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主動關注女作者的作品？_風聞

文：李慧敏

編輯 | 排版：玉崽

編者按

玉崽在懵懂的少年時代就覺得傳統文化枯燥乏味，特別是要求的“慎獨”，那種自我審視自我審判的感覺，逼着自己符合某種標準，一定要自律的逼迫感，每每使我分裂。

慧敏曾在與我分享她的一位前任時説，他一直到分手都沒有領悟到“感受並理解自己獨特的價值”的意義，自己感到虛無，便以己度眾生，認為生命本身沒有意義，又將此傳遞給了原本相信“愛是意義”的慧敏，加劇了她內心的自我懷疑。

我對此深有共鳴。我讀男作者文字的體驗也不好，也是從女作者的文字中確認了自己的感受與價值，慢慢感受到了生命的舒展，慢慢有了掌控感與自由感。

慧敏寫這篇文章草稿時，我就已經看了無數遍，越看越喜歡，越看越有“好想要與更多人分享”的急切感。

正文

這陣子翻看成年早期的日記，再一次加深了對自己的理解。日記中的許多內容讓曾經的我感到羞恥。現在嘗試總結，我發現，在缺少榜樣的年代，我把小説、傳聞軼事與影視作品中當成了自己未來人生路的唯一參照，根據那些信息，我以為“成為強大的女人”是自我超越的唯一可能，而“孤獨”的唯一解就是“與異性戀愛”。所以我模仿小説裏的樣子與一個又一個來路迥異的男人們發生各種各樣的糾葛，每一次遭遇挫折，我都想，“肯定是因為我還不夠好，我要努力學習成為一個更好的女人”。

這種思維導致我某種意義上原地轉圈了十多年，直到三十四歲讀了Marilyn French著作的《醒來的女性》（The Women’s Room），才終於明白自己的思維死角在哪裏。之後我如飢似渴地讀了數不清的女作者的書著，又連着看了三百多部女作者創作的電影，最終才調整好自己的定位，終於學會愛自己、珍惜自己一切或“光鮮”或“羞恥”的過往。

我比千禧一代要晚十多年才接觸到這些作品，當然，故事中的米拉到了42歲才離開有毒的環境，比起年齡更大的人，我也算是運氣很好的那一撥了。我也知道，我的許多同齡人依然困在某一個由傳統文化搭建的陷阱之中，許多千禧後至今也仍然在男學者制定的不給女人空間的哲學系統中奮力尋找自己的位置。

我們需要“Women’s Room”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狹窄逼仄的難以呼吸的陰冷地下室，而是把我們的一切全部放到陽光之下，像熱帶雨林一樣包容所有的可能性，讓所有的生靈都找到同類、都擁有許多不同生靈的支持。

這種支持是我在男作者的作品中從未體驗過的。無論如何，如果我們想要感受到“完整的世界”、享受到“完整的支持”，我們就至少需要花一半的時間來傾聽女人的聲音。

我承認一些女性的思維方式與“典型男性”極為相似，但是，作為父權世界中的“第二性”，作為與黑人、穆斯林類似的“非主流”，作為被奴役的羣體，作為被默認為“理應照護別人”、“理應擁有高水平共情能力”的羣體，我們確實與主流男性有着不同的感受世界的方式、思維方式與審美取向。

為何男性作品容易導致女人自卑

作為第二性，每當我們看到讚美傳説中的“男性特質”的文本，都不免懷疑自己是否因為缺少某個贅物或是睾酮就缺少了擁有某種“先天美德”的基礎；每當看到男人嘲諷一個“娘娘腔”，我們都不免懷疑自己的本質；每當男人説某個女英雌“不像女人”，我們都不免下意識地説一句類似於“可惜我不是男人”這樣的話——這樣自我厭棄的話就是厭女，在恐懼自身本質的同時，我們也是在反感所有的同類，我們會把向內的自我攻擊也投射到一切與我們相同的長了子宮的人身上。

舉個具體的例子，有本講母女關係的書叫《危險關係》，我拒絕將這本書推薦給任何人的重要原因在於，敍述即引導，使用“危險關係”這個詞組本身就已經將女女關係妖魔化了。雖然書裏確確實實講了許多為母為女者的心酸，但這些痛苦是父權制帶來的，不是母親的“原罪”，作者只把自己的視角侷限在精神分析，就難免就會對母親或女兒有所批判。講母女主題的書其實有很多，理論角度如蘇珊·福沃德與唐娜·弗雷澤合作的**《母女關係》（Mothers Who Can’t Love: A Healing Guide for Daughters）,金志允的《母女的世界：愛與憎的矛盾體》，奧娜·多納特的《成為母親的選擇》（Regretting Motherhood），克里斯蒂·安·羅森（Christine Ann Lawson）的《理解邊緣型母親》（Understanding the Borderline Mother）”等，小説則不計其數，包括崔恩榮的《明亮的夜晚》、角田光代《第八日的蟬》、金惠珍的《關於女兒》、娜塔莎·沃丁的《她來自馬裏烏波爾》、埃萊娜·費蘭特的《暗處的女兒》、申京淑的《請照顧好我媽媽》、楊本芬的《秋園》等，甚至在並不以“母女關係”為主旨的作品中，金草葉的科幻短篇《為何朝聖者去而不返》、《館內遺失》、《關於我的宇宙英雄》也都是從女性角度重新審視母親與母女關係的極好作品，她們的作品明顯加入了更多出自真實生活的一手經驗與感受**。

