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是世紀難題？小紅書上的年輕人不服_風聞

文 | 佘宗明

“世道變壞，是從××開始的”，前幾年，這句式的風行程度一點都不遜於“第一批90後已經××了”。

如果這是道填空題，那正確答案包括但不限於：扶老人反被訛，看見女童被碾卻無動於衷……

但好在，現實還有另一面。這一面，真實，温潤，有愛。

將合訂本攤開，裏面裝訂着一個個不雞湯卻動人的故事：

小紅書用户@是迪迦嗎是的 在火車站看到一大叔呆坐一處多時，便主動上前詢問，得知他在工地幹活被拖欠工資，提前12個小時來候車返鄉，就出言寬慰，幫他點了外賣買了水；

@紅雀兄弟 在西安遇到獨自遊玩的老奶奶，見她身旁無人只能自拍，就主動當起了她的跟拍，陪着她打卡各個景點；

@卓文的小食堂 在安徽歙縣受災後跑到災區，身為歪果仁的他做了些披薩，送給每天只能吃泡麪的老人們吃……

特別有意思的是，他們的評論區裏，網友們紛紛用善來回應善：我，自願簽署“出門在外互助父母協議”。

我看了不下於100個“互助父母”主題的帖子，終於確認，這些年輕人籤的是一種很新的賽博協議：它是“三無合約”，無統一模板，無簽字畫押，無跟蹤監督，有的是一份口頭承諾——雖然我跟你素昧平生，但我會對你的父母伸出援手。

雖然這類互助未必能實現“你投我以桃，我報你以李”的雙向閉環，但許多參與者篤定，這會帶來鏈式反應：我幫你的父母，你幫他的父母，他幫下一個他的父母，下一個他幫下下一個他的父母……總有一個他可能幫到我的父母。

我在想，社會學家涂爾幹看了這情形，怕是都得來上一句：我就説社會能從“機械團結”轉向“有機團結”吧？

01

擱10年前，我很難想象，這屆年輕人還能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道德令撿起來。

猶記得，13年前，廣東佛山發生2歲女童小悦悦被兩車碾壓卻遭18個路人視若無睹的一幕，在坊間引發鋪天蓋地的鞭撻、追問和反思。

那幾年，在所謂的“彭宇案後遺症”跟頻現的“扶起老人反被訛”新聞的刺激下，“扶不扶”話題頻繁引發社會討論。2014年沈騰馬麗主演的小品《扶不扶》，結尾那句“這人倒了咱不扶，這人心不就倒了嗎？”針砭現實的意味不言自明。

本質上，“扶不扶”困境背後是社會分離性張力將陌生人帶向了“猜疑鏈”：A和B都想友好相處，但就算A認為B是善意的也未必能安心，因為A不知道B是怎麼想A的，B也差不多，因為B也不知道A是怎麼想B怎麼想A的……彼此會做“最壞的預設”相互設防。

多年過去，情況變了嗎？

至少小紅書上“互助父母”相關詞條下的筆記，呈現了跟“不敢扶”迥異的畫風。

筆記裏，有我看完直呼“不是我不明白，是這世界變太快”的情節——

今年5月，網友@⊙ω⊙楠 發帖稱，一家三口只給媽媽搶到了一張鳳凰傳奇演唱會門票，她頭一次看演唱會什麼都不懂，希望鄰座幫着照顧下她。

結果11萬網友都關心起她媽媽看演唱會的情況，1.7萬人在評論區蹲後續，有網友在現場跟其媽媽合影，實時更新她的狀態。

同樣向網友求助的，還有@大風颯颯。7月4日，她在發帖稱，54歲的老媽要去北京玩幾天，自己把她送到了西安北客站，弟弟在北京西站接，擔心從沒出過遠門的她遇到麻煩，想拜託“互聯網姐妹”在她需要幫助時能幫幫忙。

之後多位網友接力報座標：“我在朝陽，看到阿姨會打招呼的”，“我在海淀，遇到會幫忙”，她説，“媽媽回家時跟我説，一路上一直都有人在幫她”。

居然有人敢把獨自出門的媽媽託付給陌生人？居然有這麼多人給她回應？陷入對角懵逼的我把帖子轉給那朋友，直接把經常感慨“世風時下、世態炎涼”的他給整不會了。

依我看，網友自發參與“互助父母”的景象完全配得上一句：每份互助，都在“擊退”冷漠。

從“不敢扶”到“主動幫”，橫亙在二者之間的，是互助鏈對社會原子化結構的粘合。可以預見的是，當越來越多年輕人用“互助”去抵禦世界的熵增，那“扶不扶”這道世紀難題也就有解了。

