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國家活力”“社會活力”與國家競爭能力_風聞
新会佬-6小时前
鄭永年 大灣區評論 2024年07月15日 21:00 廣東
編者按 · 2024.07.15
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濟南主持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時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激發“社會活力”將成為正在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主題之一。“社會活力”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着力點，對內可促進高質量發展，對外有助於提升國際競爭力。因此，對這一點的認識，對於把握新時代下中國的發展路徑具有重要意義。國家競爭力的構建不僅關乎經濟和軍事力量，更與社會活力緊密相連。2024年3月，美國蘭德公司發佈的《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基礎：中俄視角》報告，深入探討了中國和俄羅斯對國家競爭力優勢的理解，並由此提出美國的對策建議。報告着重提到了“社會活力”在國家競爭力中的重要性，這一觀點與剛好契合時下激發“社會活力”的主題，供讀者參考。2024年3月12日，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發佈了題為《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基礎：中俄視角》(The Societal Basis fo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hinese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的報告，探討中國和俄羅斯兩國對國家競爭力優勢的理解及其對美國的影響。這是一份不可忽視的重量級報告，因為它涉及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國家競爭力及美國的應對策略。更為重要的是，正如我們在下面會分析到的，儘管這份報告把中國和俄羅斯放在一起研究，不僅帶有鮮明的認知戰爭的味道，而且充滿着對中國發展動力的不理解和偏見，但其強調“社會活力”在國家競爭力中的作用的觀點是有啓發意義的。中國過去的成功在於“國家活力”和“社會活力”之間的均衡，也是需要我們繼續踐行的。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據，上半年中國國內按不變價格計算，同國內生產總值比增長5.0%。圖為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海安貨運站集裝箱裝運作業現場（圖源：新華網）
蘭德公司國家競爭力研究背景首先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份政策報告的出爐具有深刻的背景。**第一，這是由美國國防部資助的蘭德公司組織的研究報告。**具體來説，該項目是由國防部所屬的“淨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資助，由蘭德公司國家安全研究部（The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國際安全與防務政策中心（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enter）執行具體研究任務。從國防政策研究的角度看，淨評估辦公室可以説是美國最重要的智庫。自其1973年成立之後，一直由被美國政策界視為“最後一位武士”的安德魯·馬歇爾（Andrew Marshall）領導，直至其2015年退休。但馬歇爾的退休並沒有影響這個辦公室的有效運作，迄今依然是美國軍方最重要的智庫。**第二，作為世界霸權的美國為了使其霸權永恆化，歷來關注國家競爭力研究，學術界和政策界大多有關國家競爭力的概念和理論都出自美國學界和政策界。**儘管這份報告，如其題目所示，聚焦的是中國和俄羅斯兩個大國，但這份報告是蘭德公司“國家競爭力研究”的系列報告的一部分。2022年蘭德公司出版了一份題為《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基礎》(The Societal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的報告。