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臨照對近現代物理學史教育的貢獻及其信史觀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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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臨照院士在改革開放後的科技史界享有“史壇盟主”的美譽，是繼竺可楨和葉企孫兩位先生之後最德高望重的科學史學者及學科帶頭人。錢臨照以博學儒雅的學者風範和公正豁達的人格魅力，團結科學史學人一心向前，站在學術發展的制高點，擘畫科學史事業發展的新格局。
撰文 | 李廣進（中國科學技術館講師）
其實錢臨照對近現代科學史人才培養非常重視，並且也做了許多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工作。1984年，錢臨照發表《應該重視科學技術史的學習和研究》一文，倡導要“積極開展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史研究”，並呼籲“有關部門應重視科學技術史的研究和教育工作”[1]，此文被席澤宗院士視為是新中國科學史事業發展的第二標誌。[2]
不只是倡導和呼籲，錢臨照更是科學史人才培養的踐行者。在中國科技大學 (簡稱中科大) 成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伊始 (1982年)，他便親自指導研究生學習，同時還創立了“既是講課，又是學術交流”的“外聘導師”教學模式，因此團結了一大批高校教師。即便是沒有科學史教學經驗的學者教授，只要其有豐富的學術經歷，能夠推動科學史研究發展，也同樣是錢臨照向學生引薦的對象，比如畢德顯院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願得信史 傳之後代
德顯兄大鑒：
年初在京相聚，早夕晤談，承教匪淺，宛如1947年在華盛頓相見之時，歲月不居，今我輩皆垂垂老矣。
茲有我校治科學史學生張煒同志寫Millikan史。我兄在Caltech多年，密立根教授高材生。敢為介紹張煒同志前來，請抽暇接見，望多指教，非特張煒一人之幸，願得信史，傳之後代，亦我輩之責也。
…………
弟錢臨照頓首
1984.3.6
1984年，錢臨照78歲，畢德顯76歲，雖“皆垂垂老矣”，但他們都堅守在科技教育的崗位上。錢臨照雖不再擔任中科大副校長之職，但仍是自然科學史的博士生導師；畢德顯任南京通信工程學院副院長、軍事通信專業博士生導師。
畢德顯1940年留學美國，本計劃於1946年獲取物理學博士學位後歸國，但因受趙忠堯邀請參與靜電加速器的設計與製作而改變計劃，他先隨趙忠堯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靜電加速器發電部分和加速器的製造，後到華盛頓卡內基地磁研究所學習離子源技術[3]，1947年中國自主研製的加速器誕生。而恰在這一年，畢德顯與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接洽訂購儀器事宜的錢臨照 “相見”，從此兩人相識定交，開啓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學術友誼。
留美期間，畢德顯先隨斯坦福大學特曼 (F. E. Terman) 學習，後經特曼推薦，師從加州理工學院密立根 (R. A. Millikan) 教授。密立根自1893年投身科學至1953年去世，不僅是美國科學從落後走向繁榮的見證者，也是這一過程的踐行者與貢獻者。密立根重視物理教育，中國李耀邦、顏任光、趙忠堯、徐璋本、畢德顯等多位物理學家均是密立根的親傳弟子[5]。因此不僅在美國，乃至在全世界範圍內，密立根都在近現代物理學發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中科大科學史研究生張煒選擇的密立根史研究方向，固然與密立根世界級的科學貢獻分不開，但錢臨照作為中科大科學史學科建設的決策者和引路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錢臨照很早便意識到“研究國外科學技術史是汲取全人類智慧精華的一種途徑，也是衡量有無求知於全世界決心的標誌之一” [1]。