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 | 資本積累機制的“雙刃劍效應”與大國興衰_風聞

田文林   國關圈      2024年07月19日 07:28 山東 

作者簡介田文林，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內容提要近現代以來，大國興衰的一大規律性現象就是：大國興起於實體經濟壯大，衰落於經濟脱實向虛。進一步看，西方大國實體經濟強弱與資本積累機制的兩面性特徵直接相關：它既是實體經濟興起和國家富強的動力源，也是經濟“脱實向虛”和國家由盛轉衰的禍根。在資本主義前期，因工業化帶來的資本收益呈現邊際效應遞增趨勢，由此推動西方國家持續發展實體工業；在資本主義後期，由於實體工業帶來的收益呈現遞減趨勢，謀求資本增殖最大化與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趨勢的矛盾，導致大國經濟金融化，由此致使國家走向衰落。西方大國週期性興衰的規律提示我們，中國要想保持持續崛起態勢，必須堅定不移地優先發展實體經濟，警惕經濟金融化和金融資本反客為主。

**【關鍵詞】**資本積累；大國興衰；實體經濟；經濟金融化世界性大國沒有生物學意義上的生死，卻存在國際政治意義上的興衰。沃勒斯坦曾將霸權週期分為上升期、全盛期、成熟期、衰落期；莫德爾斯基也將霸權分為四個階段：新興霸權國從全球戰爭中崛起，世界領導國的地位得到承認，合法性喪失階段，權力分散階段。近現代以來，西班牙、荷蘭、英國都曾充當過世界霸主，但無一例外經歷了週期性興衰的發展軌跡，當前的世界霸主美國同樣面臨日漸衰落的困境。導致大國興衰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內因無疑是主要矛盾，經濟原因又是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研究發現，大國興衰過程中出現的一個規律性現象就是：大國興起於實體經濟壯大，衰落於經濟脱實向虛。進一步剖析，這種現象之所以週期性出現，很大程度是資本積累機制“雙刃劍效應”所致。

在資本主義前期，因工業化帶來的資本收益呈現邊際效應遞增趨勢，由此推動西方國家加大發展本國實體工業；在資本主義後期，由於實體產業帶來的收益呈現遞減狀態，導致本國經濟日漸脱實向虛。對正致力於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來説，這一規律值得警醒和借鑑。一、理論闡釋：****資本積累機制先天具有兩面性1. 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徵近現代以來，世界舞台上主要霸權國都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構成了這些霸權國的經濟基礎。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其擴大再生產的最大驅動力就是實現資本增殖。

“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羅莎·盧森堡指出：“佔有剩餘價值的這一動機，促使他反覆投入再生產。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把社會必需品的再生產變成了永動機。”羅伯特·L·海爾布隆納也認為：“資本主義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永不停歇、貪得無厭地榨取財富的強烈需要。”弗蘭克、布羅代爾、沃勒斯坦等學者也都認為，持續的永不休止的資本積累是現代世界體系同其他世界體系相區別的基本特徵。資本家熱衷於資本積累，既是由於外部競爭，同時也是內在需要。個體資本家不僅要保證自己的奢侈消費，還要積累越來越多的資本，以此作為維持資本家社會地位的必要條件。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經濟領域與政治—社會領域尚未完全分離，資本力量“鑲嵌”在國家和社會之中，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後者的控制和影響。國家通過法律、税收、國家機器（警察和軍隊）等多種手段對資本力量進行控制和塑造，由此使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範圍受到明顯抑制。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後，資本力量日趨從國家和社會中“脱嵌”，乃至成為整個社會的支配性力量，由此進一步擴大了資本積累機制的作用範圍。

波蘭尼就認為，從19世紀開始，經濟已成功地從社會中脱嵌乃至反過來支配社會，將社會體系嵌入經濟體系之中。資本如同逃出魔瓶的魔鬼，將其貪婪逐利的一面充分顯現。與此同時，隨着資本力量的持續壯大，資產階級（所謂“第三等級”）在西方國家紛紛掌權。國家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通過政策調整促進資本積累。西方國家的內外政策重點服務於資本積累目標。15–19世紀的“圈地運動”就是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共謀的典型案例。當時英國毛紡業蓬勃發展，許多地主為佔有農民土地養羊，放火燒燬農民房屋，強行將其從土地上驅逐出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舉例指出：“詹姆斯一世時期，遊蕩和行乞的人被宣佈為流浪者。即決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權叫人當眾鞭打他們，把第一次被抓到的監禁6個月，第二次被抓到的監禁2年……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時被抓到，那就要毫不容情地處死。這些條例直到18世紀初還有效。”在現當代，資本與國家共謀的手段更加精細和隱蔽。具體來説，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動領域包括保障私有財產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權利，執行合同，保護積累機制，消除資本和勞動力流動的障礙，以及通過央行穩定貨幣體系等。從效果上看，這種“國家與資本共謀”局面，使資本力量日益成為國家經濟生活的主宰性力量，資本積累成為資本主義內外政策的原動力，資本積累規律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性規律。2. 資本積累規律具有兩面性特徵從社會功能看，資本力量一直熱衷於宣揚“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觀念，藉以強調資本對社會發展的正向推動作用。它們通過列舉案例（如麪包師製作麪包是為個人謀生，客觀上則使他人享受美食），以及訴諸各種經濟學寓言（如蜜蜂採蜜客觀上傳播花粉），證明資本積累的正當性。事實上，個人收益與社會效果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只有當二者指向一致時，資本積累才會產生正向效果。相反，當個人收益與社會效益不一致時，資本積累便會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只有當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非常一致時，市場才會運行得好。市場失靈是普遍存在的。”就此而言，資本積累機制天生具有兩面性特徵。一方面，資本積累具有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面。黑格爾曾指出，惡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個別興趣和自私慾望的滿足的目的卻是一切行動的最有勢力的泉源。”恩格斯進一步指出：“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這一哲學觀點同樣適用於評估資本積累的社會功能。資本積累的主觀目的是實現資本增殖最大化，但其為實現資本增殖目標，就必須推動技術進步，提高生產力水平。資本力量熱衷於推動技術進步，主要是因為率先取得科技進步會引發不完全競爭，這種技術壟斷可以帶來壟斷性的超額利潤。

