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N號房”背後：新型性暴力產品層出不窮，韓國數字性犯罪何解_風聞

澎湃新聞

2024年07月19日 07:29:42 來自上海

近日，在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的法庭上，被稱為“首爾大學版N號房”的案件進行第二次庭審，當檢方宣讀指控時，主要嫌疑人樸某用雙手捂住耳朵哭，他的律師稱其“身心虛弱”，並否認針對他的部分指控。

據韓聯社報道，首爾大學畢業生樸某和姜某，從2021年7月至2024年4月，涉嫌利用“深度偽造”（Deep Fake）技術換臉合成色情照片和視頻，並在通信軟件Telegram上私密傳播，受害女性多達61人，包括12名首爾大學學生。7月10日，“首爾大學版N號房”案進行第二次庭審。樸某承認自己傳播虛假色情視頻，但否認慣犯和教唆犯罪的指控，姜某則對所有指控供認不諱，另有兩名同謀也被起訴。

受害女性接受採訪。

這起案件雖已進入司法審判程序，但只是數字性犯罪的冰山一角。韓國女性家庭部和韓國女性人權振興院今年發佈的《2023數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援報告》顯示，去年有8983名數字性犯罪受害者尋求幫助，要求刪除的非法網絡視頻和照片超過24萬件。

“新型的數字性犯罪不斷湧現，因為數字技術的可及性提高，而法律應對往往跟不上，但追根究底依然是性別權力的問題。在韓國社會，兩性之間存在明顯的結構性不平等。”首爾市非政府組織“韓國網絡性暴力應對中心”（Korea Cyber Sexual Violence Response Center）的成員Eoya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時指出，兩起所謂的“N號房”事件都顯示出性暴力被視作了一種娛樂方式。

Eoya接觸並幫助了很多數字性暴力受害者維權和克服心理創傷，她介紹，有一位受害者受援至今已經7年，仍未完全走出陰影，數字性暴力不亞於傳統的性暴力。“法律懲罰和制裁有侷限性，要正視結構性問題並重塑社會意識。”

從間諜攝像頭到N號房，再到深偽換臉

在長達3年多的時間裏，犯罪嫌疑人樸某和姜某盜用女性同學、熟人的照片，用“深度偽造（Deepfake）”（注：使用AI軟件通過“換臉”、語音模擬、視頻生成等方式對既有圖像、聲音、視頻進行篡改、偽造）技術換臉合成色情製品，在Telegram上建立數十個網絡聊天室進行傳播，還將合成的淫穢製品直接發送給受害者進行“凌辱”。

受害者主動向警方報案並尋求民間組織的幫助，首爾警察廳網絡調查科從去年12月開始經過數月調查，於今年4月和5月將主要嫌疑人抓捕歸案。

許多媒體將此案稱為第二個“N號房”事件，在韓國也被稱為“熟人性侮辱”事件，是指長期系統、蓄意地合成製作熟人的照片或視頻，與性騷擾、性侮辱文字一起傳播的行為。Eoya指出，在韓國存在非法影像物的消費文化，與一些人所認為的出於性慾望的邏輯不同，“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想要侮辱和控制女性的心態”。過去，這種非法影像物主要來自於公共場所的拍攝，尤其是在公共衞生間、更衣室、地鐵等。

間諜攝像頭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據《韓國時報》報道，6年前，韓國網絡性暴力應對中心與多個民間團體一起揭發並打擊了一個在線文件共享網站，網站上全部是由間諜攝像頭（spycam）偷拍的非法色情影像物。網站運營者鼓勵用户上傳這些文件，並從而獲得了數千萬美元的利潤。

Eoya介紹，這些文件共享網站或網絡硬盤的運營者一方面給非法影像上傳者支付費用，另一方面獲取用户的下載費用和廣告收益。問題不止於此，一些受害者為了刪除與自己有關的非法影像，會向“數字殯儀員”（注：經營數字聲譽管理業務，可按需求抹去用户的線上痕跡）購買服務，刪除指定影像物。然而，本身提供非法影像的網站也運營所謂的刪除服務，從受害者處再度盈利，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韓國網絡性暴力應對中心早年間接觸了很多受到上述侵害的受害者，支援者往往要花幾個月時間監控，才能通過常規的申訴途徑刪除一些非法影像物。直到2018年，數以萬計的韓國女性在首爾舉行大規模集會，抗議充斥韓國的偷拍惡行。也是在那一年，文在寅政府建立熱線中心，幫助偷拍受害者移除或封鎖偷拍的圖片或視頻，併為受害者提供法律諮詢等支持服務。韓國國土交通部還要求公共交通的運營單位對偷拍犯罪行為進行檢查和管制。

