲年齡段有1717位（26.2%）、90～99歲年齡段有1361位（20.8%），百歲及以上老人有865位（13.2%），各年齡段內樣本年齡分佈較為平均。本研究將年齡作為連續變量處理。

（5）控制變量

參考已有研究，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人口學變量（性別、居住地、婚姻狀況和是否受過教育）、經濟狀況（有無養老金和有無代際經濟支持）、生活狀況（自評健康狀況、基本日常活動能力、工具性日常活動能力、生病照料人有無子女和有無日常生活照料）。

（三）數據分析

使用SPSS 26及其宏程序PROCESS進行分析。研究中採用非參數百分位的Bootstrap法抽樣5000次，置信區間為95%，迴歸係數均標準化。採用Harman 單因素因子分析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提取出第一個因子的方差解釋量為 15.76%，遠小於40%的臨界值，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結果

（一）數據描述與相關

進行描述統計和偏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表明，**子女數量與代際情感支持、年齡之間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代際情感支持和抑鬱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和年齡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其餘相關關係不顯著。

（二）代際情感支持的中介效應模型

迴歸分析得到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小於 2.3，遠小於 10 的臨界值，説明不存在共線性問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見圖2），總效應不顯著，c=0.01，p=0.634。老年人的子女數量顯著正向預測代際情感支持，a=0.71，p＜0.001；子女數量可以顯著正向預測老年人的抑鬱，c′=0.04，p=0.007，説明直接效應顯著；代際情感支持顯著負向預測抑鬱，b=- 0.05，p＜0.001。Bootstrap 檢驗説明中介效應顯著，間接效果量 ab= - 0.04，95% Boot CI=［- 0.062，- 0.015］。總效應不顯著，報告間接效應與直接效應比例的絕對值!RM!=87.30%。這説明子女數量通過代際情感支持影響老年人的抑鬱水平，代際情感支持在其中具有“遮掩效應” （suppression effect）。間接效應與直接效應相反，總效應就容易表現出被遮掩的情況，這屬於廣義上的中介效應。在傳統的心理學研究當中，當預測變量與結果變量之間無關時，通常研究者會放棄繼續探討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但是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意識到，遮掩效應能夠擴展研究思路，解決兩個變量表面無關的研究困境。

（三）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檢驗

以子女數量和老年人的年齡為自變量，代際情感支持為因變量，在考慮控制變量之後得到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小於 1.9，説明不存在共線性問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表明（表2），子女數量對代際情感支持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p<0.001）。年齡對代際情感支持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p<0.001）。子女數量與年齡的交互項顯著預測了代際情感支持（p<0.001）。子女數量對抑鬱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p=0.007），代際情感支持對抑鬱的負向預測作用顯著（p<0.001）。老人的年齡調節了代際情感支持在子女數量和抑鬱之間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徑。老年人的子女數量越多，越有可能得到更多的代際情感支持；高齡老人獲得的代際情感支持相對於低齡老人更少。

簡單斜率檢驗結果表明（見圖3），在低齡（- SD）老人中，隨着子女數量的增加，老年人獲得的代際情感支持呈顯著上升趨勢（Bsimple=0.86，p<0.001）；而在高齡（+SD）老人中，這種顯著上升的趨勢被削弱（Bsimple= 0.66，p<0.001）。此結果説明，低年齡組老人在子女數量與代際情感支持之間的正向關係比高年齡組老人在兩者之間的關係更強。

**▍**討論

**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多子未必多福”：代際情感支持在子女數量對老年人抑鬱水平的影響中具有“遮掩效應”，老年人的年齡在子女數量與代際情感支持間起到調節作用。**模型（見圖2）的直接效應説明，在不考慮代際情感支持的前提下，子女數量越多老年人的抑鬱水平越高。我們認為可能有以下三個原因導致了該結果：

首先，基於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個體的發展嵌套於一系列相互影響的環境系統之中。社會文化希望老年人能夠發揮價值，承擔養育後輩的責任。最小的孩子獨立才意味着養育責任的完成，這使得多子女的老年人承受的壓力相對更重、時間更長；而“養育”的責任還沒有完全結束，“照料孫輩”的壓力就接踵而至。長期處於壓力狀態之中，加之沒有得到足夠的代際情感支持，老年人更容易出現抑鬱情緒。

