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胡可怡 曹德軍：想做全球領導型大國，印度做到哪一步了？_風聞

作者****|**** 胡可怡 曹德軍

整理**|****** 王晶

編輯****|****單敏敏 陳珏可

內容提要

2014年以來，莫迪政府積極調整印度的外交實踐，爭做全球議程的制定者，既展現出對既有議程的延續與拓展，也愈發強調以自身利益為基準，行為模式更為務實自信，冒險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更加顯著。“領導型大國”戰略的本質在於**提升印度的全球“戰略塑造能力”，包括拋棄“疑美主義”束縛；背靠“鄰國優先”政策以重整區域主義；積極構建域外夥伴關係網絡；重視對軟實力資源的挖掘。**這些政策調整提升了印度的全球大國地位，但國內發展障礙、大國地緣競爭等因素對其“領導型大國”願景也產生顯著衝擊。另外，印美關係的潛在分歧與中印關係的不確定性，都將增加印度外交的戰略壓力。南亞研究小組特整理本文，供各位讀者參考。

關鍵詞：領導型大國 莫迪政府 鄰國優先 印度教民族主義

圖源：網絡

自2014年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上台執政後，伴隨着美國“印太戰略”抬升印度的戰略地位，印度強化大國領導力的意願與能力顯著增強。2015年2月，莫迪向駐外使團負責人講話時表示，“世界渴望擁抱印度，印度也充滿信心地向前邁進”，因此印度無需再做“平衡大國”（Balancing Power），而是要成為名副其實的“領導型大國”（Leading Power）。這預示着印度外交的新一輪戰略調整出現，不再甘當南亞區域性大國，而將爭做全球議程的制定者、方案提出者與制度塑造者。那麼，應如何理解莫迪任內印度外交政策調整的戰略意涵及其在印度建設“領導型大國”進程中的成效，將是本文探討的關鍵問題。

一、既有研究對印度外交政策調整的動因分析

對於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調整，既有研究主要分為**“延續論”與“變革論”**兩派：**在“延續論”看來，**莫迪政府只是對已有議程進行了重新包裝與品牌重塑，並未顯著偏離政策傳統，其論據主要包含兩個層面：**其一，**在意識形態方面，“印度教特性”對外交的影響極其微小。拉傑什·巴斯魯爾（Rajesh Basrur）認為，印度教是莫迪政府外交中一個相對無關緊要的部分，印度教右翼思想雖在國內呈現出攻擊性，但對外卻是防禦性的，“大婆羅多”（Akhand Bharat）概念未在印國內引起廣泛興趣，也並非政府的外交重點；**其二，**在內容方面，莫迪政府的五大外交支柱，包括尊嚴、對話、繁榮、安全和文化聯繫，以及物質力量運用模式、大國聯繫方式、大國關係偏好與尋求地位承認的途徑等，都與前任政府沒有明顯不同。曼賈裏·查特吉（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凱特·沙利文（KateSullivan de Estrada）兩位學者認為，“實用主義轉型”更多是一種政治宣傳話語，莫迪不是獨一無二的實用主義者，只是不得不根據國內和國際政治邏輯做出回應。

支持“變革論”的學者則認為，莫迪政府外交體現出與尼赫魯式理想主義的決然性割裂，形成了鮮明的“莫迪主義”。針對這種變革帶來的影響存在正負兩類評價，**正面評價多為讚譽莫迪政府擺脱了諸多阻礙外交選擇的陳腐觀念，促使印度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例如，拉賈·莫漢（C.Raja Mohan）、阿尼爾班·甘古利（Anirban Ganguly）等學者認為，莫迪政府對印度的對外目標賦予了更為清晰的定位以及大力推進目標的政治意願，使印度國際角色的重新定位擁有了不可逆轉的動力。這種積極判斷在印度學術界、媒體評論界皆引起廣泛迴響。例如，阿魯爾·路易斯（Arul Louis）認為，莫迪政府在外交風格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實用主義”，在政策內容上體現為兩大積極轉變：**第一，**以公開對話與接觸取代冷戰外交殘餘；**第二，**以“世界一家親”的印度教傳統取代“新殖民主義”思維。哈什·潘特（Harsh V.Pant）則將莫迪政府的外交總結為“志向與自信相遇”，稱其有效利用了日益膨脹的民族抱負，並建立了與之相稱的制度基礎，在堅守傳統文化精神的同時並未逃避全球承諾，使印度在國際社會中獲得了“應有位置”。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對莫迪政府外交調整的負面影響表示擔憂。普拉格曼（Johannes Plagemann）與德斯特拉迪（Sandra Destradi）聚焦於印人黨政府的民粹主義屬性，**認為莫迪任內的外交決策全面集權於總理辦公室，外交部等傳統決策機構權威被嚴重侵蝕，決策的制度性束縛被削弱，增加了政策不確定性。**此外，一些研究關注外交機構的“藏紅花化”及其影響。基拉·胡朱（Kira Huju）指出，印度職業外交官的外交話語、優先事項以及禮儀培訓等正逐漸背離世俗主義與國際主義原則，印度教特性預計在較長時期內將會對外交產生更為實質性的直觀影響。