“新技術和創新需要並且創造新知識，還導致了以高知識水平和高收入水平為特徵的經濟活動”。從歷史實踐看，資本主義企業謀求技術進步，客觀上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發展。近代以來，西方國家至少爆發了三次技術革命，即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技術革命，以電力和鐵路為代表的第二次技術革命，以及二戰後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據統計，從18世紀後期到20世紀，人工能源使勞動者效率提高了200多倍。有專家計算稱，全球產量僅在20世紀就增長了40倍。這使資本主義國家在不到100年時間內創造出的社會財富，超過過去一切時代生產力的總和。馬克思就指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餘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擁有技術優勢的國家明顯處於優勢地位。“富國擁有最具有技術外溢性的高地經濟，其經濟活動總是與知識、創新、報酬遞增等聯繫在一起，因而能夠持續地創造財富；窮國所從事的則是‘被富國技術溢出’的低地經濟，如原材料生產、粗加工或產品包裝等，這種技術外溢很少的經濟活動，無法使本國進入良性經濟循環”。

從國家間競爭的角度看，技術革命帶來的財富再分配是大國權力轉移的關鍵變量，尤其是後發國家實現“彎道超車”的主要抓手。第一次技術革命（蒸汽機和紡織業）帶動了英國的崛起，第二次技術革命（電力、化學、鐵路）成就了美國和德國，第三次技術革命（信息技術、計算機、網絡等新經濟）成就了美國和中國。就此而言，推動技術創新的資本力量也是大國崛起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資本過度積累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終損害生產力發展。資本力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導致整個社會瀰漫着金錢至上、唯利是圖的功利主義傾向。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稱資本主義制度為“復活的奴隸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更是對資本盲目逐利導致的社會異化進行了尖鋭批判：“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僱的僱傭勞動者。”資本積累還導致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貧富分化日趨拉大。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經過長期研究發現，300餘年來，發達國家的資本回報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為1%–2%，資本回報率幾乎是經濟增長率的3倍，而僱傭工人工資的增速則更低。英國首相迪斯累利曾説過：“他們（有產者與無產者）相當於兩個民族，在他們之間沒有那種親情感，在習慣、思想與感情方面彼此非常陌生，他們就像是不同地域的兒子或是不同星球的居民。”勞動者收入過低導致社會有效需求不足，使資本主義國家因生產相對過剩頻頻爆發經濟危機。英國1825年首次爆發經濟危機，此後每十年爆發一次危機，並對生產力造成極大破壞。尤其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導致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力水平出現極大倒退：1932年世界工業生產比1920年下降1/3，世界工業生產倒退到1900–1908年水平，英國甚至倒退到1897年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使資本主義國家生存危機感陡增，並有意識地通過擴大社會福利等政策緩解國內階級矛盾，由此客觀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大衞·哈維就認為，正是蘇聯、中國這樣的非資本主義國家存在，使資本主義國家深感威脅，並學會了妥協。“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在某種程度上都要歸功於共產主義運動，比如更好的教育、保健，歐洲、美國都是這樣。

”然而，隨着蘇聯解體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了“制度競賽”的外部壓力，因而失去了自我革新的內在動力，由此日漸沉淪，重新回到“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蠅營狗苟之中，重新露出唯利是圖、無情殘酷的一面。據統計，1953–2017年，美國人均實際GDP增長238.9%，但家庭實際收入的中位數只增長了122.2%，尤其是1980年之後收入增速顯著放緩。經濟增長的成果集中流向高收入階層，而未惠及廣大中產階級。美國號稱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但該國有5400萬人（包括1800萬兒童）面臨飢餓威脅，“美國夢”不過是個幻象，民眾飽受飢餓、食品匱乏、無家可歸、貧困的蹂躪。資本惡性膨脹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罪魁禍首。無處不在的大眾貧困，使資本主義頻頻出現經濟危機，並導致資本家的利潤率出現持續下降趨勢。正所謂“成也資本，敗也資本”，資本積累既是西方大國工業興起的原因，同時也是實體經濟由盛轉衰的根源。意大利學者阿瑞基將資本主義發展歷程分為四個體系積累週期：長達220年的熱那亞/西班牙周期，長達130年的荷蘭週期，長達130年的英國週期，以及跨度已超過100年的美國週期。資本功能的兩面性對西方大國的經濟興衰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成也資本”：資本積累推動****實體經濟壯大與國家富強

財富是國家權力的基石，而財富來源又由社會生產方式決定，因此社會生產方式的代際更替，必然引發財富來源及國家力量對比的急劇變遷。迄今為止，國際體系中的經濟結構經歷了依次遞進的三次變遷：第一種是基於農耕和遊牧生產方式的地方化社會政治體系；第二種是基於農業盈餘和家庭手工業的簡單商品經濟，它對應的是範圍相對更廣的帝國式社會政治結構；第三種就是延續至今的工業化大生產。在現當代，製造業日益成為國家富強的關鍵和秘訣。在國內經濟中，企業利潤來自不完全競爭而不是完全競爭。而工業革命和技術變遷可以設置產業進入的技術壁壘，並由此帶來報酬遞增效應。創新、報酬遞增和協同/集羣效應相互交織，共同發揮作用，由此使一個國家獲得更多財富。在國際貿易中，用高附加值工業品交換別國的廉價原料和初級產品，這種“自由貿易”看似平等，實則使世界財富不斷向工業國集中。