更要命的是，“學習的效果”或者説讀者閲讀某作者的作品時的理解能力除了與讀者本人的認知能力之外，還涉及兩人**感受系統的一致性/共鳴感。**換句話説，如果A與B的作品都詳盡而正確地討論了某個概念，但A與C有着類似的經歷、類似的感受世界的方式，那麼，C通過閲讀A的作品來了解這一概念的成本是最低的。現實卻是，明明是我們（WOMEN）與他們對世界有着不同的感受，當男人之間互相吹捧説“那人好厲害”，但我們在閲讀的時候感受到困難，就會因此懷疑自己的知識積累，懷疑自己的閲讀理解水平甚至是整體的智力水平。如果閲讀女作者的作品，我們很容易產生強烈共鳴，會感到自己的感受是好的，是有同類的，也會感到自己的閲讀能力、理解能力是相當OK的（而且在這種場合下，我們可能會發現男性出現嚴重的閲讀理解障礙，我們經常需要向男性解釋“這個女作者到底在表達什麼”）。

並非自然的“男女有別”

典型男性的思維方式是怎樣的呢？

根據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的結果，人在出生時的共情能力不存在性別差異，所以不僅女人是“被文化塑造成了女人”，男人同樣被塑造得迷失了自己。

Carol Gilligan與Naomi Snider合作創作了《為何父權制如此頑固》（Why Does Patriarchy Persist?）。她們在訪談中發現，男孩在成長過程中學會了説**“我不在乎”（因此否認了自己的一切身體感受，特別是同理心），女孩在成長過程中學會了説“我不知道”，雖然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感受，但是被剝奪了對自己感受的解釋權**，他們説她們是在“尋求關注”、“捏造事實”、説她們“是施暴者的共謀”，只有在她們/我們（WOMEN）的語言中，我們的感受才可能找到共鳴、獲得確認。我們尋求的是我們應得的關注，我們比任何人都更加關心屬於我們自己的事實，沒有任何人（包括我們與多數善良而普通的男人）想要成為“施暴者的共謀”，不是因為我們穿了什麼、做了什麼、説了什麼才招致了暴行，我們成為受害者、被噤聲者，只因為我們是女人。

當然，男人説出的話同樣並不完全出自他們自己的身體。一個好朋友説：“男人那些看似高大上的文字其實是通過概念和概念間的聯繫和跳躍，塑造自我主體”，這讓我深有共鳴。

他們利用別人（已死的或雖然活着但已經被掛到牆上的更有權力的男人）所創造的規則來“自欺”，假裝自己有主體性，但沒有看到自己“本來”就有的主體性；他們不相信自己“本來”就有價值，才會將自己與某個外在的價值體系進行對照，結果是越對照越不自信，越想要更深地融入那個系統之中以獲得庇護；他們需要為了這種庇護而持續地向Big Brother證明自己，越是證明，越是能讓人看到他們內在的孱弱與自相矛盾。

在傳統母系價值觀中，人本來就有價值，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自己，人也可以不與母親分離，不用忍受那種“像炮彈一樣被拋出子宮”的痛苦。

男人本來可以與女人一樣與自己的身體同在，與大地母神同在。在將女人定義為“非人”的同時，他們也否認了自己的母親，否認了自己的根本，從此將自己拋入了無盡的虛無。

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與前任分手時，被多數男人及一些女人公認“才華橫溢”的前任曾經“友善”地提醒我：“你的文章裏只有‘我’，只有你的一廂情願，太空洞了，你需要很多的理論依據來支持你。”多年以後聽錄音，我才發現，“權威的理論”/“概念”成了他們的世界中的唯一實在，他們在這種自我規訓中放棄了自己的身體與身體性，變得不再擁有感受自己及別人身體感受的能力，所以反而認為我的血、淚與心跳凝結成的文字是“虛”的，而他的“概念遊戲”卻是實在的。

