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人的悲歌》與時代變局_風聞

共同的悲歌

7月16日，一則消息讓全球都有點驚訝：特朗普選擇了一位1984年生、從政不過兩年的“年輕人”做競選拍檔。

J.D.萬斯（J.D.Vance），和我同齡，生於美國“東北老工業基地”——五大湖地區米德爾敦市，是一名投資人和作家，著有《鄉下人的悲歌》一書。

這是我這幾年寫鄉村問題時引用率最高的書之一，我還專門寫過一篇就叫《鄉下人的悲歌》的文章（此文發表於秦圈，2020年6月30日）。

2016年，從未從過政的特朗普殺進白宮，一度讓美國主流社會百思不得其解，後來他們拿起這本書，瞭解到這羣一直被他們所忽略的“鄉吧佬”“白色垃圾”——後來被他們統稱為“紅脖子”，正是這羣人的憤怒，把特朗普抬進了白宮。

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最佳註腳，作者J.D.萬斯從此名聲大噪。

儘管是文化迥異的兩個國度，但J.D.萬斯筆下的美國鄉下人，他們身上的頑強以及同樣頑強的劣性，充滿悲劇的命運以及對命運的反抗，被時代潮流裹挾以及向時代發出的吶喊，都讓我感到似曾相識。

讓我們簡要回顧一下他們的命運悲歌。

1930年代，J.D.萬斯的祖父母生於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亞山區（美國的“山西”，著名的煤礦地區），一處叫傑克遜的鄉下。那裏有鄉下典型的貧窮、人情味、善良，以及同樣典型的粗暴、逃避現實，並且“滿是癮君子”。

1950年代，祖父母加入美國“打工潮”，順利逃離傑克遜鄉下，來到俄亥俄州新興工業城市米德爾敦一家鋼鐵廠，實現了第一代農民進城——戰後全球重建，及美國迅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幫助成百上千萬這樣的美國農民過上了典型的城市中產生活，實現了“美國夢”。

全球初代中產的想法大概類似，生活安穩後開始卷教育。外祖父母理所當然地對孩子們寄予厚望，希望他們去讀大學，擺脱藍領身份，躋身美國大城市精英階層，“你們這一代人將來得靠自己的腦子吃飯，而不是靠雙手。就算哪天真到阿姆科（米德爾敦市一家鋼鐵廠）來工作，那也只能是當一名工程師，而不是焊接車間的一名工人。”

然而“農二代”並沒有朝外祖父母希望的方向發展。鄉下人的基因一以貫之地傳承：外祖母年輕時就是個叛逆少女，老了後就像電影《三個廣告牌》裏的米爾德里德，成了一個整天揣着手槍到處晃盪的暴躁瘋婆子；

她的後代，老大沒有考上大學，只獲得了夜校文憑；老三16歲染上毒品，高中輟學草草結婚；老二，也就是萬斯的母親，本來最有希望上大學，結果18歲時懷孕結婚，第二年生下第一個孩子後離婚，然後陷入反覆的“戀愛-分手”“結婚-離婚”，頻率高的時候每隔幾個月就會換一個伴侶。

最讓萬斯痛苦的還不是這個，而是當他開始喜歡上某一個爸爸時，他卻無緣無故地消失不見。

“美國夢”也好景不長。1970年代末開始，當“城二代”們進入社會，美國已選擇“脱實入虛”，放棄製造業而選擇利潤更高的金融和高科技產業。東北工業地區製造業逐漸空心化，工廠或倒閉或遷移，城市迅速衰敗、社區凋敝、機器生滿鐵鏽，因此被稱為“鐵鏽地帶”。

萬斯的母親跟很多“城二代”一樣，生活得並不如意。更要命的是，她還繼承了“鄉巴佬”們的暴脾氣，喜怒無常，經常打罵孩子，有一次因為一點小事就把車飆到飛快，還揚言要和車裏的萬斯同歸於盡。萬斯嚇得魂飛魄散，停車後逃走還被母親瘋狂追趕。後來母親又染上毒癮無法自拔，一次因為工作期間毒癮發作而被辭退，失業後更加歇斯底里。

萬斯的學習成績越來越差，眼看着也要變成一個問題少年。母親對此視而不見，因為整個城市一片頹唐，有錢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都已離開，剩下那些留守家庭，“他們不僅不能靠自己找到好工作，也不能從周圍的社會得到人脈資源或社會支持”。

