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同濟醫院回應“誘逼捐器官”，器官捐獻真有“黑幕”嗎？_風聞

　　儘快推進腦死亡立法，能大幅減少醫療資源浪費、滿足司法實踐需要。

　　**撰文 |**燕小六、凌駿

　　7月22日，武漢同濟醫院在官網發佈關於網傳“武漢同濟醫院某醫生誘逼捐器官”等不實信息的聲明，稱網傳言論經查均為不實信息，並保留依法追究傳播者法律責任的權利。

　　據《紅星新聞》報道，當事人李女士稱，兩年前，她28歲的兒子因腦損傷去武漢同濟醫院就診，在沒有進行科學測試的情況下被判定為腦死亡，主治醫師李某某還一度勸她捐獻兒子的器官。

　　相關事件經報道後，部分公眾對器官捐獻的流程、公正性等提出質疑，武漢同濟醫院的聲明並沒有完全消除大家的疑慮。北京中醫藥大學一位教授結合報道公開發微博，建議不要籤器官捐獻協議。

　　“這已經影響到我們正常工作了。”長三角地區的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洪紅（化名）告訴“醫學界”。

　　“建立一個倫理的公民器官捐獻體系是幾代中國器官移植醫生的夢想，這個夢想正在我們這一代人中得以實現。”國家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在《中國器官捐獻的發展歷程與展望》一文中寫道。如今，中國器官捐獻工作者苦心積累起的社會信任正在經受巨大考驗。

　　器官捐獻不是一個人説了算

　　我國中部地區某三甲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嚴浩（化名）認為，公眾熱衷於相信和傳播所謂器官捐獻黑幕，表明對器官移植的流程和監管，以及倫理規定、國家制度等缺乏瞭解。

　　多名業內人士告訴“醫學界”，目前各個醫院的器官獲取、協調等工作在執行層面略有差異，但多由器官捐獻協調員統籌，有嚴格的審核流程，需要第三方監督、簽字，不可能發生未經病人、家屬允許就捐獻的情況。

　　我國現階段器官捐獻包括3類，即腦死亡器官捐獻（Ⅰ類）、心臟死亡器官捐獻（Ⅱ類）和腦-心雙死亡器官捐獻（Ⅲ類）。根據今年5月1日實施的《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人體器官捐獻應當遵循自願、無償的原則，已經表示捐獻意願的也有權撤銷。

　　若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獻的，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決定捐獻，且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包括子女、父母、兄弟姐妹所有的直系親屬或監護人自願同意，才能捐獻。”鄭州人民醫院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趙雲峯告訴媒體。

　　器官捐獻協調員負責在醫院內尋找符合條件的捐獻者，並獲取家屬同意。時機非常重要，器官捐獻協調員如果介入太早，患者或還在積極治療中，家屬會本能地排斥捐獻。但介入太晚，器官已經衰竭，失去移植價值。

　　更重要的是，“捐獻必須經醫院人體器官移植倫理委員會審核，填寫、提交很多文件和表格。我們要爭取寶貴的時間。”洪紅説。

　　嚴浩介紹，相關倫理委員會的成員或達十多人，包括醫學、法學、護理學、倫理學等專家。他們會評估患者是否有搶救價值、預後如何，以及待捐獻的器官功能等。按照規定，從事人體器官移植的醫學專家不能超過委員會人數的1/4。

　　“要注意的是，全面評估的同時，積極搶救一定是第一要義。臨牀醫生絕不會為了移植而放棄治療。”嚴浩強調，他遇到過家屬同意捐獻，但重症監護醫生投否決票的情況。

　　該名患者出現重度顱腦損傷，瞳孔開始擴散，前期評估認為腦死亡風險極大。“全力搶救後，如果患者狀態有所改善、沒有繼續走下坡路，那就不符合捐獻標準了。”

　　如何定義死亡？

　　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器官捐獻中源於“腦死亡患者”的佔比為62.3%，其餘為“心臟死亡”25.4%、“心-腦雙死亡”12.3%。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副院長、肺移植中心主任陳靜瑜告訴“醫學界”，目前腦死亡的醫學判定已不存在技術障礙。包括陸續制定的《中國成人腦死亡判定標準與操作規範（第二版）》《中國兒童腦死亡判定標準與操作規範》等，“我國腦死亡的醫學診斷標準，跟國際是完全接軌保持一致的。”陳靜瑜説。

　　根據《中國成人腦死亡判定標準與操作規範（第二版）》，腦死亡的判定需要同時符合“深昏迷”“腦幹反射消失”“無自主呼吸”三大標準。其中需重點排除各種原因造成的“可逆性昏迷”，包括急性中毒、休克、嚴重電解質及酸鹼平衡紊亂、嚴重代謝及內分泌功能障礙等。

　　在此基礎上，還要進行腦電圖、經顱多普勒超聲、短潛伏期體感誘發電位的腦死亡確認試驗。最後再進行腦死亡自主呼吸激發試驗，驗證無自主呼吸。

　　據陳靜瑜介紹，“腦死亡”並不是由負責救治的醫生單獨判斷。“按照規定，需要有兩位以上從事臨牀工作至少5年、經培訓後具有腦死亡判定資質的醫生聯合參與。他們大多數是神經內科、神經外科、重症醫學領域的專家，確定患者全腦功能已不可逆地終止，無任何搶救希望。”