相反，“農業和原材料生產遲早都會進入報酬遞減階段……一個國家越是專業化於原材料的生產，它將越是日益貧窮”。從18世紀開始，歐洲流傳的雙邊貿易的“經驗法則”就是：出口原材料並進口工業產品被認為是“壞的貿易”，進口原材料並出口工業產品則被認為是“好的貿易”。就此而言，製造業才是確保財富滾滾而來的真正金礦，發展製造業才是富國強兵的主要秘訣。

哪個國家能夠率先認識到這點，並擁有製造業優勢，哪個國家就有機會在國際權力博弈中增加勝算。在近代世界歷史上，“海上馬車伕”荷蘭是典型的商業資本主義國家。它同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樣，將積累貨幣財富視為主要目標，只是獲取商業財富的手段從武力掠奪轉向強制性的“自由貿易”。

荷蘭1602年創辦的東印度公司是這種霸權模式的典型代表。該公司在特定地域內被賦予特許專營權，並承擔實施這些特權必需的戰爭和國家功能。東印度公司先是利用暴力在地區市場和世界市場建立自己的壟斷地位，然後便收穫豐厚而穩定的商業利潤。從商業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邏輯出發，荷蘭選擇的都是利潤豐厚穩定的行業，同時還要保證荷蘭資本具有靈活性，能抓住阿姆斯特丹證券市場和商品市場上的機會獲利。商業資本主義的最大缺陷就是將貿易等同於獲取財富來源，因而忽視建設可以創造財富的內生性機制。荷蘭商業霸權主要依賴歐洲領土國家創造的市場。但到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歐洲各國紛紛建立“國民經濟”，對外奉行貿易保護主義。有學者稱這種政策是專門為“剋制荷蘭的商業體系而設計”。一旦這些國家將荷蘭商品拒之門外，荷蘭的商業帝國便無法維繫。從對外角度看，荷蘭只是把領土和人口作為資本積累的手段，把保護費用和對已積累財富的社會要求控制在最低限度。荷蘭的西印度公司試圖從葡萄牙手中奪過巴西，一旦所需費用超過公司商業利潤，荷蘭就放棄在美洲的領土征服和殖民，而更樂於做商業中間人。這就使荷蘭企業成了歐洲各領土國家創建市場的抵押品，一旦這些國家決定讓本國商人階層接管殖民地貿易，荷蘭就逐漸喪失了它作為大西洋商業中間人的作用。相比之下，英國因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世界霸主。英國統治者很早就認識到，工業才是國家財富的真正來源，工業化才是國家富強的治國之道。伊麗莎白女王認識到，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工業發展只有在高附加值活動取得突破的情況下，才能轉變為國家財富和權力的擴張。為發展本國工業，英國曾長期推行產業保護政策，排斥外國商品競爭。

例如，1685年，英國對“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亞麻及所有印度製造的絲綢製品”徵收10%税；1690年，英國又將關税增加了一倍；1701年，英國議會規定進口印花棉布為非法行為，只能進口白棉布到英國進行加工；1721年，英國禁止人們穿着來自印度的白布染成的印花棉布的衣服，後來乾脆宣佈售賣印度棉布非法；1774年，英國議會頒佈法令，要求在英國銷售的棉布必須完全在英國紡織而成，只有那些準備再出口的印度棉布才被允許進入英國。英國甚至對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國公民判以斷其右手，再犯者處以絞刑。在教區牧師證明裹屍布系國貨之前，禁止將死人下葬。憑藉這種保護主義政策，到19世紀40年代，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據統計，1848年英國鐵產量佔世界產量的一半，煤產量佔世界產量的2/3，棉布產量佔世界產量的1/2，貿易額佔世界總量的20%–25%左右。英國工業佔世界工業總額的比重高達40%，相當於美國、法國和德國三國之總和。英國工業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後，轉而由“貿易保護”轉向“自由貿易”。19世紀中期，英國先後廢除了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穀物法》和《航海條約》。到1860年，英國所有貿易和關税限制被單邊取消。英國在國際貿易中用高附加值工業品交換別國的廉價原料和初級產品，由此使世界財富不斷向英國集中。據統計，19世紀英國出口工業的利潤率，要比面向國內市場工業的利潤率高得多。正是由於出口工業的發展壯大，才阻止了工業利潤率下降趨勢，使英國工業產量躍居世界工業總產額半數以上。由此不難理解，英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就是掃除貨物交換的所有障礙，在自由貿易、自由資本運動和統一的國際貨幣體系基礎上創立世界性市場經濟。美國能夠成為世界霸主，工業優勢是最主要的物質基礎。美國自獨立之日便意識到發展本國工業的重要性。美國獨立後首任財政部部長漢密爾頓在1791年《關於製造業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一是實行產業保護，二是進行貿易保護。在這種思想引導下，美國採取了一系列相應措施保護羽翼未豐的美國工業。自1789年第一屆美國國會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關税法令。美國經濟就是在這種30%進口關税的銅牆鐵壁的保護中，從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長的成年期。

