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齡農民工為什麼進城？（照看型農民工）_風聞

大齡農民工是指年齡在50歲以上農民工。

20年來，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城大齡農民工的人數越來越多。

大齡農民工進城的目的也在變化。除了打工掙錢、養家餬口外，那些以照看家人為主、打工掙錢為輔的農民工（我稱為照看型農民工），也在越來越多地進入城鎮，特別是進入家鄉的縣城。

大齡農民工進城人數和目的的變化，會對中國的城鎮化產生重大影響。

大齡農民工加速進城

根據歷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1]，中國50歲及以下農民工總數，2013年達到22806萬人的歷史最高點後[2]，在最高點附近徘徊到2016年。此後連年下降[3]，從2016年的22790萬，減少到2023年的20649萬，共減少了2141萬，即減少了約9.4%。2013-2023年期間，中國50歲以上農民工總數，增加了5016萬人，相當於這十年間全國2859萬新增農民工的1.75倍。

中國外出農民工的平均年齡也逐年上升。特別是2023年，全國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38.9歲，比2022年上升了1.5歲。

平均年齡一年上升1.5歲意味着什麼？

2023年，全國外出農民工人數為17658萬，比2022年增加了468萬。假如2022年在城鎮打工的所有農民工，2023年都還在城鎮工作，則這部分農民工的平均年齡，也只應該比上年上升1歲。由此可算出，新增的468萬農民工，平均年齡應該是：[38.9×17658-(37.4+1)×17190]÷468=57.3（歲）。

根據官方數據，外出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從2010年的31歲上升到2022年的37.4歲，平均每年上升0.5歲；上升幅度最大的2018年，也只比上一年上升了0.9歲。

按0.9歲計算，2023年新增外出農民工的平均年齡還要上升好幾歲[4]。

導致高平均年齡的原因，是因為官方公佈的50歲以上農民工人數中，包括了60歲以上的人員。對2020年全國60歲以上農民工的人數，我做過粗略的估算[5]。估算結果1322萬[6]，佔當年官方公佈的全國50歲以上農民工人數（7540萬）的17.5%。

大齡農民工進城後，工作好找嗎？

統計中，農民工分成在户口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本地農民工，和工作在户口所在鄉鎮地域以外（主要是各類城鎮）的外出農民工。

外出農民工的月均收入要比本地農民工高，發展前景要比本地農民工好，因而農民工打工，首選進城。進城的農民工多了，城鎮用工方就有挑選的餘地。以農民工為主的行業中，年齡是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年輕人的工作效率總體上更高。為降低用工成本，城鎮用工方會盡可能地聘用相對年輕的農民工。年齡增大後在城鎮找不到工作的大齡農民工則不得不離開城鎮，回鄉打工或務農。

統計數據表明，2014-2022年，本地農民工的平均年齡要比外出農民工大將近10歲，本地農民工中，大齡農民工的比例要比外出農民工高出20-25個百分點。研究人員與媒體的調查也表明，在城市，大齡農民工確實不好找工作[7]。

既然如此，2023年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大齡農民工進入城鎮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從鄉村勞動力與農民工的統計口徑講起。

鄉村勞動力統計中包括照看型勞動力

家庭中，勞動力需要承擔着兩種職能：一是通過工作獲得收入來養家；二是從事家務勞動，主要是照看家庭中的老幼病殘。

農民工供過於求的民工潮年代，外出農民工一家往往分居城鄉兩地。家中的老幼病殘及照看他們的勞動力留在鄉村，進城的外出農民工則只管工作掙錢、不用照看家人。中國鄉村的日常消費水平和住房支出遠低於城鎮，“家屬留鄉村”可以大幅度降低外出農民工家庭的生活支出、進而降低農民工的工資底線。外出農民工本人不用照看家屬，可以把原本用於家務的時間，儘可能地用來加班掙錢[8]。對城鎮用工方來説，這種兩地分居有利於降成本。而對外出農民工家庭來説，這意味着家庭職能的分工。照看家中老幼病殘，成為留守鄉村勞動力的主要（甚至唯一）職能。

