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讓歐美集體右轉了？_風聞

01 歐美選舉進入TikTok時代

技術是中性的，但文明對技術的應用永遠混雜着慾望、利益與權力。

TikTok，一個來自中國科技產品，正在重塑歐美的選舉模式和權力關係。

它不是第一個影響選舉的社交媒體，在2008年和2012年的美國大選中，Facebook社羣對奧巴馬的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時過境遷，自2017年出海以來，TikTok迅速成為了歐美年輕人，甚至政治家的新寵。

奧巴馬當年在Facebook的競選主頁

2023年11月當選為阿根廷總統的米萊被戲稱為“TikTok總統”，他揮舞電鋸摧毀央行模型的視頻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抽象奇觀。

當2024年大選迫近，英國工黨、英國改革黨（Reform UK）和保守黨紛紛註冊了自己的TikTok賬號，以至於英國媒體將這次大選稱作“第一次TikTok選舉”（First TikTok election）。

只不過，他們的運營並不高明，這些賬號以政黨名義註冊，風格混亂，剪輯水平拙劣，過於依賴傳統的鏡頭語言，由政治家面向鏡頭，做乏味的宣講。不出意料，三個政黨累計僅獲得了可憐的50萬粉絲。

“TikTok選舉”真正的暴風眼在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歐洲大陸，大約三分之一的法國、德國和意大利議員已經開通了TikTok賬號。

法國的TikTok競爭尤其焦灼，象徵中間派、極左、極右三極的馬克龍、讓·呂克·梅朗雄（Jean Luc Mélenchon）和28歲的大學肄業生兼國民陣線黨魁喬丹·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均以個人名義註冊了賬號，分別收穫450萬、240萬和160萬粉絲。2024年6月10日，在獲得歐洲大選勝利後，巴德拉一則十餘秒的慶祝視頻便收割了1300萬播放量，須知，法國的全國人口不過6840萬。

使用TikTok的法國政客們，自左至右分別是：馬克龍、梅朗雄、巴德拉

利用最新的傳媒科技宣傳自己的政見，這對每一個有進取心的政客都是值得一試的操作。

但這裏有一個值得玩味的事實，在TikTok上大放異彩的政黨多是歐洲政治光譜中的極右派，他們往往是脱胎於1980年代死灰復燃的新法西斯主義，政見中往往都包含驅逐外來勞工、脱離歐盟、否定氣候變暖等等典型的歐洲右派主張。

在議會選舉前夜，巴黎街頭張貼着國民陣線的海報，畫面中是一個金髮碧眼的白人男孩和無邊的曠野，圖中文字的意思是“給白人男孩一個未來”（Donnons un avenir aux enfants blancs）。不過，有意思的是，畫像中的白人兒童並不像高盧人，反而更像是日耳曼人。

另一方面來説，極右翼在宣傳上似乎也更加依賴Tiktok。

如果我們將法國政客的TikTok粉絲與推特粉絲做一個簡單對比，就會發現，儘管中間派馬克龍有多達450萬TikTok粉絲，但這一數字不足推特粉絲的1/2；左派梅朗雄的TikTok和推特粉絲基本持平；而右派巴德拉就逆了天了，他在Twitter僅有45萬粉絲，但TikTok的粉絲卻達到了這一數目的4倍。巴德拉的粉絲活躍度更是遠遠高過馬克龍，他用160萬的粉絲創造了遠高於馬克龍450萬粉絲的點贊量。可見，極右翼對TikTok有更高的粘性。

巴德拉的TikTok

在一些國家的FakeNews中，TikTok和政治的關係常常被説成是“TikTok散播假消息”、“TikTok是收集個人數據的特洛伊木馬”等等。然而，事實卻是，美國兩黨為了找理由搶劫TikTok，一直在高強度挖掘TikTok的把柄，但偏偏就是找不出把柄。它們沒有找到任何一例像Facebook劍橋分析事件那樣的，TikTok平台泄露數據影響選舉的案例。我想這足以説明TikTok在政治中立性上，在歐美主要社交媒體平台中是最好的那一檔，好到你硬是指鹿為馬會造成大量回旋鏢的程度。

可見，右翼偏好TikTok，其背後的科技社會學機制遠比那些無腦的陰謀論要複雜得多。

TikTok，為歐洲右翼克服傳統媒體的圍堵、政治動員的地理障礙和辯論劣勢提供了完美的平台。

02 從邊緣突圍：極右翼與視聽技術

不管是在哪個國家，邊緣政治勢力始終處於主流政黨的圍追堵截中，這反而使他們成為新興媒介最為熱忱的擁護者。兩者的密切聯繫可以追溯到納粹德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世界正處在兩種媒介體制的轉換期，在紙質印刷物之外，視聽技術的普及迅速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模式。