而關於如何開展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史研究，他也給出了“研究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科學技術發展情況，研究日本和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技術復興過程”[1]等具體指導意見。在中科大科學史學科體系建設中，錢臨照也基本遵循這一治學思想，在確立“中國科學史”研究與教學內容的同時，也創設了“西方科學史”的研究方向，開設了“西方科學史”“物理學史”和“物理學史英文文獻選讀”等課程，從兩門課程均與物理學史有直接關係的課程設置來看，錢臨照對物理學史教育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而張煒的“密立根史”研究應就在“物理學史”課程的範疇之內。為了破除師資匱乏的困境，更好地培養近現代科學史人才，錢臨照多方努力壯大師資隊伍，除了聘請謝俊民擔任“西方科學史”方向的專職教師外，還聘請了李佩珊、範岱年等近現代科學史學者做兼職導師，如今通過書信資料的發掘，我們也知道了，還有像畢德顯一樣的科學家也參與到了學科建設。錢臨照團結這些專家學者，共同組建了中科大近現代物理學史人才培養的中堅力量，利用他們豐富的學術成果，指導學生的課題研究，不僅可樹立正確的近現代物理學史研究方法，亦可達到“得信史，傳之後代” 的治學目的。
張煒先後發表《密立根——傑出的物理學家和科學組織者》和《密立根與中國》兩篇科學史文章。文章均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撰寫密立根的科學人生和科學貢獻，不僅寫出了密立根嚴謹、勤奮、敢於創新的一面，也道出了他偶爾陶醉於榮譽和地位變化而表現出頑固、保守的一面。由於文章內容的可信度高，至今仍是研究密立根史的重要參考文獻。
從調查民間市場中錢臨照存世流通的書信結果看，推薦手札幾乎佔據了半壁江山，而這也恰恰反映了錢臨照對晚輩的愛護與期待。在錢臨照心中，科學史人才與科技人才同等重要，在擔任香港王寬誠教育基金會推薦委員期間，他總會為科學史人才爭取一定的名額，為他們能夠進入劍橋、哈佛、伯克利等世界名校的科學史專業學習創造機會，直至逝世前兩個月，錢臨照還在支撐着病弱的身體，協助最後一名科學史學生辦理推薦手續。但到1980年代末期，因受限於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增設審批制度的從嚴政策，以及科學史學科學術自主性與獨立性不強，導致的職業認同度不高等不利因素的影響，科學史研究生的培養還是遇到了“種種限制”，而對於本就建制化不太充分的近現代物理學史而言，影響更是巨大。但錢臨照並不氣餒，以“堅持下去就有希望”的決心，時刻關注着近現代物理學史學科建設的發展態勢，並積極建言獻策，比如曾為復旦大學近現代物理學史教育的長足發展，給華中一校長寫了一封建議信。
華校長：
目前自然科學史研究在我國處於蓬勃發展時期。各高等院校中招收研究生 (自然科學史) 卻限於種種限制，未能適應青年學生的需求。
貴校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方面著有成績。曾召開過幾次全國性會議，着重於近代物理學史的發展討論。教師有王福山、楊福家、金尚年等先生多有論著，可謂力量不薄。
建議在貴校設一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以孚眾望，而為青年學生有志於自然科學史研究開闢道路。
專此奉牘，即頌時褀
錢臨照
1989.2.18
放眼史壇 胸懷大局
復旦大學自1980年開始招收物理學史研究生，受學科帶頭人王福山教授學術經歷的影響，“着重於近代物理學史的發展討論”。王福山重視科學史基礎教育，他要求物理學史研究生的物理基礎要達到理論物理專業碩士研究生的水平，歷史學和哲學的基礎也要向歷史系和哲學系的學生看齊，至於物理學史專業課則創立了與錢臨照“外聘導師”教學模式相似的“科學史講座”制度，每週一次，參與講座的專家學者陣容強大，除書信中提到的“王福山、楊福家、金尚年”3位先生外，還邀請了謝希德、谷超豪、盧鶴紱等著名科學家進行授課。不僅如此，王福山還依各家講稿主編出版了《近代物理學史研究》學術輯刊，為復旦大學在科技史界贏得聲譽。
