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抗戰舞台，國共兩軍有怎樣的不同_風聞

(這是幾年前寫成的一篇舊文，之所以今天重發，是這幾天通過和網民的討論，感覺仍然有必要。)

話題從若干敵後抗戰題材的電影説起。哪些電影呢？《蕭鋒血戰陳莊》《王樹聲征戰豫西》《徐海東喋血町店》《王宗淮戰地情緣》等等。前些年，片名都是同一格式的這類電影能數出一大堆。

光看片名似乎很能吸引眼球，但光看片名就感覺哪裏不對勁，再看內容，就更是感覺不對勁。

為什麼不對勁？因為共產黨的抗戰和國民黨的抗戰，不一樣。

1.國共兩軍作戰樣式不同，前者以大兵團正規作戰為主，後者以小部隊游擊戰斗居多，重頭戲不一樣

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打的是正規戰，中共軍隊打的是游擊戰，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作戰樣式。

因為是大規模的陣地戰，就註定了國民黨軍每戰必集中若干重兵集團，你很少看到他某個團某個營獨立作戰的例子，所以他們濃墨重彩渲染的對象，自然就主要是在會戰中佔有一定比重的某個軍某個師或某個軍長某個總司令等等如何如何，這是符合他們的特點的。

而中共抗日武裝不一樣，八路軍、新四軍是分散在敵人的後方，打的是游擊戰，團以上規模的仗極少，佔比最多的是分隊規模的戰鬥。129師就曾在1942年的一個發文中明確指出：“平原是廣泛的游擊戰爭，特別在囚籠網稠密時，非如此不行，就是野戰軍也要分遣成連、營增強與培養地方部隊，大量開展游擊戰爭，而運動戰的機會是沒有的，也不應該空口喊運動戰。”

新四軍在1939年呈給國民政府的一份報告中也講道：“本軍系擔任遊擊任務，其部隊類多深入敵後，有時因敵情緊張，為便於襲擾敵人履行任務，甚至一營一連在游擊區內，均需分散行動。”

1942年底，時任太行一分區司令員的秦基偉在一份戰術總結中説，“分區基幹團亦經常處於分散，以連排班為單位結合營兵、民兵，進行廣泛的游擊戰，今年十個月共計大小戰鬥九十次，其中全團集中作戰只有五月反掃蕩時的一次。”

看一看我軍抗日時期的戰史，你就會發現，以連以排甚至以班為單位的各種伏擊、襲擊作戰比比皆是，佔了九成以上的絕對多數。

有人可能要説了，這樣小的戰鬥，能有怎樣的戰果？小歸小，可它多呀！在廣大的敵後戰場，這種分隊規模的戰鬥，時時都在發生着。膠東軍區在1939年這一年，與敵作戰1038次，平均每天作戰2.8次；冀南軍區在1942年的上半年，與敵作戰811次，平均每天作戰4次以上。作戰次數多了，即便每戰殲敵數很少，累計起來就很可觀。正如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説過的：“咱邊區有200多個縣，每個縣每天打死一個鬼子，一個月就能打死他六七千，就相當於他一個旅團。”實際也正是這樣，比如冀中第九軍分區，在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底的一年半時間裏，以平均每戰殲敵一兩個的600多次戰鬥，達成了斃俘日軍650人、逼降偽軍5000餘人、攻克和逼退敵點、碉380餘座的戰果；比如沁源縣的三級武裝，在從1942年11月到1945年4月的對敵圍困戰中，同樣以平均每戰斃敵一兩個人的3500多次戰鬥，達成了斃敵4200多人，奪回牲畜2000多頭的戰果。要知道，中共抗戰的地方，可不是隻有一個九分區和一個沁源縣。

如果説國軍的仗突出的是一個大字，八路的仗則突出的是一個多字。小而多，積小勝為大勝，這才是抗日遊擊戰爭的特色。而這種戰爭的樣式，就註定了其重頭戲，不可能是像國民黨軍那樣聚焦在大兵團的大會戰上，而只能是在今天突擊排殲偽軍一個班，明天區小隊燒鬼子一個炮樓，後天武工隊打特務一個小隊這樣小規模的襲擊、伏擊戰鬥中。