或許我們誰都不需要説服誰，誰都不需要模仿誰，知道我們（WOMEN）與他們不一樣，我們相信自己的感受，相信自己的痛苦，相信自己血、淚、愛、憤怒與歡樂都足夠真實可信，就夠了。

他們從不提及自己真實感受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或者説，他們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憤怒、虛無與絕望，他們因為缺少愛人的能力而無法感知到身邊人為他們付出的真實的愛意與尊重，才會認為我們口中的“愛”只是一種“控制手段”。

我們不需要向他們證明自己的“愛”真的是“愛”。同樣地，任何受害者都不應該被迫自證清白。

我們需要知道，我們的感受沒有錯，他們的批判在他們的世界觀中也沒有錯，我們確實生活在不一樣的世界中，女人理解男人比男人理解女人更容易（因為我們一輩子都在學習男人的感受與思維），但對於許多順直男無法理解異類/異性的事實，我們可以胸懷慈悲，然後保持距離，永遠不要嘗試自我證明，就像我們無需對牛彈琴，更無需向牛解釋樂理一樣。

我也知道，包括我的一些好朋友在內的男性是渴望理解女性的世界的，他們發自內心地想要擁有一段真正平等的親密關係，也想與自己的母親實現更好的聯結。對於這樣的男性夥伴，我想説：

去讀女作者的書、看女導演的電影吧！唯此，你才有可能看見真實的女人，而非某些男人臆想出來的“聖母”、“聖女”或“暗黑女巫”。

[英]安·奧克麗《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圖書封面

看見女人

女人在「求關注」時，非常容易被批評並被認為有罪，因為父權認為女人在二十四小時新聞循環裏，只能佔據五分鐘的時間。

……

廣播：整體而言，播報新聞的女性佔比25.2%。

報紙：整體而言，報導出版新聞的女性佔比38.1%，……沒有一家出版媒體達到性別平等。

在線新聞：署名者為男性佔比53.9%。

通訊社：在兩家主要通訊社中，女性報導的新聞佔比為37.6%。

我説的配額五分鐘真的不是在開玩笑啊！

電影：……只有30.6%是開口説話的女性角色，……在30.6%分配給女性開口説話的角色中，**只有29.3%來自代表人數遠遠不夠的種族或民族，**2.5%具有行為能力障礙，少於1%是LGBTQ社羣的成員。

來自《女人與女孩的原罪：粗話、野心及慾望，是女性可以擁有的嗎？》

看見女人，男人將有可能享受到更有品質的來自母親、女伴與女性好友的愛和更廣闊的世界，女人則可以離“真實自我”更近一些。

前陣子我的一位男性好友試圖證明他“並沒有刻意不看女作者的書”，我説“只要你不刻意尋找，就會看不到”，他想反駁我，便把自己的書架拍了些照片發過來，結果只有兩本女作者的書，而且作者名字都被翻譯得非常男性化，如果不是因為我很熟悉女作者、眼尖指出來，他差點兒承認“我確實只有男作者的書”了。

這兩本書都沒有拆塑封。

他沒有讀過任何女作者的書。

不止是他，許多女人也一樣。

人無法嚮往從未見證過的可能性。或者，按莫娜·艾塔哈維的説法，“你需要看到你想要成為的那種人”。

沒見過女拳擊手的女孩不會夢想成為拳擊手，沒見過女總統的女孩也不會將至高權力放到自己的願望清單裏。我幼時見識過的唯二工種是農民與教師，所以我一度堅定地認為自己會成為一名優秀的人民教師，到十七歲才第一次與心理諮詢師交流，可惜對方是男性，所以我依然不認為這個工種與我有關，直到二十五歲讀了**《女心理師》**，我才發現，哦，這好像也沒那麼難。

我們需要在大眾媒體看到更多類型的女人。我們需要看到多元的好女人，也需要看到多元的壞女人，我們需要看到更多的女科學家、女心理師、女哲學家、女政治家、女數學家、女物理學家、女化學家、女畫家、女導演、女編劇、女建築師、女律師、女作家……才有可能在看到種種“貌似厲害”的標籤時，更自然地嘗試將自己與這些標籤建立關聯。

我們還需要更為謹慎地對待文字。

敍述即引導。使用文字的方式便是我們塑造並強化刻板印象的方式。例如：

《埃及豔后》（Cleopatra）的更準確翻譯是“女法老克利奧帕特拉”。她是女王，是傑出的女政治家，她不在任何人的“後”面。沒有人評論男王時首先關注其性行為歷史，“豔”這一個字便體現出了譯者的狹隘與厭女。

《海蒂和爺爺》（Heidi）的準確翻譯是“海蒂”。主流翻譯會引導人高估“爺爺”，但這部電影的主題是女孩成長，非要説哪個人對海蒂影響深遠的話，克拉拉與海蒂之間的女性友誼顯然比電影裏的一切其它關係都更有力量，這友誼直接滋養了一位文壇新星的誕生。“海蒂與克拉拉”或“文壇女明星的童年”都是更鼓舞人心的翻譯方式。

