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排外主義_風聞

奈傑爾·克利夫 著

陸大鵬 譯

要理解今日美國，不妨追溯19世紀中葉。南北戰爭之前，美國還在努力面對奴隸制的原罪時，全國範圍掀起了反移民浪潮，擾亂了正常的政治。

美國一直是移民國家。但在19世紀40年代，三件大事令美國的移民潮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逃避土豆饑荒的愛爾蘭人大批渡過大西洋；德意志人逃避工業和農業問題，前往美國；很多國家的政治異見分子在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後流亡美國。

考慮到當時美國的人口體量，這種移民潮的確史無前例。19世紀30年代，紐約市的人口穩步增長到20萬。40年代末，每年都有20萬移民搭乘超過2000艘擁擠船隻抵達紐約港。僅在1849年5月的一天，就有52艘船抵達紐約，送來6350名新移民。在人潮的重壓下，舊碼頭搖搖欲墜，甚至坍塌到水裏。

移民，再加上工業機械化，引發了令人不知所措、擾亂現存秩序的的大變革。把製造業轉移到海外在當時還不可行，也沒有這個需求，因為有大量勞動力湧入美國。

成衣工業滿足了日漸增長的中產階級對物美價廉服裝的需求，所以該行業是當時欣欣向榮的製造行業之一。在1853年之前的十二年裏，紐約服裝批發市場的價值翻了七倍。此時愛爾蘭人、德意志人和猶太人主宰着龐大的機械化服裝廠。有一家服裝廠僱用了超過2000工人，幾乎全是移民。

僅僅在十到二十年前，服裝製造業還是自給自足的手工匠人的天地。而此時大多數手工匠人被移民和機器取代。勉力支撐的手工匠人不得不忍受更久的工作時間、更低的薪酬，並敏鋭地感到自己的社會地位直線下降。全市的工資水平猛跌，成千上萬人墜落到貧困線以下。很多人因為失去了體面而穩定的生活而怒不可遏。

19世紀40年代末，大多數新移民（每年10萬人）是窮苦的愛爾蘭人。乘坐所謂“棺材船”（這個名字恰如其分）來到美國的愛爾蘭人跌跌撞撞地上陸之後，往往會被愛爾蘭老移民帶到骯髒的寄宿公寓，在那裏遭到搶劫，然後被趕出去；或者老移民向新移民兜售假的去內陸的火車票和船票。

有的新移民在碼頭附近的造船廠、鑄鐵廠、屠宰場和紡織廠打零工，但很多人淪落到臭名昭著的五點鎮那樣的貧民窟。五點鎮距離市政廳只有幾個街區，是好幾條小巷的交界點，街上堆積的人畜糞尿和工業垃圾足有腳踝那麼高。這個貧民窟原本是一個塞滿有毒廢物的池塘，所以整個貧民窟的地基緩緩下沉。每一棟腐爛的木板房內都擠了數十人。

貧民窟的很多居民雖貧窮卻是正經人，不過這裏也有很多強盜、娼妓、賭徒和酒鬼。原本體體面面的愛爾蘭鄉下人在貧民窟裏發生的變化讓美國人惴惴不安，無論這種偏見是否公正。傳奇的邊疆開拓者戴維·克羅克特（Davy Crockett）説：“在我的家鄉，愛爾蘭人是一流的紳士；但這裏的愛爾蘭人還不如野蠻人；他們醜惡墮落，甚至配不上地獄廚房。”

美國人常常對愛爾蘭人有一種特殊的親緣感。愛爾蘭人曾為美國獨立戰爭喝彩，也和美國人一樣經受過英國的暴政。愛爾蘭人拿着低廉的工資，辛辛苦苦地為美國建設運河和鐵路。但愛爾蘭人慣於抱團取暖，互相保護，並且參與激進政治，這讓美國人普遍不喜歡。

愛爾蘭新移民願意接受更低的工資。很多本土美國人，尤其是工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所以他們非常怨恨新移民。他們嘲笑愛爾蘭移民的風俗習慣，貶斥他們是遊手好閒的飯桶，説他們下了移民船之後就把自己的最後一個銅板用於酗酒，他們很快就擠滿了濟貧院和監獄。很多商店櫥窗和工廠大門的招聘廣告上寫着“不招愛爾蘭人”，就像拒絕自由黑人一樣。

專門研究紐約下層生活的城市地理學家喬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概括了當時美國人的普遍驚慌感。他寫道，移民是“一種宏大的道德現象，其規模令人心驚膽戰”。他戰慄地表示，移民是“一種糟糕的食料，任何國家都難以消化：如此嚴重的道德和身體的齷齪與腐化……聚集在一處，在瘟疫橫行、惡臭不堪的氣氛裏，如某種可憎的爬行動物般扭曲蠕動”。

愛爾蘭新移民其實並不比更早的移民更窮，技術水平也並不比他們差，但愛爾蘭新移民有一個特殊之處：他們絕大多數是天主教徒。美國排外主義者，即號稱捍衞本土美國人權益的活動家，據此編造了很多陰謀論，並以口口相傳和印刷招貼的手段（就像今天的某些極端主義網站）傳播。