本文綜合兩派見解，認為莫迪政府於大國關係、周邊關係、跨區域夥伴網絡等方面的政策調整展現出對既有外交議程的延續與拓展，但外交風格更為主動、自信與冒險。實質性變革則主要集中於對軟實力的發掘，特別是在對宗教文化元素的運用方面。本文以**“領導型大國”**目標為主軸，將全面梳理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各個層面的形式性與實質性調整，並對其成效與制約因素予以評估。

二、內外因素助推下的印度“領導型大國”戰略

莫迪執政後，“領導型大國”成為印度“大國夢”目標的最新闡釋，而“大國夢”的實現方式也由此出現變化。基於“多極世界”與戰略機遇期研判，**莫迪政府主張擺脱傳統的“道義政治”，**熟練運用實用主義準則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但同時也強調從印度教文化中汲取民族主義靈感重塑國家身份品牌的必要性，**利用印度教哲學為國際秩序提供道德規範來源，凸顯印度外交的“藏紅花化”的趨勢。

（一）

把握“多極世界”下的印度戰略機遇

印度外長蘇傑生（S.Jaishankar）曾明確指出，多極化是印度當代關係的核心。在印度政府看來，在多極化背景下，印度擁有與各大國自由建立靈活關係的外交空間，也有機會利用大國競爭以及全球治理體系轉型增強自身話語權，擴展全球影響力。

為了抓住地位躍升機遇，印度對多極世界的追求也被籠罩上了一層道德規範色彩。根據莫迪政府的外交敍事，既有國際秩序已無法容納力量格局的現實變化，同時也難以為各類全球治理難題提供有效解決方案。於是，**印度自視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呼籲以“改革的多邊主義”重塑多邊秩序，**而印度將在這一秩序重塑的過程中實現由“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制定者”轉變。**另一方面，**國際環境也為印度國家能力建設帶來發展機遇，“新印度”、“黃金時代”（Amri Kaal）、“發達印度”（Viksit Bharat）等願景標語的相繼提出，展現了在國際環境利好之下莫迪政府對發展前景的積極研判，以及實現經濟發展、消除殖民思維、培養文明自豪感、強化團結與公民責任感“五項決心”（Panch Pran）的戰略自信。

總而言之，一體兩面的“多極世界”與“黃金時代”是莫迪政府外交決策的基本背景依據，而“領導型大國”目標則是其基於上述環境定位對本國發展潛力作出的樂觀預期，**這不僅意味着印度經濟、軍事實力增長，還包括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在這一系列樂觀宣示的背後，民族主義也在印度外交中被極力凸顯，並逐漸與國內政治動員緊密結合。相較而言，印度前幾屆政府皆傾向於使外交與社會關切保持距離，然而莫迪政府卻為之注入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將外交成就轉化為公民評判政府的關鍵維度，**這直接促使印度國民對國家受到的“輕視”更加敏感，強化了外交冒險的內驅動力。

（二）

以“克里希納的選擇”推行“多向結盟”

**多極化在帶來戰略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不確定性風險。**為了使發展機遇落到實處，實用主義外交原則被莫迪政府高度強調，**這在蘇傑生的專著中被概括為“克里希納的選擇”，即摒棄“政治浪漫主義”，採用多種手段實現國家利益。**在古印度史詩中，毗濕奴化身克里希納，成為般度人首領阿周那的謀士，在俱盧之戰中，阿周那因陷入道德困境而向克里希納尋求建議。克里希納勸阿周那履行戰士職責以維護法則（Dharma），不必考慮道德、功利與得失。蘇傑生由此指出，印度應重温印度史詩中“行勝於言”的啓示，摒棄因恐懼付出成本而不行動的“軟狀態”。在具體實踐中，這種外交的主動性轉變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將“經濟優先”作為定義國家利益的主要準則。**莫迪政府認為，歷史上印度外交擁有一種特殊的國際責任感，這時常會壓倒追求自我利益的邏輯，削弱經濟成就並使國民對發展前景感到悲觀；**為了擺脱道德政治的束縛，外交應成為推進經濟利益的助手。**建立彈性供應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與全球印度僑民接觸、提高在多邊地區論壇中的參與度應被列為印度外交的優先事項。

**第二，****拋棄疑美主義約束，由中立向西傾轉變。**獨立以來，印度國內精英對印美關係始終持有懷疑心理，但莫迪政府主張拋棄“疑美”情結，將深化印美夥伴關係作為擴大在大國之間周旋空間的關鍵籌碼。在印美漸行漸近之際，印度也在與周邊國家的地緣矛盾上逐漸採取更加激進冒險的立場，尤其展現出更加針對中國的意圖。除了在邊界問題上態度強硬，印度政府還推出對沖中國“一帶一路”的一系列地區合作倡議，並且積極融入“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在南海爭端、台海局勢等敏感議題上愈發與美西方國家的立場趨近。

**第三，****奉行“多向結盟”，廣泛建立聯繫。**印度的“戰略自主”在歷史上是強調獨立自主、風險規避、警惕結盟的防禦性概念。莫迪政府對其概念內涵進行了揚棄：自主性不僅作為目標本身存在，還被當作主動謀求“戰略影響”的途徑。**另外，維持自主性的方式也不再是對一切風險的無差別規避，而是代之以積極建立多方聯繫、塑造外部環境的能動性以及承擔更大外交風險的魄力，並且不排除結盟合作的可能性。**2019年1月，時任印度外交秘書顧凱傑（Vijay