在米德爾敦市，公立高中有20%的學生在畢業前輟學，大多數人不會拿到大學畢業證，幾乎沒有人到外州念大學。所有人對自己，同時也對身邊的人不抱什麼期望。

幸運的是，萬斯的外祖父母，給予了他物質和精神上的庇護和及時的支撐，讓他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萬斯後來上了大學、參了軍、又上了耶魯法學院，成為一名投資人和作家……但是，即便已躋身前排，他也在多年後明白，那些“鄉巴佬”的羣體基因，譬如“習得性無助感”（以為自己做出的決定不會影響自己將來）、習慣性的逃避、憤世嫉俗、悲觀懷疑等，將永遠折磨着自己。

未來會變得更好嗎？對那沉默的大多數來説，未必。

“全世界的絕望和焦慮”

這是《鄉下人的悲歌》一書的副標題。這個醒目的標題告訴我們，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美國是西方世界的燈塔，燈塔光鮮亮麗，可以照得很遠，但往往自己腳下烏漆麻黑。不論現實生活、貧富差距，還是階層、政治，抑或移民、種族問題，割裂日益嚴重，曾經風行世界的普世價值觀，也日益面臨內部挑戰。

“鄉巴佬”“紅脖子”們日益憤怒，反精英主義抬頭，造成了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2016年特朗普更直接點燃了這種憤怒，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反全球化開始浮出水面，愈演愈烈。

與之對應的是，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貿易爭端時，國人的驚詫，繼而大量抱怨聲音出現。而與我們的驚詫莫名形成鮮明對比，美國主流社會十分淡定，對他們來説，這只不過是一場遲到20年的必然的事情。

早在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小布什就批評克林頓的中國政策，首次提出將中美“戰略合作”關係改為“戰略競爭”關係，到他當選，未及兑現就遇上“9·11恐怖襲擊事件”，不得不轉為對華合作。

此後則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奧巴馬先是對華合作，一緩過勁來就轉為遏制。直至特朗普上台，美國國政一旦稍微平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補上這一板斧。隨後的故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詳。

無需上來就一頓批判這些民粹主義、反全球化，在傳統全球化、精英視角看來，這些幾乎與反智主義掛鈎。

正如《鄉下人的悲歌》所述，不論全球，還是美國內部，上述各種大分化和固化愈演愈烈。當美國夢不再激勵人們，當精英越來越紳士、優良，而下層越來越暴躁、易怒，當“鄉下人”們逃離了油鍋卻逃不過烈火，“悲歌”還在代際傳承、看不到希望，沉默的大多數反身而出，便在所難免。

這種反抗又是全球性的。以往，美國還可以向全球轉嫁發展成本，回血以支撐底層社會福利，隨着全球各國的覺醒、實力的增強和反抗，美元潮汐收割日益困難，而一味“高科技+資本導向”又導致對大多數“鄉下人”的價值的排斥，社會矛盾日益激化。

在歐洲，各國反移民、貿易爭端等保護主義運動愈演愈烈，英、法等國還出現政治大轉彎。比如法國近期的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勢力大漲，結果羣眾也很懵。

他們因為對現實和主要政黨不滿，不知道怎麼辦，但又必須改變，結果選出來一個讓自己都驚訝的非主流極右翼政黨。

時代已變。種種跡象表明，二戰以來，以全球化、精英主義為導向發展至今，全球的“鄉下人”都面臨共通的命運和抉擇。簡單批判和壓制他們的聲音無疑是片面而愚蠢的，主流社會、精英階層需要重新傾聽“鄉下人”，並在推進發展的同時改良社會對話、流動和分配機制，才是根本辦法。

開啓反思

全球化與現代化是人類近現代史的主要脈絡。全球化由大航海啓動，現代化由資本主義萌芽啓動，經過數次工業和科技革命走向成熟。

因此，“全球化+現代化+科技發展”，不斷加快着人類社會的價值流通效率，幾百年來，又累積出一個全球性的主要矛盾——社會收益日益集中和社會成本日益攤薄的矛盾，即在“全球化+資本化+高科技”助力下，社會收益日益高效地集中到少部分人手裏，而社會成本被日益高效地分攤給大多數人和自然環境。

