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斯提名與“鄉巴佬的輓歌”，背後是美國“不平等”的社會生態_風聞

編者按

近日，據央視新聞報道，美國當地時間7月15日，2024年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美國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開幕，會上，美國共和黨正式提名特朗普為黨內總統候選人，正式通過詹姆斯·戴維·萬斯作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在特朗普遇刺事件的餘波尚未平息的背景下，萬斯被提名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再次引發輿論廣泛關注。萬斯被提名之所以引發關注，一方面在於其政治立場的轉變，前些年，他曾多次批評特朗普及其執政主張，現在他則被視為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主張的有力捍衞者。另一方面，在於萬斯的成長經歷和成長環境，其出生在一個典型的美國鏽帶工人家庭，他在2016年的自傳《鄉巴佬的輓歌》（又譯《鄉下人的悲歌》）中，描述了他在美國“鐵鏽地帶”的艱苦成長經歷，以及該地區白人勞工的階層的生活掙扎:工作崗位流失、經濟收入下降、階層流動受阻。在當時美國大選期間，該書也媒體稱為“特朗普現象的解釋者”。結合萬斯的政治立場和他的自傳來看待其被提名的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透視美國正在遭遇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風險與震盪。其中，經濟與社會領域的“不平等”構成了解釋“特朗普現象”的關鍵，也為我們理解萬斯為何被提名提供了重要參考。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不平等：當代美國政治極化的經濟與社會根源

　龐金友 |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9期

非經註明，圖片來自網絡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政治極化是當今美國政治的顯著特徵。狹義的政治極化專指政黨極化，即兩黨體制內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分化和對立，廣義的政治極化則包括精英極化、民眾極化甚至階層極化、意識形態極化。在探討政治極化何以形成這一問題時，學者們大多傾向於從制度、傳統、文化等角度展開分析，對經濟因素尤其是近些年來愈演愈烈的經濟不平等，乃至經濟極化則關注不夠。實際上，不平等是政治極化形成的根本性影響因素，是政治極化不斷加劇的經濟和社會根源。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態勢如何、不平等何以影響政治極化、不平等與政治極化有何內在關聯，這是理解美國政治極化根源的重要關節，也是本文試圖論述的議題所在。

愈演愈烈的不平等

不平等現象自古有之，但一直未引起人們太多重視。在崇尚自由競爭、倡導市場經濟的美國，人們大多堅持這一信條：收入與財富上的平均主義不僅影響儲蓄，還會阻礙生產規模的擴大與生產技術的創新；作為儲蓄和投資的主力軍，富人階層財富的增加，意味着投入和產出的增加，意味着財富總額的增加；與其關注如何分配收入和財富，不如關注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機會、改善貧困階層的物質生活，如何做大財富的“蛋糕”遠比如何切割更為重要。因此，現實生活中，不平等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辯護者，大有人在。持“偽命題論”的人認為，不平等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還是刺激經濟增長、保持社會活力的必要前提。持“終生平等論”的人認為，平等與否不能只看一時多寡，暫時貧窮的人若干年後可能成為富人。持“相對平等論”的人認為，在美國，即便是窮人也享受着那些落後國家中等甚至偏上收入羣體難以企及的福利和待遇。持“危險命題論”的人則認為，遏制不平等將扼殺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任何試圖改變不平等的措施都得不償失，甚至可能危及自由、損害平等自身，“打擊經濟不平等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然而，近些年美國不平等的發展態勢令人始料不及。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一步步地淪為“最不平等的發達國家”，其貧富差距的懸殊程度和加劇速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第一，收入差距日趨明顯。有數據顯示，在過去的50年間，美國除頂層20%的家庭年收入有所增長之外，其他家庭均無明顯變化，底層的20%穩居底部，毫無增長跡象，只有頂層5%的增長極為醒目（見圖1）。“在過去30年裏，低工資人羣（底層的90%羣體）的工資只漲了大約15%，而上層的1%羣體的工資卻漲了差不多150%，最上層的0.1%羣體的工資漲了300%還更多。”不僅頂級富豪們與其他人口的差距在拉大，收入前10%的人口與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後兩者的收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乎一直停滯不前。不同羣體的收入的巨大落差直接決定了財富份額的天壤之別。“20世紀70年代末至2012年間，1%最富有人口所擁有的全部私人財富所佔的份額上升了幾乎1倍，但在最富有的0.01%人中上升了3倍，最富有的0.01%家庭中上升了至少5倍。”收入的高度失衡，直接造成頂層的贏者通吃與底層的長期貧困共同存在。