八路題材的影視，非要按照國軍《血戰台兒莊》《鐵血崑崙關》那樣，表現那些重兵集結的陣地戰、正規戰，表現那些排山倒海的大場面，偶爾出現幾個鏡頭沒什麼，太多了，以次為主了，就聚錯了焦了。

2.國共兩軍的抗戰路線不同，前者打仗就是軍隊的事兒，後者抗戰離不開老百姓，民眾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一樣

同樣是抗戰，國共兩黨兩軍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國民黨抗日依靠的就是軍隊，而共產黨抗日更看重人民羣眾和全民族的力量。

因為路線不一樣，所以描寫國民黨軍的抗戰，只寫軍隊就行了。即便也要點綴幾個非軍人的形象，那他也只能是名流貴族，要麼是某個海歸精英，要麼是某個大家名媛，而絕不需要社會底層的工農大眾充當主要的角色。抗戰正面戰場題材的電影電視劇，只表現軍隊不表現百姓沒毛病。

然而中共的抗戰不一樣。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有專門的一章——兵民是勝利之本，其中他講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覆覆地説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

朱德在《抗日遊擊戰爭》一文中也説：“抗日遊擊隊與羣眾的關係，好比魚和水的關係一樣。魚在水中才能生存與長大，抗日遊擊隊有了羣眾做依託才能生存與長大。魚一離水就死，抗日遊擊隊一離開羣眾就也無從生存。”

在國民黨軍中，軍裝的發放、公糧的配給、械彈的補充、傷員的救治、經費的籌措、部隊的駐地等等，自有上級相關部門給予保障，一般是用不着基層的連排長們去操心的。實際上，所有這種依託大後方的軍隊，比如二戰時的英軍美軍德軍日軍等，都是如此。今天的我軍同樣如此。

但敵後抗戰時的八路軍新四軍並不如此。他們多數情況下是遠離自己的後方，以連或以排為單位分散到敵人的後方遊擊的。在這樣的環境下，鞋子沒了你找誰？乾糧沒了你找誰？彈藥用光了你找誰？打仗產生了傷員你找誰？戰鬥減員了需要補充你找誰？找軍需科嗎？找軍務科嗎？找衞生科嗎？上哪去找哇？在敵後遊擊，你只能依靠地方黨組織，依靠組織起來的人民羣眾。有了這樣的靠山，才能衣食無憂，也才能像魚兒入水一樣活動自如。

京劇《沙家浜》大家都不陌生，那是根據新四軍夏光為首的36名傷病員的真實故事加工而成的。實際就是如此，沒有像程書記、阿慶嫂那樣的地方黨的組織與領導，沒有像沙老太、沙四龍、王福根那樣的基本羣眾的掩護與支持，那36名傷病員，光餓也餓死了。

優秀長篇小説《烈火金鋼》，描寫了冀中五一大掃蕩後因傷掉隊的八路軍史更新、丁尚武等在當地黨組織和堡壘户孫大娘一家人的掩護照顧下療傷並堅持鬥爭的故事，這也一點不假。當年的敵後戰場，就是這千千萬萬像孫大娘一樣的堡壘户，給子弟兵提供了吃的、住的、穿的、療傷用的。沒有她們，也就沒有了敵後遊擊的依託，也就沒有了抗戰勝利的保障。

陳毅元帥曾説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老區人民用手推車推出來的。這話説的沒錯，但人民羣眾支前可不是到了淮海戰役的時候才有。百團大戰時，僅戰役第一、第二階段，光是晉中根據地，就出動民兵2萬多人，擔架隊7萬多人，牲口4500多頭，供應軍糧1.4萬石、柴草100餘萬斤、軍鞋3萬雙、蔬菜2萬斤、羊1000多隻。晉中是這樣，敵後各根據地，沒有哪個不是這樣。

表現中共的抗戰，也像表現國軍戰徐州、戰長沙、戰崑崙關那樣，光表現軍隊，不表現百姓，行不行？不行。魚兒離不開水。中共的抗戰，不能少了區委、區小隊、兩面政權、民兵、婦救會等。少了他們，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就好比表現漁民的電影看不到大海，表現牧民的電影看不到草原，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