但如書信開頭所説，研究生的培養在1980年代中後期還是遇到了“種種限制”，而“限制”之一便是學科點存在被動取消的風險。改革開放後重回講台的絕大多數科學史教師幾乎都已年過花甲，在為科學史學科建設奉獻10年力量後陸續退休，致使高校科學史學科建設的征途步履維艱。10年中，雖有新一代科學史學人的力量補充，但因受基礎課程建設薄弱等因素的影響，其學術能力並不足以支撐相關科學史學科點的繼續建設，比如杭州大學物理學史碩士點就因王錦光教授的退休 (1987年) 而停滯了對研究生的培養。復旦大學也面臨着相似的境況，1986年10月，復旦大學聯合同濟大學等單位為王福山舉辦了80華誕慶祝會，這便意味着王福山的執教生涯即將落幕。
或許正是出於上述因素的考慮，也“為青年學生有志於自然科學史研究開闢道路”，錢臨照給華中一寫信，建議復旦成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用加強團體學術研究水平的辦法，來維持復旦得來不易的近現代物理學史碩士點。但就筆者掌握的有限資料來看，復旦大學終究未能成立自然科學史的專門研究機構，因此在科學史教育的道路上也未能走得更遠，這在科學史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樁憾事。
但用創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辦法來強化高校科學史學科建設，其效果是顯著的。比如錢臨照所在的中科大，在培養物理學史研究生的同時便創立了自然科學史研究室，致使科學史學科在中科大的建制不斷擴大，才有了今天的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再比如內蒙古師範大學，1983年成立科技史研究所，並迅速發展出之一支穩定且實力強的科學史研究隊伍，僅用3年的時間 (1986年) 便使科學史專業成為內蒙古自治區首批重點學科；而廣西民族大學 (簡稱廣西民大) 經李志超教授的建議，在不具備研究生培養資格的條件下，事先成立科學史研究室 (1986年)，並採用文理結合研究法確立了“銅鼓”選題方向，開拓出了極具西南地區地域特色的科技史研究之路，為日後廣西民大成為南方科技史研究重鎮奠定了基礎[6]。李志超教授作為中科大科學史研究室早期專職教師之一，其治學思想深受錢臨照院士的影響，那麼説在廣西民大科學史學科的建制化道路上，也有錢臨照的貢獻在其中，當不為過吧。
不限於高校，錢臨照也視專業科學史研究機構的建設與發展為己任。他撰寫《校所聯合共同培養高質量的研究人才》意見書，促成中科大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合作，開創“所繫結合”的辦學傳統，而對科學史所科研項目的選題與策劃也是盡其所能地提供幫助與支持，“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等中國科學院“九五”重大項目的成功立項，就有錢臨照的努力在其中，對科學史所的人才培養和學術水平提升產生深遠影響。
垂範治史 躬身踐行
錢臨照12歲時與錢穆先生寢食相隨修習國學，因此打下堅實的文史功底，同時也影響了他此後重考據治史態度的形成。錢臨照具有極高的承擔歷史責任的自覺性，這不僅體現在對《墨經》的校釋上，在近現代物理學史研究和教育實踐中，他也始終秉持史家的道德標準，來弘揚科學事業的發展和科學家的正義。在《中國物理學會50年》一文中，錢臨照確認了顏任光與胡剛復是推動中國高校物理教學正軌化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國物理學會60年》一文中，又提供了李復基博士是最早正式接受現代物理學教育的中國人的史料線索。而更為世人稱道的還要屬他為葉企孫先生的冤假錯案平反所付出的努力。葉企孫因其學生熊大縝在抗戰時期被誤判為“特務”，而在“文革”中受到牽連，直至逝世 (1977年) 後多年，對葉企孫的科技和教育貢獻仍未給予公正的評價。錢臨照則依據《蔡元培年譜長編》(簡稱《年譜》) 的相關記載，撰寫了《紀念物理學界的老前輩葉企孫先生》一文，文中首次公開肯定葉企孫1938年在天津協助學生籌辦炸藥經費及無線電設備等事宜是愛國抗日壯舉，並非特務行為[2]。並以《年譜》為線索，外加整合葉企孫“日記”以及“我與熊大縝的關係”等手稿資料指導學生胡昇華撰寫了《葉企孫先生——一個愛國、正直的教育家、科學家》碩士論文，為葉企孫的“特務”冤案平反昭雪提供助力。