Gokhale）明確表示：“印度已擺脱不結盟的過去。今天的印度是一個以議題為基礎的結盟國。”蘇傑生也在專著中寫道，業已失敗的“樂觀不結盟”必須讓位於更加現實的“多重接觸”，印度需同時兼顧“與美交好、管控中國、培育歐洲友誼、安撫俄羅斯、拉攏日本、吸引鄰國”六個側面。

（三）

“世界一家親”願景下的“世界導師”定位

雖然莫迪政府更加強調利益交易的現實主義邏輯，但是其外交話語也大力推動印度式國際道德觀，力圖用理想主義包裹工具性利益。**這既是為本國崛起建構合法化説辭，也意在管理自身國際形象，藉助軟實力手段助力實現“領導型大國”目標。**印度外交歷來以“熱愛説教”的尼赫魯式後殖民國際願景著稱，但隨着印度教民族主義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印度外交開始轉向強調自我呈現的“藏紅花化”敍事。在莫迪政府及其代表的右翼力量看來，堅持“偽世俗主義”的中左翼政治精英無異於保持“新殖民主義心態”的買辦階級，他們對西方價值觀的模仿沒有把握“印度道路”的要旨，也未能使印度獲得與自身實力匹配的國際認可。故而，在判定世俗主義道路失敗的前提下，莫迪政府強調外交應全面迴歸本土價值，**使印度教成為印度國際規範力量的重要來源，這也被視為印度實現“大國夢”的必要前提，**正如蘇傑生所言：“印度唯有真正成為婆羅多，方可實現崛起。”

**另一方面，**儘管莫迪政府意欲向世界彰顯印度宗教文化傳統，但其並未全方位倒退回宗教原教旨主義而捨棄進步主義敍事，而是力圖使印度教與各種現代性概念在戰略與規範層面並存相容，構建出一個在身份認同上去殖民化、去世俗化，**但同時又具有科學民主特質的現代國家形象。**然而，宗教與現代性之間在價值觀、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上的衝突張力也使該形象的建構過程面臨邏輯自洽的持久難題，如何在自我形象呈現時平衡這些難以兼容的元素，是莫迪政府複雜而長期的任務。

三、“領導型大國”目標下莫迪政府的外交調整趨勢

莫迪政府的外交思想根基在於“領導型大國”的既定目標，以及踐行實用主義準則、廣泛構建合作關係、拓展國際話語權、迴歸印度教文明價值觀的行動指南。在這些思想指導下，**其政策調整的重點方向主要囊括大國關係（以印美關係為主軸）、周邊關係、跨區域夥伴網絡以及軟實力四個方面。**前三個方面在延續外交傳統的基礎上，通過宣告更具雄心的目標、擴大規模以及加速實施等方式對舊有外交議程進行了“莫迪化”處理；而軟實力則是莫迪政府對外交進行原創性變革的主要領域，從根本上推動了印度國際身份的重新定義。

（一）

印美防務合作的突破性發展

印美關係進展稱得上是莫迪政府大國外交中最具實質性意義的突破。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印美關係取得了積極進展，但是受左派思維、“不結盟”政策慣性、後殖民地情感排斥等因素影響，印度精英對更深層的印美合作抱有本能的警惕。莫迪上台後，印度政府在印美利益趨同背景下宣稱將克服“歷史上的猶豫”，在多邊互動中進一步向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軌道靠攏，愈加積極地接納QUAD機制。莫迪上台後共7次訪美，兩國在防務、經貿、環境、技術等領域達成深化合作的共識。其中防務合作最引人注目，具體表現為情報共享、軍隊合作、國防貿易方面的交流力度顯著上升。經過數年經營，印美防務關係目前已達到“準盟友”水平。

**第一，情報共享範圍擴大並且走向機制化。2016年6月，美國從法律上正式確認印度為“主要防務夥伴”（MDP），這使印度在獲得美國高端軍事技術和設備方面享有更多便利。除了2002年簽訂的《一般性軍事信息安全協議》（GSOMIA）**之外，在2016-2020年間，印美還先後簽訂了另外三項美國通常與其國防盟友簽訂的基礎軍事協議，允許軍隊從對方的軍事基地獲得補給，共享加密通信設備系統與機密情報信息。不僅如此，印美還有意簽訂其他“附加協議”以擴大情報共享範圍，2023年3月，美國空軍部長肯德爾（Frank Kendall）在訪印期間表示印美正在敲定一項空中信息共享協議。

在上述機制建設與運作實踐中，中印邊界成為了印美情報共享的主要“試驗場”。2023年3月，多家美國媒體報道稱在2022年12月的中印東章瀑布衝突中，印度根據美國提供的“可行動情報”對華採取行動，該情報分享過程在《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BECA）框架下進行，具體情報包括有關中國陣地、兵力的實時信息與“可操作衞星圖像”。隨着情報合作範圍拓展，印美試圖通過“偵察威懾”（deterrence by detection）增加中國的行動成本。可以預見，若印美對“中國挑戰”的理解未來進一步趨同，**中印邊界可能成為印美聯手對華施壓的重點領域。**儘管美國直接介入的可能性不大，但其能夠通過提供情報輔助、軍備援助以及輿論施壓等手段，間接助力印度應對中印邊界動態。

