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白人貧困：被邊緣化的主流與看不見的多數_風聞

澎湃新聞

2024年07月24日 15:41:03 來自上海

電影《鄉下人的悲歌》劇照

7月15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宣佈他將代表共和黨參加美國總統競選，隨後正式選擇萬斯（J.D.Vance）作為副總統候選人。萬斯（J.D.Vance）曾出版《鄉下人的悲歌》，是美國底層白人和工人階級代表。伴隨着萬斯進入大眾視野，“洋垃圾”（White Trash）、“鄉下人（Hillbilly）”、“白人貧困”、“紅脖子”、“白人Loser”，這個曾被忽視的羣體已浮出水面，成為左右美國政治的關鍵力量。

發達國家的失敗者

“白人垃圾”（White Trash）或“洋垃圾”，是稱呼中下層白人的外號，用來嘲笑在西方發達國家作為主流羣體、佔據社會優勢地位，卻淪為失敗者（Loser）的白人，以沒文化、爆粗口、酗酒、吃垃圾食品、肥胖症為特徵。

近年來，發達國家的貧困、無家可歸、貧富差距問題日益加劇，貧困不再是有色人種或移民獨有的現象，作為主流社會羣體的白人，同樣面臨貧困問題。在美國，有6600萬白人生活在貧困中[1]；在澳大利亞，有11.6萬人無家可歸，其中白人約佔70%[2]；在歐洲最富裕的國家盧森堡，貧困人口和無家可歸者都在增加，12.9%的工薪人口面臨貧困危機，其中大部分是白人[3]；在英國，2024年有19%的白人生活在相對貧困中[4]；在南非，白人貧困率12%，約45萬白人生活在貧困中。

在美國，“白人垃圾”（White Trash）常與其他詞彙混合使用，帶有貶義和攻擊性，例如用來指代美國南方，特別是佛羅里達和佐治亞州白人農民的“白鬼”（Cracker）；指代阿拉巴契亞山區白人的“鄉巴佬”（Hillbilly）；指代奧克拉荷馬州白人流浪工人的“奧基”（Okie）；指代南方種植園中被陽光長期照射而皮膚髮紅的白人農民的“紅脖子”（Redneck）；指代居無定所、沒有房產，只能住在移動組裝房車裏的“房車垃圾”（Trailer Trash）。這些稱呼，都帶有人格上的侮辱和否定。

用來貶損下層白人的俚語，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地域特點。“白人垃圾”（White trash）最初出現在19世紀初，是美國南方蓄奴州的黑人對白人的稱呼，在1852年出版的經典反奴隸制小説《湯姆叔叔的小屋》中，作者斯托夫人專門寫了一章題目為“白人垃圾”的內容，描寫美國南方的底層白人境況。

貓王早期藝名為“鄉巴佬之貓”（Hillbilly Cat）

與代表美國北方工業社會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不同的是，美國中下層白人的歷史可溯源到蘇格蘭-愛爾蘭人羣體，他們是定居在美國最初十三個殖民地的威廉三世（奧蘭治的威廉）的追隨者。“白鬼”（Cracker）一詞源於蘇格蘭蓋爾語中的Craic，指代大聲交談、大聲吹牛的人。“白鬼”的祖先是英國流浪漢、罪犯、孤兒、蘇格蘭和威爾士移民，被官員視為不守法不禮貌的羣體，是為南方種植園大地主工作的佃農和牧牛人。“鄉巴佬”（Hillbilly）也源於蘇格蘭蓋爾語，Hill指遠離人羣的孤立者，Billy指同志。“鄉巴佬”居住在阿拉巴契亞山區，是美國中西部重工業區的早期建設者，1892年的《鐵路工人報》（The Railroad Train men’s Journal）首次使用“鄉巴佬”一詞，1900年《紐約報》（New York Journal）將“鄉巴佬”描述為“阿拉巴馬州自由公民，住在大山裏，説話缺乏教養，衣着打扮邋遢，愛喝威士忌酒”。“鄉巴佬”們喜歡自給自足，拒絕現代化，觀念落後，喜歡暴力。

根據小説改編的電影《憤怒的葡萄》

“奧基”（Okie）來源於美國1930年代大蕭條和破產白人的血淚史，是加州人對來自奧克拉荷馬農民工的貶義稱呼。大蕭條時期，上百萬破產的奧克拉荷馬人來到加州中央谷地做農場工人，1990年代，加州有約375萬“奧基”。1940年普利策獲獎紀實文學《憤怒的葡萄》，就描述了因金融與農業變革而一貧如洗、被逐出奧克拉荷馬的白人一家，前往加州尋找出路，成為“奧基”的故事。

