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的大學生活什麼樣？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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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撰文 | 丁玖（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系教授）
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發榜的日子。此時我回想自己四十多年前在南京大學讀本科的四年讀書生涯，深感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還想再過一次那樣的生活。那是一段緊張有序，同時又快樂無比的日子。尤其當我重讀當年的日記，一則則爬山、郊遊、打排球和訪友探親的故事，都把我的思緒拉回到那段大學生活的日日夜夜。
佔座
那時的我們，是那個時代精英教育制度下幸運的“天之驕子”，不敢自詡百裏挑一，也可説是“十里挑一”。然而，我們非但沒有被社會的厚待慣壞，反而加倍發奮刻苦。惜時如金導致“寸土必爭”，我們課堂之外的“頭等大事”不是別的，而是佔座：趁教室或圖書館還有空位，讓書包替自己“站崗放哨”。晚飯後的三小時自習時間是一天中最重要的，千萬不能“大意失荊州”。於是，晚飯時間的前後三十分鐘，教室裏出現了一道奇觀：一方面，室內空無一人；而另一方面，每個座位上不是放着書包、書籍就是作業本子，彷彿整個教室已經坐滿了隱身人。那些忘記佔位置的同學，晚飯後從教學樓走到東南樓，再走到西南樓，都很難發現一個看書做題的空位置，只好神色黯然地回到擁擠狹小的宿舍。
正因為佔位置説不定要撲個空，我從進校後一直都在宿舍看書做作業。可是在第二年的11月3日，我開始隨大流進教室晚自習了。因為那是零的突破，故留下了文字記錄：“晚上破天荒第一次和傅冬生去教學樓自修。寧靜，寧靜，死一般的寧靜，卻使我這個飽經吵鬧的人有點不習慣了。自然，效果比宿舍好多了，美中不足是不太自由。”我不知從幾歲開始學會了“鬧中取靜”讀書法，能在任何環境下不受干擾地看書，所以我從來不怕宿舍牆壁間迴盪的嘈雜聲。但從那一晚起我也擠進人羣中，在靜謐無聲的教室裏老老實實地學習了。
看電影
那時整個中國社會經濟落後，絕大部分家庭都不富裕。大學生們普遍囊中羞澀，口袋裏的錢幾乎只夠吃飯。對相當多的同學而言，這個錢來自助學金，是國家對我們的關愛。直到二十世紀末，政府沒有收過大學生一分錢學費。我們享受了免費高等教育、免費住宿，連畢業後的就業也由國家分配包了。讀書之餘省吃儉用攢下的銅板，基本上不是買書，就是用於看電影了。
是的，我們課堂之外最大的文化享受，就是看電影。電影院裏人頭攢動，其中好多都是大學生。那時，南京大學的大禮堂幾乎每週都放電影。我叔叔1978年從揚州市區調到南京省級機關工作，住在南京大學校園附近，也時常給我電影票。這樣我就對位於西康路三十三號的那個省委小禮堂熟悉起來，有時也帶同學一同觀賞老故事片。看了一陣子艱深的數學，或做了幾小時的《數學分析習題集》，恢復腦細胞功能的最好方式，大概就是去附近的電影院看上一場電影了。除內地電影外，我們也看了一些香港發行的娛樂片。這些喜劇片正合許多同學的胃口，我聽説一個外系的同學一連看了《三笑》好多遍還不過癮，這是一部描寫明朝風流才子唐伯虎愛情佳話的香港電影。同班學友黃衞華向我吐露，他也看過不下三次《三笑》。他與女同學莫寄怡畢業後留系任教，常常結伴去南京老城區夫子廟旁的光明電影院欣賞老電影，黃衞華對那段美好的時光至今記憶猶新。