02

“互助父母”的價值是什麼？

在於遠程盡孝。

很多時候，“父母在，不遠遊”是孝敬，“父母在，依舊不得不遠遊”是生存——許多遊子的世界裏，沒有“遊”，只有“漂”。

不在父母身邊，不能近身陪伴，意味着他們遇到很多麻煩時，子女只能乾着急。

這時候，“出門在外互助父母”成了許多年輕人想象中的遺憾代償方式：在他們眼中，幫助他人父母，也是曲線對自己父母盡孝。

博主@小崗同學 將“你爸媽就是我爸媽”付諸善舉的動作，就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給具象化了。

他在北京街頭當起了“共享兒子”，給提重物等公交的大叔搭把手、給在路邊乘涼的環衞阿姨們買水解渴、教在醫院裏不會用自助打印機的叔叔阿姨們打印單子，還在線下發展了100個“共享兒女”，為他們發放互助掛牌和寫有“共享兒女”的短袖襯衫，號召更多人一起“為咱爸媽做點什麼”。

也在於變相提醒。

“互助父母”的正面價值，不僅在於一些人切實幫到另一些人的父母，還在於督促我們看到老年人羣體在當下面臨的眾多細微痛點。

現實中，在陌生人社會、老齡化社會和數字化社會的疊加擠壓下，我們的父母很容易成為被時代列車甩下的那羣人。

我爸媽都已年逾六旬，年輕時常年在外打工，如今為了給我帶娃，成了“老漂族”。

平時出門，手機地圖導航、看病掛號預約、掃碼付款、火車票改簽……對我來説就是動動手指的事情，到了他們那，卻經常是兩個不會：這也不會，那也不會。

對於他們的“不會”，我經常習焉不察，他們問我，我自然幫着操作，他們不説，我很少主動過問。

但之前的一則熱搜消息對我很有觸動：高鐵上，一女生見旁邊一老人坐得筆直，猜到老人不會調整座椅靠背，一問果然是，便主動幫他把靠背往後放，老人連説謝謝。我這才發現，我爸媽其實也有太多的不懂，卻總被我疏忽了。

有一次兒子拿家父的手機看汪汪隊，他一通亂按，手機接不了電話上不了網，直到兩天後家父才不好意思地問我，我一看，原來是兒子開啓了“飛行模式”。

還在於增進代際溝通。

《銀髮時代》作者路易斯·阿倫森説過：現代社會容易把老年隱喻為一種疾病，對步入老年展現出厭惡、恐懼以及隱晦的批評。

揆諸現實，大眾對老年人的批評來得很容易，理解則變得很難。看到“老人在地鐵上用枴棍扒拉女孩雙腿”之類的新聞後，很多人動輒將其跟過往個案匯成集錦，再來上一句“不是老人變壞了，是壞人變老了”。

而“互助父母”則是拋開刻板印象，看到具體的人而非抽象的羣體標籤，用彌合之力減少了衝突發生的幾率，增加了雙向理解的可能。

幫蹣跚而行的老人提拎重物，為醫療自助繳費機前的老人耐心解答，顯然有助於用善意去稀釋那些寓於讓座糾紛中的高烈度代際衝突因子，緩解代際衝突向“一代人對一代人的戰爭”演化的勢頭。

03

值得注意的是，“互助父母”沒有附帶沉重的道德枷鎖，而是純靠自願；也不會通向“捨己救人”的崇高敍事，更多的是體現在舉手之勞上。它很真切，很具體。

看完那些“互助父母”的筆記，我感慨萬千：一代人有一代人表達善踐行善的方式。

過去很多年裏，全社會在倡導“學雷鋒，做好事”，但它倡導的往往是隻求付出、不圖回報的奉獻精神，帶有道德使命感驅動的色彩。

但今天的年輕人“互助父母”，潛意識中是存在互利期待的：自己在下雨天給別人的父母撐過傘後，總會有人也在下雨天為自己的父母撐把傘。雖然“施於人，受於人”的回饋鏈條有些長，但由別人父母想到自己父母的共情，是他們做好人好事的源動力。

以往的道德教條，總是讓行善者超脱功利化考量，最好是做好事不留名。

但如今年輕人“互助父母”，帶有更多社交底色：它是連接，是共享，是協作，是重構信任鏈的手段。

助人者經常會將善舉發到小紅書上，希望被看見，看到的人也會受到善舉激起的反饋（點贊，跟帖）激勵，去幫助他人。

這其中也潛藏着“種草-拔草-再種草”的邏輯鏈：我把我幫助老人的經歷發在網上，就是“種草”，你受到感召也去幫助老人，就是“拔草”，你拔草後再種草，又會吸引更多人去拔草，最終催生出“善的傳遞，愛的循環”的增強迴路。