美國在全球生產力量中所佔的份額從1870年的23%攀升至1900年的30%和1913年的36%。到1945年，美國黃金儲備佔世界2/3，製造業佔世界一半以上。強大的工業實力為美國稱霸世界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在此之後，美國也效仿當年的英國，在全球倡導“自由貿易”，推動美式全球化，藉以從中漁利。由此，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和世界霸主。三、“敗也資本”：資本過度積累推動****經濟“脱實向虛”與大國衰落1. 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趨勢促使資本投資脱離實體經濟技術革命和科技創新原本是資本主義企業利潤持續增長的動力源泉。但技術革命的爆發具有較長的時間間隔，而且爆發地點具有不平衡性，由此使發展不平衡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永恆規律。荷蘭歷史學家曾説過：“在發達程度極高的新的文明階段，處於領先地位的任何國家，當它達到一個臨界點或界線時，要超越這一界線向前發展是極其困難的。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人類發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邁出。”

從微觀層面看，那些在某一領域佔據技術優勢的企業往往會故步自封，滿足於從當前的行業競爭中獲得成功和好處。因此“它們無法面對自我淘汰的陣痛和困境”。在這些宏觀和微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技術革命的爆發週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在特定歷史時期，整個社會的經濟技術水平往往是相對給定的狀態。在整個社會尚未爆發新技術革命的歷史背景下，資本主義企業必然會出現社會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趨勢。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平均利潤率主要取決於三個要素：一是對工人的剝削程度。剩餘價值量與利潤率呈正比關係，剩餘價值量越大，利潤率越高。二是資本有機構成，也就是用來購置機器設備的不變資本（C）與用於支付勞動力工資的可變資本（V）的比重。總體來看，預付資本與利潤率呈反比關係，即預付資本越高，平均利潤率越低，反之亦然。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技術進步和經濟競爭迫使企業不斷購置更加先進和昂貴的機器設備，由此導致預付資本中不變資本（C）的佔比越來越高。而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勢必導致企業的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

據統計，七國集團1965年製造業的平均利潤率高達45%，1990年降至27%左右。2000—2006年美國製造業的利潤率比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紀70年代低18%左右。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奉行的“福利國家”政策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進一步加劇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趨勢。在政治經濟學中，利潤率是剩餘價值同全部預付資本的比率。用公式表達就是：P’=M/C+V，其中P’代表利潤率，M代表剩餘價值量，C+V是全部預付資本（C是用於購買機器和生產原料的不變資本，V是用於支付勞動者工資的可變資本）。也就是説，在剩餘價值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用於購買生產設備和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越少，資本家生產經營的利潤率就越高。這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所謂勞動密集型產業，顧名思義，就是主要依靠增加勞動力這一可變資本（V）實現資本增殖，用於購買機器設備的不變資本（C）的比重相對有限。因此企業主利潤率高低主要取決於剝削勞動力獲得的剩餘價值（M）與支付給勞動者工資（V）之間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競相奉行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加之工會組織的影響力強大，企業中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不斷提升，這就意味着作為分母的可變資本（V）的數值越來越大。與此同時，為贏得競爭優勢，資本家會不斷採用新技術、採購新設備，由此使作為分母的不變資本（C）所佔的比重日趨上升。

這兩大因素相互疊加，導致西方國家企業的利潤率越來越低（詳見圖1）。在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趨勢的情況下，如何處理鉅額盈餘成為資本所有者面臨的最大困境。一種辦法是“投資罷工”（即關閉工廠）或到海外投資。當年的荷蘭最初以遠程貿易為主業，但在通過遠程貿易積累了大量剩餘資本之後，轉而將向國外發放貸款、收取利息作為生財之道。大約從1740年起，荷蘭人開始放棄貿易，越來越專門地從事鉅額融資，大量向歐洲各國放貸。在18世紀，荷蘭一度掌握了英格蘭銀行和英屬東印度公司股票的1/3，英國國債的40%。大量向外國發放貸款導致荷蘭資本流失嚴重。同時，因還款能力掌握在其他國家手中，荷蘭只能和它們保持良好的關係，以便收回貸款的利息和本金。因各國摩擦不斷，荷蘭為保證銀行業利益不斷讓步，導致經濟領域不斷萎縮。自18世紀60年代起，連續不斷的危機極大損害了荷蘭的金融市場，直至徹底摧毀其在歐洲的經濟中心地位。

英國在帝國後期同樣出現大量向海外貸款獲利的情況。據統計，19世紀60年代英國每年流出的資本大約4000萬英鎊（約合1.95億美元），1910—1914年間增長至1.75億英鎊（約合8.52億美元）。1913年英國持有的公共發行的尚在流通的長期外國證券投資總量在37.14億–39.90億英鎊之間。1865—1914年，在英國的所有投資中，本土投資只佔30%，其他70%的資金投在國外，其中美洲佔37%。

1913年英國的海外資產相當於GDP的1.5倍，相當於國民財富的30%，貢獻了國民收入的9%。丘吉爾1910年曾指出：“對外投資及其收益強有力地推動了英國工業系統的發展……它們使英國資本分享到全世界的新財富。”然而，從長遠和全局看，資金大量轉向國外極大制約了英國本土的生產投資和技術革新。美國同樣在20世紀70年代面臨“投資罷工”和海外投資擴大的問題。據統計，美國1969年僱傭1–20人的小企業，到1976年有1/2到3/5已不復存在。1969年存在的500人以上的大企業，到1976年有15%至35%已經關閉。同期，美國東北部地區有39%的製造業廠家關閉，南部地區製造業企業停工企業達1/3。與此同時，美國資本家日趨將企業遷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1950–1980年間，美國私人資本向海外直接投資增長15倍。