**第二，國防磋商與聯合軍演常態化。**目前，印美兩國已經實現外長防長“2＋2”年度對話常態化，2018年以來成功舉行了5次對話。同時，印美聯合軍演的頻率也顯著增加且走向例行化。截至2023年底，印美大型雙邊演習項目包括空軍聯合軍演“應對印度”（Cope India）、陸軍聯合軍演“準備戰爭”（Yudh Abhyas）、陸軍特種部隊聯合演習“霹靂”（Vajra Prahar）、海軍特種部隊演習“聯合”（Sangam），旨在加強人道主義援助合作的三軍兩棲演習“老虎凱旋”（Tiger Triumph），以及“塔卡什”（Tarkash）地面反恐聯合演習。此外，印美還共同參與多項多邊聯合軍事演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始於1992年的“馬拉巴爾”（Malabar）海上聯合軍事演習。**該軍演最初系印美雙邊海軍軍事演習，日本、澳大利亞分別於2015年、2020年加入，這也是自2004年印度洋海嘯救援行動以來QUAD所有成員國首次匯聚海軍力量。

**第三，軍售與國防工業合作深化。**在軍售方面，印度常年穩坐全球最大武器進口國地位，其常規武器進口量佔全球總量的11％，而俄羅斯是其主要進口源。**莫迪執政後，印度政府打出國防“自力更生”旗幟，一邊強化對本土國防工業的資金政策支持；另一邊積極尋求軍備進口多樣化。**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數據顯示，2018-2022年間，俄羅斯雖仍佔印度軍備總進口量的45％，但較之於前五年的64％有顯著下降。美國對印軍備出口則明顯上升，佔印度武器總進口量的11％，成為印度第三大武器來源國（僅次於俄羅斯與法國）。印度希望通過軍購提高軍事現代化水平，而印軍訂單也有利於美國國內的“再工業化”進程，此外，用美式武器“重新武裝印度”也將印度進一步拉入美國的戰略軌道。

**在國防工業合作方面，印美也打造了可觀共識基礎。**2019年12月，印美簽訂《工業安全附件》（ISA），旨在更好地實現機密技術與信息的“順利轉移”。2023年1月，印美髮起“關鍵和新興科技倡議”（iCET）以解決監管障礙、調整出口管制為重點。同年6月，印美製定“國防工業合作路線圖”，通用電氣與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簽署共同為印度國產“光輝”戰鬥機製造美製F414渦扇發動機的諒解備忘錄，這是美國首次批准非條約盟國生產其原創的戰鬥機發動機。可見，在技術轉讓、監管程序等方面，美國賦予了印度近乎與條約盟友同等的權限待遇，印美國防合作已然從單純的買賣關係轉化成了共同生產的夥伴關係，體現了美國對印度戰略重要性的高度重視。

（二）

“鄰國優先”重整區域主義

為確保海外力量投射擁有穩定的南亞域內環境支撐，莫迪政府試圖通過“鄰國優先”政策糾正對鄰國的忽視，鞏固對次大陸地緣環境的管控。2014年5月，莫迪打破慣例邀請所有南盟國家元首出席其就職儀式，同時選擇不丹作為首訪目的地以彰顯對鄰國關係的優先考慮。2014年6月，時任印度外長斯瓦拉傑（Sushma Swaraj）召集鄰國駐印大使進行會談，首次從商業、文化和互聯互通三個維度（3C mantra）解讀“鄰國優先”的基本內容，促進了該政策的明晰化與操作化。

總體來看，“鄰國優先”政策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對鄰國發展援助增加。莫迪上任後，印度政府加快推進以貸款與贈款，技術、設備和能力建設培訓等形式向鄰國提供支持，通過發展夥伴關係管理局向他國提供的信貸額度與前8年相比增長了近2倍，總額達325億美元，其中對鄰國的信貸額度從2014年的33億美元增至2020年的147億美元，印度全球軟貸款的50％均流向鄰國。在贈款方面，莫迪政府與阿富汗、孟加拉國、不丹、緬甸、馬爾代夫、尼泊爾、斯里蘭卡、毛里求斯、塞舌爾等國共簽訂了總額約為40億美元的多個贈款援助項目，並且始終聲稱其援助的使用由需求方而非供給方主導。在大肆宣揚印度援助方式“尊重受援國家主權”的同時，**莫迪政府還試圖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對外貸款污名為“掠奪性”項目，將本國的援助項目描述為中國的“仁慈版”替代，意圖阻礙中國在南亞域內的影響力增長。****另一方面，**莫迪政府還積極構建新型區域合作機制，不再將南盟作為其區域一體化政策的核心把手，而是將合作重點向東部轉移，優先發展“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孟不印尼次區域合作”機制（BBIN）、“湄公河-恆河合作”機制（MGC）等以東部鄰國為重心、排擠巴基斯坦的地區合作機制，這些機制以次區域合作方式有效重啓了南亞一體化進程，擴大了印度對鄰國施加影響的制度工具箱，同時也兼有對沖中國、加速“東進”佈局的意圖。