2022年的這份報告可以説是一份“學術性”很強的政策研究，討論國家競爭力的指標，並且聚焦於美國本身。2024年的報告是2022年報告方法的沿用，並且使用幾乎是同樣的標題（在2022年報告中，“基礎”的英文為“foundations”；在2024年報告中，“基礎”的英文為 “basis”），只不過聚焦討論中國和俄羅斯罷了。**第三，因此，很顯然，蘭德公司的這一系列研究關乎的是大國政治，意在界定各大國國家競爭力的比較優勢，探討美國如何保持競爭力。**在國際政治上，國家競爭力表現為“硬力量”（hard power）和“軟力量”（soft power）兩個方面。“硬力量”和“軟力量”當然是一個程度問題，人們並不能對這兩者劃分一個邊界，因為很顯然，從最硬的軍事技術到最軟的文化力量是一個連續統一體。中、美、俄三國的軍事和經濟“硬力量”的比較研究及其對美國的影響一直有很多人研究，但這三國的“軟力量”研究則相對被忽視。這份報告從“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基礎”這一特定的角度來研究“軟力量”可以説是一大貢獻，至少從研究者的初心來説。
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於1990年提出“軟實力”概念（圖源：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
報告的論題、方法與分析構架報告的論題、方法論和內容並不複雜。論題很顯然是“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基礎”。**就方法論來説，研究者承認並沒有全新的方法，而是廣泛蒐集了現存關乎國家興衰的文獻，並加以綜合評估。**這在2022年的報告中有詳細的説明。作者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和數據來源包括：1. 來自全球比較歷史的觀點；2. 特定的歷史案例研究；3. 尋求對歷史趨勢進行解釋的一般性學科評估（例如對經濟發展來源的研究）；4. 特定問題的經驗研究；5. 對反證案例或者替代案例研究的評估。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與競爭優勢相關的7個社會特徵，包括：1. 國家的雄心與意志；2. 統一的國家認同；3. 共享機會；4. 活躍的政府5. 有效的機制；6. 學習和適應性社會；7. 競爭性差異性和多元主義。研究者着重強調了幾點。第一，這7個特徵之間“謹慎平衡”（prudent balance）的至關重要性。**沒有一個社會可以依靠單一的社會特徵而獲得國家競爭力，也不能把單一的社會特徵推向一個極端，否則事物就會走向反面，即阻礙國家競爭力的發展。**例如，沒有一個社會可以依靠“國家雄心”（一個極端）或者“多元主義”（另一個極端）單一因素而獲得成功。第二，除了這7個社會特徵之外，有些特定的要素會輔助一個國家的國家競爭力地位的加強，例如貿易網絡和思想市場中的地位。第三，可持續的競爭優勢來自這7個社會特徵的協同效應。這7個社會特徵的互動和混合所產生的效應遠大於這7個社會特徵的總和或者單一特徵所能產生的效應。第四，一個具有國家競爭優勢的社會具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這個社會是開放的，具有容忍性，充滿知識能量和對學習的承諾；這個社會對自己的國際地位具有強大的意識，有一種使命感和意志；這個社會總是可以獲利於強大的公共和私人機構，以及積極推進比較優勢的國家機構；這個社會總能承載多元衝突的思想，承載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才和他們的成功。**就美國而言，這一研究持總體樂觀態度。研究者發現，**在所有大國中，美國社會這7個特徵的協同效應最強大。**同時，研究者也指出了美國面臨的風險，認為包括國家信息空間的腐敗在內的一些要素在弱化美國的國家競爭力。2024年報告基本上把2022年報告的這些應用到中國和俄羅斯。因為2022年報告在很大程度上是從美國或更廣泛的西方角度來討論國家競爭力問題的，因此2024年報告需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便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可能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思考社會優勢問題嗎？
路透社數據顯示，美國第一季度整體經濟產出增速為近兩年來最慢。圖為曼哈頓街頭（圖源：路透社）
中國對國家競爭力優勢的理解