那幾年看過的美國電影中，有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片名叫“百萬英鎊”（The Million Pound Note），根據美國十九世紀偉大作家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的同名小説拍攝。他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尊為“美國文學之父”。這部片子被進口到中國，按照報紙上的説法，是因為作品“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世界金錢的醜陋”，我們當即上了生動形象的一課。影片主角美國小夥子亨利·亞當斯，由好萊塢著名男星派克（Gregory Peck，1916-2003）出演，他的英俊相貌讓南大許多女生着迷。這部片子算不上是他的代表作，我後來在美國看過他的許多佳片，比如《殺死一隻知更鳥》（To Kill a Morkingbird）、《羅馬假日》（Roman Holiday），令包括我在內的無數影迷傾倒。後來讀了他的傳記，才知道他不僅演技高超，長相俊美，而且道德高尚，從無緋聞，我女兒也是他的粉絲。
不過，當時外國影片最讓民眾震撼的角色，非日本影星高倉健（Ken Takakura，1931-2014）扮演的杜丘莫屬，他主演的《追捕》在中國風靡一時，女主角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Ryoko Nakano，1950-）也紅得發紫。看完影片、回到宿舍後，大家還對影片情節議論紛紛，對演員評頭品足。我們欣賞杜丘那冷峻的硬漢風格，更讚歎真由美在駿馬上對杜丘大聲喊出的“我喜歡你！”英雄是值得姑娘去愛的，中國人也愛上了他的精湛演技。
南京的電影院使我培養出一個終身愛好：看經典影片。人的愛好常常隨時而變，就像朋友有時也換來換去。我讀小學時唯一能見到的體育器械是水泥面的乒乓球球枱，所以乒乓打個不停；到了中學，我的二胡弓拉得飛快；在工廠的幾年，因生活所迫，我冷落了興趣，只管餬口；進了大學，數學與人文閲讀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後來去美國，又愛上了西方電影名片，這全然肇始於南京大學本科時代我對老電影的嗜好。
讀書
除了看電影，大學期間我課外最愛乾的事就是人文閲讀了。這一方面是我從小的興趣，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舍友冒榮的影響。四年大學生涯，我看了不知多少人文期刊和文藝書籍：《小説月報》《當代》《譯林》《文史哲》等刊物都喜歡翻翻，最愛不釋手的是《讀書》。在揚州讀中文系的兄長也常寄來《中華活頁文選》，成了我的中午讀物。我也常在圖書館借出好書給他寄去。經過了進校後第一個學期的適應與調整，我學習的效率大為提高，生活的內容也變得豐富。在第二學期的10月27日，我在日記中寫道：
“我現在又一次轉入對文學的酷愛。早晨到文科閲覽室讀了幾篇美國幽默小説家歐·亨利的短篇小説，那變幻無常的情節，出人意料的結局，使得你驚訝、喝彩、欽佩。
幾天來，我每天花一到二小時閲讀外國短篇小説，藉以聊補學數學帶來的空虛。”
班上喜歡文學藝術的同學不在少數，高考全省語文狀元冒榮自然不在話下，田剛、張硯凝等也在其中。有一次，我偶然發現張硯凝看課外書時大做筆記，頓生佩服之心，決定效法他，很快一個大筆記本成了我收藏佳句格言的倉庫。這個人文倉庫曾經像地主被農民開倉分糧那樣公之於眾，供我班部分同學畢業前寫“臨別贈言”。三十五年後，其中的一些智人睿語還被我放進了一本中文書《親歷美國教育：三十年的體驗與思考》裏。
學英語
七七級大學生進校時，一個不容忽視的弱項就是英文。那些老三屆同學就算在中學時代修過英文課，十年期間不練習，用不到，也基本上忘光了。而佔班級主體的二十來歲的我們，雖然高中學了點英文，但基本上不是從字母開始、從易到難地循序漸進，而是充斥着口號式英文，沒有打下發音和語法的堅實基礎，畢業後更是忘得乾乾淨淨。進校後，我班同學數學倒是不怕，怕的卻是英文。最苦的要算那些已到而立之年、以前只學過俄語的“老傢伙”們，因為英文這東西不像數學，無需邏輯推理，只要花足時間死記硬背。但是背功就好像是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的數學表達式，與年齡的平方成反比，因此，在艱難的數學學習中，又加上了英語痛苦的分量。