（三）

構建域外夥伴關係網絡

在重整南亞夥伴網絡的同時，**莫迪政府還根據不同地理區位及地緣動態推出針對性的政策，**也就是針對印太地區的“東進”政策、針對中東地區的“西聯”政策以及針對中亞地區的“連接中亞”政策。雖然這些相互呼應的區域政策並非肇始於莫迪任內，但無一例外都在莫迪上台後得到重新強調與進一步操作化。通過這些政策，印度試圖拓展其地區和全球影響力，建立跨區域夥伴關係網絡以應對複雜的地緣政治挑戰，同時在經濟、安全領域拓展利益、投射力量。

在上述印度的區域政策中，“東進”政策始終最受矚目。該政策是莫迪政府對拉奧政府“東向”政策的重塑，但實踐方式區別於後者：**第一，**超越了經濟目標，涵蓋安全領域；**第二，**關注範圍從東南亞、東北亞擴大到了整個印太地區；**第三，**實施的緊迫性與優先排序均有明顯提高。“東向”政策的最初目標是在亞洲的援助下加快印度經濟發展，“東進”政策則是通過追求所謂“自由、開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區秩序”來維護有利於印度的地區力量平衡，這在印度與東盟國家、日本、韓國等國的互動中均有所體現。

以印度與東盟國家的關係為例，除了在互聯互通、數字金融領域推進雙邊合作之外，**安全合作深化趨勢近年來也日益突出。**尤其是2020年以來，印度在南海問題上顯現出調整以往中立立場的意向，在軍售援助、聯合軍演與外交造勢三方面動作頻繁。2022年1月，印度向菲律賓出售印俄合作生產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艦導彈；2023年6月，向越南贈送導彈護衞艦“基爾潘”號，並在同月舉行的第五次印菲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之後首次明確呼籲遵守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結果；2023年11月，印度更是在中菲海域衝突再起之際向菲海岸警衞隊提供7架直升機。這一系列加強介入南海爭端的姿態變化也受到了美方推波助瀾，美國助理國務卿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2023年6月即表示，期待美印“在南海問題上加強夥伴關係”，這表明印度在加強“東進”地區部署的同時，其涉華立場也與QUAD其他成員國愈發趨近。

**在亞洲大陸西端，莫迪政府也積極加強中東佈局。**中東地區一直是印度僑匯收入與戰略性能源的重要來源，但鑑於阿以衝突與印巴矛盾，印度歷史上優先考慮與埃及、伊拉克等世俗國家的關係，對與海灣國家及以色列密切交往相對猶豫。莫迪政府對這種外交模式進行了反思，認為過於謹慎的立場使印度捍衞地區利益的需求與可供利用的外交資源之間缺乏匹配。2016年3月，印度外長蘇傑生在首屆“瑞辛納對話”會議上提出印度應“向西思考”（Think West），“不再滿足於被動地接受結果”。結合“多向結盟”思想，印度試圖在保持中立的前提下與所有中東地區事務參與者發展戰略合作關係，在向以色列示好的同時拉近與海灣國家的關係，並着手與伊朗重新接觸。在多邊領域，**印度加入了被稱為“中東版QUAD”的I2U2集團，推出“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這一跨區域聯通計劃，**強化了與西方陣營在印太地區之外的戰略協同，同時也拓展了與中東各國開展地緣經濟合作的空間。

最後，在地緣經濟動力的驅動下，中亞地區也獲得了重新關注。冷戰期間，印度與中亞的交往一直附屬於印蘇關係，地理不便與印巴邊境的棘手動態極大地制約了印度與中亞深化合作的可行性，中亞在印度的外交排序中相當靠後。進入21世紀，隨着中亞成為大國能源競爭的重要場域，印度對中亞的“忽視”出現了初步轉變，其中亞戰略總體包括三層目標：**其一，**獲取中亞地區的自然資源；**其二，**將中亞作為擴大印度經濟影響力的“橋頭堡”；**其三，**提升印度在中亞經濟一體化中的地位。2012年6月，時任印度外交國務部長阿哈麥（E.Ahamed）公佈了印度的“連接中亞”政策，主張基於“4C”基點-商貿、互聯互通、領事和認同感深化與中亞的戰略合作。

2015年7月，莫迪成為首位訪問所有中亞五國的印度總理，其“連接中亞”政策被注入了新動力，**在國防、能源領域取得了雙邊合作進展。**印度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簽署了涉及軍事技術合作的諒解備忘錄④，並與中亞多國簽署鈾供應協議以深化民用核合作。此外，多邊合作也逐步推進：**其一，**推動地區互聯互通改良項目，促進印度與中亞之間經伊朗的貨物運輸渠道建設。2016年，印度與伊朗、阿富汗簽署關於恰巴哈爾港的三邊協議，2017年加入《國際公路運輸公約》（TIR公約），2018年加入《阿什哈巴德協定》（Ashgabat Agreement），期間加速重啓“國際南北運輸走廊”（INSTC）建設，這些舉措成為印度的歐亞互聯互通願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積極參與地區多邊機制。在經濟方面，印度和歐亞經濟聯盟（包括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於2015年成立聯合研究小組，探討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印度於2017年作為正式成員加入了上合組織，標誌着其在中亞地區的角色發生了重要轉變。**其三，**探索與中亞整體對話的方式。2019年1月，首次印度一中亞外長級對話在撒馬爾罕舉行，截至2023年共舉辦了4屆；2022年1月，印度-中亞對話進一步升級至首腦層面，這些定期交流機制幫助印度拉近了與中亞的距離，使印度從地區觀察者轉變為重要的利益攸關方。

