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倫敦政經榮休教授巴瑞·布贊：宏觀視角下的全球化現狀與前景_風聞

2024年7月5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榮休教授巴瑞·布贊（Barry Buzan）到訪全球化智庫（CCG）北京總部，並以“全球化的前景”為主題發表了主旨演講。以下為演講全文：

感謝王輝耀理事長的友好介紹，也感謝您邀請我來到CCG。我很高興今天能在這裏發言，並加入這個新的交流網絡。我將嘗試為大家提供一個關於全球化的廣泛概述，即從宏觀角度探討全球化的現狀。這部分內容來自我和羅伯特·福克納（Robert Falkner）共同完成的新書《全球國際社會中的市場》（The Market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該書目前正在印刷中，預計將於秋季出版。因此，我接下來要談的一些觀點主要出自這本書。

首先，我想對全球化進行一個總體概述，然後回顧一下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接着，我們將仔細分析當前的具體情況，以及有哪些力量正在對全球化發揮作用，最後得出一些關於全球化未來走向的結論。

全球化的概況非常直觀。在我看來，我們對全球化的理解正從經濟層面轉向環境層面。換句話説，全球化的意義正在從經濟轉向環境。

直到最近，全球化一直圍繞全球市場展開，無論是在市場意識形態方面還是在市場實踐方面。如今，這種趨勢已經顯著減弱。我認為，全球化正逐漸轉向關注人類發展與地球承載能力之間的共同危機。我相信，這將日益成為全球化的核心議題。這個問題非常有趣，我將提出各種不同的答案，以闡明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換句話説，對全球化的理解轉向環境角度，是會有利於恢復全球市場，還是會進一步削弱全球市場？

如果回顧一下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我想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全球化的經濟層面可以理解為一個辯證過程，這個過程在全球市場和經濟民族主義之間已經持續了200多年。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有幾個非常明顯的週期，我認為，我們現在正處於第五個週期。

第一個週期大約從 1840 年到 1914 年，這期間全球市場占主導地位：自由貿易、金本位制等等。這是全球市場的首次大規模實踐。

第二個週期是從1914年到1945年，即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基本上是經濟民族主義主導的時期，主要是因為這段時間戰爭經濟佔大多數。而且在20世紀30年代，還有帝國經濟區的存在。

第三個週期是1945年到1972年，即佈雷頓森林體系時期，這是一個妥協時期。簡單來説，全球市場在貿易領域得到應用，但在金融領域受到限制。在這一時期，經濟民族主義與市場之間達成了一種妥協，因為人們認為全球市場給國內勞工關係和勞工政治帶來了許多困難。

從1972年到2008年，是全球市場的第四個時期，即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時期，這期間經濟全球化非常廣泛。但隨着 2008 年經濟危機的爆發，這一趨勢戛然而止。

從那時起，我們就進入了一個相當複雜的時期，這有些難以描述，在這個時期似乎沒有出現明確的解決方案。很明顯，新自由主義在很多方面都過度擴張，並且難以為繼。因此，現在有一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希望保留多少全球市場，以及我們願意採納多少經濟民族主義？圍繞這兩個問題存在不少爭論，但未來的走向尚不明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説，我們正處於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討論的過渡時期。

在全球化的經濟層面，我認為目前所處的狀態就是如此。全球化的環境層面則完全不同，而且在許多方面與經濟層面的關係並不密切。直到20世紀70年代，人們才真正意識到環境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並將全球化理解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就是一個很好的標誌。到了 2015 年，全球已達成廣泛共識，即國家和人民有責任以某種方式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雖然對具體的應對措施仍存在很多爭論，但這種責任已被普遍接受。

從那時起，氣候變化的代價不斷增加，儘管這似乎還不足以改變很多人的想法，但人們日漸意識到氣候變化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關鍵是，這些因素相互之間如何影響？是應該通過全球市場來解決全球變暖問題，還是説解決全球變暖問題需要取消或削弱全球市場？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如果我們更加詳細地觀察當前正在經歷的轉型，在我看來，有幾個廣泛的因素同時在起作用，在這個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它們往往以非常複雜的方式重疊並相互作用。我將在此探討四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新自由主義引發了自由主義和全球市場的危機。新自由主義過度擴張，政治野心不切實際，並在不穩定性和不平等方面付出了過多的代價，尤其是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以至於它甚至損害了自己的核心地帶，特別是削弱了西方。新自由主義因為其過度和極端而損害了自身。因此，自由主義目前正面臨着一場廣泛的危機，而中國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因為中國已經成功地將市場從自由主義的整個政治和社會體系中分離出來。這為自由主義立場帶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問題和困境，因為自由主義正是市場理念的發源地。綜上，自由主義危機是全球化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個相當重要的因素，我認為現在相當清楚的是，我們正處在西方主導世界秩序時代的尾聲。並不是説西方正在消失，這與羅馬帝國的滅亡並不相同。西方依然富裕、強大、有影響力，但它相對而言變得較弱，西方不再願意，實際上也不再被視為全球領導者。因此，我們正處於一種“深度多元主義”的狀態，其中財富、權力、文化和政治權威都變得更加分散。不再有像過去那樣集中的權力、地位和影響力來支撐世界秩序，全球社會的管理也因此變得越發薄弱。