同期國內的私人投資增長不到海外投資的一半。到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前100家最大跨國公司和銀行的利潤有1/3甚至更多來自海外投資。另一種辦法（也是主要辦法）就是將投資從實體經濟轉向利潤率更高的金融領域，由此使經濟出現金融化和空心化傾向。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他們的主要解決方案是擴大對金融產品的需求，以此作為維持和擴大貨幣資本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機構推出了大量新的金融工具：期貨、期權、衍生品、對沖基金等。其結果是持續數十年的金融投機活動飆升。1976年之後的三年，美國的鋼鐵公司在鋼鐵製造業中的投資減少1/5，這些投資轉到化工、商場等行業。到1979年，美國鋼鐵業平均每1美元投資中有4角6分投資到了別的行業。其中金融領域是投資重點。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着非金融公司（NFCs）的利息和股息支付及股票回購的增加，公司可用於實體經濟投資的資金大幅減少。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為了給股東創造價值，企業高層管理者的戰略方向轉向“縮小規模和分配”，而不是“保留和再投資”1993–2001年間，相比於國內生產總值，14個主要工業國家對外資產和負債餘額幾乎翻了2倍，僅股票投資和FDI資產與負債就翻了3倍。所有這些無一例外地導致並加劇了西方國家的產業空心化和經濟金融化趨勢。20世紀70年代，金融工具僅佔所有投資額的1/4，2008年這一數字已攀升到75%。

20世紀90年代，投資非實體經濟領域的資本有50多萬億美元，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更增至600萬億美元。而世界實體貿易額只佔全球資本交易量的1%–2%左右，剩下的基本都是不事生產的金融資本。2012年美國全球金融資產已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1倍，而1980年還不到4倍。換言之，謀求資本增殖最大化與平均利潤率持續趨勢的矛盾，最終導致大國經濟脱實向虛。2. 經濟金融化趨勢反過來加劇“脱實向虛”趨勢金融在經濟體系中原本處於從屬地位，主要是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融資服務。然而，隨着經濟金融化趨勢日益強化，金融資本反客為主，日漸凌駕於實體經濟之上。金融行業一枝獨大對實體經濟的負面衝擊甚大。（1）從宏觀政策看，金融資本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擠壓”實體經濟。國家原本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其階級屬性主要由生產關係的屬性決定。在金融資本力量日趨壯大的背景下，西方國家的政府日益被金融資本力量控制，其內外政策更多體現金融資本的利益訴求。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工業資本家需要通過強化國家干預，推行產業保護政策，因此其對應的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與之相反，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為了使資本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動，金融資本家則大力倡導“去管制化”政策，主張“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資本力量驅動的產物，是國際資本的主導形態從產業資本轉向金融資本的結果。為加速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資本積累進程，金融部門以兩種方式改變了自己的角色：第一，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數量擴張；第二，直接參與金融市場和創造新的金融工具。20世紀80年代，放鬆對金融部門的管制，允許金融機構進入以前被禁止的領域，曾經受到反壟斷法限制的兼併開始頻繁發生。

1980年，里根政府一上台就採取解除金融管制舉措。1999年，克林頓政府廢除了實行66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也稱作《1933年銀行法》）；2017年，特朗普政府又廢止了旨在加強金融監管的《多德—弗蘭克法案》。放鬆對金融資本的管制，導致金融資本為所欲為，由此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產業空心化”和“經濟金融化”趨勢。從最終結果看，金融資本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進一步加劇了經濟金融化進程。在金融資本主導的經濟體系中，政府傾向於採取嚴厲的貨幣政策，將抑制通脹視為優先任務，導致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的增長。高利率又會引起投資率和儲蓄率下降，使各種金融投機活動增多。“企業實際上不再被激勵去進行生產投資和拓展，而願意在利益驅動下以各種形式購買有價證券進行金融投資。”而金融資產投資的增加會對實際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實體企業的全部可用資金既可投資實體資產，也可購買金融資產。當金融市場的利潤機會優於產品市場的利潤機會時，就會促使企業更多投資於金融資產，並減少對實物資產的投資。美國是典型案例。20世紀80年代裏根政府上台後，政策目標從凱恩斯主義的“全面就業”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抑制通脹”。降低通脹要求實行從緊貨幣政策，而貨幣供應減少和利率上升又導致企業貸款成本上升和實體經濟利潤率下降。大量企業被迫將利潤率較低的中低端產業向海外轉移，美國則轉而從海外進口質優價廉的工業品。

這一過程看似完美無缺，實則導致美國實體經濟加速萎縮。美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已從20世紀50年代的40%–50%降至2010年的12%左右，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的佔比則增至70%左右。1948–1979年，金融公司利潤佔比從10%增至20%，2001–2003年金融公司利潤佔比更是增長到40%。（2）從微觀經營看，投機邏輯取代生產邏輯，造成實體企業發展停滯。在金融資本主導的體系中，金融投資者可以通過購買股票等方式，成為實體企業的股東和所有者。“它們變成了產業的創立者以及最後變成產業的統治者。”這樣，金融資本日趨決定着生產性投資的節奏、形式和地點。但金融類企業股東的收益戰略與工業投資的需求毫不相干。金融投資既不會帶來長期的產業投資資本，也不會帶來高科技和知識，它們優先考慮的是企業的“市值”。而利息和紅利只有在市場持續走高時才可能實現。金融機構則通過對非金融公司施壓，迫使其以公司分紅和股票回購的形式，增加對金融市場的支付。這些企業不得不佔用生產性資金回購股票以維持市值，最終導致企業債務負擔加重。