與指導撰寫科學家傳記類文章不同，為使科學史研究成果令人信服，除了文字考證之外，錢臨照還重視實驗科學史研究。錢臨照留學英國時期，拒絕了導師安德雷德 (E. N. da C. Andrade) 安排的博士論文答辯。據胡昇華先生推測，其原因之一便是錢臨照對安德雷德假借他手做關鍵實驗的研究作風不贊同[7]。此舉不僅反映了錢臨照對待科學研究的嚴謹態度，更是影響了他此後實驗科學史研究方法的開拓。席澤宗的《伽利略前2000年甘德對木衞的發現》一文就是在聽取錢臨照意見後，增加實地觀測內容，從而被日本科學史家藪內清 (Kiyosi Yabuuti) 推崇為實驗天文學史的開端[2]；除此之外，錢臨照還指導中科大華同旭、李志超、張秉倫等人立項實驗科學史課題，諸位學人也是不負眾望，分別在漏刻研究、渾儀和渾象研究、秋石方復原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累累碩果，並引起國際科學史界的關注，為中國科學史研究贏得聲譽。
正如美國物理學家費曼的推測：法拉第-麥克斯韋電磁學的發生發展史意義終將超越美國南北戰爭史。在科學昌明的時代，錢臨照深知近現代科學史將日益成為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他非常重視中西兼顧式的近現代科學史研究，他常説：“一個不懂本民族科技史，亦不瞭解世界科技史的民族，將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有作為的民族”[1]。
除培養近現代物理學史研究生、指導中科大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和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課題立項、組織學會學術會議研討等工作外，在近現代物理學家傳記寫作方法示範以及科學家精神科普工作方面，錢臨照也是兢兢業業，看似不成系統的工作卻幾乎貫穿了他的後半生。比如早1956年，錢臨照以演講會的形式，在首都劇場主講了“富蘭克林和居里夫婦的生平以及他們在科學上的貢獻”。改革開放後，在《物理》《科技日報》《中國科學院報》等刊物上發表《懷念故友晶體學家陸學善同志》《悼念我國物理學界前輩謝玉銘教授》《懷念胡剛復先生》《懷念任之恭先生》《追憶嚴濟慈先生早年的科研活動》《一位實驗與理論兼長的物理學家王淦昌》等著名科學家紀念文章10餘篇。影響最大者當屬與許良英合作主編的《世界著名科學家傳記：物理學家》，歷時10年，共出版5輯。《世界著名科學家傳記：物理學家Ⅴ》出版後5個月，錢臨照謝世於安徽。
尾聲
錢臨照院士忠誠於中國科教事業數十年如一日，改革開放後更是把主要精力奉獻給了中國科學史。他尊重人才、堅持真理，成功地把信史的治學理念弘揚到近現代物理學史領域；他專注學術、高瞻遠矚，遠景規劃近現代物理學史學科的發展方向。錢臨照對中國近現代物理學史方面的貢獻昭彰史壇，因此研究錢臨照對近現代物理學史方面的貢獻便顯得日益重要，這也將有助於後人正確而全面地認識錢臨照在科學史方面的學術信念和學術價值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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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建國, 鍾萬勰. 錢臨照, 錢令希紀念文集. 科學出版社, 2016.
[5]張煒. 密立根——傑出的物理學家和科學組織者.自然辯證法通訊, 1984(4): 61-73.
[6]萬輔彬, 李志超. 傳承國學薪火, 闡發天人古義——科學史家李志超教授訪談錄. 廣西民族大學學報, 2007, 13(2): 2-5.
[7]胡昇華. 從錢臨照院士的五次選擇看中國科學家精神. 中華讀書報, 2021-05-05: 17.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科學雜誌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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