陰謀論者説，愛爾蘭人效忠於外國權貴，即教皇；教皇親自挑選愛爾蘭人當主教，以此控制愛爾蘭人的思想。愛爾蘭人都臣服於羅馬天主教會，而教會在陰謀控制美國，威脅美國（也就是説，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生活方式。在最狂熱的排外主義者眼裏，每個下船踏上美國土地的天主教徒都是魔鬼的爪牙。“有史可查的第一個外國人就是魔鬼，他從地獄移民到伊甸園，就這樣給世界帶來了毀滅和苦難，”一份叫做《黃花與本土鮮花》的報紙的創刊號的一篇文章《我們會讓整個羅馬嚎叫》這樣寫道。

書面宣傳很快拓展到圖書。廉價印刷的圖書“揭露”教皇是敵基督，羅馬天主教會是巴比倫的娼婦。虛構的回憶錄“揭露”修道院的荒淫生活。這種類型圖書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瑪麗亞·蒙克的恐怖揭露》。這是本低級下流的垃圾，裏面滿是鞭笞、神父與修女通姦和殺嬰等譁眾取寵的情節。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假新聞，就像唐納德·特朗普不遺餘力傳播的那種雖然已經被證偽但仍然流傳的説法，即貝拉克·奧巴馬不是出生於美國，並且他是穆斯林。和今天一樣，當年那些烏七八糟的下流圖書和小報也吵吵嚷嚷地譴責主流媒體不講實話、企圖掩蓋自己炮製的假故事。

不可避免地，街頭羣眾開始響應拿起武器的呼籲。排外主義者在愛爾蘭人聚居區搭建講壇（有時得到新教牧師的支持），辱罵天主教會。匪幫襲擊天主教堂，用石塊攻擊主教住宅和修道院。不足為奇的是，愛爾蘭人以牙還牙，組成了一些令人生畏的幫派，比如“死兔幫”（Dead Rabbits），他們是最嗜血的本土幫派“包釐幫”（Bowery Boys）的不共戴天之敵。死兔幫參加鬥毆的時候揮舞他們的吉祥物，即一隻穿刺在長槍上的兔子。這就讓批評者有更多理由抨擊他們。

起初排外主義是一種秘密的地下運動，因為它的觀點超出了社會主流允許的範圍。但它的影響力很快擴展到紐約之外。早期的兩個秘密社團，“聯合美國人社”（The Order of UnitedAmericans）和“星條旗社”（Order of the Star-SpangledBanner）於19世紀50年代初合併，成為一個新的地下組織，在美國北部各州生根發芽。如果外人問他們的政治立場是什麼，他們的統一回答是：“我一無所知。”敵對者將他們稱為“一無所知黨”，這個名字不脛而走。

隨着反移民情緒愈演愈烈，“一無所知黨”不再躲躲藏藏，而成為羽翼豐滿的政治運動。1854年，他們在新英格蘭獲得很大勢力，其成員當選為費城市長和華盛頓市長，影響力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亞。舊金山建立了“一無所知黨”的分舵，專門反對華人移民。沒過多久，芝加哥選舉了一個“一無所知”分子為市長，他禁止移民擔任公職。“一無所知黨”還進入美國眾議院，其中一名成員甚至成為眾議院議長。

贏得這些勝利之後，“一無所知黨”於1855年以“美國人黨”的名義開始踏入全國政壇。一年時間，該黨成員就從5萬人猛增到100萬以上。就像唐納德·特朗普讓共和黨措手不及一樣，美國人黨取得成功的關鍵是，羣眾普遍對主流政黨無力應對當時的主要問題（主要是移民、奴隸制和戒酒運動）感到憤怒。隨着舊的黨派體系崩潰，“一無所知黨”吸引到大量舉棋不定的選民的注意力。他們甚至吸引到很多德裔和英裔新教徒，這些人自己也是移民，但害怕天主教徒。

“一無所知黨”堅決反對那些地位穩固的傳統精英和專家，把國家遇到的困難歸咎於他們。“一無所知黨”自稱民粹主義者，想要打倒自私自利的律師和富商，去照顧勞苦大眾。在全國各地，“一無所知黨”品牌的糖果、茶葉和牙籤賣得極火。驛站馬車和船舶也用“一無所知”運動的名字來命名。

在有些地方，“一無所知黨”主宰的地方政府不侷限於誹謗政敵，而是採取激進的進步措施。在馬薩諸塞州，“一無所知黨”控制着400個州議會席位當中的397個。他們立法保護婦女和工人權益，反對奴隸制，讓政府出資為學生提供免費教科書，加大對圖書館和盲人學校的資金投入，開辦少年犯教養學校。但這些立法者當中只有35人有擔任公職的經驗，他們的外行導致預算飆升到失控的地步。