“生產消費型經濟體變為越發負債的金融財產型的貝殼式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在金融上將變得‘頭重腳輕’，並使得儲户和債務人之間兩極分化。”在企業管理中，金融投資者追求短期回報最大化，導致企業難以進行長期投資。在經濟金融化背景下，企業經理人薪酬比例的增加主要基於股票期權，由此增強了企業決策者在短期內通過支付高額股息和大量回購股票來保持高股價的動機。同時，要求股票價格不斷上漲的機構投資者的興起，以及敵意收購運動的後果，都迫使企業經理人提高派息率。

在個人利益和金融市場壓力的雙重驅動下，企業經理人為滿足股東在短期內通過分紅和股票回購提高報酬的期望，迫使實體企業每年付給金融市場的內部資金的百分比急劇上升。這對實體經濟產生了三個明顯的限制作用。首先，如果內部資金比外部融資更便宜或更安全，日益增加的金融支付將導致內部資金減少，從而減少可用於實際投資的資金；第二，非金融公司的時間管理範圍急劇縮短，由此阻礙了長期投資項目的資金（包括研究和開發）；第三，由於公司管理層無法預知重新獲得金融資本的成本是多少，這種不斷上升的不確定性，使一些頗具吸引力的預期長期總回報率很高的項目，因風險太大而無法實施。公司管理層在短期內增加收益的壓力，迫使他們選擇金融投資，而不是實際投資，因為金融投資能提供更快速的回報，而實際投資只能提供中長期回報。此外，金融資本還顛覆了許多傳統的經濟法則。一般來説，商品價格上漲會削弱進出口競爭力，但資本價格上漲則將全球的資金吸引到股票、債券和房地產市場中。不斷上漲的租金、財產和債券支出，往往會抵消工資優勢，從而對實體經濟產生“擠出效應”。總之，金融資本反客為主後，其通過破壞生產邏輯、擠佔實體投資等方式，對實體經濟產生巨大破壞作用。研究表明，1973–2003年間，美國的實際投資和金融化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首先，金融投資的增加和金融利潤機會的增加可能通過改變企業管理者的激勵機制，將資金從實際投資中擠走。其次，對金融市場的支付增加可能通過減少可用的內部資金、縮短公司管理層的計劃期限和增加不確定性而阻礙了實際投資。

因此，早在1990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份報告就指出，工業與金融很難成為好鄰居。“現金收購”的潮流深刻動搖了工業本身的信心。那些整天想着眼前利益的捕食者，不可能希冀他們有什麼“產業戰略”。這種金融狂“使企業的注意力過分地集中在短期收益之上”。經濟金融化對企業的影響，集中體現在萊茵模式日趨轉向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有學者曾將資本主義企業經營模式概括為兩種：一種是以資本為本位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或“美國模式”；另一種是以企業和勞動者為本位的“萊茵模式”。前者強調個人成功、萬物商品化、短期金融利潤；後者則強調集體成功、共決制和長期利益。在菜茵模式中，銀行與企業相互持股且穩定，因此銀行關心企業的長期發展，企業管理層穩定，重視對員工的收入提升和職業培訓。

“在美國，金錢是目的，事情是手段。在歐洲，正相反：有了金錢，人們才能幹事。”相較而言，萊茵模式更重視生產和勞動者，因此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然而，經濟金融化導致的結果卻是“劣幣驅逐良幣”：萊茵模式日益衰落，美國模式日益盛行。究其原因，一是地產和股市收益以及消費主義，導致看低勞動、業績和努力；二是個人主義威脅共決制；三是短期金融收益的誘惑。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最大特點是主要靠股市而不是銀行融資，股東分紅主要取決於企業“市值”，因此企業為保持股價不得不動用生產性投資回購股票。此外，企業提高短期利潤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削減科研、培訓等涉及企業長遠發展的開支，公司拋棄“保留並再投資”，代之以“裁員並分錢”的新經濟模式。所有這些，都導致企業因追求短期收益而犧牲長遠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説，來自金融機構的企業股東確實是“門口的野蠻人”，其控股下的生產性企業的最終命運往往是企業裁員、資產變賣，最終使實體企業徹底衰落。3. 經濟金融化是國家由盛轉衰的先兆總體來看，金融資本取代工業資本並非先進生產力取代落後生產力，而是一種“經濟返祖”現象。馬克思就認為：“生息資本或高利貸資本（我們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資本叫作高利貸資本），和它的孿生兄弟商人資本一樣，是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前很早已經產生，並且出現在極不相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這種高利貸資本對經濟活動的負面作用明顯。

馬克思接着指出：“高利貸不改變生產方式，而是像寄生蟲那樣緊緊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虛弱不堪。高利貸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並迫使再生產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在經濟實踐中，當借貸人過度借貸、只能償還利息無法償還本金時，放貸人得到的回報是最高的。但它最終會耗盡所有對生產的實際需求，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對這一系統的運轉構成威脅。

因此，馬克思和凱恩斯等都認為，借貸貨幣資本應處於從屬地位，因為最終來講勞動力的使用才是價值的源泉。總體來看，經濟金融化是資本主義進入“秋天”的徵兆，也是國家由盛轉衰的先兆。金融資本本身並不創造財富，只是憑藉對資本的佔有參與瓜分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更糟的是，經濟金融化還會對實體經濟產生擠出效應。正因為如此，斯蒂格利茨認為，銀行家追求私利甚至都算不上經濟學所謂的“零和博弈”，即一人所得完全等於其他人所失。它是一種“負和博弈”，即贏者所得少於敗者所失。社會企業成員失去的要遠遠大於銀行家們所得的。從結果來看，經濟金融化看似擺脱了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產品過剩危機，實則使供求矛盾向深度蔓延，最終以更加慘烈的形式爆發。