為了確定中國本身對中國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優勢的理解，蘭德研究者回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西方學術界、中國官方和學術界關於中國歷史的著作。蘭德研究者也意識到，他們對中國的文獻進行分析是一個重大挑戰，因為這將不可避免地在中國文獻研究中引入了強烈的“中國偏見”。為此，他們考慮了西方關於中國社會力量的學術著作，尤其是關於傳統帝國時代的著作。 通過文獻回顧，蘭德研究者發現，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的社會實力，西方和中國學者都強調了民族認同的重要性、地方精英的作用以及中國長期以來對學習和教育的重視。**學者們所爭論的核心問題在於這些傳統價值觀和文化對國家今天的成功到底有多大貢獻。也就是如何“量化”傳統對當代的影響。**再者，西方學者也一致認為，當代中國文化是傳統與現代文化和價值觀的融合。儘管融合過程具有複雜性，但中國政府通常將民族傳統文化和價值觀視為民族團結、凝聚力和力量的源泉。 蘭德研究者也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學者傾向於強調國家政治制度作為力量來源的重要性。**在官方文件和學術著作中，一個常見的觀點是：中國比其競爭對手擁有更多的制度優勢。強調這一觀點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客觀的，另一方面則是主觀的。就客觀面來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就的確令人印象深刻。中國今天的財富、軍事力量和外交影響力遠遠超過了任何一個傳統中國王朝的期望。就主觀面來説，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他們都可以通過突出中國政治優勢而受益。不過，蘭德研究者也承認，他們蒐集和審閲的集中於那些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的優勢在於比西方國家更集中、更果斷的方式來協調國家權力的運作的文獻。根據這些文獻，中國自身認為中國製度的優越性在於幾個方面。第一，執政黨有能力協調國家權力的所有要素，確保團結一致；第二，執政黨的實用主義、思想紀律和學習意願是另一個戰略優勢的特徵；第三，現行制度優勢的其中一些特徵喚起了傳統帝國時代的特徵，特別是民族團結的重要性、精英的作用以及對學習和教育的重視。
7月14日，遊客在南京夫子廟景區遊覽（圖源：新華網）
俄羅斯對社會優勢的理解在蘭德研究者看來，**俄羅斯的國家敍事由決策層宣傳，並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源於“俄羅斯必須永遠是一個大國”的信念。**與中國一樣，俄羅斯的公眾、官方和許多學術意見都明確了俄羅斯走向偉大和競爭優勢的道路。從2000年到2020年，只有一小部分俄羅斯人同意俄羅斯應該沿着“歐洲文明”的路線發展。**多數人認為俄羅斯必須“走自己的特殊道路”。長期以來，俄羅斯決策者和學者一直認為，採用西方原則是一條卑屈道路。**這一觀點反映在俄羅斯官方聲明和俄羅斯關於國家競爭力的著作中的三個主要主題中：專制、正統和軍事力量。**俄羅斯人民也持類似的觀點，即俄羅斯首先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國家。**這為中央集權是俄羅斯首選的治理形式這一觀點提供了支持。儘管一些俄羅斯人對民意調查的回應是聲稱支持民主，但他們不一定考慮競爭性選舉和制衡，也不一定準備通過積極參與政治進程實現民主。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東正教及其保守價值觀保護俄羅斯社會（以及俄羅斯以外的宗教保守派）不陷入西方的腐朽和道德淪喪，**俄羅斯認為西方式的腐朽和道德淪喪是俄羅斯國家和精神弱點的根源，從而導致俄羅斯的競爭劣勢。**宗教並不是俄羅斯這種複雜心理的唯一因素，因為幾個世紀以來，宗教並沒有為俄羅斯與天主教和新教歐洲大國尋求共同利益製造不可逾越的障礙。但在與天主教和新教西方持續競爭的背景下，俄羅斯東正教確實有助於向俄羅斯講述為什麼這個國家與西方不同，也許在某些方面比西方更好。俄羅斯競爭成功的公式與其軍事力量密切相關，軍事力量是俄羅斯偉大的一個基本方面，往往優先於其他通常與社會成功相關的因素。俄羅斯官員認為，如果俄羅斯在軍事上不強大，這個國家就會被西方列強瓜分和剝削。