新立法要求公立學校的學生每天閲讀新教《聖經》，希望藉此促使天主教徒兒童皈依。新立法查禁了愛爾蘭人的民兵組織，罷免州一級公職人員中的天主教徒，以新教徒取而代之。新立法設立了一個委員會去調查天主教修道院，企圖證明修道院是罪惡淵藪。報界很快發現，該委員會的主要推動者竟然貪污公款去嫖娼。下一次選舉結果出來之後，“一無所知黨”議員與其他黨議員的比例與之前相比完全顛倒了。

雖然出了這些尷尬事（或者更可能是恰恰因為這些尷尬事），“一無所知”運動的聲勢越來越大。1855年，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市市長競選導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發生暴力衝突，22名示威者喪生。在緬因州，“一無所知”分子對一名天主教神父處以私刑，剝光他的衣服，在他身上塗滿焦油然後粘上羽毛，並燒燬了一座天主教堂。

區區十年之內，“一無所知市”從矢口否認自己的存在，發展到在全國範圍飛揚跋扈。他們自稱代表真正的美國，即白人新教徒的美國。他們相信這才是美國的精髓。來自愛爾蘭南方的移民開始覺得，他們逃脱了愛爾蘭本土的新教徒偏見，到了美國卻迎頭撞上同樣的偏見。但“一無所知”運動來得快，消失得也快，因為決定美國政治的主要話題不再是移民，而是奴隸制。一直到內戰爆發，某些主張蓄奴的“一無所知”分子仍然在地方和州一級擔任公職，但大多數“一無所知”分子反對奴隸制，於是加入了亞伯拉罕·林肯的共和黨。

林肯在政治生涯的早期小心地避免譴責“一無所知黨”，因為他需要組建反對奴隸制的聯盟。他從來沒有公開攻擊過“一無所知”運動，但在1855年寫道：

 “我不是‘一無所知’分子，這一點確鑿無疑。我怎麼可能是呢？反對壓迫黑人的人，怎麼可能支持貶抑整個階層的白人呢？在我看來，我們的道德敗壞發展得相當快。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當初宣佈‘人人生而平等’。而我們現在説的卻差不多是：‘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如果‘一無所知黨’掌了權，他們就會宣佈：‘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外國人和天主教徒’。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寧願移民到某個不假裝熱愛自由的國家，比如俄國。那裏的暴政是純粹的暴政，沒有混入虛偽。”

至少在這方面，我們不能説唐納德·特朗普虛偽。作為總統候選人和現任總統，他從不掩飾自己佩服普京風格的強硬的專制統治。和“一無所知黨”一樣，特朗普標榜自己是本土美國人的捍衞者，反對移民。不過他的目標不是愛爾蘭人，而是穆斯林。和“一無所知黨”一樣，特朗普自稱發現了一個真實的問題：全球化和科技的浪潮侵蝕了美國工人階級。他用民粹主義的言辭、蠱惑人心煽動暴力和權力的刺激感來獲取支持。

特朗普是“一無所知黨”想要但從來沒擁有過的那種總統。和他的前輩一樣，他也把一種曾屬於邊緣的意識形態變成了主流。他的共和黨很可能變成21世紀的“一無所知黨”。如今世界面臨的問題是，“一無所知黨”當初失敗的地方，特朗普能不能成功。美國是否能建立高牆，把世界攔在外面；或者按照已故約翰·麥凱恩生前寫的信的説法，美國能否再次認可自己是一個建立在理想（而非血統和土地）之上的國家。

麥凱恩從自己的親身經歷知道，美國表現最精彩的時候往往是受到挑戰的時候。冷戰期間，面對蘇俄的意識形態考驗，美國發展出了繁榮的中產階級，用社會保障體系保護工人，投資於未來的發展，並重新確認法治。美國贏得了冷戰，不僅僅因為它的經濟體制更優越，也因為它的理想縱有千般不是，仍然更恆久。

 沒了競爭對手，美國鬆懈了自己的紀律，被不同版本的身份認同政治撕扯得不知所措。和過去一樣，美國的主導原則——自由，被拉扯到兩個相反的方向：自由是包容，自由也是保護主義。在美國故事的一個版本里，移民對國家福祉和國家認同有貢獻；在別的版本里，移民是美國的敵人。

在19世紀中葉，美國擁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是全世界窮人和被迫害民族的避難所。美國因此經歷了獨特的大規模動盪。今天，全球化的代價已經把排外主義擴大到更廣泛的範圍。所以，美國如何應對全球化勞動力流動和自動化，會影響我們所有人。不僅是美國的政策，還有它的公共話語的論調，都會影響我們所有人。

未來會不會出現更重大的事件，讓美國人轉移注意力呢，就像當年奴隸制問題讓“一無所知”運動的種族和宗教政治（以及他們粗鄙的口號、瘋狂的陰謀論和任性的業餘主義）變得不那麼重要？會不會出現一位有才華的政治家，就像林肯那樣，把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了新的理想而奮鬥？或者，美國會不會像冷戰時期，與一個外部競爭對手發生對抗，比如中國？

無論如何，“一無所知”運動閃電般崛起又迅速垮台的教訓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沒有辦法妥善地組織建立在更偉大原則之上的國家。那些偉大原則雖然經常遭到違背，但它們始終存在，等待人們重新舉起它們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