“紅脖子”（Redneck）始於1890年代的美國南方，白人在種植園中工作，受到太陽暴曬後，脖子發紅，故被戲稱“紅脖子”。除了在農場工作的白人，紅脖子也指代在工廠工作、沒有土地、只能在貧瘠的沼澤地中生活的白人。

“房車垃圾”（Trailer Trash）始於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興起於二戰後。大蕭條時期，東部、中西部白人為討生活，靠大篷車裝載家當、舉家搬遷到西部拓荒；二戰後，住房減少，一些白人失去住所，無家可歸，只能居住在帳篷、房車、組裝移動屋裏。

看不見的貧困

在2024年6月出版的新書《白人貧困：揭示種族與階級神話如何重建美國民主》中，威廉•巴伯（Reverend Dr. William J. Barber II）和喬納森•哈特格羅夫（Jonathan Wilson-Hartgrove）指出，事實上，美國貧困人口中，白人才是貧困人口的大部分，也更容易陷入貧困。貧困白人有6600萬人，貧困黑人2600萬，白人數量比黑人多4000萬人，但這個事實長期被忽視[5]。白人貧困問題之所以不被看到，是因為貧困問題在美國被長期當作“黑人問題”看待，被視為種族問題而不是階級問題。

這一定程度上與美國官方統計方式有關，統計辦法於1960年代制定，以温飽為基準線，沒有計入當代社會的醫療、教育、交通、住房成本。哈特格羅夫認為，41%的美國人口都處於貧困水平，每天因貧困死亡人數是800人，與新冠疫情時期的死亡人數相當，因此貧困是美國正在發生的一場“疫情”。另一方面，白人被塑造成社會上層既得利益者，從而使真正佔貧困人口大多數的白人，除了“白人”標籤外，得不到多少社會救濟。[6]

2024年6月出版的新書《白人貧困：揭示種族與階級神話如何重建美國民主》

白人貧困的根源在於美國的奴隸制歷史。奴隸制不僅產生黑人、有色人種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導致白人貧困。在大種植園制度下，肥沃土地被奴隸主佔有，無產階級白人只能獲得條件最差的土地，在不適合耕種的沙地、山地上開墾，成為“山地白人”或“鄉巴佬”（Hillbilly）。奴隸制剝奪了窮苦白人的土地所有權和政治投票權，因此很多人轉而做小偷、強盜，喜歡“走後門”，留下很多行為、選擇、價值上的問題，為貧困埋下隱患。

在《論美國民主》中，托克維爾論述：“從出生起，美國南方白人就活在內部極權中，因此他獲得的第一個習慣，就是毫不費力的佔有，這讓南方白人生性傲慢、易怒、衝動、暴力，充滿慾望，被一切障礙激怒，而一旦他初次嘗試就失敗時，其內在的軟弱就再也無法掩飾，會輕易選擇放棄。”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斯托夫人寫道，白人在美國經歷的貧窮是在歐洲時不曾經歷的，大種植園制度迫使白人為生存掙扎，變得“難以置信的殘忍”，像盲目發瘋的野獸。

美國大蕭條時期，帶孩子移民到西部的白人母親

白人貧困問題與階級問題密切相關。“白人垃圾”的稱呼雖由黑奴發明，但將其推廣開來的卻是白人中上層階級，被中上層白人用來將自己與下層白人進行身份區分。傑圭琳•威爾遜（Jacqueline Zara Wilson）就認為，“白人垃圾”根源於英國的階級與民族鬥爭，在文章《看不見的種族主義：白垃圾的語言與實體論》中，她指出，“白人垃圾”是有特權的英格蘭人對愛爾蘭、威爾士和愛爾蘭人的歧視，是一條等級制度鄙視鏈，英格蘭人最高，蘇格蘭-愛爾蘭的蘇格蘭長老會移民其次，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人是最末端。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則認為，“白人垃圾”是英國殖民者對美國殖民地的歧視，在著作《洋垃圾：未被講述的美國400年階級史》中，她指出這片新大陸被英國人視為不毛之地，是用來承接英國底層人口，是“扔掉那些沒用的、純屬浪費的糟粕渣滓們的垃圾桶”。

白人的貧困問題，是種族與階級同時作用的結果，即使在奴隸制中，也摻雜了濃重的階級關係。例如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方蓄奴州就曾提出，北方對待白人工人階級的方式，與南方蓄奴制沒什麼不同。北方聯邦軍總司令尤利西斯·格蘭特説，南北戰爭不僅解放南方黑奴，也解放南方底層白人，“南北戰爭解放了數以百萬計的貧困白人，他們的情況比黑人還慘”，美國內戰也是一場階級戰爭[7]。