20世紀20年代末，體制化的紙媒與國家電台拒絕納粹的播出請求，阻止納粹黨展開面向大眾的宣傳。然而，狂熱的信徒在新的聲學設備中發現了突圍的契機。

1924年發明的揚聲器讓野心勃勃的煽動家們可以丟掉粗製濫造的宣傳冊，在巨大的城市廣場中直接面向數萬名狂熱而躁動的大眾宣講。

柏林製造商德律風根（Telefunken）的工程師傾心於納粹的綱領，為納粹黨提供了最為先進的聲學設備，對待其他政黨則敷衍了事。希特勒的聲音在揚聲器的金屬聲浪中擴張。在1932年的選舉中，納粹黨在德國境內組織了200餘場羣眾集會，向1000多萬羣眾傳播了納粹的綱領。這在10年前幾乎無法想象。

納粹黨人對聲學設備的迷戀在Reichsautozug巡迴車隊上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這一技術-媒介裝置在1936年投入使用，車隊總長超過3公里，配備有可伸縮劇場、巨型揚聲器系統、攝影工具、多達150個蘑菇型擴音器和可供一萬人用餐的餐椅設備，並且能夠進行攝影。這列車隊行駛在德國發達的高速公路網絡上，成為了流動的政治擴音器。

聲學的政治並未止步於廣場和公路，無線電技術的發展將聲音的遠距離傳輸變成新的戰場。上台後的納粹黨迅速控制了國家電台，並化為己用。第三帝國的理論家戈培爾將廣播稱作影響大眾的最現代和最重要的工具，大眾將從廣播無限重複的情緒與仇恨中重建自己的世界理念。1933年2月，希特勒的聲音開始在帝國全境播放。

在希特勒上台幾周後，戈培爾強制德律風根、羅意威（Loewe）和藍點（Blaupunkt）等公司無需考慮製造成本，生產能夠為普通國人負擔的收音機設備Volksempfänger，這一名字的含義是“人民的接收器”（命名方式跟大眾汽車一模一樣）。截至1943年，收音機的銷量已經達到1600萬，幾乎可以覆蓋德國的全部民眾。如果沒有揚聲器、廣播等一系列聲學技術，納粹的成功或許要困難得多。

人民的接收器

二戰後，極右翼勢力被迫隱入幕後，直至7、80年代才隨着經濟增長的停滯和不平等的加劇再次抬頭。和30年代的德國人一樣，當代極右翼政黨發現自己再次面臨着傳統媒介的圍剿。

曾經的“新媒體”，無論是廣播還是電視，早已和特定政黨建立了密切的聯繫，青睞固定的敍事策略，邊緣政黨如果想建立自己的傳媒組織，需要付出極其高昂的經濟成本。

然而，互聯網異軍突起，為邊緣政黨提供了新的契機。1996年，法國國民陣線建立自己的網站，開始利用互聯網傳播綱領，增強自己的可見性，進而倒逼傳統媒體向自己打開大門。如今，Facebook、Ins、Twitter和TikTok等新媒體充當了30年代“揚聲器”的角色。

相比於傳統媒體，它們都有更強的去中心化特徵，而相對於那幾家美國民主黨深度掌控的社交媒體，Twitter，特別是TikTok比較接近於做到了真正的平等。

於是被傳統媒體封鎖的邊緣政黨就有機會獲得流量了，然後便能以極低的運營成本向選民施加影響，從傳統媒介的圍堵中突圍。

TikTok，無意中成為歐洲邊緣政治勢力從主流媒體封鎖中突圍的主要抓手。

03 技術與空間：選民的地理分佈和政黨偏好

和20世紀20年代的揚聲器與廣播一樣，TikTok幫助國民陣線這類的右翼政黨征服了空間。

我們都知道，每當經濟下行，不平等加劇，傳統建制派的勢力就會相對式微，而尋求劇烈改變的極左、極右勢力會相對抬頭，這是自然而然的規律。

但為什麼是右翼用新的媒介用得更好呢？

這就不得不提到選民的空間分佈了。

空間，攸關國民陣線的生死。

政治觀念有自己的地理學，不同空間則有着自己的政治偏好。山地、平原、鄉村和城市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形成了獨特的政治傾向。在當代法國，馬克龍的復興黨和梅朗雄的極左翼政黨均以巴黎都市區為據點，前者據守塞納河以南的中產階級與富人社區，後者則以巴黎都市區以北的平民和工人市鎮為堡壘。