全球皆是如此。

而上述各種“反智”思潮，本質都由這個矛盾引起。所以，越是引領社會發展的精英羣體，就越需要看到這股潮湧，就不應只是慣性地簡單批評，而不去討論、觸及根源。

譬如糧食問題。在農業社會，一個主要的社會矛盾就是糧食供給和人口增長之間的矛盾。古代耕地面積、糧食作物種類和種植技術都有限，社會一旦穩定發展一段時間，人口達到耕地供給極限，人口與糧食的對立關係便開始緊張。此時，一旦遇上兵亂、旱澇、蟲災之類事件，脆弱的平衡告破，必然爆發農民起義，在王朝更替的同時無情地消耗一部分人口。如此週而復始。

按説，人類全球化、現代化幾百年來，糧食生產和流通已不成問題，但緣何全球飢餓人口還在增加（2023年為7.35億，‌相比2019年‌新增了1.22多億）？且每隔三年五載就要醖釀一次糧食危機？

事實上，全球糧食危機的根源並非產能不足，而是產能過剩。歷史數據表明，糧價越是劇烈波動的時候，往往越是與供求無關。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糧食金融化。

少數完成了農業產業化、金融化的國家，高效地掌握着國際糧食流通與定價權，資本為了逐利，往往製造糧價波動。——不要説收入分配，就連人類生存最基本的糧食分配，全球化與現代化也始終未解決。

再比如著名的“二八法則”。工業革命以來，全球20%的發達國家及其人口占據着微笑曲線的兩端，享受着80%人口的服務。但隨着中國成功融入現代化、全球化並快速崛起，鑑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和經濟體量，這個法則就可能變成“四六”。

未來，隨着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還有可能走向“五五”，那還怎麼“微笑”？

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會接受真正的平等、共治嗎？很難想象。要麼就將中國束縛住，繼續按在“二八法則”之下，顯然他們已做出選擇。

美國內部，平衡同樣不斷被打破。在J.D.萬斯祖父母一代的推動下，美國夢本已基本形成“大城市工業中心-區域工業區-地方工業園”的相對平衡的城市工業格局。

隨着工業經濟成功“升級”為“資本化+高科技”，這套相對平衡、共同繁榮的體系逐漸崩塌。日積月累，中部鐵鏽地帶形成，連五大湖區都快速衰落，人才和資源不斷向東西海岸、尤其是西海岸聚集。

反過頭來，其東西海岸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全球人才的匯聚，又阻止了普通美國人的進入，而美國向全球分攤成本的難度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照顧到平民和落後地區，紅脖子與特朗普、民粹主義、反全球化……紛紛由此而生。

而J.D.萬斯也在採訪中聲稱：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如果他當選，將推動美國政府採取更強硬的對華立場；在談及俄烏戰爭時，他表示將推動俄烏和談，“迅速結束這場戰爭，這樣美國就可以專注於真正的問題，也就是中國”；他還呼籲“廣泛徵收關税，尤其是對來自中國的商品”……

全球化發展至今，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結果就是，全球化的後進者成了擁護者，而原本的發起者們卻成了反對者。

綜上，人類的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經過七百餘年發展，到了需要開始反思的時候。就像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越來越被證明很難代表“人類歷史的終結”，全球化和現代化，也未必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

當然，我們不是要去否定全球化和現代化，而是要跳出傳統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思維慣性，去動態反思和探索，在幾百年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基礎上，還有可能是什麼化？

悲與喜

人類的悲與喜，其實是相通的。美國“鄉下人的悲歌”，民粹主義的興起，共和黨激烈的保護主義政策，其實都不難理解。

雖然一定歷史時期內，尤其對中國來説，陣痛必然明顯，但放之於人類歷史發展，又是可喜的——這樣的反抗，主流與“鄉下人”之間的互相傾聽、重新融合與社會改良，都是必要且有益的。

那麼我們呢？

好在，我們的社會改良早已在推進。從脱貧攻堅戰役，到新型縣域城鎮化、鄉村振興，再到共同富裕，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到低碳經濟、生態文明，再到一帶一路，由內而外，正在探索整體社會收益與社會成本、發展與分配的根本平衡。

對此，我們應當給予更多的理解與支持，而非按照傳統全球化、精英主義思維慣性地簡單評判。

去看到“鄉下人的悲歌”及其時代變局，去尊重、融合與改良——而非死命抱着全球化、精英主義視而不見，才是人類未來向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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