反向種族歧視

在美國，白人被長期塑造成既得利益者和社會資源主要佔有者，使白人貧困問題與白人主流敍事格格不入，不僅無法被看見，也不可説，造成另一種反向種族歧視。美國導演約翰•沃特斯（John Waters）曾感嘆：“白人貧困是最不可説、不可提、不可碰的種族歧視”。白人貧困問題可能是一種原罪：在白人內部，貧困是一種羞恥，是“一手好牌打稀爛”的典型，歸因只能是自身，不可歸因於社會，因為社會一開始就給白人最好的起點；在白人外部，白人貧困只會激怒其他有色人種，後者明顯在貧困問題上更有話語權，會引發種族歧視麻煩。

對貧困白人的種族歧視，貫穿了美國曆史。貧困白人的膚色曾被種族主義者加以歧視調侃：“可怖的蠟黃和慘白，像黃色羊皮紙”、“過於白，像得了白癜風一般”。斯托夫人也曾寫到：“這位悲慘的白人女性，目光空洞，兩頰凹陷，懷中的孩子瞪着一雙驚悚的眼睛，彷彿被驚嚇到的野獸。”

貧困白人遭到的種族歧視往往來自白人內部。蓄奴主義者丹尼爾·亨得利（Daniel R.Hundley）曾於1860年提出，白人貧困是“血統決定”（bad blood）而非社會造成，形容下層白人為“地球上最懶惰的兩條腿動物”。[8] 美國種族主義組織3K黨領袖倫道夫·肖特維爾（Randolph Shotwell）也曾給出這樣的自我描述：“我們是人類中的一羣特殊羣體，沒受過教育，沒思想，愛揮霍，過得還不如黑奴好。”美國記者傑克·卡士（W.J.Cash） 在1941年出版的《南方的意志》中也認為，底層白人是物理上有缺陷的人，是弗吉尼亞州和佐治亞州的奴僕、欠債人、贖罪者，也是歐洲來的那些最失敗的農民、勞工和城市貧民窟人羣。

去西部拓荒的白人家庭

針對貧困白人的基因論和種族論曾盛極一時。在美國思想家艾默生眼中，美國人應是“撒克遜人、丹麥、挪威、昂撒人後代”，底層白人不被包括在美國人範疇內。歷史學家大衞·哈克特·費舍（David Hackett Fischer）在著作《阿爾比恩之種：英裔美國人的四種民風》（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中認為，“鄉巴佬”的暴力傾向與其祖先來自蘇格蘭高地、英國北部邊緣地帶有關，源於其凱爾特基因，而非撒克遜人[9]。西奧多·羅斯福認為底層白人已經讓白人羣體“人種降級”，是“種族自殺”（Race Suicide），“從東歐和南歐來的移民正在衝擊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主體美國白人社會，貧窮白人和美國並不想要的移民，會降低佔統治地位的特權白人的人口比例，直到白種人消失和被取代，這將對美國造成危害。”[10]。20世紀初，“優生學”（Eugenics）在美國興起，下層白人成為犧牲品，優生學提倡立法允許農村白人接受非自願絕育手術，以“淨化”種族，1907年，美國印第安納州就通過了強制絕育手術合法化的法案，後來在爭議中被廢止。在《白人垃圾：美國種族與階級》中，記者安娜麗•奈維茨（Annalee Newitz）和社會學家馬特•雷（Matt Wray）就指出，“白人垃圾”是同時帶有階級歧視和種族歧視雙重含義的詞彙，把底層白人視為違反白種人優生學的代表。

美劇《我們這一家》中，軍隊退伍後的美國老兵，居住在移動房車內

反向種族歧視，讓並未獲得利益和資源分配的白人，也被納入“既得利益者”的固定偏見中。僅僅是膚色上的白人，並不能獲得工作和收入。像所有被壓制的種族少數一樣，這部分白人從出生起就與貧困作伴，貧窮成了原罪，被譴責為“不夠努力”、“不能提升自己”。而中上層白人仍會歧視性地貶損下層白人為“白色垃圾”，以此鞏固上層白人的優越感，把底層白人排除出去[11]。

隨着美國經濟日益不平等，白人貧困正在加劇。“貧困白人羣體才是美國國家敍事的中心聯結。無論看得見，還是看不見，這個羣體的存在證明了，美國正在給它的羣體貼標籤。這些標籤顯而易見，但人們選擇性失明，不過是想説明，這些底層白人不是我們的一分子罷了。不，他們正是我們的一分子，而且是我們歷史的根本性構成，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學者南希·伊森伯格總結道。[12]