但是，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革命導師馬克思過了五十歲後，為了研究俄國問題，還自學俄文，六個月後就能閲讀俄語文章了。“數學王子”高斯（Friedrich Gauss，1777-1855）到了六十二歲時才開始自學俄文，兩年不到就用俄語和他在聖彼得堡的科學界朋友通信。我們最佩服的數學家陳景潤在他最困難的時候，還堅持聽英語廣播。他聽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天凌晨三點開播英語對外廣播，就在那時收聽，然後背誦英文單詞。我們的英語老師告訴我們，匡亞明（1906-1996）校長七十多歲了還在學習外語！跟他們比起來，學英文的這點困難算什麼！我們不像現在的大學新生，修的第一堂英文課就已經是好幾級的中等英文了，我們是英文的小學一年級學生，第一節課就是學習怎樣念A、B、C等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一切從零開始。於是，三十歲的大男人也如牙牙學語的三歲孩童那樣學説英文。
不過，我們學英語的重心並非在聽力和口語上，而是按照一般理工科大學生的要求，重點學語法，這是為了工作後能讀外文書刊，因而所謂“説英文”也只是結結巴巴地朗讀課本。六七年後，當部分人研究生畢業、開始向美國進軍時，驀然發現，自己的英文漏洞百出：不會説，聽不懂。這時他們比誰都着急。由於學英文之初沒有矯正口音，我們一些人的英文發音就像家鄉話一樣南腔北調。一到國外，很多人就發現，中國留學生的專業學習讓美國教授讚揚有加，但是他們的英文口音太重，不甚標準，除了年齡較小的，一般不易矯正發音。而他們的太太，不少在國內沒有受過正規外語教育，自然不通英文，但是赴美后卻很快掌握了聽説兩項基本功，對英文曾是“聾子和啞巴”的她們，不到幾年倒像土生土長的當地人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每天凌晨，內心焦急的我班同學，早早起牀，迅速洗漱，然後抓起英文教材，匆匆下樓，融入樓外清新沁人的空氣中。晨曦中的校園美極了，在這美景中又加入了學子們的身影。他們一書在手，或張嘴朗讀，或閉目背誦。這在後來成了一項傳統：多年來我所見到的南京大學宣傳冊，都會有學生們霧中晨讀的情景。
學英語的同學們
數學方面青年才俊要向老三屆們求教，英文方面老三屆們則要追趕青年才俊了。儘管他們使出了渾身解數，但還是望塵莫及。只有兩人可能除外，那就是尹光炎和薛富林。他們太幸運了，從前學過五六年的中學英文，而且用的是內容翔實的部編教科書。説到薛富林，正如張硯凝同學所記：“他有一本那時通行的《袖珍英漢小詞典》，與眾不同的是，他那本幾乎翻爛了。”薛富林和他的無錫前輩錢鍾書（1910-1998）有同一個癖好：讀英文詞典。“他的英文發音雖然不很標準，”其實他的普通話發音也基本如此，“但是每每問他英語單詞，幾乎是百分之百沒有他不知道的。那時如果有Spelling Bee（拼寫比賽）的話，他肯定是我們班的冠軍。”張硯凝只顧誇老薛，他自己的英文水平也不遑多讓。他在中學遇到了一位極好的英文老師劉勁武，在這位印尼歸國華僑的指導和關愛下，英文突飛猛進，以至於同時助長了數學水平——小小年紀的他居然就捧起了英文版的微積分教科書。我想無論是高考數學超百分的王宏玉還是魏木生，高考前本事都沒有大到閲讀英文高等數學的程度吧。
至於比薛富林早一年高中畢業的尹光炎，如果1977年的高考加考一門英文的話，我敢説他的總分還是全省第一。但是其他從未碰過英文的老三屆就比較慘了，只好從數學那裏勻出時間，幫助英文“脱貧”。像何炳生、沈錦仁及張朝宓這些中學修俄文的同學，不得不花大量課餘時間去背誦那些難記的英文單詞。他們學數學的幹勁或許可以和當年直接考上中科大數學系研究生的肖剛（1951-2014）有一拼，但語言天賦遠不及後者。肖剛可以在兩個月內精通法語語法，然後就到巴黎大學留學去了，很快成為中國代數幾何的領路人。我班王雪平考上北大研究生後旋即公派法國留學，我不知道他是否比肖剛更神速地掌握了法語。出名遲了幾年的我們班上那個“剛”——田剛，後來的數學成就自然超過了英年早逝的肖剛，但在學語言本領上，尚“略遜風騷”。