這不免讓我想起十九世紀美國某些村莊的風俗：當村莊搬來新人時，村裏所有老人會一起出錢出力，免費幫助新來者建穀倉作為禮物。若再過一陣子村莊又搬來了新人，所有人（包括之前剛搬來的那位）都要一起再為這個新來者再建一個穀倉。

人人幫人人，將建穀倉的經濟行為循環下去，這被西方學者稱為“禮物經濟”。

中國人民大學學者董晨宇由此提煉出了“禮物社區”的概念，他認為，繼字幕組之後，“出門在外互助父母”風氣的盛行之地小紅書就是典型的“禮物社區”。

社區是個饒有意趣的語彙，有敦親睦鄰意義上講，它就是個“附近”沒有消失的地方，你問路，會有人為你領一段路，你求助，會有人替你解幾分憂。

在我看來，如果説國內互聯網有哪個地方最有“人人幫人人”的社區氣質，那非小紅書莫屬。這股氣質，讓小紅書這個社區跟小悦悦所在的那個線下社區有着本質區別。

作為將生活美學注入靈魂的富精神化、小世界化、去中心化線上空間，小紅書天然適合年輕人因興趣而聚合、因同好而交流、因同一種初心而互助。屬性和調性決定了，小紅書上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橋段，沒有太多光怪陸離的景象，卻有很多真實具體的生活經驗分享。

在很多互聯網平台上，我總能看到撕、懟、槓、噴等互聯網PM2.5的瀰漫，在小紅書上，我看到的是“賽博誇誇羣”——醜成我這樣的，在上面曬出自己的照片，都沒人説我“長得醜還出來嚇人？”，只有陌生人鼓勵“也是帥哥潛力股呀”。

在小紅書上，有條筆記特別打動我：博主@吧啦吧啦 因為認不出父親臨終前寫的一行字，於是問其他網友有沒有能認出來的，最高贊評論寫道：應該是“不要難過，我想你堅強”。

所以，分享精神與搭子文化在小紅書上流行，不奇怪；年輕人們在小紅書發起互助父母協議，也不奇怪。

截至2024年7月，小紅書上“互助父母”的筆記累計閲讀數已超1億，點贊數近500萬。“互助父母”成了很多年輕人尋求圈層認同、召喚同頻社交的途徑。向來聽勸的小紅書還專門發起了“出門在外互助父母計劃”，邀請更多人一起加入，着力於“以善促善”。

托馬斯·阿奎那曾説：善和美二者的本質特徵都是相符的，因為它們正是建立在同一形式的基礎上，所以善被我們頌揚為美。

這屆年輕人向美而行的決心就輕易可見：活動上線一週，超過50萬人加入了計劃，10000人揹着“叔叔阿姨，需要幫忙找我”的活動公益掛牌走上街頭。

嗯，這50萬人裏，有我一份。

04

高分影片《Pay It Forward》（中文名：讓愛傳出去）裏，曾講了這麼個故事：

初中課堂上，老師給全班同學佈置了一個作業：做一件能改變世界的事。

有孩子説，這根本就不可能。還有孩子説：讓中國孩子一齊起跳，那樣落地時的震動可以改變地球運行軌道。

主人公特維提出的方案是：一個人去幫另外三個人做一件好事，這三個人再分別幫其他三個人，以此類推，無數人幫無數人，世界就會變得越來越美好。這遭到鬨堂大笑，就連老師也説這隻能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假設之上。

特維自身的嘗試起初也都宣告了失敗，但變化也在潛移默化中悄然發生：他幫助過的流浪漢毒癮難改，但在去買毒品的路上碰到一個想跳橋自殺的女子，將她勸了下來；他的母親本來無法從他父親家暴的陰影裏掙脱出來，但在他的影響下最終走出……

我起初覺得這情節覺得太“烏托邦”，但小紅書上的年輕人用“互助父母”的接力打破了我的井蛙之見。

他們證明了，“世界拉鍊大王”吉田忠雄總結出的“善的循環哲學”——“如果我們播種善的種子，予人以善，那麼，善還會循環歸還給我們。善在我們之間不停地循環運轉，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實惠。”是有可能的。

在重塑信任鏈中，他們曲線表達着自己的不服：“扶不扶”是世紀難題？我們不服。“各人自掃門前雪”是保身哲學？我們不服。

就此看，“出門在外互助父母計劃”未嘗不是在開展一場“維持善意鏈條”的大型社會實驗。這場實驗在闡釋“人何以為人”——《編輯部的故事》片頭曲《世界很小是個家庭》就唱道：接受我的關懷，期待你的笑容，“人”字的結構（一撇一捺）就是相互支持。

説到這兒，我終於明白，這些年輕人是用行動給我上了一課：世道變好，是從彼此互助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