**第二，社會互動是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徑，而除了家庭，同伴系統對維繫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十分重要。**子女數量較多的老年人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到家庭中，從而導致他們和同伴之間的社會互動減少，如果此時子女無法滿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老年人出現情緒問題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第三，該結果還可能與責任分散有關。**子女認為對老人的陪伴和照料應由兄弟姐妹共同承擔，從而低估自己應有的付出，陪伴時間和頻率減少，甚至互相推諉。老年人沒能得到足夠的贍養和關懷，便容易出現抑鬱等情緒問題。

**模型的間接效應提示我們，代際情感支持對老年人的情緒健康十分重要。**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認為，人們通過社會互動可以獲得有形或無形的資源。在贍養行為中，子女向老人提供經濟和生活上的幫助是一種有形的資源；子女和老人有更頻繁的溝通和聯繫，提供更多的代際情感支持則是一種無形的資源。已有研究證實了社會支持對老人抑鬱情緒的影響，但沒有明確其中情感支持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的結果提示，提供“無形的資源”也是一種有效的贍養方式，但這一點容易被子女們忽略。**老年父母由於社交窄化等原因，恰恰需要與子女之間進行更多的交流互動，以此滿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重視並提供給老年人“無形的資源”，這使得代際情感支持對老年人的情緒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

**老年人年齡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視。相較於低齡老人，高齡老人獲得的代際情感支持被削弱，從而增大了其抑鬱的可能性。**活動理論認為，老年人的社會參與程度越高，其精神狀態和幸福感越好。從年齡分層理論的視角來看，低齡老人身體狀況相對更好，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與子女互動，並從中獲得更多的代際情感支持；而年紀較大的老年人精力有限，身體活動更加困難，社會參與度較低，他們更有可能被動地接受子女單方面的贍養；同時，他們的子女往往已經有了穩定且相對獨立的事業和家庭，與老人之間的聯繫變少，因此，高齡老人獲得的代際情感支持可能會更少。本研究的結果説明，相比於我國的低齡老人，高齡老人從子女身上獲得的代際情感支持更少，這提示我們應更加重視高齡老人的情感需求。

從理性社會人的角度考慮，父母通過養育子女實現效益的最大化，其中存在着子女數量與質量的權衡問題。根據子女數量 - 質量替代模型，父母對孩子質量需求的增加與對孩子數量追求的增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本文基於該視角探討子女數量的增加能否使老年父母的效益提升（即抑鬱水平下降），以代際情感支持作為子女質量的一種表現方式，強調了代際關係中“數量”與“質量” 的共同作用。其意義不僅侷限於老年人羣，在我國生育政策變化的新背景下，數量與質量的權衡對於年輕父母同樣重要。**模型的直接效應得到子女數量對老年人抑鬱水平的正向預測，這並不能簡單理解成子女數量越少越好。**第一，本研究的老年被試和當下處於生育期的父母存在代際差異，此結論不能簡單推廣到年輕父母羣體中；第二，我們發現代際情感支持的間接效應可以調和子女數量對抑鬱水平的正向預測作用，從而使得子女數量和老年人的抑鬱水平無顯著相關。子女數量作為一個客觀且不可改變的因素，我們無法干預其對抑鬱水平的直接影響，但是子女可以通過代際情感支持這一可調節的變量對父母的情緒健康起到積極的作用。這提示我們應該鼓勵子女給予老人更多的精神陪伴和支持，更要積極營造敬老、愛老的社會環境。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調節變量“年齡”不僅包含生理年齡不同所導致的差異，還包括時代背景不同造成的“代際”差異。未來研究可以對縱向追蹤的數據進行分析，以解釋這種年齡差異背後的深層原因。其次，受限於 CLHLS 數據採集的設計，本研究僅用子女“是否常來看您”和 “是否經常通信聯繫”兩個涉及聯絡的問題來測量代際情感支持。聯絡行為是子女支持的重要表現，但子女支持可能還包括工具支持、信息支持等其他維度，未來研究可以採用多維度的子女支持量表更全面地測量代際情感支持。最後，本研究關注的“多子未必多福”既包括了在世子女，也包括了已經離世的子女，而有研究發現存活子女數量負向預測老人的生活質量，這提示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究在世和離世子女及其情感支持對老年人抑鬱情緒的影響。

**▍**結論

本研究基於大樣本數據，探究了“多子未必多福”的作用機制，發現代際情感支持能夠“遮掩”子女數量對老年人抑鬱情緒的消極影響；且年齡較高的老人更難獲得代際情感支持。該結果揭示了代際關係中“數量”與“質量”對老年人情緒健康的共同影響，強調了代際情感支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