我班攻克英文的本事能向無錫人肖剛叫板的，或許是上海人錢邁建，儘管她的歲數比大部分同學都大，背起單詞來卻毫不含糊，很可能把所有同學都拋在後面，也許有一個例外——蔣珉，一個極有語言天賦的男同學，或者再加上一個週會羣。週會羣的英文發音標準地道，英文書法也瀟灑流暢，同他平時的舉止一個模子。他的英文已經好得讀英文詩也不費氣力了，簡直讓人驚為“天外來客”。至於蔣珉，他不僅中文語速飛快，英文也講得流暢自如，這得益於他每日堅持的晨讀。宋方敏也晨讀英文，但他頂多在宿舍附近踱着步子，搖頭晃腦地朗誦英語。而蔣珉讀大學前就是一千五百米長跑達到三級運動員標準的運動健將，所以作為班上體育委員的他，習慣於捨近求遠，跑到全校最高大、最漂亮的宿舍樓旁大聲朗讀英文文章。有時為了不妨礙繞樓晨跑的同學，他乾脆立在大樓外窗下，抑揚頓挫地朗誦。恰巧在他頭頂上某層樓某間宿舍裏，聽到他漂亮口語的是我班的青春少女。於是，窗下的他，完全陶醉在朗讀所帶來的愉悦和遐想之中。
進校伊始，蔣珉的英文起點就高，我當時猜測他很可能像一些教授子女一樣，之前曾偷偷補習英文。至少那時“偷學英文”要比“偷聽敵台”安全得多，否則很難解釋為何他的英語那麼棒。不過後來，蔣珉給了我一個滿意的解釋：他在南通讀中學時，曾得到下放於此的幾個名師“輪番指導”。尤其是南大外文系畢業的肖老師對他影響甚大。還在高一時，肖老師就把全套《基本英語》（Essential English）給他講了一遍。那是我們進大學後幾乎人手一本的英文寶典啊！當我們還在和一般現在時的語法搏鬥時，蔣珉就已經讀起了英文小説。不過，他沒有故步自封，而是繼續保持領先，甚至可能領先到大學畢業。可惜我們無法讓他和英文進步神速、發音尤其標準的上海人錢邁建作最後的較量，因為畢業時他放棄了報考研究生，儘管他考上的可能性很大。事實上，蔣珉已經拿到了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應用數學專業的研究生入學通知。那裏的一位教授愛才，願意在他本科畢業後收他為徒。然而應屆畢業生“自費留學”的出國通道暫被教育部關閉，因而他失去了“盡顯風流”的機會。蔣珉的人生使命是用計算數學開闢出工程科學的一片天地，而不侷限於苦思冥想證明一些用處不大的數學定理。畢業後，蔣珉去了江蘇最好的工程大學——從中央大學的工學院脱胎而來的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他幹得相當好，十拿九穩是我班首富。但他不是葛朗台式的吝嗇富翁，他很慷慨，包括紀念進校四十年那次大聚在內，幾次同學聚會都是他買單。
班上猛抓英文者大有人在。和蔣珉一樣專注於英語的還有潘衞平。他有先見之明，很早就預見到自己的一生主要會在美國硅谷度過。不像個別同學患有“偏食症”，只“吃”數學，不“吃”英文，他對英語和數學統統“吃”得津津有味，四年不變。如果他生了兩個孩子，一定也是一碗水端平。潘衞平學英語比蔣珉多一件裝備：他省吃儉用，加上父母援助，從南京城中心新街口電器商店抱回一台令人羨慕的熊貓牌短波收音機，價錢在六七十元人民幣，比絕大多數人的月工資還高。生產它的國營南京無線電廠，將“熊貓”打造成當時全國質量最過硬的電器品牌之一。這台黑色收音機比一般收音機尺寸大些，質量特別好，尤其是潘衞平想聽的短波廣播，清楚異常。他做不到像陳景潤那樣，起大早收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對外廣播，而且那對他的英文提高幫助不大。他要聽純正美語廣播——美國之音的“特別英語節目”。每天晚上十點，學校強制熄燈後宿舍一片漆黑，我們寢室所有人都上了牀。潘衞平將“熊貓”調諧到那個波段，我們豎起耳朵，收聽男播音員那清晰、慢速、標準的美式英語。那一刻我突然喜歡上了美語發音，覺得它比我們英文老師的英式口語好聽得多，所以後來我就申請赴美唸書了。我們室友後來出國留學，都得益於潘衞平的善舉：由於他，我們在課堂之外逐步聽懂了慢速英文。所以我想趁此機會，代表同舍室友，感謝潘同學為我們提供了這麼優厚的條件，讓我們走出了英文聽力訓練的第一步。