2024年第一輪立法選舉：紅色為左翼票倉，黃色為右翼票倉，棕色為極右翼票倉

巴黎都市圈空間逼仄，卻聚集了上千萬的人口，是各類傳媒、政黨和資本積累的中樞所在。政黨的宣傳家可以在此地組織起高度發達的政治動員網絡，利用小冊子、電視辯論、廣播和線下集會等一切或古老或前沿的技術，以較小的成本在政黨和受眾之間形成一個個信息密度極高的聽覺和視覺共鳴腔。

然而，國民陣線沒有這樣的便利，儘管他們的總部也位於巴黎，但這座城市並不歡迎他們。國民陣線的票倉和法國的人口密度圖形成了完美的鏡像顛倒，他們的支持者散居於郊區、鄉村和10萬人以下的小型市鎮。

法國人口密度圖

2024年歐洲大選選舉結果，棕色為國民陣線票倉，注意將它與人口密度圖比照

極右翼的據點散落在廣袤的田野中，人口稀疏，社交網絡鬆散，缺乏經濟和媒介中樞。以國民陣線獲得壓倒性優勢的法國北部埃納（Aisne）省為例，這裏的人口密度只有72人/平方公里，略高於甘肅，但低於寧夏的水平。

需要遠距離動員，又受到傳統媒體的排斥，何不使用Tiktok呢？

法國鄉村景觀

城鄉分野下還隱藏着教育、職業與經濟不平等的現實。民調顯示，在高中以下學歷的受訪者中，49%將選票投給了國民陣線。在月收入低於1250歐元的受訪者中，38%投給了國民陣線。在底層僱員和工人羣體中，分別有44%和57%將選票投給了國民陣線。最後，在50-60歲的年齡段中，有40%的受訪者選擇了國民陣線。

從這些數字中，我們可以勾勒出一個法國極右翼支持者的“平均肖像”：出生於60-70年代，生活在小城鎮，中學時代輟學，進入工廠工作，或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職業，可能在去工業化過程中遭遇過失業危機，或發現自己的工作被價格更為低廉的外來勞工取代，目前收入僅僅相當於法國法定最低收入水平。

他們原本因為彼此離得太遠，缺乏交流和共鳴的平台，而TikTok恰恰提供了這樣的平台。

國民陣線的宣傳策略是對“地廣人稀”這一人口結構的合理反應。他們一方面奉行“近郊政策”，在巴黎近郊人口相對稠密的工人社區擴大政治影響，另一方面採取“TikTok攻勢”，利用這一短視頻平台凝聚都市圈外的分散選民，對他們施加持久的政治影響。

巴德拉與民眾親切交流

當然，影響國民陣線決策的還有另一個要素：青年人口。

TikTok 72%的用户年齡在24歲以下，28%左右的12-15歲青年已經拋棄了Facebook等舊社交媒體，依賴TikTok獲取新聞訊息。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尚未達到合法的選舉年齡，可是，幾年後，這些“TikTok原住民”的聲音便會進入歐洲的政治議程。

誰擁有TikTok，誰就擁有青年選民，誰就擁有未來。

04 影像：形式壓倒內容

媒介學家麥克盧漢有一句名言，“媒介即信息”，傳播媒介的形式將影響人類對信息的理解。

19世紀西方的政治交往媒介是紙質印刷品，到了20世紀成為了廣播和電視，也就是由專業媒體人精心製作和審核的內容產品，到了21世紀第一代去中心化社交網絡Facebook、Twitter、微博流行時，主流的內容形式依舊是圖文內容，而到了TikTok的時代，一切都變了。

信息受眾從待説服的公民，逐漸變成了待誘惑的消費者，選舉政治的組織模式也隨之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

麥克盧漢

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者早已意識到政治與視聽媒介的關聯，納粹的理論家主張，宣傳無需給出理性的證明，它不需要大眾“理解”，只需要用不斷重複的斷言、視覺和聽覺符號使大眾“信仰”。

奧地利美術生的設計水平確實是一絕

這種內容形式的變化似乎對右派更為有利。

建制派會認為，現在的大勢是好的，那些大眾眼中的問題都是階段性、妥協的結果。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妥協呢？自然需要展開論述。

左派追求的變化往往是進步，是創造一個從未存在過的新世界，於是就需要論述為什麼這種新世界更好，以及如何去創造它。

而右派追求的變化往往是否定近期的一些變化，退回到原本的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狀態，既然這種狀態原本就存在，那就沒必要長篇大論了。唯一的問題是局勢早已滄海桑田，你怎麼可能回得去。

