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有關港澳工作指示現在仍然適用_風聞

　　筆者昨日提到，廖承志曾經批評過香港的統戰工作「一『左』二窄」，這是見諸於由開國元老之一的鐵瑛的女兒鐵竹偉撰寫的《廖承志傳》一書（她還撰寫了《百年恩來》、《陳毅傳》、《霜重色愈濃》、《紅軍浪漫曲》等作品）中有關港澳工作的部份，及《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中的回憶內容。

　　猶記得，當時任《人民日報》駐澳門記者站站長曾坤所作的《行走澳門》一書出版時，時任澳門中聯辦主任的白志健為其作時，引述了廖公當年對在香港工作的內派人員所説的一段話：「你們到香港去，要社會化、羣眾化、職業化，不要關在門裏。我甚麼時間到香港去，如果我看到你們就是樓上樓下老不出門，我就把你們趕出去，要麼就把你們都調回來！你成天關在屋子裏幹，何必到香港呢？在北京就行了嘛！到香港就要到外頭去，就要開展工作交朋友，不接觸外頭，不廣交朋友，如何宣傳我們的主張呢？我是像老和尚唸經一樣，見你們一次唸叨一次。」白志健指出，這段話至今音猶在耳，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我們每一個在澳門工作的內派人員，要想履行好自身的職責，要想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唯一的出路是深下去再深下去，始終保持同澳門實際生活的密切聯繫，同澳門社會各界打成一片，其他無任何捷徑可走。「身入」就是必須到現場，「心入」就是要傾注感情，「伸入」就要有感悟，以辯證的方法去體會，去感受，去衡量，去思索。

　　白志健所引述的廖公的這段話，出自於《廖承志傳》的第十二章《魂系香港》。在《魂系香港》這一章，還記述了廖公對本來安排出任廖承志辦公室主任，但後卻改任香港新華社副社長的祁峯的談話內容：去香港，第一，不要把國內的那套搬到香港去，不要國內搞什麼運動，香港也模仿。我對開「搬家公司」是深惡痛絕的，因為任務不一樣。國內是社會主義社會，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國內我們是宣傳社會主義，而香港只能是宣傳資本主義社會。你們一定要把握好這個界限。第二點，不要把駐外大使館的一套搬至香港去，必須從香港的獨特情況出發，要接觸社會，要廣交朋友。你們的革命立場是不變的，但工作方法要改變，和什麼人都要交朋友，越複雜越有名堂。下次我去香港檢查，如果發現你們每天呆在家裏不出門，我就把你們全調回來，我説話是算數的噢！廖公還一再對祈峯説，到香港後，一定要與各界交朋友，要了解和熟悉香港人的心理和習慣，熟悉香港的地理環境，切忌把國內的一套搬到香港。

　　廖公對何賢的態度，就體現了「和什麼人都要交朋友，越複雜越有名堂」的精神。據《廖承志傳》描述，建國初期，何賢雖然為國家建設和抗美援朝戰爭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當時一些中央的港澳工作人員卻看不慣何賢與三教九流都能稱兄道弟，都講哥們義氣，更看不慣他的生活方式，一人討幾房老婆，吃喝揮霍無度，認為這樣的人太複雜，太腐朽，太落後，不能信任，更不應交往。但廖公卻不以為然，他支持澳門的同志繼續與何賢交朋友，話也説很坦然：「又不是發展共產黨員！何賢若不復雜，若只是個老百姓，還發揮不了這麼大的作用嘛。只要何先生願意，請他來北京，我請周總理接見他！」

　　對於港澳地區的愛國新聞出版工作，《廖承志文集》收入了《努力搞好港澳地區的出版工作》、《香港出版工作要從香港的實際出發》、《新時期港澳新聞工作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等文章，《廖承志傳》也有不少篇幅有所提及。在《魂系香港》一章中，廖承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説，「對香港的宣傳上要堅持愛國主義，但不要照搬國內，搞社會主義宣傳。否則就會樹敵太多」。「中新社成立，就是要為搞好港澳宣傳，要區別於新華社的宣傳口徑，我最憎惡的就是開『搬家公司』，把國內的一套照搬到香港去。」