（四）

重視對軟實力資源的挖掘

“領導型大國”不僅包括硬實力提升，還囊括對軟實力的充分利用。作為國家敍事推銷的一部分，莫迪政府尤為擅長講述“印度故事”，熱衷於利用多方面軟實力資源為其“大國夢”服務。在莫迪政府看來，宗教與現代性是可兼容並存的概念，其軟實力外交與國家形象構建因而也呈現雙重面向：一方面，強調“西南方”先鋒國家的自我定位以及進步主義；另一方面，突出印度教文明側面，利用宗教傳統重塑國家品牌。

首先，****構建負責任的民主大國形象。雖然莫迪政府的國內民主飽受批評，但卻在國外加大對民主的宣傳。莫迪政府宣稱民主並非西方舶來品，而是植根於印度的古老過去，印度歷史研究理事會等國內學術組織為此進行了大量考究論證工作，試圖為古印度的“民主傳統”提供學術依據。在2021年12月的首屆“民主峯會”上，莫迪將民主精神描述為印度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同時還援引2500年前印度存在民選共和城邦的“歷史證據”當作論據，多次將印度描述為“民主之母”，稱民主“在印度不僅是一種治理制度，也是一種生活與思維方式”。“民主之母”也逐漸進入了印度的外交詞典，與“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的舊提法並用。

**其次，****積極爭取為“全球南方”代言。**2023年1月，**印度主辦“全球南方國家之聲”線上峯會，總計125個國家參會，但中國不在其列。**在開幕致辭中，莫迪向與會代表表示，“你們的優先事項就是印度的優先事項”，印度願意向發展中兄弟國家分享發展經驗。此外，在印度就任二十國集團（G20）輪值主席國之際，莫迪政府多次表示將在發展中國家因俄烏衝突飽受債務、糧食與能源危機困擾的背景下，利用G20平台“為全球南方發聲”。會議期間，非洲聯盟順利加入G20，這被印度媒體當作印度全球南方領導力的關鍵論據加以大肆宣揚，部分印度媒體也跟隨西方的輿論攻勢強化“債務陷阱”等對華污名，以此“證明”印度能夠更好地代表發展中國家與西方密切協調，更有“資格”引導全球南方。

再次，****強調印度教包容的意識形態優越性。莫迪政府試圖突出以印度教為底色的文明身份，**通過瑜伽與冥想、寶萊塢電影、教育與語言、僑民等向外推廣印度教文化價值觀。**2014年，印度成功遊説聯合國將6月21日確定為“國際瑜伽日”，並在同年11月成立傳統醫學部（Ministry of AYUSH）負責瑜伽的研發、管理和推廣。此外，莫迪政府還有意識地強化與印裔僑民的互動，將其視為盟友、捐助者和印度故事的“書寫者”，與僑民會面成為莫迪外事出訪的固定行程。就經濟聯繫而言，印度政府推出海外公民證計劃（OCI），為僑民提供定期存款、共同基金、政府債券和國家養老金計劃（NPS）等一系列注資渠道，以最大程度地吸引僑民投資，北方邦政府還創造性提出“母國計劃”（Matrubhumi scheme），允許僑民為家鄉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就文化聯繫而言，每年的1月9日被設立為表彰僑民貢獻的“印度僑民節”（Pravasi Bharatiya Divas）、“瞭解印度項目”“僑民朝聖遊項目”（Pravasi Teerth Darshan Yojana）分別於2014年、2019年推出，旨在對年輕一代印裔僑民推廣印度文化遺產。這些政策意在建立一個忠於東道國、支持原籍國的全球印裔社區，激勵各地僑民對東道國政治、經濟政策形成有益於原籍國的積極影響。

四、莫迪政府“領導型大國”建設的成效與制約

整體來看，莫迪政府利用“領導型大國”這一概念對印度的“大國夢”進行了重新詮釋，並且通過強化大國關係、優化周邊外交、拓展跨區域夥伴網絡和創新軟實力手段，在“領導型大國”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該目標也面臨經濟發展痼疾、社會分裂、與西方關係內生限度以及中印邊境爭端等問題的制約。**此外，印度教元素以及民族主義的伸張也在外交中引發了一些爭議，對國家形象產生了負面影響。

（一）

印度大國領導力的建構成效

不可否認，莫迪政府為印度外交帶來了積極自信的“目標感”，以綜合軟硬實力的民族主義話語對印度成為“領導型大國”的構想進行闡述與實踐，更加擅長將印度崛起的客觀可能性與自身主觀政治意願轉化為切實戰略成果。同時，外交靈活性又使印度獲得一種“不可預測性”，使該國的戰略存在感有所上升。用潘特（Harsh V.Pant）的話來説就是，“莫迪政府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讓對話者提心吊膽。”總體來看，印度大國領導力建構在以下三個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