第二，中產階級持續萎縮。相對於社會底層那些需要較少技能的工作以及社會上層那些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曾經屬於中產階級的“好工作”逐漸消失。這一變化導致如下結果：一是更多的錢流向了上層，二是更多的人滑向了底層，三是中產階級人數持續減少。早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的貧困階層就已面臨重重壓力。經濟危機後，甚至連中產階級也陷入困苦境地，“美國的中等收入羣體所面臨的處境遠比‘問題和麻煩’更可怕”。整個中下階層的就業、退休金和住房都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第三，階層固化初具規模。“蓋茨比曲線”告訴人們：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往往具有較低的代際流動。而這恰是當前美國面臨的棘手問題：貧富差距嚴重威脅代際間的自由流動。厄爾·懷松用“雙鑽石型”模型形象地描繪了這種階層固化的趨勢：隨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中產階級的消失，現有的社會結構分裂為兩大階級，頂部小鑽石代表特權階級，底部大鑽石代表新工人階級，兩大階級間通道狹窄，滲透性和流動性都極為有限（見圖2）。“新工人階級到特權階級的向上流動非常少，而從上層向下層的流動也非常少。隨着有意義的社會流動性的消失，上層的特權和下層的貧困就會凍結，永久地凝固，而很少有人處於中間。”

第四，“貧困陷阱”業已顯現。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引發了一系列諸如教育、健康、就業等社會問題。低收入階層享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沒有足夠的資金，缺乏鍛鍊的機會，就無法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好的就業環境和更高的薪酬待遇，也就沒有更佳的精神狀態和競爭能力，“貧困是因為貧困”，這就是不平等能夠把人鎖定在貧困當中的現實邏輯。關於不平等是否重要的爭論仍在繼續，不平等趨勢卻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不平等引發了一系列諸如破壞機會均等、導致社會不公、造成階層固化、威脅民主制度等社會和政治問題，尤其對美國政治極化影響深遠。“從其對經濟和社會所帶來的影響來看，不平等是一種災難，是一種狡猾、隱蔽和可怕的機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不平等是當今世界的一個關鍵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不理解不平等的這種軸心地位和關鍵作用，就很難理解美國政治極化的經濟和社會根源所在。

《鄉巴佬的輓歌》（Hillbilly Elegy） 作者：J. D. Vance

不平等何以影響政治極化

進入21世紀，美國的政治極化持續升級，一發不可收拾。隨着特朗普的上台，黨派衝突白熱化、精英立場極端化、意識形態兩極化、大眾文化衝突化、社會階層分裂化的趨勢更加明顯。政治極化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非源自單一因素的直接影響，其中，日趨嚴峻的不平等是政治極化的經濟和社會根源，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因素。收入不均，個人財富差距過大，極富階層聚斂財富，底層民眾生活窘迫，為保守主義回潮、民族主義復興和民粹主義崛起奠定了社會土壤；分配失衡，貧富羣體對立加劇，社會階層分歧重重，為身份政治氾濫、共識政治瓦解和政治信任危機提供了思想和心理準備。