所以我們看到，在動輒長達1-2個小時的電視辯論中，極右翼常常因為自身論據的紕漏而落入下風。然而，TikTok以影像為中心的傳播，規避了長段文本論述的風險。0-3分鐘的短視頻不可能闡明一個牽扯多方利益的移民、退休和税收議題，但可以用節奏、音樂、圖像、戲劇性的對白或是臉譜化的情節刺激消費者的感覺中樞。

當一些TikTok博主，例如同樣參與歐洲大選的左翼政治家奧布里（Manon Aubry），還擱那天真地解釋自己的政治計劃時，國民陣線早已將傳播的重心放在了視頻情節的編排。

奧布里

在幾則視頻中，黨魁巴德拉戲劇性地表演着自己的私人生活，他或是參與模擬月經疼痛的測試，或是在等待電視辯論時做作地吃了幾顆哈瑞寶糖果，或是把自己比作搖滾明星，再或品嚐一口玫瑰紅酒，便輕鬆營造出“温柔陽光大男孩”的人設，在TikTok上掀起一波波熱潮。

這哥們還挺帥

即使談論政治，國民陣線關注的也是文字的修辭性和人物佈景，而非實質性問題。在大選前的一則視頻中，身材高挑的巴德拉穿着白色襯衫和深色西褲行走在曠野中。巴德拉微笑着向前，用富有磁性的嗓音發出命令：

“星期日，請去投票。讓馬克龍體會前所未有的失敗滋味，讓他無法獨斷專行。請去投票，保衞你的購買力，抵抗威脅我們安全、身份認同與文明價值的移民潮”。

巴德拉説的每一條都可以説是正確的，但他從未在任何場合清晰地説明自己將如何做到這一切。從內容的角度看，這類斷言看似沒有太多的營養。但從傳播的角度看，這類斷言具有極高的傳播效率。這條視頻獲得了600萬的播放量，相當於法國人口的1/11。

對巴德拉而言，內容的空洞並非缺陷，媒介壓倒內容，影像取代文字便是當下的遊戲規則。在其他視頻中，類似的修辭策略屢見不鮮，政敵被形容為祖國的背叛者，將移民形容為文明和種族的敵人，氣候變暖被諷刺為技術專家的騙術，在這場大眾與精英的對抗中，只有巴德拉的政黨能夠帶領大眾顛覆精英的腐化統治，頗有懂王當年抽乾華盛頓沼澤的氣勢。

權力應用技術，技術也重塑權力。一個在18世紀發明了哲學沙龍的民族，在200多年後的今天開始利用AI智能推薦的算法選擇國家的未來，這何嘗不是一種NTR。

社會網絡專家斯拉維（Nesrine Slaoui）對國民陣線的崛起傾向憂心忡忡，她在法國《解放報》寫道，“我知道巴德拉在TikTok上很有魅力，但你們必須投票對抗他”。

Nesrine Slaoui

05 峯迴路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傳統的媒介在TikTok面前仍然表現出了相當的韌性。

在國民陣線贏得歐洲大選後，馬克龍解散國民議會，提前進行立法選舉。儘管國民陣線可以依靠短視頻造勢，但在最終的立法選舉前，它必須接受電視辯論的考驗。

在2024年6月26日的電視辯論中，當巴德拉被迫離開TikTok，在公眾面前系統地論述和辯論自己的施政方針時，他提出了一個天馬行空的減税方案：30歲以下的青年全部免税。

這看似對青年有利，但是在法國，55%收入相對較低的30歲以下青年本身就不需要繳納所得税，這一方案惠及的主要是律師、醫生、金融從業者等青年高收入羣體，或者像巴德拉這樣的政客。

巴德拉的競爭者，現任總理阿塔爾（Attal）在辯論中嘲諷道，

“您是想給自己免税麼？”

25歲的姆巴佩可以免税，而一個31歲的工人卻需要繳納賦税，這竟然是一個贏得歐洲大選的政黨的黨魁在電視辯論中認真提出的施政方針。

傳統媒介迅速削弱了國民陣線的影響力，在最終的議會選舉中，這個極右翼政黨僅僅成為了第三大黨派，並未像預期的那樣主宰國民議會。

或許，在未來的一段歷史時期中，我們將能夠看到更多的歐洲政治光譜在TikTok和電視辯論兩種媒介的競爭中此消彼長，直到更先進的技術完成對傳播媒介再一次的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