**第一，****國際影響力提升。**在多邊領域，印度作為南北之間關鍵調解者的自我角色定位取得了初步成效。數據表明，到2045年，印度對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將超過英國、法國，僅次於美國與中國。印度也形成了獨特的南方發展計劃：在技術領域，印度積極向“全球南方”輸出數字公共基礎設施（DPI），提議設立以推廣印式DPI建設經驗為目的、名為“同一未來聯盟”（OFA）的多邊機構。在教育領域，印度理工學院於2023年11月在坦桑尼亞開設了第一個海外校區。在衞生領域，印度凸顯“全球藥房”地位，在新冠疫情期間積極進行“疫苗外交”與藥品援助。在金融領域，印度的“信貸額度計劃”（LOCS）於2019年已擴展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大洋洲和獨立國家聯合體的63個國家。

與此同時，印度在多邊機構改革方面也表現積極，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在擔任G20輪值主席國期間，印度成立獨立專家組，為提高多邊開發銀行效率、加強多邊主義、性別平等、數字化轉型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等議題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倡議。在氣候變化領域，印度在2015年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期間從根本上調整了此前的防禦性、否定性立場，鮮明地提出“國家自主貢獻”承諾，迅速批准《巴黎協定》並牽頭髮起“國際太陽能聯盟”（ISA），積極奪取太陽能治理領域的議程設置權。整體來看，主動作為使國際社會對印度國際地位的主觀評價有所提高。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8月的調查顯示，**主要大國對印度國際角色的看法趨於積極，**46％的成年人認可印度的國際貢獻。

**第二，****區域領導力增加，跨區域夥伴網絡逐漸成型。**南亞一體化長期處於較低水平，該地區規模最大的傳統合作機制-南盟（SAARC）因印巴衝突的再度激化，自2014年後幾乎處於功能性解散狀態。在此背景下，印度選擇放棄全區域整體聯合路徑，全面轉向BIMSTEC、BBIN、MGC等次區域合作機制，這雖不可避免地割裂了南亞一體化網絡，但也為陷入僵局的一體化提供了重啓方向。整體來看，這些次區域合作機制規模小而精，囊括議程數量較少，更加側重具體技術領域而非政治清談，更具操作性與務實性，**在推動區域互聯互通、經濟合作以及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除了重構區域一體化路徑，印度基於“鄰國優先”戰略加快推進雙邊貸款與贈款、技術、設備和能力建設培訓，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印度強化了對鄰國的地緣經濟影響力。

在跨區域夥伴關係方面，“多向結盟”政策使印度得以平衡不同雙邊關係之間的張力，這使其能夠雙重受益於相互對立的兩大國際進程：“印太戰略”的制度化趨勢（例如IPEF、QUAD）與以“金磚”擴容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先鋒的重啓進程。此外，“東進”“西聯”等針對性區域政策也使印度與各地區之間的聯繫廣為拓展，提升了該國在不同區域事務中的話語權。目前，“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國際南北走廊”以及通過奧迪沙海岸和印東北到達更廣泛印太地區的聯通計劃這三個由印度積極牽頭的大型跨區域聯通項目正在規劃與初步實踐中，若上述項目成功落地，印度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和對外貿易的便捷性將顯著抬升。

**第三，****國內經濟發展、國防現代化獲取“反華紅利”。**在美西方大肆宣揚供應鏈安全理論的背景下，印度成為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在敍事與實踐上表現出對西方“去中國化”的高度配合，增強了與美西方的經濟政策協調，**與之共同發起“印太經濟框架”（IPEF）並加入了除貿易以外的供應鏈、清潔經濟和公平經濟三大支柱。**在國內，**莫迪政府一邊意圖降低國內市場對中國產品的依賴，一邊吸引供應鏈自華轉移，與“印度製造”倡議下的各類激勵計劃對接。**在國防領域，**印度則通過與美國、法國等國的防務合作和軍購協議獲得了先進技術和裝備，尤其是美國因印度在印太地區制華佈局中的關鍵地位，在技術轉讓、聯合研發方面給予印度以實質性助力，這為印度國防現代化帶來了顯著進展。

（二）

印度大國領導力建構面臨的挑戰

儘管外交成效頗豐，印度的國內硬實力赤字、社會分裂等深層痼疾仍顯著制約該國向“領導型大國”轉變的進程。另外，外交“藏紅花化”也對印度的國際形象形成了負反饋作用，加劇了國內以宗教為核心的身份衝突。另一方面，印美關係內部存在一定分歧，中印關係仍存在惡化風險。

**在經濟方面，**印度的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組合仍面臨諸多制度性障礙，**裙帶主義、貧富差距、南北不均、基建落後、規則冗雜與人員成本等問題依然突出。****此外，印穆矛盾、東北部族羣衝突等社會裂痕皆顯現再度惡化趨勢，國族整合的欠缺限制了外交的總體有效性。**例如，2023年5月爆發的曼尼普爾邦騷亂便從兩個方面給莫迪的“東進”計劃蒙上陰影，不僅破壞了連接印緬通往東南亞跨境路線的穩定，還降低了投資者在“東進”框架下在印東北部進行關鍵投資的動力。另外，2024年大選中“莫迪浪潮”的顯著退卻，也使印人黨政府受到的來自聯盟夥伴、反對黨的牽制陡然增加，影響了其外交雄心的完全發揮。