在學英語方面，雖然大部分同學不遺餘力，可仍有少數幾人學得不咋地，或許他們還在受早幾年全國報紙上一句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的影響，主觀上不甚努力；又或者他們天生就怕英文。更可能的原因是，數學系的學生幾乎個個被數學折磨得死去活來，除了記憶力最好使喚的早晨尚可利用外，上午課多，下午總要抽點時間鍛鍊身體，晚上又要絞盡腦汁證明定理，哪有多少時間花在英文上？個別缺乏遠見的同學，儘管後來數學研究做得不錯，但在海外尋找教職時卻遭遇滑鐵盧，根本原因還是英文欠佳。美國的大學不大可能聘用一個美語説得彆彆扭扭的外國教授，即便你的數學水平全系第一，學生也想把你轟下台，畢竟他們是付了高昂學費的學校主人，院長、系主任最怕的就是學生埋怨。我曾聽過某位數學高才的演講。當他本該説“physicist（物理學家）”時，嘴裏吐出的卻是“physician（內科醫生）”，讓聽眾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這些楊-米爾斯規範場理論的專家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醫生也懂這一套數學理論。我記得安排演講的哥倫比亞大學華人博士事後對演講人指出了這點，並善意建議他“把英文好好抓一抓”。後者終於痛惜當年“只抓數學，不抓英文”的短視行為。
找點樂子
不過，話又説回來，如果課餘時間都花在數學和英文上，那生活的趣味幾乎為零了。於是部分心思活絡的同學就想方設法“找點樂子”，這方面魏木生和遊星輝並列冠軍。女同學們還記得，某日老魏説他的左手非常有勁，和別人掰手腕從未輸過，當然他絕不是左撇子。遊星輝知道自己掰不過他，便説：“我們四個女生和你掰，肯定會贏你。”結果四人上陣也沒能掰動他！又有一次，他的太太託人帶來一瓶辣醬，他拿到食堂去吃，遊星輝想出他洋相，對他説，你敢不敢一口吃一勺啊，還用了激將法：“你要一口吃下去，我的雞蛋給你。”老魏怕她賴賬，先把雞蛋拿了，然後一口吞下一勺辣醬，之後又贏了也來起鬨的楊小惠一枚雞蛋，那天晚上，他身體內的膽固醇增加了不少。
楊小惠被老魏贏了，只有靠蔣珉為她扳回一局。體貼丈夫的魏太太請人帶來一大盒花生糖和芝麻糖，結果被蔣珉給劫了。晚上室友們都回來後，蔣珉説他有一盒糖，問老魏怎麼處理，老魏説大家分了吧。分完後，蔣珉老實交代，分的是魏太太對丈夫的愛。老魏是個把同學當弟弟妹妹的寬厚大哥，説“分了就分了吧。”
老魏、老沈、老徐（萬紅）這三個頭腦靈光、興趣廣泛的六六屆，常抓着隨機的另一人湊成打牌“四人幫”。這第四人很可能也是老三屆，但絕對不會是老何，因為除了説句俏皮話逗逗趣放鬆神經，他沒有能拿出手的業餘愛好。老何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所以四年下來，他考試成績全班前二。“前二”的另一人當然是當不成老三屆的老錢，但她有業餘愛好，其中之一就是和另外兩個學習尖子王宏玉、田剛聊天。但是她沒有料到，一旦和王宏玉搭上話，除非上課鈴聲響，否則沒有兩個小時是下不了神聊戰場的。王宏玉聊天的本領堪比愛爾蘭最偉大數學家哈密頓（William Hamilton，1805-1865）的律師父親，後者在美國數學史家貝爾（Eric Temple Bell，1883-1960）筆下，有着“豐沛的辯才”。
和王宏玉相反，田剛天生不愛聊天。除了數學，他還喜歡爬山。幸虧舍友中不乏爬山愛好者，年紀小的有我，大的有冒榮，外宿舍的黃衞華有時會來湊熱鬧，身高馬壯的錢邁建或健壯如牛的蘆克莉偶爾也會加入隊伍，所以每學期這幾個爬山積極分子都要爬上幾次。我們背上水壺，自帶乾糧，向南京東郊的紫金山進軍。步行到山腳，眼前是一片葱鬱的樹木，一條彎曲的小道以不斷變化的斜率向前上方伸去。快到山頂，坡地更見陡峭，我們有點氣喘了。只聽老冒或田剛大叫一聲，“看誰第一個到頂！”我們霎時鼓足力氣，加快步伐，爭先恐後奔向頂點。山峯上空氣沁人心脾，極目遠眺，整個南京城盡收眼底。二十多年後，當田剛在北京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做完一小時大會報告後，發出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感嘆，這種情懷應該肇端於他學生時代的登山活動。