俄羅斯衞星通訊社7月14日電，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稱，北約峯會結果對俄羅斯構成威脅（圖源：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對美國戰略的影響
**蘭德研究者明確宣稱，“我們的目標不是發現任何正式的中國或俄羅斯國家社會優勢戰略，而是去發現是否可以找到中國和俄羅斯的研究者或官員認為與競爭優勢有關的任何平行的因素或變量。”**也就是説，蘭德研究者的目標至少有三步：第一，認識中國或者俄羅斯本身是如何認知他們國家各自的競爭優勢；第二，比較中國或者俄羅斯本身所認知的比較優勢和蘭德研究者們自己所界定的一般意義上的比較優勢，從中看出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這些大國的競爭能力的優勢和短板；第三，為美國找到應對中國和俄羅斯比較優勢的策略。通過對中國和俄羅斯本身所認知的競爭優勢的考察，蘭德研究者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在蘭德研究者看來，儘管中國和俄羅斯對競爭優勢的看法可能不夠靈活且教條，但它們確實成功地捕捉到了蘭德研究者所確定的七個特徵中的至少三個，或者説，**中國和俄羅斯都具有這三個社會特徵，即國家抱負和意志、統一的民族認同和活躍的國家。**事實上，中國和俄羅斯的社會優勢觀至少隱含着一個信息，即這三個特徵的有效結合，如果放在各自社會的文化價值觀中，無論中國或俄羅斯都可以在與美國等大國競爭中取得優勢，或者説，**這三個社會優勢的結合便是國家在長期競爭中獲勝的“公式”。**這個結論對美國的含義是顯然的，即美國和這兩個競爭對手之間的競爭可能圍繞着這一關鍵對峙展開：一個是基於民族主義、中央集權和意志力的國家方案，另一個是基於網絡化權力、草根活力以及開放和自由價值觀的國家方案。
中國需要警惕美國的認知戰爭
**必須認識到，蘭德的這項研究是美國對中國和對俄羅斯所從事的認知戰爭的一部分。****第一，這項研究處處體現出美國“二元對立”方法。**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這項研究是第一項針對美國國家競爭力研究的延續，並且把美國和中國（與俄羅斯）作為兩個對立的社會體系來研究。這樣，就把美國（和西方世界）與中國（和俄羅斯）對立起來。實際上，拜登一上台，就把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定義為“中國專制”和“美國民主”的對立。這種二元對立方法貫穿整個報告。**第二，這項報告把中國和俄羅斯放在一起研究，這是有深刻意圖的，即從認知上把中國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中，大多數學者都把中國和俄羅斯分開來討論，並且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性。經驗地看，自從毛澤東時代中蘇分裂之後，中國和蘇聯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蘇聯解體之後，兩國更是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儘管今天中俄兩國關係緊密，但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使兩國對國家競爭力具有相同的社會認知。**把中俄綁架在一起是美國新近的發展。具體地説，是俄烏戰爭發生以來，美國妖魔化中國的認知戰爭。**近年來，美國國會先是動用政治力量把中國開除出“發展中國家”，試圖剝奪中國在“全球南方”的代表權，最近更是製造出一個新的概念，即“全球東方”，把中國、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綁架在一起，並經常把這個羣體視為“邪惡軸心”。
1955年的萬隆會議開啓了二戰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大潮，為不結盟運動奠定了基礎（圖源：新華網）
追求“國家活力”和“社會活力”的平衡