第一，不平等導致貧富失衡，助推右翼保守主義興起。美國兩黨之間的分峙對抗是競爭性政黨制度的固有特徵，也是美國建國之父們制度設計的初衷。兩黨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形成“對等極化”的格局，但自90年代之後，對等格局被打破。無論從陣營立場、政策取向還是外交風格來衡量，共和黨“保守”的程度遠比民主黨“進步”的程度更為顯著。整個意識形態天平開始傾斜，右翼保守主義佔據上風，非對等極化局面出現。特朗普就任總統之後，共和黨的保守化趨勢進一步強化，自由主義倡導的全球化、自由市場和世界主義進程受阻，逆全球化、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強勢抬頭。維持多年的極化格局被打破、保守主義佔據上風，恰是因為不斷加劇的不平等造成的。經過近30年不平等發展趨勢的積累、強化和鞏固，不斷壯大的富人階層已經將相對於窮人階層的經濟優勢轉化為政治優勢，一個明顯偏袒富人階層的“財閥政治” 格局業已形成。“經濟不平等意味着富人和窮人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異，進而意味着兩個羣體間存在巨大的政治代表性差異。在經濟不平等加劇的情況下，富人對政治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而窮人的影響力會日益縮小。”

按照公共選擇學派的觀點，民主國家對不平等具有自動糾錯機制：過度不平等一旦出現，中下階層勢必將通過税收、福利等形式實行再分配，遏制不平等的蔓延勢頭。然而，人們發現，現實中的經濟不平等雖然出現了，但再分配並未啓動，或者雖然啓動了卻沒有達到阻止不平等的目標。如果選民主體是中下階層，由中下階層投票和決策，怎麼可能讓不平等愈演愈烈？這恰恰表明：富人階層對政治的影響要比窮人大得多。與之相比，窮人既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金參與政治，也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就沒有機會競選公共職位，更不可能成為成功的候選人。“美國正在形成一個由分裂了的社會組成的政體：本應是增加投資的政策變成了富人減税和公司福利政策；本該為了穩定經濟保護普通公民出台的管制政策變成了導致不穩定、讓其他美國人民向銀行家俯首的放松管制。”羅伯特·賴克對此的評論是，美國不平等的嚴重程度已使民主陷入制度失衡的危機之中。

經濟不平等加劇了收入和財富在不同羣體間不均衡分佈的趨勢，隨着中間階層的相對萎縮，低收入的窮人羣體與高收入的富人羣體之間的界限和裂痕日趨明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低收入羣體支持民主黨，高收入羣體支持共和黨。進入21世紀之後，兩黨沿着收入差異而產生的分裂進一步穩定和固化。相比低收入的窮人羣體，高收入的富人羣體具有更強的行動力和影響力，更傾向於藉助政治參與影響公共決策。隨着貧富差距導致的富人羣體的力量壯大，美國民主的天平逐漸向中高收入階層傾斜。特朗普上台後，這一趨勢進一步增強。這就為右翼保守主義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和經濟基礎。

第二，不平等造成階層分化，加劇民粹主義的泛濫。美國的底層民眾是左翼民粹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在過去的30年中，他們的個人財富和實際收入幾乎沒有增長，經濟上升時尚能得到福利和救助，但2008年金融危機後，生存條件和基本福利都受到了威脅，因此對富人羣體、經濟態勢和現行體制充滿憤怒和不滿。