如果説爬山主要是我們宿舍的小眾愛好，那麼打排球則是全班範圍的集體活動了。其實，除了偶爾的班級各組比賽，我們打的是非標準的排球，既無球網，也不佔用標準球場，只是排球一隻，人員若干，圍成一圈，就這樣一去一回地打起來。每天下午四時到五時左右的大操場上，各系學生就像牢房犯人一樣出門“放風”。當然，總有一屁股坐下去看書三小時也不肯起身的書蟲。但是，正如我家祖傳的一本《八段錦》引用《黃帝內經》所云，“久視傷血，久坐傷肉”，眼睛不休息、筋骨不活動是萬萬不行的。於是，我們的輔導員邱增煌老師發揮了關鍵作用：將同學們從空氣混濁的教室趕出來，把他們“鞭策”到體育場上。
除了我班青年才俊，大操場上的另一道風景線是計算機科學系比我們低一屆的一批女同學，她們似乎比我們還要“貪玩”，好像也比我原先計算技術班上的那些女生更愛體育鍛煉，而且是十足的排球迷。令我記憶猶新的是，幾乎每天下午，只要我們上了操場，總會發現她們跳躍擊球的輕盈身姿。她們太吸引我們男生了，或許也是被我班才俊所吸引，好幾次她們和我們像洗撲克牌似的穿插成一個大圓圈，大家你來我往地傳起了排球。在這些朝氣蓬勃的女孩子中，有一位特別引人注目。她皮膚白皙，雙眼有神，是個運動好手，也是學習標兵。她的名字也很動聽，叫肖倫。後來她去了華羅庚當過正教授的伊利諾伊大學，拿到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
打排球可以放鬆神經，調劑大腦。選修專業體育課時，我毫不猶豫選擇了排球。從這門課中我學會了排球運動的基本技術，在最後考試中，我拿了一個A——這需要十次連續上手拋射發球，次次合格。這更增加了我對排球的興趣，之後直到畢業，幾乎每天下午，排球都是我形影不離的好朋友。
跑步
還有一項簡單但也最能增加肺活量的體育運動，那就是跑步。就連用腦過度，營養不良的老三屆也願意加入其中。他們覺得排球是青少年的遊戲，而他們需要中年人的長跑。老何干什麼都認真，他加入晨跑隊伍，風雨無阻，天天不落。現在他已經過了古稀之年，但站有站相，腰桿筆直。他認為這是當年幹農活所致，我卻認為這是他大學時代堅持長跑運動之功。
我和老何在第一年同住一舍，從9月26日起，我們一同晨跑，大概持續到第二年二月調宿舍為止。和他約定一起長跑的當晚，我在日記中寫道：“如此瘦削的老何，倘若再不堅持鍛鍊，終究要被疾病所折磨的。”如今，何炳生在我班老三屆中身體最棒，有我部分功勞。但是他的長跑只注重內涵，不在乎形式；我邊跑邊觀察他的跑步姿勢，他的身體太朝前傾，與水平線的夾角不會超過六十度，給人感覺像要伸出手去抓東西，這自然會影響他跑步的速度和耐久，所以老何跑不了太久就會打道回府；當然也可能是他跑步時還在想着做題，急着收場，所以我只好陪他往回跑。我班真正的長跑健將張硯凝就不同了，他將跑步視為一種藝術來追求。身體跳躍的幅度、步伐跨出的大小、雙臂擺動的頻率，他都有講究。當他撲在書本上的時候，全神貫注，注意力高度集中；當他圍着操場跑道繞圈時，專心致志，心無旁騖。所以後來他同時成為一個成功的統計學家和一個優秀的跑者，參加過多次國際範圍的馬拉松賽事。
在短跑方面，大概沒有哪位同學比普樂跑得更快。如果我班在運動會上拿到什麼好名次，沒人會懷疑這個紀錄屬於他。普樂是校、系運動會一百米、二百米甚至四百米短跑比賽的常客，而且總能抱回獎牌，為班級帶來榮譽和歡樂。四百米是他的強項，五十五秒出頭的成績一直讓他引以為傲。無論是在校還是離校，普樂從來不忘讓同學們“普天下同樂”。大學畢業不久，我親戚生病，他應我所求從家鄉寄來藥材，讓我感動不已。二十六年後，當我陪女兒畢業旅行，和他在昆明再次相逢時，他依然像當年一樣體型勻稱，完全不像一些官員那樣大腹便便，這無疑是他長期堅持運動的結果。
然而，體育優異的普樂，剛進大學時身體狀況卻“兩眼都是淚”。高考前他既忙工作、又忙複習，因為生活不規律，休息不充分，不知怎麼搞的，患上了別人更年期才常見的失眠症。進校後他又不適應集體生活，舍友的如雷鼾聲讓他更加“今夜無眠”，進一步發展成“神經衰弱”：白天一上課就犯困，晚上卻睡不着。他硬撐着聽課，一到課間，同學們交流甚歡，他卻撲倒在課桌上睡覺。他甚至認為多數同學對他的印象是“睡不醒的雲南普樂”。