《摔跤吧爸爸》（Dangal）的原意是“摔跤”。主流的翻譯讓英雌女孩消失了。這部電影主題也是女孩成長，翻譯成“摔跤吧姐妹”更貼合原意，更有助於修正世界對女孩的刻板印象。

《泳者之心》（Young Woman and the Sea）的更好翻譯是“女人與海”，但就像“摔跤”一樣，隱去性別讓信息變得“中性化”，但當天平本來不平衡的時候，“中性化”的潛台詞就是“向相對特權者傾斜”，幾乎沒有人會在看到“老人”時想到“這有50%的概率是老女人”，我們已經習慣了默認“老人”就是“老男人”、“泳者就是男泳者”。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把“女”字大大地寫在臉上的作品，需要在一些看起來中性的名字後面加上“（女）”，因為我們（WOMEN）需要榜樣。

我們需要閲讀到更多女作者創作的講女女感情的文字（包括但不限於母女關係、伴侶關係、非伴侶的同居關係、朋友關係、同事關係、老嫗與少女的忘年交……）。

女性的力量

典型的女作者的文風又是如何呢？

一位好友在讀女哲學家Sarah Perry的作品時説：“哇我真的很喜歡作者訴諸直覺、感受、日常經驗的部分…比哲學術語和彎彎繞邏輯好接受多了！”

她在讀蕭紅的“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着口”的時候淚流滿面，説，“不管是嚴冬‘封鎖’了大地，還是大地‘裂着口’，都給讀者一種擬人的感受。”

在她這麼説的時候，我又想到了創作了《我的阿勒泰》的李娟的文章。許多人對李娟的評價也是“難為她是怎麼想到這個的”。

早期我也會覺得她們是“有技巧性地使用了一種好的修辭手法”，但後來當我聽別人説我的作品“使用了某種修辭”，再回頭看她們的文字，我發現，她們只是講出了自己最真實的感受而已，絕不是（男）精英式的“為炫技而炫技”，而是完完全全的真情實感，所以才會讓與她們類似的許多女人感同身受——我們不是隻在某些時候偶爾共情天空或大地，我們是本能地共情整個世界的一切，隨時切換到萬事萬物的視角之中。這種能力正是大地母神最偉大的承載力與包容力所在，正是“厚德載物”的具體體現。

我自己人生的第三個十年早期是被逐漸剝奪的過程——許多男性對我説：“你的文字太空洞，不夠深刻，推理太不嚴謹了”。我曾經以為自己有努力追求“嚴謹”，後來才發現，那些批判我的人的不理解我文字中對人類情緒情感的闡述，又高傲地認為自己不可能“有缺陷”，所以要麼貶低我“只是文藝性地炫技”，要麼批判我“關注的焦點太過細枝末節，不夠有大局觀”（這種説法與“月經相關的都是小事，解決男性問題的都是大事”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這種否定讓我一度不敢動筆，一直到35歲秋天讀了Chanel Miller的《知曉我姓名》，那本書裏幾乎沒有什麼深刻的理論，只是在表達一個真實的女孩在經歷了對她來説很重要的事情之後慢慢自救的心路歷程（當然，我知道許多男性依然認為這本書“討論的問題太小眾、太無關緊要”），她描述的每一點感受都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我感到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因為她的敍述而重新燃燒了起來。

讀的過程中，我終於領悟到：或許永遠有男性“權威”批判這本書或是《看不見的女人》不夠深刻或是“太瑣碎”，但永遠會有女孩從她們的作品獲得力量。

她或許永遠拿不了任何男裁判頒發的獎章，但她是激勵我重新寫作的最重要的人之一。

這個比我還小的女孩是我的榜樣。

而我也可以像她幫到我一樣幫到更多與我類似的人。

她讓我相信，我當下的文風就是“足夠好”的。

而相信自己“足夠好”的我，在再次面對人生風雨時，不僅感受到了“自洽”，擁有了更多處理複雜問題的勇氣與力量，還慢慢地為後來人撐起傘來——來傘下休憩的不僅有女孩和女人，還有形形色色想要尋找並獲得內心的安寧、想要擁有健康的愛情與友情、想要釋放出內心本來就有的女性氣質、想要活出更廣闊的人生的男性與非二元性別者。

“女性氣質”本身就是個虛構的概念。不談已逝的未來，光是將摩梭社會的現在與“主流”的生活做比較，我們都能感受到“性別差異”的虛幻。

如果所有想與女孩戀愛的男孩們都讀過十多本女性創作的愛情故事，這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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