這並不是説西方缺乏財富和權力，而是財富和權力的分佈方式更加分散了，並且對於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全球秩序，我們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老牌大國基本上已經厭倦了擔任領導世界的角色，選民也不再表示支持。而新興大國似乎也不太願意承擔這項任務。因此，目前全球秩序正處於管理不足的狀態。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第二輪現代化的結果。19 世紀曾有過一輪現代化，直到日本完成現代化才結束。因此，日本和主要的西方國家成為了第一輪現代化的代表，在 20 世紀 70 年代之前，沒有其他國家成功進行現代化。在整整一個世紀裏，現代化基本上沒有任何進展。但是在20世紀 70 年代，有了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印度等其他國家加入進來，開始積累與現代化相伴隨的財富、權力和政治權威。因此，這裏正在發生一場巨大的轉變，而我們正處於這場轉變的中間，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在全球秩序應該如何構建的問題上沒有達成共識。

我要在這裏説一些不合時宜的話，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和糟糕的是，我們正處於第二次冷戰之中，至少在過去四年裏一直如此。我知道很多人在政治上否認這一事實，但無論按何種合理的冷戰定義來看，我們確實處於這種狀態。有些問題是值得爭論的，但由於核威懾和其他原因，除了俄羅斯之外，沒有國家敢於為這些問題而開戰。這使得這種冷戰變得尤為危險。它使經濟自由化正以極快的速度倒退，也阻礙了在全球環境因素方面任何形式的合作與協調。

此外，全球變暖的危機日益嚴重，人們對它的看法將在某個時候達到臨界點。目前，人們只覺得這是一種不便。無論是太熱、太冷、太濕還是太乾，這取決於你所處的地方。現在來看，這種情況還沒有嚴重到足以徹底改變人們的行為，至於要怎樣才能改變人們的態度，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我不知道答案。這必須得是一些重大事件。像新奧爾良、紐約或孟加拉國的洪水是不夠的，可能需要像泰坦尼克號沉船那樣的重大事件，這種事件的規模必須足夠大，能夠讓很多富人和大量財產被一次性摧毀，這樣人們才會投入足夠多的關注。

這四個因素同時存在，並且以非常複雜的方式相互作用，這使得我們很難做出任何非常明確的預測。我嘗試就此進行總結。在我看來，環境全球化只會越來越強。從物理意義上講，氣候正在變化，這已成為未來幾十年的既定趨勢，不太可能改變。至於環境問題是否會引發更多社會和政治形式的全球化，這是一個大問題。也許會，也許只會引發第二次冷戰，成為人們產生分歧和分歧、無法合作解決這些問題的又一原因。

在我看來，經濟全球化的處境並不樂觀，因為許多因素正在推動經濟民族主義，而不是全球市場。第二次冷戰在各方面都大力推動經濟民族主義的發展，因為各國都想重新建立自己的供應鏈和工業基礎。自由主義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説，自由主義是全球市場的思想源泉，這也在削弱對全球市場的支持。第三世界的反西方主義往往也被動員起來反對全球市場。反西方主義中存在大量的反資本主義情緒，而在當前的全球政治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如果有人想探討這個問題，我很樂意在討論環節多談一些。全球治理的削弱也是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國際機構的效力越來越低，越來越不能在這種深度多元化的政治環境中運作。

因此，在我看來，全球市場的主要希望，換句話説，全球化經濟方面的主要希望，是能夠以某種方式成為全球範圍內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可持續發展是我們解決環境危機和全球變暖問題的必由之路。這可以通過市場來實現，但也可以逆市場而行。在我看來，如果我們想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這就是我們必須探索的有趣的政治空間。感謝各位的聆聽。

（本文根據CCG全球對話系列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榮休教授巴瑞·布贊”的發言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閲，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