是跑步治好了普樂的失眠症！在睡不着覺、看不進書的緊要關頭，聰明的普樂選對了藥方。長達一兩年的跑步逐漸治癒了失眠，並且使他成了班上的“體育明星”，學習成績也穩步上升。當然，普樂沒有忘記數學系學生會主席沈錦仁的功勞。沈主席特地與負責我係體育的黃老師聯繫，將普樂推薦給校田徑隊“代培”，甚至請系裏補助他十多元，讓沒有運動鞋的他買一雙“解放鞋”。在他們的帶動下，看上去較為瘦弱的翟燦芳也開始了長跑，而且還跑出了名堂，過了一把數學系越野賽跑第一名的癮。幾年前，張硯凝在舊金山灣區的運動會上還獲得了所在年齡組一千五百米冠軍，2018年11月在灣區有幾千人參加的感恩節硅谷火雞賽（Turkey Trot）上再次獲得年齡組冠軍。
文藝活動
回想大學時代，我班同學的共同遺憾是，課堂之外我們居然很少開展文藝活動，以至於好幾個“美眉”的藝術才華幾十年後才被髮掘。還有幾位同學恐怕被雪藏至今，例如，等到建了微信羣后，我們才猛然發現，當年因住本市家中而與同學交流不多的張曉京，居然是個笛子吹奏能手，還是個男中音歌唱家。他在亞特蘭大華人圈活躍異常，逢年過節都要西裝革履在台上一展歌喉，或是吹笛表演。我還差點忘了，魏木生也是個能歌善舞的傢伙。他在2017年聚會上的即興表演，與張曉京的笛子、楊小惠和蘆克莉的舞蹈交相輝映。後來才知道，老魏初中“吊了一年多的嗓子”。要不是他高一時數學才華得到華羅庚賞識，因而決定“終生從數”，説不定就去考一家文工團了。
如果説我班同學在藝術上小打小敲，那完全有失公允。我們可以舉出張毅這個反例。數學人舉反例是個基本功，所以後面還有其他反例。在我們眼裏，張毅是個地道的文藝青年。這位數學系學生對藝術的執着，堪與英國數學家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1947）對板球的熱愛媲美。這不奇怪，他出身藝術之家，父親受戲劇科班教育，把戲劇大師焦菊隱（1905-1975）掛在嘴邊，子女自然潛移默化。他經常拉着同寢室的張硯凝去聽各種藝術講座。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西方各種美術、音樂流派開始湧進國內，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絕不會放過。如今張硯凝走遍了世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讓他如痴如醉，意大利歌劇令他流連忘返。而張毅對美國和加拿大兩國藝術館裏的歐洲古典繪畫及20世紀初的歐美現代繪畫甚感興趣、如數家珍。他常常在微信朋友圈介紹著名芭蕾舞劇、歌劇和交響樂，我們從中領略到他對藝術之美的獨特見解。
第二個反例來自另一位氣質出挑的男同學。週會羣，他天生一副話劇演員的面龐，舉手投足間顯出濃厚的知識分子氣質。他在讀書時就展露藝術才華，參與了著名話劇《於無聲處》的校內演出。當時，上海劇作家宗福先（1947-）創作的《於無聲處》在全國反響很大，劇本標題脱胎於魯迅《無題》七絕中的“於無聲處聽驚雷”。南京大學決定排演這出話劇，週會羣出演了一個關鍵角色。雖然他從未在班上顯露過表演天賦，但是當我在學校大禮堂觀賞到他的表演時，我對他真是佩服有加。長得一表人才、説話文質彬彬的週會羣，確是個文理兼修之才。後來在國外工作多年的他，成為了國內數學地質學科的一位領軍人物。他常感恩，總是説計算數學給了他跨學科研究的十八般武藝。
有了週會羣這個在舞台上閃光的榜樣，我們所有同學都暗自期盼也能有機會在舞台上露個臉。這個機會終於來了——全校歌詠大比賽，這可是登台亮相、盡顯風流的大好機會。我班在系內初賽中獲得亞軍，闖入校級決賽。這也要歸功於我們班六六屆沈錦仁的組織領導。沈錦仁幹什麼事都是“當仁不讓”的：不光對班級活動的組織領導當仁不讓，我們平時用不完的食品券，送給這位南京居民，他也當仁不讓地收下——沈錦仁雖然帶薪上學，卻上有老下有小，養家餬口無疑是他讀書之外的責任。這些票據是改革開放經濟大發展之初，政府資助我們大學生的，平時由班上的“財神爺”翟燦芳發到我們手中。那個時候商品短缺，糧油都是計劃供應，憑券購買，很少出現浪費現象；哪像現在吃也吃不完，用也用不盡，校園裏浪費現象鋪天蓋地。