照看自家家人勞動的勞動年齡人口，該不該算入勞動力？按理説，以非市場化的方式操持家務的成年勞動者屬於非勞動力，不應列入市場經濟下的就業統計[9]。但國際通用的就業標準又規定，為取得報酬、每週工作時間在1小時及以上的人，都算就業者[10]。中國鄉村幾乎家家都有承包地；種地收穫的農產品即使自家消費，也屬於報酬；只要每天平均花10分鐘到自家地裏摘點自家吃的菜，照看家人勞動力每週的工作時間就達到上述就業者的標準。因而這些人都被算入農業勞動力。但算歸算，實際上這些“農業”勞動力第一位的職能仍然不是務農，而是照看家人。

有資料表明[11]，全國鄉村這種照看型勞動力的比例，約佔鄉村户籍勞動力的10%-15%，人數以千萬計。

照看型農民工是怎麼出現的？

照看型農民工的出現，與縣域中小學教育的變化分不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鄉村青少年基本上是在本鄉鎮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12]。由於當時大學招生名額有限，除了一少部分優秀生外，大多數鄉村學生初中畢業後就就業。

最近二三十年，一方面，高校大規模擴招，大學本專科招生人數從擴招前1998年的108.4萬，增加到2022年1014.5萬。另一方面，義務教育佈局調整，大量鄉村學校被撤併，縣域內優秀教育資源不斷向縣城聚集[13]。

大學擴招拓寬了鄉村學生向上流動的渠道。讓孩子去質量高的中小學就讀，爭取考上大學、畢業後進城工作安家，成為相當多鄉村家庭的追求。義務教育佈局的調整，則迫使越來越多的鄉村家庭，將孩子送到户籍所在地的縣城接受中小學教育。2020年，全國義務教育城鎮化率達到80.25%，高出人口城鎮化率 (63.89%) 16.36個百分點[14]。

孩子在鄉村就近讀書時，長輩可以邊工作邊照看。孩子去縣城讀書，離鄉村家裏較遠，長輩就只能到跟着孩子進縣城陪讀。研究表明，父母雙方中，一方陪讀的比例越來越高，中西部一些村莊中，該比例已超過1/3[15]；陪讀時間也越來越長，從只陪讀高三、到陪讀整個中學甚至小學[16]。

陪讀意味着鄉村家庭連續多年在城鎮生活。縣城的生活支出（特別是縣城租房或購房的支出）遠高於鄉村。為減輕生活壓力，在不影響照顧孩子的前提下，照看者還會盡可能地在縣城找活幹。於是，照看型的鄉村“農業”勞動力，就轉變成以照看家人為主、打工為輔的照看型農民工[17]。

如果就業形勢較好，農民工一方（多為男性）外出打工的收入較高且較穩定，能夠獨立負擔陪讀開支，外出農民工夫妻會選擇一方外出、另一方（多為女性）留在縣城陪讀，畢竟媽媽陪讀的效果要比爺爺奶奶好[18]。

如果就業形勢比較嚴峻（如2023年），農民工夫妻一方外出打工的收入不足以負擔陪讀開支，農民工家庭有兩種選擇：一是媽媽和奶奶一起陪讀，媽媽負責監督孩子學習，同時找一份工作時間長一些、工作靈活性小一些、但收入高一些的工作；奶奶則在照看孩子的日常生活之餘，打打零工。二是媽媽也外出打工，由奶奶陪讀、爺爺農忙時回鄉務農，農閒時在縣城打零工[19]。

需要説明的是：第一，需要陪讀的中學生年齡一般為12-19歲，他們的爺爺奶奶年齡應該比他們大40-50歲，因而這些大齡農民工年齡接近甚至超過六十歲很正常。陪讀不是打工，首先考慮的不是陪讀者的年齡與工作效率，而是陪讀者與被陪讀學生是否是一家人。第二，打零工的陪讀者工作時有時無，月收入當然比不上正常工作的農民工。打零工的人多了，外出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就可能增長緩慢甚至下降。2023年，全國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水平名義增長率只有3.8%，只相當於同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率（7.7%）[20]的一半。農民工中打零工人員的增加是需要考慮的原因之一。