　　為此，廖公特地組織幹部總結研究《晶報》陳霞子的經驗，「好好把老先生的經驗總結一下，加以推廣。把我們的宣傳工作，搞得更活更有聲色嘛！」而陳霞子的做法，就是他在撰寫評論時，明明是贊同共產黨的政策，但話經過他的筆端落到報上，沒有毛澤東的一句話，沒有共產黨怎麼説的字眼。只有孔子怎麼説，孫中山怎麼説的，故而應該怎麼做。這樣的文章，不要説是港英當局，就是與大陸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台灣當局也覺得有理，也能接受。於是乎，在嚴禁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進入台灣的時代，《晶報》卻能暢通無阻。周恩來總理常讀《晶報》，總理辦公室曾幾次打電話給中央外辦港澳組，誇獎陳霞子的言論寫得真絕，真妙。廖公也曾誇讚陳霞子文章寫得好，「我們不方便説的話，不大好説的話，他説了，而且説得非常好！他怎麼對我們的政策瞭解這樣深？怎麼能和我們想到一起去了？」據説，有次陳霞子病了，請某人為《晶報》代寫頭版言論，於是報紙銷量頓跌。陳霞子的辦報經驗，在港澳宣傳會上推廣過，確實大大提高了中共在港澳的報紙的趣味性、客觀性和可讀性，發行量大增。誰料到「文化大革命」一來，把這一套全盤否定，老人身心受到極大損傷……。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無論是《廖承志文集》，還是《廖承志傳》，都沒有收入或描寫一九七八年間中國新聞社復辦時，他對中新社負責人的一個談話內容。當時筆者在所居城市業餘兼職參加「市對台宣傳報導小組」的工作，曾聽到這個講話的傳達，深受影響，至今仍是筆者從事新聞評論工作的座右銘，因而在撰寫述評文章時，一是以客觀分析為主，儘量避免「表態叫口號」，二是儘量使用普通讀者都能容易聽得進去及聽得明白的語言，避免「講耶穌」式的「黨八股」。

　　因時間久遠，當時筆者也未作紀錄，廖公的這番談話內容，已記憶得幷不全面、完整，但其主要精神相信是沒有記錯的。廖公説，中新社復辦後，不要照搬新華社的「新華體」。因為中新社的任務，是向海外華人、華僑社會發稿。經過「文化大革命」，海外華人、華僑對我們的祖國有很多誤解。中新社宜採用軟性筆調，通過報導描寫祖國的大好河山及建設新貌，來進行宣傳教育。而至於有關黨政工作的宣傳報導，則由新華社去承擔。廖公還指出，陳霞子在《晶報》所撰社論的筆法就很好。無須太紅，也無須照搬照抄《人民日報》，只須擺事實講道理，在當地易於為讀者所接受，更能發揮影響作用。中新社的評論筆調，宜多學習陳霞子。廖公更進而指出，中新社的文稿如能做到這一點，相信香港及海外以「中華民國」為紀元的報紙，就能樂意於多采用。而《東方日報》、《星島日報》由於可以進入台灣，故其刊登中新社一篇文章，其所起的作用就比《文匯報》刊登一百篇要好得多。

　　澳門迴歸後不久，中新社香港分社社長章新新及香港中通社社長田寶林等人來澳，與澳門報界座談時，筆者憶述了廖公的這段談話內容，他們都證實確有其事。而韓正在擔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長時，對港澳宣傳工作有一個指示，大意是必須採用港澳居民喜聞樂見及看得懂的語言。看來，這是迴歸廖承志提倡的務實文風，值得慶幸。

　　廖公的思維作風，發揮了重大作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法建交時，蔣介石幷未按慣例宣佈與法國「斷交」，客觀上形成「兩個中國」。周恩來總理指示廖公設法解決，廖公透過黃文放找到當時「親國民黨」《星島日報》的總編輯周鼎，發表了社論批評蔣介石此舉，台灣當局當即宣佈與法國「斷交」，解決了戴高樂在決定與中國建交時，因不欲「傷害老朋友」而不願主動宣佈與台灣當局「斷交」，因而在「建交公報」上幷未寫上「一箇中國」原則的棘手問題。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香港和澳門也已經迴歸祖國，時空背景與廖公當時完全不同。但廖公上述談話及做法的精髓，仍然是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