國家競爭力研究一直是美國智庫的重點。在美蘇冷戰期間，國家競爭力研究側重於硬力量領域，包括軍事、技術和經濟等方面；在軟力量領域，當時美蘇之間的鬥爭則聚焦於意識形態的對立，並且意識形態鬥爭也非常激烈。從這個角度來説，蘭德的這項研究依然是這個傳統的延續。需要強調的是，這項研究為國家競爭力研究引入了新的維度和內容，即蘭德研究者所説的“社會基礎”，或者一個社會自身對其國家競爭力優勢的認知。“自我認知”的重要性在國家競爭力研究中是被低估的，如果不是完全被忽視的話。“自我認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一個領域（即這裏所説的“社會特徵”）一旦被視為重要，那麼一個國家的資源就會投入到這一領域。在總投入不變的情況下，一個領域投入增多必然會減少對另一個領域的投入。這樣就會造成蘭德報告所説的，把一個領域推向極端，而失去了各個領域之間的平衡和均衡。根據蘭德的這項研究，這種情況很難獲得國家競爭力。這一點對中國尤其重要。**中國是典型的舉國體制，大多資源為國家所控制、所分配。決策正確的時候，舉國體制可以有效輔助國家實現國家目標；但一旦出現決策錯誤，那麼也容易導向錯誤。**蘭德的報告也提到了中國的這一短板。我們不會放棄舉國體制，但這一短板也是我們需要謹慎對待的問題。就方法論來説，蘭德研究員花費了很大的精力搜尋文獻和仔細地分析文獻，提出的很多觀點即使對中國學者來説也具有深刻的啓發性。但蘭德報告的缺陷也是很顯然的。這份報告引述的文獻過度地聚焦於政府的正式文獻，並沒有蒐集其他方面的重要文獻。儘管他們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此用中西方學者的論述來彌補。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很難彌補不足，因為所引述的東西方學者也都是聚焦這些方面的研究。**總體上看，報告依然是一個西方“視角”，而非研究者們所宣稱的“中國視角”或者“俄羅斯視角”。**在學術層面來説，缺陷更為嚴重。例如，儘管研究者們強調了當代中國社會是傳統與現代的連接，但他們大大低估了傳統的現代性。儘管當代中國也強調文明和文化的復興，但絕對不是“復古”和“復辟”。即使在討論中國傳統時，也充滿了西方色彩，或者説，研究者們往往把西方的價值觀投射到中國傳統之中。這尤其表現在民族主義上。**傳統上，中國並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基於種族、民族、宗教之上的排他性的民族主義，中國傳統所體現的是一種包容性的“文化主義”。**對中國來説，民族主義是一種近代現象，但近代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依然和西方民族主義具有不同的性質，西方依然具有排他性，而中國民族主義的包容性並沒有改變。
2023年5月18日，中國—中亞峯會在陝西省西安市舉行。圖為中國—中亞峯會歡迎儀式現場（圖源：新華網）**更為重要的是，蘭德的這項研究更多的是反映中國實踐的一個側面，並不符合中國經驗的全部。**例如，這份報告的主題是講中國的集權面——“活躍國家”，但忽視了中國的分權面——“活躍社會”。**儘管中國體制的集權面和分權面不總是平衡和均衡的，但並不存在一個理想狀態的“集權”或者一個理想狀態的“分權”，集權和分權是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也就是説，是一種與時俱進的體制。**因為強調集權面，蘭德研究者們的確看到了一個“活躍國家”，但因為忽視了分權面，他們沒有能夠看到一個“活躍社會”。這一點尤其使得他們很難解釋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尤其是民營企業部分。中國不光存在着一個強大的國家，更存在着一個強大的社會。正是中國社會創造性繼承了中國諸多優良傳統，例如勤奮、努力和腳踏實地等。中國企業家精神更體現在國際面。隨着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國企業家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提供着巨大的動力。概括地説，“國家活力”和“社會活力”的平衡是中國過去成功的核心經驗，也應當是今天我們繼續踐行的原則。反過來，蘭德研究者們在強調美國“活躍社會”所產生的動能的同時忽視了美國缺少一個“活躍國家”為國家競爭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儘管蘭德研究者也指出了美國存在的短板，但並沒有包括缺少一個“活躍國家”這一要素。**相反，蘭德研究者把中國的“活躍國家”視為是對美國的一個嚴峻挑戰。這實際上從側面反映了蘭德研究者所承載的價值觀。也就是説，這項研究並非一項科學的分析，而是一項充滿西方價值觀的分析。這份報告也應當給中國的智庫界帶來很大的啓示。作為大國，今天的中國依然停留在處處回應美國（和西方）的被動局面。要有效回應國際局勢的變遷，就不能過於被動。**對一個大國來説，回應遠遠不夠，而是需要把定義權、解釋權、話語權掌握在自己手裏。**至少從其成立以來，蘭德公司幫助美國實現了諸多外交政策領域定義權、解釋權和話語權。迄今，我們的智庫幾乎依然無能為力。做不到這一點，智庫就很難説能夠輔助國家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