3.國共兩軍武裝體制不同，前者主要就是穿軍裝的正規軍，後者則不穿軍裝的卻遠遠多於穿軍裝的，軍隊風貌不一樣

國民黨執行的片面抗戰路線，決定了他的武力就是軍隊，而軍隊主要就是正規軍。所以，表現國軍的抗戰，滿屏的軍裝軍銜，符合他們的實際。

中共抗戰的陣容，又不一樣了。在廣闊的敵後游擊戰場上，不穿軍裝的卻遠遠多於穿軍裝的。

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我各根據地便在擴大主力軍的同時將大力發展地方武裝作為武裝力量建設的重點，形成了村有遊擊小組、區有遊擊小隊、縣有遊擊大隊、行署有遊擊總隊的建設格局。1941年11月，中央軍委頒發《關於敵後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又進一步加大了地方軍與民兵在武裝力量中的比重。從那以後，大量穿軍裝的主力脱下軍裝變成了地武，抗日武裝中穿軍裝的更少，不穿軍裝的更多。以新四軍第一師兼蘇中軍區為例，遵照中央指示，就在當年，即把主力從4個旅12個團一下子猛減到4個團，有6000多主力脱下軍裝加強到地方武裝中。這樣的情況在冀中等敵我對比特別懸殊的地區也是一樣。

關於主力軍與地方軍的比例，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略有不同。一般來説，是山區3:2，平原2:3，在環境特別惡劣的平原地區，則全部武裝地方化。由於敵所佔地區與中共抗日遊擊地區高度重合，主要集中於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而很少山地，因而實際説來，中共武力中穿軍裝的正規軍佔比很小，抗戰的主要武力是不穿軍裝的兵民不分的地武與民兵。

老電影《地道戰》中的漢奸司令有句台詞：“共產黨的軍隊和國民黨的軍隊大不一樣，他們誰是軍隊，誰是老百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難分清。”這話説得一點不錯。那個時候（五一大掃蕩後到大反攻前）整個冀中的八路，穿軍裝的只有一個24團，度過這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又在抗戰史上書寫無數精彩戰例的，就是始終堅持在這方家園的不穿軍裝的十幾個地區隊、三十幾個縣大隊、二百多個區小隊和幾十萬的民兵。

著名的沁原圍困戰，是創造了人民戰爭偉大力量的一個史詩般壯舉。參加此次行動的由主力軍、地方武裝和民兵混編的13個遊擊集團中，不穿軍裝的地武和民兵佔了八成以上。其中12個輪戰爆炸隊和1個機動爆炸隊全部由民兵組成。

抗戰進入到相持階段後，許多根據地實行了一元化領導。縣長、縣委書記就是縣大隊的大隊長、政委，區長、區委書記就是區小隊的小隊長、政委。

看過長篇小説《敵後武工隊》的，可能還記得劉文彬這個人物。劉文彬原是區委的委員，組建武工隊時充任第一小隊的指導員。這樣的塑造與歷史十分吻合，在由各軍分區直接指揮的武工隊中，按要求就是要有地方縣委、區委的領導和敵工、公安、民運等部門的幹部參與其中。

電影《地雷戰》中有一個主要人物雷主任，電影開頭就已經交代清楚，該雷是依照軍區首長決定，從主力部隊抽調來到趙家莊任武委會主任的。這與歷史也十分的吻合，當時地方各級武委會中，有大量的主力部隊的連排幹部在其中充當骨幹。

劉文彬算軍還是算民？雷主任算軍還是算民？那年頭，軍隊和老百姓完全融成了一體，都是一頭的高粱花子，都是一腿的泥水，誰是軍隊，誰是老百姓，不惟敵人分不清，就是中共自己，也未必分得清楚，當然也沒想分清楚，這是八路獨有的特色。