不平等的受害者不僅僅包括窮人，曾經被視為最可靠、最穩定的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正在慢慢解體，緩緩滑向社會底層。這個倍感壓力、無比焦慮的中產階級正是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主體力量。與左翼不同，右翼民粹主義將矛頭直指全球化、外來移民和異質文化，認為其是美國經濟衰退和社會矛盾的根源。他們旗幟鮮明地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移民，主張單邊主義和美國利益至上，將民眾的怒火引向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他們當然不喜歡富人，認為富人搶走了他們的財富；他們也不喜歡窮人，認為窮人佔據了太多的福利，這些福利大多源自對他們的税收。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的一系列救助政策對窮人有利，尤其是那些無法償還貸款、看不起病的窮人，這更引起了中產階級的強烈不滿。他們擔心民主黨會徵收越來越多的税收和醫療保險用來補貼窮人，於是提出“你沒資格花我的錢”。出於同樣的憂慮，他們也堅持反對外來移民，因為移民羣體所獲的福利和救助同樣源自從他們手中徵走的税收。當然，中產階級的立場並非一成不變。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代，絕大多數中產階級淪為底層民眾，他們與底層民眾同病相憐，同仇敵愾，共同倡導左翼民粹主義。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他們所受的衝擊有限，他們更害怕政府“劫富濟貧”，於是便與左翼民粹主義分道揚鑣，轉而支持右翼民粹主義。白人中產羣體一直是特朗普的重要票倉，白人中產羣體的政治轉向自然帶動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轉向。再加上上文所分析的富人羣體的強勢影響，於是乎，右翼民粹主義自然成為特朗普主義題中應有之基本立場。從這個角度來看，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反移民、反中國、反左翼政治的激進立場也就不難理解了。右翼民粹主義與左翼民粹主義的分歧，直接引發政治精英之間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對抗加劇，間接導致精英與民眾、民眾與民眾之間的裂痕擴大，為美國的政治極化注入了一針劑量超大的催化劑。

第三，不平等帶來社會不公，激化身份政治崛起。差異是身份認同的基礎。一旦少數族羣意識到其與主流族羣存在某種差異，這種差異就會反向刺激其對所屬羣體的認同。而歧視、差別待遇和社會不公又是最能激發身份差異，進而形成身份認同的現實因素。在現實生活中，不平等往往造成意料不到的社會影響：人們會失去同等的工作機會，會被剝奪基本的社會權利，也會喪失必要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當人們遭遇這些歧視時，社會不公現象就會出現。在斯坎倫看來，社會不公最明顯的表現是地位不平等：禁止更多人獲取好處和機會；剝奪人們之間平等相待的機會；導致很多人“基於錯誤的理由去重視（或輕視）自己的生活和活動”。慈繼偉也提出“三重風險”理論，認為一個人只要缺錢就意味着不具備滿足身體生存需要的能力，無法按照社會所需要的方式生活，無法承擔應有的社會角色和功能。社會不公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健康不平等。安格斯·迪頓認為，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異越大，健康的梯隊變化越明顯，民眾過早死亡率越高。收入低，意味着自身社會地位低下，得不到足夠的尊重，體驗不到存在感和榮譽感，長此以往，會引起一系列的負面心理反應，進而導致免疫力下降，身體健康狀況堪憂。身份政治是晚近以來美國政治發展的重要現象，它一直被納入“文化戰爭”範疇，被解釋為一種文化現象，其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往往被忽略。對於那些邊緣和弱勢羣體來説，倡導身份政治自然是追求平等、反抗歧視的無奈之舉。

即便對那些曾經收入穩定、生活寬裕的“鐵鏽地帶”的白人羣體來説，倡導身份政治表達的仍是對不斷湧入的移民羣體無休止的利益訴求的不滿、對自身生存的焦慮和對現行政策的憤怒。這些人當中不乏移民羣體的同情者、支持者，但現在的他們既失落、委屈又心有不平，開始反省自己的身份認同，主張維護所在階層的收入、地位與榮譽，進而形成被動、消極的身份意識即“回應性身份政治”。

毫無疑問，與經濟屬性息息相關的身份政治正在不斷強化着美國政治極化的程度和影響。對於左派來説，身份政治首先是以弱者對抗強者的有力武器，然後才被升級為格調高雅的“政治正確”。對於那些漸感生活窘迫的中產以及底層白人來説，他們已經開始接受“受害者”的身份想象，隨着不平等的現實體驗日趨強烈，身份政治成了宣泄不滿的“正當理由”。但無論如何，左右陣營圍繞身份政治的分歧和對抗，正在將美國的民主主義推向狹隘的部落主義：追求國家認同、建基公民共識的民主政治身陷重圍，推崇族羣認同、投注個體歸屬的部落政治底牌方顯。特朗普上台後，這一趨勢愈加明顯，“共和黨正成為白人政黨，民主黨正成為少數人羣政黨。如果這一進程繼續下去，身份將完全取代經濟意識形態，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分歧，這個結果將很不利於美國政治”。