在韓國政府對間諜攝像頭重拳打擊的同時，2018年開始“N號房”悄然運營，以詐騙和威脅女性來獲取非法影像資料的性剝削業態出現。2019年，“韓流明星聊天室”和夜店“Burning Sun”的性暴力及非法拍攝、傳播性影片的案件曝光。

Eoya觀察到，一系列震動社會的事件曝光之後，韓國社會對數字性暴力的態度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意識到自己曾遭受數字性暴力的受害者增多，原本被視為個人私事的傷害可以被公開討論，法律上也有了針對性的條例。“但是隨着技術進步，性暴力產品不斷以新的形式被生產出來。”

這不是韓國獨有的問題。去年12月，斯坦福大學互聯網觀察站在大型AI數據庫LAION中發現了數千張疑似兒童性虐待的圖像。美聯社報道指出，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輕鬆地將某人的肖像轉化為露骨的深度偽造圖像，並被人在聊天室或社交平台上分享，受害者無論是名人還是兒童，幾乎都無法阻止它的發生。白宮正在敦促科技行業和金融機構承擔責任，以遏制利用AI製作色情影像的市場發展壯大。

扭曲的社會意識亟待重塑

“技術本身是中立的，問題不在於使用何種技術，而在於技術被濫用來製造性暴力的環境。”Eoya説，有些人傾向於將數字性犯罪視為輕率的玩笑或出於好奇心，並將女性身體作為消費和娛樂對象，這樣的環境值得引起警惕，必須持續努力提高社會對性別平等的認識。

世界經濟論壇（WEF）發佈的《202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韓國性別平等指數為0.68，較前一年下降0.01，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105位。該指數越接近1，意味着性別越平等。據《紐約時報》報道，人權觀察組織指出，基於性別的暴力在韓國廣泛存在。韓國前女性家族部部長鄭鉉栢更是直言，該國的“父權文化”影響了生育率。新華社援引韓聯社報道稱，2023年，韓國新生兒人數為22.997萬人，總和生育率0.72，雙雙創下有相關記錄以來的最低值。

當地時間2024年5月16日，韓國首爾，搭載地鐵的市民。視覺中國 圖

在尹錫悦政府的領導下，韓國社會兩性平等的目標似乎更顯遙遠。據韓國廣播公司報道，2022年12月，韓國新教育課程案獲通過，新教材刪除“性平等”、“性少數者”表述。此外，尹政府還致力於廢除女性家族部，計劃將此部門與主管社會保障事務的保健福祉部合併，已於今年5月向聯合國作出相關説明。

性別平等難在一朝一夕實現，這也並非數字性犯罪的唯一原因。韓國嶺南大學社會學教授許昌德近日對媒體表示，如今的年輕一代，很容易接觸到有害的性觀念或非法內容，而他們對性及其複雜性還缺乏足夠的瞭解，容易形成錯誤的判斷。

亞洲新聞網報道稱，韓國公共教育系統中缺乏性教育的內容，教材中僅限於簡單地介紹生殖器官及在青春期發生的變化。梨花女子大學媒體融合專業副教授柳承哲認為，由於學校沒有向學生充分傳達有關性犯罪的知識，那些為了尋求娛樂的人模仿或參與數字性犯罪行為的風險更高。這個暑假，韓國一些地區的警察署和中小學校組織了數字性犯罪預防教育的講座和培訓。

實際上，數字性犯罪作為一種新型犯罪形態尚未形成普遍的社會認知。據韓國政府網站信息，2017年政府首次將數字性犯罪作為政策用語採用，出現在政策材料中。在此之前，人們更多使用的是“Molka”（注：韓語中指在未經被拍攝者同意的情況下偷拍露骨照片或影片）這樣的縮寫詞，缺乏規範的語言來形容這些問題。

從受害者角度而言，即使加害者受到法律制裁，問題也不意味着畫上了句號，更不用説像“熟人性騷擾”這樣的情況，在法律條例尚不完善等情況下難以將加害者繩之以法。Eoya坦言，社會上仍有很多人輕視性騷擾和數字性犯罪，甚至會將責任推給受害者，認為他們以某種方式誘使事件發生，“受害者有罪”論的社會氛圍使受害者猶豫是否公開自己的情況並尋求法律幫助。

“重要的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性暴力受害者即使暴露身份也可以安心的社會環境，必須停止譴責受害者或給他們打上烙印。”Eoya呼籲，要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幫助受害者成為應對傷害的主體，而不是被動承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