美國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認為，經濟金融化將產生更多危機，他將這種金融化分為依次遞進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相對健康的“套利金融”，第二階段是更具風險的“投機金融”，第三階段是災難性的“龐氏騙局”。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其深層原因就是過度信貸、投資、生產與相對不足的社會需求能力之間出現系統性失衡。財富創造能力是衡量一國綜合國力的主要指標。一國工業製造能力越強，該國的綜合國力就越強，其在全球經濟乃至軍事競爭中就越有可能佔據優勢；相反，一旦國家喪失工業能力，該國的財富創造能力自然大打折扣，該國綜合國力也因經濟“脱實向虛”而日漸衰敗。從歷史實踐看，經濟金融化往往伴隨着國家的衰落。羅馬帝國晚期就出現了放債貴族的崛起。這些寄生性的放債貴族一味通過盤剝他人勞動成果獲取收益。羅馬帝國的金融勢力篡奪統治權後，積極推進帝國擴張，以便“為了能將經濟吸管插在外國身上，以榨乾它們的財富以維持國內的奢侈生活”6。羅馬帝國的衰落就與金融貴族對國家經濟乃至政治的全面控制直接相關。十四五世紀，威尼斯—熱那亞體系的衰落同樣與商業資本主義轉向金融資本主義有關。1338年到1378年，佛羅倫薩大幅減弱毛紡生產，轉而將資金投向金融領域。14世紀下半葉，熱那亞因競爭壓力增加和權力鬥爭升級，將原本投資於貿易的商業資本轉而購買公債。

支票、匯票、票據簽字、銀行轉賬等金融資本主義制度，就誕生於15世紀中葉的熱那亞。這種經濟金融化趨勢，使熱那亞、威尼斯等昔日聲名鼎赫的地中海工商業中心，最終淪為歐洲經濟中無足輕重的“小角色”。西班牙曾是歐洲製造業中心，紡織業、冶金業和造船業等一度十分發達。但西班牙統治者奉行重商主義，錯誤地把金銀視為國家財富，並致力於掠奪海外金銀，對本國工業缺乏足夠的保護意識。美洲金銀的大量輸入進一步加劇了西班牙實體經濟的萎縮。1521–1600年間，西班牙掠奪海外黃金達200噸，白銀18.6萬噸。到16世紀末，世界貴金屬開採中的83%為西班牙所得。但金銀大量流入等於貨幣投放量激增，導致西班牙乃至整個歐洲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經濟史上稱為“價格革命”）。

西班牙政府又片面地把物價上漲原因歸於向殖民地輸出貨物，因此禁止向殖民地輸出西班牙貨物，這使西班牙工業企業失去了國際市場，並因缺乏發展空間而日趨萎縮。西班牙16世紀時曾是望而生畏的歐洲霸主，其鼎盛時期控制的疆域面積超過3000萬平方公里，但由於西班牙將掠奪金銀視為財富來源，忽視發展壯大本國工業實力，由此導致西班牙與英國的“火力差距”不斷拉大，最終因1588年“無敵艦隊”戰敗而拱手讓出世界霸主的位置。葡萄牙曾是世界上第一個全球性殖民大國。在大航海時代，葡萄牙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先進的航海技術，在世界各地擁有眾多殖民地。但葡萄牙統治者同樣將金銀視為財富來源，而忽視本土工業的發展。1469—1475年，葡萄牙“發現”黃金海岸（加納）後，獲得大量黃金。1500年佔領巴西后，葡萄牙又掠奪了大量黃金。此外，葡萄牙還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取印度洋貿易壟斷權。然而，由於沒有本土工業支撐，大量剩餘資本最終轉向金融領域。一位葡萄牙史學家感嘆：“巴西的黃金僅僅是經過葡萄牙而在英格蘭拋錨卸船。這是為了支付英國供給我們吃穿的麪粉和布匹。歌劇和信仰構成了我們的工業。”葡萄牙由此“竹籃打水一場空”，從世界性霸主淪為籍籍無名的歐洲小國。“海上馬車伕”荷蘭因經濟金融化走向衰落更是公認的事實。荷蘭最初以遠程貿易為主業，但後期日趨將經濟重心從商業轉向金融。大約從1740年起，荷蘭人開始放棄貿易，越來越專門從事鉅額融資，大量向歐洲各國放貸。現代金融的很多制度創新都始於荷蘭：第一家現代意義的銀行（1609年創辦的阿姆斯特丹國家銀行）、第一家股份制有限公司（1602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第一家股票交易所（1613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

此外，荷蘭人還發明瞭最早的操縱股市的技術，如買空、賣空、對敲、逼空股票等。他們還發明瞭期貨交易、抵押貸款等種種耳熟能詳的金融制度。他們還摸索出一種房地產抵押的貸款方式，這是我們現代抵押貸款的先驅。然而，向外國發放貸款過活導致荷蘭資本流失嚴重，同時會因借貸國還款能力出問題而導致荷蘭貸款的利息和本金嚴重受損，並最終導致荷蘭這一歐洲金融中心日漸衰落。從軍事角度看，荷蘭經濟金融化的直接後果，就是該國在與英國的三次戰爭中因軍力孱弱而屢戰屢敗，最終被迫讓出海上霸主位置以及對世界貿易的壟斷權。英國霸權的衰落同樣與經濟金融化有關。英國原本是歐洲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但隨着時間推移，英國的工業優勢日趨受到法國、德國、美國等新興工業國家的競爭和挑戰，由此出現利潤率下降趨勢。在此背景下，英國大量向海外金融投資（見前文），由此極大制約了英國本土生產投資和技術革新。1924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曾感嘆：“居然還有對購買倫敦鐵路債券和英格蘭東北鐵路債券不感興趣，而對尼日利亞股票更熱衷的投資者。”這種熱衷於從借貸資本獲利的經濟模式，導致英國實體工業日漸萎縮。一是增速放緩。1880–1890年10年間，英國年增長率是2.2%，德國是2.9%，美國是4.1%；1900–1913年，英國增長率只有1.5%，德國卻增長3.0%，美國增長了3.9%。二是比重下降。19世紀中葉，英國生產了全世界2/3的煤、一半的鐵和超過70%的鋼，全球貿易製成品的40%。1870年英國鋼鐵產量大於德美兩國產量，到1913年德美鋼鐵產量合計超過英國5倍。