沈錦仁是學生幹部之一，肩負系學生會主席的重任。那段時間，老沈、老何、老冒這幫老字輩的同學，就像俗話“長子為父”那樣，扛着班級活動的大梁。歌詠決賽前，沈錦仁組織我們練歌，那兩週他過了一把指揮癮。我們也心花怒放，沉浸在歌聲之中。一週後，我們登上了週會羣登過的學校大禮堂舞台。在張瑋的手風琴伴奏下，我們合力齊唱《黃河大合唱》第七樂章《保衞黃河》，蘆克莉的朗誦則為合唱增添了氣勢。台下黑壓壓的學生觀眾，看到一羣“陳景潤們”也能放聲歌唱，興高采烈地大叫大笑，為我們喝彩。我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一盛事：“我班的歌聲嘹亮，精神飽滿，使得人們對數學系的所謂‘書呆子’刮目相看。其他幾個系的歌詠都不太理想，外文系的一個男指揮故意矯揉造作，打拍子全身運動，醜態百出，引起全場鬨笑。”那晚沈錦仁最遺憾的是，他因肩負指揮一責而背對觀眾，無法看到那個羣情沸騰的場面。
郊遊和放假
關於合唱的記憶像歌聲一樣嘹亮、豐沛，而我們一起郊遊的日子就像舞步一般熱烈、輕盈。中華民國時期的首都南京，有東西南北延綿數里的寬闊林蔭大道，道旁法國梧桐一望無邊；共和國時代的省府依然風光無限，氣象萬千，尤其是巍峨的中山陵，是全國著名旅遊景點。美國所有學校，數學可以少學，每年春季學期的一週春假卻是少不了的。我們那時沒有春假，但當春天到來時，學生的“春心”被窗外盛開的鮮花撩撥得上下起伏，如波盪漾。善解人意的邱老師最懂我們年輕的心，一聲鼓動：咱們春遊去吧！
於是，我們興高采烈地去了中山陵、玄武湖、梅花山，甚至幾十裏開外的棲霞山……這些景區中，玄武湖距離南大最近，實際上就位於中央大學的校址旁邊，所以南京工學院學生天天都可以去那裏遊湖。湖邊大道上鮮花怒放，婀娜多姿，喜得人們走路都像舞蹈般一蹦三跳。到了划船之際，鍾情的男孩子或懷春的女孩子，打起了“情滿玄武”的小算盤，跳上心儀之人的小船：可以多看她幾眼，或與他多説上幾句話。郭沫若（1892-1978）自稱他九歲時就愛上了嫂嫂，林妹妹與寶哥哥從小就兩心相悦，正值青春年華的俊小夥和俏姑娘又怎能不憧憬愛情呢？
對學生而言，最大的快樂莫過於放假回家了，這樣的“課堂之外”個個滿意。有的同學離家不遠，甚至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十一國慶節這樣的“小長假”，也要回家走一圈，打打牙祭。苦書生一旦回到父母身邊，絕對是高幹待遇。宋方敏每次寒假後返校，體重都要增加好幾斤，他告訴我這是天天喝雞湯長的肉。我也特別喜歡回家，但是為了省錢，一學期只回一次。差不多每學期考完最後一門課，當天就迫不及待地乘車回江都，拖到假期最後一天，才不太情願地回校。即便是最為關鍵的1981年暑假，班上同學為了九月上旬的研究生入學考試，都在起早貪黑地複習；但我還是在家度過了整個假期，因為我很享受母親每天早晨給我下的一碗麪條外加一隻雞蛋。
我們在大學入學後的第一個學期，額外享受了一個禮拜暑假。那年七月，南京像個“大火爐”，白天氣温上到四十攝氏度。當時的宿舍別説空調，就連吊扇也沒有。我們九個男人出汗不止，在又悶又熱的寢室裏根本不能入睡。有的人只好走到荒山野地，鋪下涼蓆過夜。匡亞明校長果斷決定：全校學生提前一週放暑假。至於期末考試，挪到秋季學期第一週。健康第一，讀書第二，匡校長髮揚了毛主席的“三好”思想：“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
這段假期，老師和領導沒有要求我們怎樣度過它，唱歌、跳舞、游泳、晨跑、旅行、遠足、吹牛、聊天、讀小説、學外語、談戀愛（當然是揹着組織的），沒人管你。而我在回家後第一週，就去我工作過的工廠訪師會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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