**在意識形態方面，**印度教民族主義對印度的國際形象與外交關係形成了一定負面作用。**印度教特性中固有的文化沙文主義加劇了與鄰國的信任赤字。**例如，莫迪政府針對孟加拉裔穆斯林移民的歧視性政策對印孟關係穩定造成了損害，2021年3月莫迪訪孟加拉國期間，孟國內數度爆發反莫迪抗議活動。2023年6月，莫迪政府在新落成的議會大廈中安置了一幅展示“大婆羅多”疆域的壁畫，將歷史上曾受印度文化影響的次大陸國家全部劃入印度邊界之內。這種極具印度教右翼色彩的“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構思遭到了鄰國的強烈反對，強化了這些國家的不安全感。

在大國關係範疇內，**意識形態整體右傾以及政治集權趨勢也削弱了印度與西方宣稱的“共同價值觀”根基，使西方國家國內輿論對深化與印度關係的疑慮上升。**例如，2023年7月，歐盟議會通過決議呼籲印度政府切實制止曼邦騷亂、保護宗教少數羣體，該決議被印度政府稱為反映歐洲“殖民心態”的“內政干涉”，在印歐之間引發摩擦。印美關係方面，福音派基督教團體等有影響力的美國選民普遍不滿印人黨對宗教包容的損害及其政治集權舉措。2023年6月，75名美國國會議員在莫迪訪美前夕聯合致信美總統拜登，要求其與莫迪討論印度政府侵犯人權的行為，以“誠實、直率方式”討論“朋友之間存在的分歧”。2023年9月，印度特工涉嫌在加拿大境內謀殺錫克教分離運動領導人的指控引發了印加之間嚴重的外交糾紛，並促使整個西方世界對印度的國家形象進行重新評估。

實際上，印美分歧遠不止價值觀錯位。儘管較之於前任政府，莫迪任內印美關係的合作深度達到了新高度，但這主要受利益導向的實用主義驅動-印度希望從美國獲得先進技術以此增強經濟、軍事能力，但並不認為需要對美國的援助給予深層回報。與此同時，**本土主義、民族主義也使印度在情感上無法接受自己成為美西方的價值觀附庸。**蘇傑生在2022年全球安全論壇上就曾直白表示：“歐洲務必要摒棄‘歐洲問題屬於世界問題，然而世界問題並非歐洲問題’的思維模式。”該表態在印度國內廣受讚譽，集中呈現了當代印度的民族自豪感與西方國際秩序主導權之間的深刻張力，這種張力雖在中國這一“共同威脅”的掩蓋之下被有意忽略，但其限制了印度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上限，埋下了矛盾的種子。

**就軍事合作而言，**美軍的戰略目標是實現“互操作性”，將印度納入聯盟戰爭。相比之下，印度則更多是將與美國的聯合軍演視為政治象徵，明確表示無意加入“北約＋”（NATO Plus）。另外，雙方還在諸多具體問題上存在廣泛分歧。例如，在錫克教分離問題上，印度將“卡利斯坦”（Khalistan）支持者視為恐怖分子，美國則將其視為正常意見的表達；在孟加拉國，美印對人民聯盟政府的看法對立，美國注重選舉民主，傾向於反現任，然而印度則將區域穩定置於優先地位，對現政權予以支持；在伊朗，美國不滿印度在恰巴哈爾港與伊朗合作，而印度對美國的制裁威脅不予理會；在阿富汗，印度對美國倉促撤軍頗感不滿；在緬甸，印度繼續與美國迴避的軍政府接觸；而印美之間最明顯的分歧，則體現在俄烏衝突期間兩國對俄羅斯的不同態度上。

最後，中印關係惡化也深刻制約了印度大國領導力建設，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對華冒險主義、難以轉圜的“邊界問題第一性”立場所產生的外溢效應，進一步加劇了中印認知錯位。但不可否認的是，**良好的中印關係對於印度的經濟發展與國際話語權的提高是必要前提，**印度的對華客觀需求短期內無法扭轉，這也是其實現“印度製造”與國際地位躍升所必須依靠的因素。

五、結語

在全球秩序劇變背景下，印度積極把握國際結構調整帶來的正反饋，認為印度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聲稱：**“印度與美國和中國的互動是決定亞洲和全球戰略平衡的關鍵因素之一。”**基於此，印度通過積極開展大國外交，意圖強化自身在印太地區的樞紐大國角色。但需要看到，在2020年加勒萬河谷中印邊界衝突之後，“反華”逐漸成為印度政壇的“政治正確”，印度外交政策調整受中印關係及其邊界問題衝擊。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調整將推動與塑造新一輪大國博弈進程，但能否助力印度真正成為“領導型大國”尚存疑問。

作者簡介：

胡可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

曹德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本文選自《南亞研究季刊》2024年第2期文章，原文標題為《莫迪政府“領導型大國”戰略與外交政策調整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