第四，不平等破壞機會不等，引發政治信任危機。美國人一直堅信機會平等的神話，想象着人人都生活在同一艘大船之上，雖然有人坐頭等艙，有人坐經濟艙，但艙位是可以更換的。勤奮、努力者，就有機會升艙；懶惰、放棄者，則可能降艙。但是當前不斷加劇的不平等讓人們開始對這種浪漫的想象產生懷疑。近30年來，不平等的分配格局不僅打造出一大批富有家庭，也製造了一大批赤貧家庭。更令人擔憂的是，“有錢且高知的公民，比起他們那些貧窮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同胞公民，總是更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也有更豐富的政治知識和公民技藝，同時也更多地參與到幾乎各種形式的政治和公民活動”。

人們通常把機會平等理解為每個人的發展和成功不應當取決於其家庭經濟狀況。但現實生活中不平等至少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影響機會平等：首先，如果富人能夠設立一些只對他們有利的優勢職位，或者以不正當方式影響這些優勢職位的選拔，不平等就會影響程序平等；其次，如果窮人無法進入學校或無法獲得與富裕的候選人競爭優勢職位所需的其他條件，經濟不平等就會影響實質不平等。

在同等條件和環境下，富裕階層有更多的機會、更多的方法、更多的力量影響決策者，維護自己的權益，從而嚴重損害政治平等；反過來，當中下階層感到較少得到政府的回應或無力影響政治決策時，其政治效能感、政治認同感和政治信任也會隨之下降。“如果沒有信任，則不會有和諧，更不會有強健的經濟。美國的不平等正在減少我們的信任。”結果只能是中下階層邊緣化、個體與民主政治日漸疏離、社會動盪無序、強人政治抬頭。這意味着，過度的經濟不平等必然破壞和損害機會不平等從而引發信任危機；當政治信任喪失，人們自然就不再相信既定規則和制度文化，轉而投向極端立場和激進政治。

探討美國政治極化的根源有若干路徑。與制度路徑、文化路徑和傳統路徑相比，借重經濟路徑似乎略顯老套。但不容否認的是，當西方社會陷入後物質主義的過度想象後，勢必將面臨一場對後物質主義的深刻反思和向物質主義的集體迴歸。物質主義強調的國家認同、民族意識、種族歸屬、宗教信仰、工資收入、財富積累、物質化追求、集權式發展等價值依舊，意義未減。“特朗普所代表的並非什麼逆全球化的趨勢，更不是反全球化，而是調整到以物質主義價值觀為基礎的全球化戰略，也就是對以往激進的進步主義、後現代和後物質主義的全球化戰略做出有限的回調，以挽救西方文明的危機。”從這個意義來説，以收入不均、財富極化、分配失衡為特徵的不平等的影響力深刻，破壞力十足，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意識形態極化的主要根源

毋庸置疑，政治極化已成為當今美國政治最為顯著的特徵，且短期內根本無法擺脱。之所以説它無法擺脱，主要出於三個原因：一是作為政治極化重要根源的經濟不平等仍在持續加強；二是政治極化的勢頭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三是因為經濟不平等與政治極化之間存在相互強化的趨勢。

第一，過去30年，美國的經濟極化始終保持着穩定的上升趨勢。貧富差距不斷加劇，階層固化業已形成，超富階層與中下階層的收入和財富有天壤之別，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勢頭始終維持。經濟極化的持續加劇，再加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強勢助推，使失望、憤懣與怒火的情緒在貧下階層心中長期積累，一觸即發，遇火即燃。