MAGA與遺失的美國夢

美國“鄉巴佬”白人集中在中西部“鏽帶”老工業基地。《鄉下人的悲歌》所描述的場景，不禁令人想到中國的《漫長的季節》、《鋼的琴》、《平原上的摩西》，猶如中國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產業淘汰，美國舊工業帶白人勞工階層出現失業、貧困、人口流失、年輕人外出打工、老齡化現象。不同的是，美國白人貧困問題，還與毒品、家庭暴力密切相關，並將憤怒遷怒於移民、自由貿易上，採用“國會山暴亂”的暴力方式，將排外、反移民、反全球化的訴求寄託到特朗普身上。

18世紀起，信仰新教、來自蘇格蘭-愛爾蘭的移民來到阿拉巴契亞山區定居，內戰後，美國走上工業化道路，阿拉巴契亞山區逐漸落伍。1875年開始，美國中西部的新興工業區崛起，“鄉巴佬”為了生活，開始移民到中西部芝加哥、克利夫蘭、底特律等工業城市，特別是20世紀30-50年代的美國工業黃金期，成為“鄉巴佬”最輝煌的二十年，是美國崛起的中流砥柱。

二戰後的1950年代，美國製造業開始去產能，並開啓全球化產業轉移，先是1950-60年代從美國轉入日本、歐洲，再是1970-80年代從日本、歐洲轉入亞洲四小龍，再之後的1990年代轉入中國，21世紀又轉移到東南亞、非洲、拉美去。

每一次產業轉移是一次輪迴，成就了輝煌，也導致了落寞。中西部“鄉巴佬”的悲情，是中國東北下崗潮的提前預演，二者相差半個多世紀。萬斯所描述的美國中西部老工業基地倒閉的工廠、殘破的鋼筋水泥架、關門的店鋪、無人的街區，都很像東北的重工業城市。萬斯代表的鏽帶白人工人階級，也擁有曾經的中國東北國企“共和國長子”一代的驕傲感，“鄉巴佬”認為他們的樸實、傳統才是建設美國成為偉大國家的中流砥柱，對東部、西部灣區自由主義（Liberal）的金融、科技新貴們嗤之以鼻，痛恨移民和全球化。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正是回應了“鄉巴佬”白人羣體的心理訴求，鄉巴佬也成了特朗普的基本盤。

但美國白人貧困問題，並非都是經濟問題，也不是物質上的絕對貧困，而與社會、信仰以及文化有關。《鄉下人的悲歌》所描繪的場景反映出下層白人的文化特徵，例如家庭教育中的代際剝削關係，男主的母親想帶兒子開車自盡，或在兒子律所面試的緊要關頭撒嬌，要求兒子照顧她，在代際之間傳遞貧困，是由吸血型人格導致，而不是經濟原因；再如兩代人的未婚先孕、多次離異又再婚，反映出某種價值取向；母親磕藥、在醫院做護士時偷用病人的藥，在醫院發毒癮、用吸毒方式麻醉自己，逃避現實，也不全然是經濟問題。

“貧困白人亟需一種政治願景，當所有的窮人走到一起團結起來時，將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決定着美國大選的結局。”《白人貧困》的作者哈特格羅夫説，他不忘提出這本著作的終極價值，“讀這本書的價值，是找到希望，從絕望中走出來。我們最需要的是希望。”

萬斯的貧困白人敍事具有其獨特性。他一直在回頭，從他來自的鄉巴佬羣體中汲取他需要的政治養分，以便邁向他們心目中的美國夢。

註釋：

[1] Jonathan Wilson-Hartgrove, The Radical Imagination, Re-imagining the Poverty Debate: White Poverty, July 15 2024

[2] Australia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The diversity of Australia’s homeless population, 2015

[3] Luxembourg Statistics, Digitalization, inequalities and risk of poverty, Report on work and social cohesion 2023

[4] Brigid Francis-Devine, Poverty in the UK Statistics,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April 8 2024

[5] Jonathan Wilson-Hartgrove, The Radical Imagination, Re-imagining the Poverty Debate: White Poverty, July 15 2024

[6] William J. Barber II, Jonathan Wilson-Hartgrove, White Poverty: How Exposing Myths About Race and Class Can Reconstruct American Democracy, June 2024

[7] Isenberg, Nancy (2016). 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8] Machado, Isabel (June 19, 2017). “Revisiting Deliverance: The Sunbelt South, the 1970s Masculinity Crisi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edneck Nightmare Genr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uthern Cultur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9] Fischer, David Hackett (1989)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Painter, Nell Irvin (2010). The History of White People. New York: W.W. Norton

[11] Drinkard, Allyson (2014). “‘White Trash’”. In Coleman, M.J.; Ganong, L.H. (eds.).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amily: An Encyclopedia, Volume 3. SAGE Publications

[12] Isenberg, Nancy (2016). 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