此外，大量向海外投資還加劇了英國經濟的依附性和脆弱性。1880–1914年，阿根廷、巴西、智利三國發生嚴重金融和貨幣危機，無力支付拖欠英國外債，使英國蒙受巨大損失。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使英國大量海外投資化為烏有。英國經濟元氣大傷，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維持上百年的英帝國體系最終土崩瓦解。美國曾是最大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工業資本固然也是為獲得高額利潤，但其客觀上增加了社會財富總量，吸納了大量就業，因此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但隨着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資本為獲取更大利潤，日趨從工業領域轉向金融領域。1948–1981年，美國金融公司的增加值佔所有公司總增加值的比重從4.2%增加到7.8%，2006年增加到13.8%。

1948–1979年，金融公司利潤佔比從10%增至20%，2001–2003年金融公司利潤佔比增長到40%。伴隨經濟金融化而來的是持續不斷的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1948–1973年，美國經濟並未出現過嚴重資產泡沫，但1979年後卻出現一系列資產泡沫：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西南部商業地產經歷資產泡沫；90年代，紐約股市出現泡沫；進入21世紀後，房地產泡沫殃及全國。1994–1999年，標準普爾500指數以年均23.6%的速度增長，而按照當時美元價值計算的公司税後利潤年增長率僅為5.9%。這表明美國股市存在明顯的泡沫。有學者指出，壟斷和金融化之間的聯繫，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停滯趨勢和無窮無盡的資本主義危機。

此外，“投資罷工”和海外轉移導致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據估算，美國私人資本平均每向海外直接投資10億美元，意味着2.65萬個國內工作崗位消失。整個20世紀70年代，美國因資本“投資罷工”導致工廠關閉而失去的工作崗位，總計約3200萬個左右。如果加上這些企業關閉連帶的其他方面的就業損失，總的就業崗位的喪失約為3800萬個。從國家興衰角度看，美國的經濟金融化以及伴隨而來的本土工業製造能力的衰落，不僅迫使美國這一昔日最大工業國大量從海外進口工業品，還使美國引以為傲的軍事實力深受影響。二戰時期，美國憑藉獨步天下的工業製造能力，在1940–1945年間生產了30萬架軍用飛機、8.67萬輛坦克、7.1萬艘海軍艦艇，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兵工廠”。1942年中途島海戰前夕，美國軍工後勤部門在短短72小時就修好了遭受重創的“約克城”航母，使其重返戰場。現如今，因美國工業能力下降，2021年10月在南海撞山受損的“康涅狄格”號核潛艇，據説要等到2026年才能修好。

四、餘論

資本主義自誕生之日便因資本積累規律作祟攜帶了自我毀滅的病毒。馬克思曾説過：“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數百年來，資本主義強國通過“空間修復”（對外擴張）和“時間修復”（自我變革），不斷延緩自身生命。然而，時至今日，隨着西方國家經濟結構從工業資本主義轉向金融資本主義，通過“空間修復”和“時間修復”延續生命的餘地越來越小。在此背景下，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只能持續積聚、積累，最終導致資本主義體系走向崩潰邊緣。當帝國海外擴張已經沒有領土、國家和民眾可供消耗後，帝國便會反噬自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充分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層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走向崩潰的標誌性事件，同時也是美國由盛轉衰的先兆。西方大國資本積累機制“雙刃劍效應”導致國家興衰的歷史教訓，對中國頗有啓示意義。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和第二大經濟體。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正是基於堅實的實體經濟，中國的國力才得以蒸蒸日上。由此，也產生一個新的重大問題：中國會不會像歷史上西方強國那樣，在實體經濟發展到巔峯後，最終因經濟金融化由盛轉衰？理論上説，中國是公有制經濟佔據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特性決定了資本積累的邏輯不可能主宰社會經濟生活，由此決定了中國不會輕易像西方國家那樣，在資本積累規律作用下出現實體經濟的週期性興衰。但必須指出的是，隨着非公有資本在經濟生活中佔比加大，私有資本特有的資本積累機制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塑造能力和作用範圍日趨擴大，由此也使中國製造業佔比開始出現緩慢下降的趨勢。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要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必須汲取西方國家因經濟金融化走向衰落的歷史規律，持之以恆地發展和壯大實體經濟，致力於打造不斷向高端邁進的產業鏈，避免重蹈西方大國由盛轉衰的歷史覆轍。

慶幸的是，中國決策層越來越認識到發展實體經濟、防止經濟金融化趨勢的重要性。2016年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此後反覆強調金融要服從和服務實體經濟發展，金融資源要回歸實體經濟。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明確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要想避免經濟“脱實向虛”，不能單靠企業層面的自覺自願，而必須強化國家干預和宏觀引導，限制資本積累規律的範圍和程度。

最根本的舉措就是持續擴大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強化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