第二，當前的黨派衝突和精英分化仍在不斷升級。政治精英們放棄了傳統的温和審慎，政治立場呈現明顯的極端化趨勢。要麼旗幟鮮明地選擇自由派立場，要麼堅定不移地固守保守派情懷，温和持中羣體日漸萎縮。在民主黨內部，保守派議員遭到排擠；在共和黨內部，絕大多數共和黨人轉向保守立場，中間陣營越來越不受歡迎。在選舉政治的框架下，廣大民眾與少數精英是合作、協同的關係。但進入21世紀後，選民忠誠度不斷下滑，政治冷漠普遍流行。政黨越來越代表少數精英和權貴的利益，民主政治越來越像精英統治。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聯邦政府的一系列鉅額援助計劃，未能很好兼顧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加劇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隔閡和對立。面對這些政治危機，特朗普寄希望於強硬政策和激進手段。對早已千瘡百孔、裂痕重重的政治生態來説，這無異於火上澆油。隨着政治極化的深度擴張，精英與大眾、文化傳統與現代觀念、公民理想與現實政策之間的衝突與對抗就會逐步升級，社會極化和文化極化隨之出現。即便換拜登執政，走温和一些的政治路線，情況依舊不會有太大改觀。在極化政治的背景下，分歧和對立不斷消解共識，衝突和矛盾可能拒絕協商，對立的兩方會為了反對而反對，全然不顧國家利益和共同體發展。

第三，不平等與政治極化存在相互交織、彼此強化的趨勢。首先，不平等導致政治極化，政治極化反過來強化不平等。不平等造成的貧富差距、階層分化、社會不公、機會不等，使黨派競爭、精英對立、文化衝突、社會分裂等極化趨勢不斷加深；不斷擴大的極化張力和社會裂痕，壓制了民主協商，瓦解了共識政治，致使否決政體和激進政治流行，温和折中的政治決策、均衡兼顧的公共政策越來越難以出台或實施。“在一個存在着高度不平等的民主制度裏，政治也會失衡；而讓不平衡的政治管理不平衡的經濟就會出現毀滅性的結局。”其次，導致不平等加劇的因素往往也是推動政治極化惡化的因素。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教育非均等化趨勢等，一方面導致不同羣體間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一方面促使他們對待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思想分歧越來越大。最後，不平等與政治極化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不平等越嚴重，政治極化程度越深；政治極化越加劇，不平等趨勢越明顯。按照基思·佩恩的長期研究，反映經濟不平等狀況的基尼係數和國會兩黨政治極化指數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不平等與極化水平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對較低，但自70年代中期開始同步上升，並始終保持着同一水平（見圖3）。“贏家通吃的經濟分配格局帶來的是贏家通吃的政治格局，最富裕階層作為一個羣體對政治的影響力不斷上升。”

綜上所述，當前的美國政治正處於艱難的十字路口。從經濟分化到政治極化，從文化衝突到社會斷裂，一種前所未有的撕裂正在緩慢而有力地拉扯、扭曲和擠壓着民主政治。如何在平等追求與自由理想、權利意識與義務責任、個人幸福與集體福祉之間尋求正當且適度的平衡，積極應對民主政治的危機與國家治理的困境是當前美國政治亟待解決的問題。面對持續惡化的不平等、內憂外患的國家利益、暗流湧動的民粹主義、危機四伏的身份政治以及隱患重重的政治極化，新一輪總統大選後的美國無論繼續走特朗普主義的激進路線，諸如倡導機會平等、高揚保守主義、借重右翼民粹、訴諸身份政治、堅持極端立場等，還是轉向拜登可能提出的替代方案，短期內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國政治的深層矛盾和核心困境。危機未除，衝突仍在，撕裂格局與極化趨勢不僅無法擺脱，甚至有加劇的可能。這是過往價值衝突與觀念歧異的必然結果，也是新一波衝突升級和歧異加劇的必要條件。撕裂時代的政治抉擇，一切皆有可能，但任憑特朗普或拜登個人多強大，也不可能改寫時代，更不可能左右未來。極化時代的美國政治終將走向何方，唯有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