喜歡看滿屏威武的軍裝秀，是個人的自由，但表現八路的抗戰，沒有這個自由。非得像表現抗戰時的國民黨軍那樣，千篇一律只表現正規軍，而忽略乃至無視佔絕對多數的地區隊、縣大隊、區小隊等不穿軍裝的八路，從頭到尾滿屛清一色的明盔亮甲，襯衣雪白，褲線筆挺，裏外三新，一塵不染，那不是美化，那是對歷史的歪曲、戲弄。

4.國共兩軍的歷史觀不同，前者倚重的是上層高官、精英，後者依靠的是下層兵民、草根，突出的對象不一樣

國民黨軍的歷史，多表現師長軍長總司令等高級將領，極少表現底層士兵，這不僅是他們作戰的樣式所決定的，也是他們的英雄史觀所決定的。從抗戰期間“青天白日勳章”獲得者的階級比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這一點。這裏借用高戈裏先生的一組統計數據：在全部170個青天白日勳章獲得者中，將官137人，佔80.5%；省部級文官5人，佔2.9%；校官23人，佔13.5%；尉官3人，佔1.7%；軍士2人，佔1.1%；兵，沒有。

看到沒有，將級和省部級高官，佔了全部受獎者的83.4%，而犧牲最大流血最多的最底層的當兵的一個也沒有。

在國民黨軍意識裏，歷史就是由這些上流精英書寫的，跟你下層吃糧當兵的沒關係。所以在描寫國民黨軍抗戰的文藝作品中，突出表現那些高級將領，符合他們的一貫思想。

然而中共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不一樣。同樣借高戈裏先生按《中國人民解放軍英模辭典》的錄入統計，抗戰中獲得英雄模範等最高榮譽的183人中，營以上幹部只有4人，其他179人全是連以下幹部戰士和民兵、羣眾。

中共高級將領極少立功受獎，不是因為他們比國軍高級將領貢獻差，這同樣是史觀使然，是信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動力的認識使然。

不僅立功受獎國共兩軍的傾斜角度不一樣，在宣傳造勢上兩軍也有着強烈的反差。在舊中國那些酸腐的文人筆下，常見像什麼《孫傳芳劍指仙霞嶺》《閻錫山兵出石家莊》《羅卓英上高喋血》《孫立人異域奏捷》等等帶有八股套路的標題，突出的都是高級將領，你很難找到國民黨的文人會在普通士兵或普通百姓中去樹立偶像。

然而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的幾十年間，中共文藝作品中歌頌的，都是狼牙山五壯士、馬石山十勇士、劉老莊連、安東衞連、爆破大王馬立訓、民兵模範李殿冰、礦工旗幟節振國、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等這樣的草根。有興趣的留意一下，自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們傾力打造的抗日偶像，連以下的指戰員佔了多少，營以上的幹部又佔了多少。

儘量多地突出工農兵草根形象，儘量少地宣揚高級幹部個人，已經成為我黨我軍長期以來的一貫作風，形成與舊軍隊的鮮明對比。那些年，還甭説刻意突出了，就是在作品中偶爾出現高級將領的名字都未必能過審。老電影《東進序曲》最初的話劇版本中，有一句借二劉之口説出的“陳毅不愧大將風度”的台詞，就是被陳毅勒令刪掉的。

從四十多年前開始，在境內外敵對勢力温水煮青蛙般的滲透作用下，有些東西慢慢地漸漸地變味了。有太多所謂的文化人中了招，變了節，把糟粕當精華，一些早在延安時期就被掃入垃圾堆裏的東西又被重新捧了起來，一味效顰國軍作派的風氣蔓延開來，跪舔所謂精英的文藝作品接二連三，在抗戰題材影視中突出高級將領個人的標題黨也呼啦啦越來越多起來。

對於國民黨軍主打的抗日正面戰場，對於動輒幾萬幾十萬重兵的對決，把鏡頭對準高級指揮員這沒錯。但在抗戰的敵後戰場，在分散的、主要以連或以排為單位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中，也把鏡頭主要對準高級指揮員，就錯了。因為在那樣的作戰樣式下，主要的角色只能屬於像史更新、李向陽、劉洪、高傳寶、張嘎子、阿慶嫂、孫大娘那樣的奮戰在敵後的八路軍戰士、游擊隊員、民兵、婦救會、堡壘户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