總之，既然照看型農民工是以照看家人為主、打工為輔，那麼，主輔間發生衝突時，他們只能把照看放第一位。

如前所述，2013年是中國50歲及以下農民工總數的歷史最高點。此後青壯年農民工的短缺，迫使用工方滿足“負有撫養義務的勞動者”[21]邊照看家人邊工作的要求。這就是最近十年，各地出現那麼多的“媽媽崗”、“育兒崗”的原因[22]，也是一些縣城與鄉鎮歡迎大齡農民工的原因[23]。

[1] 本文所引統計數據中，來自各年《中國統計年鑑》與《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引用時不註明出處。

[2] 根據歷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公佈的全國農民工總數與相應年齡段人員佔比算出。

[3] 唯一的例外，是因新冠肺炎影響，2020年人數劇減後，2021年人數有所回升。

[4] 準確地説，是60.9歲。

[5] 我對自己估算的評價是：依據實在太少，估算結果會有較大誤差；但目前關於該年齡組農民工的官方數據奇缺，而判斷當前全國農民工供求形勢又急需這方面的數據，不得已作此推算。

[6] 詳見《超齡農民工清退了，缺工怎麼補》，《第一財經日報》2022年5月6日。

[7] 王歐：《大齡農民工的“下沉式”工作流動》，《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月30日；張成剛：《數字化下，零工羣體的就業狀況如何？》，《虎嗅》2023年12月20日，https://www.huxiu.com/article/2442657.html；《中國第一代農民工，還在打零工》，《財經網》2023年4月12日，http://m.caijing.com.cn/article/296169；《“變老、變少”的建築工人，不得不離開工地》，《澎湃新聞》，2022年6月1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495978。

[8] 劉林平、張春泥、陳小娟：《農民工的效益觀與農民工的行動邏輯——對農民工超時加班的意願和目的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10年第9期，第50-51、55-56頁。

[9] 高鴻業主編：《經濟學原理》（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85頁。

[10] 李曉超：《關於我國調查失業率統計的幾個問題》，2020年9月28日，新華網（www.xinhuanet.com/finance/2020-09/28/c_1126550396.htm）。

[11] 黃丹：《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廣東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載鮮祖德主編：《中國農村勞動力調研報告 200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年版；沈茂英：《四川農業勞動力老齡化與農村政策調整》，《西北人口》2013年第1期；《湖北農村勞動力省外務工人數超過500萬人》，國家統計局網站，2008年2月22日，http://www.stats.gov.cn/tjfx/dfxx/t20080221_402463978.htm；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中國城鎮失業報告》，2012年12月9日；《全國婦聯發佈〈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國經濟網，2013年5月10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305/10/t20130510_24368366.shtml。

[12] 張一晗：《教育變遷與農民“一家三制”家計模式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齊薇薇：《縣域教育“供給-需求”匹配視角下母親陪讀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13] 張一晗：同上。

[14] 轉引自汪永濤：《家庭視角下縣域城鎮化的實踐路徑——基於新時代農民工的多點調研》，《思想戰線》2023年第3期，第114頁。

[15] 張一晗：同上；蔣宇陽：《從“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讀”——教育驅動下的縣域城鎮化新特徵》，《城市規劃》2020年第1期。

[16] 張一晗：同上；齊薇薇：同上。

[17] 《再探“媽媽崗”》，《南方日報》2004年5月20日；《“媽媽崗”啓示錄》，《南方日報》2023年4月10日；張一晗：同上。

[18] 齊薇薇：同上；田北海，黃政：《陪讀比較優勢、家庭利他主義與農村陪讀母親的形成》，《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19] 石騰飛：《城鄉融合發展與高齡農民工“返縣就業”》，《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20] 《2023年國民經濟回升向好 高質量發展紮實推進》，國家統計局網站，2024年1月17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7_1946624.html。

[21] 《再探“媽媽崗”》，《南方日報》2004年5月20日。

[22] 我手裏一份有關鄉村媽媽就業的文檔，包括10多篇媒體報道，最早的一篇恰巧是2013年的。此後的報道集中在2016-2019年（7篇）和2023-2024年（10篇）。

[23] 《大齡農民工在一些縣城和鄉鎮成為“香餑餑”》，《工人日報》202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