　　這套機制可以有效避免“誤判”。“醫學界”查閲發現，2022年，湖北咸寧曾有一位17歲的少女在當地醫院被初步判斷為腦死亡，後經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專家複核發現，該患者還有一絲搶救希望，最終成功救活了這位少女。

　　當時負責器官捐獻協調、武大人民醫院器官協調員戢春蘭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每發現一個潛在捐獻者時，第一步會對患者進行全面評估，並不是一發現是潛在的器官捐獻者，就放棄治療。“我們不會為了救幾個人的性命，而放棄一個人的性命。”

　　儘管臨牀對腦死亡的醫學判定、流程等制定了嚴格標準，但一大問題在於，我國尚未對“腦死亡”進行明確立法。今年5月，中華醫學會泌尿外科學分會腎移植學組委員楊順良等在《人體器官捐獻中的死亡標準問題》撰文指出，最新修訂的《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中未定義死亡，且迴避了“是否承認腦死亡”這一關鍵性問題。

　　陳靜瑜曾連續三屆擔任全國人大代表，他在每年兩會提案中都呼籲進行腦死亡立法。“要強調的是，腦死亡立法並不單是為了器官捐獻。通過現代醫療設備，腦死亡患者可以長時間維持心跳，但‘死亡’本身無法逆轉，因此會浪費大量的醫療資源。”

　　而對於器官捐獻而言，“傳統意義的死亡”即“心臟死亡”患者，“心臟捐獻肯定是無法進行了，其他器官能否捐獻則視具體情況而定。而若等到心臟死亡後再進行愛心捐獻，獲取器官的質量相對也會打折扣。”陳靜瑜説。

　　“腦死亡”未立法也讓器官捐獻流程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風險。《人體器官捐獻中的死亡標準問題》指出，目前尚未見將腦死亡器官獲取行為，認定為犯罪的司法判決。但從法律角度，以腦死亡為基礎的器官捐獻是否會受到法律處罰，還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個別醫療機構為避免與家屬產生矛盾，不接受腦死亡器官捐獻，不配合器官捐獻工作。”文章寫道。

　　2018年，陳靜瑜曾接到過全國人大科教文衞委員會的來信，針對他的腦死亡立法提案給予了肯定與支持，表示可以採取“二元制”，在現行法律中增加“腦死亡”和“心死亡”規定，建議有關方面在制定或修訂法律時予以認真考慮。

　　“但目前，我們依然沒看到法律進行了相關調整。”陳靜瑜告訴“醫學界”，“事實上，近年來我國大部分的器官捐獻都來自於腦死亡患者，這表明對腦死亡的認知已經具備了民眾基礎。儘快推進腦死亡立法，能大幅減少醫療資源浪費、滿足司法實踐需要。”

　　器官分配如何避免“特權”？

　　嚴浩、洪紅等人還關注到“航空轉運供體”一事。

　　據媒體報道，近日，深圳市人民醫院利用直升機轉運供體，併成功開展兩例肺移植手術，其中一名患者73歲。部分網友質疑其身份，擔憂存在特權尋租，器官移植過程疏於嚴格監管等。

　　深圳當地於7月22日晚間回應，兩名移植患者均為普通退休工人，所移植器官均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按照國家器官分配科學政策分配。

　　COTRS於2011年正式啓用，是官方強制使用的人體器官分配系統。“華山醫院器官捐獻組織”官微撰文稱，該系統以患者病情緊急度、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國際公認的客觀醫學指標進行排序，由計算機自動分配器官，增加器官分配的規範度和透明度，以技術手段最大限度地排除人為干預。

　　嚴浩坦言系統內置了非常複雜的評判指標。根據《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基本原則和核心政策》，以肺臟移植為例，影響匹配排序的主要因素包括等待者評分、地理因素、年齡因素、血型匹配、肺臟移植等待時間、捐獻者接受原則和心肺聯合移植。

　　“COTRS是國家衞健委運營的，醫院、地方衞健委無法操控數據。”嚴浩告訴“醫學界”，醫院和患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定期上傳病情變化數據，從而更新等待者的綜合評分，以調整其在匹配排序中的位置。

　　這些數據不是隨便填填即可。COTRS會追溯、核查每一條信息。如果器官分配過程中出現異常，系統就會讓醫院寫情況説明、解釋。出現違法操作時，涉事醫院、醫生將承擔法律責任。

　　根據最新版《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器官分配僅存在一種“特權”。即患者的配偶、直系血親或三代以內旁系血親曾經捐獻遺體器官的，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排序。

　　在洪紅看來，COTRS系統有進一步提升空間。

　　比如，我國仍存在多點登記等情況，同一個病人會在多家移植中心就診，然後通過該中心錄入系統、等待移植器官。而真到器官分配時，有些患者會挑挑揀揀，會以供體不夠年輕、家人不在身邊、自己沒準備好等理由推脱手術。洪紅認為，這可能造成供體浪費。

　　另一方面，COTRS系統的建設思路、框架等是以國外系統為藍本，沒有充分考慮到中國各地現存的醫療差異、未完全統一移植手術指徵。“這導致的結果，就是一些診斷模糊且心理建設未成熟的患者，可能會被錄入移植等待系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