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繼續革命論”到“不斷改革論”，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實質_風聞

教員晚年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是“繼續革命論”，改革開放其實是對“繼續革命論”的揚棄與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實質是温和版的“繼續革命論”——“不斷改革論”，即《決定》中所講的“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繼續革命論”的全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毛主席從“資產階級法權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依舊會長期存在”而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依舊會存在階級矛盾問題，為解決社會主義存在的走姿、修正、官僚化問題，提出了“繼續革命論”。

什麼是資產階級法權？

資產階級法權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在其晚年著作《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用於描寫社會主義經濟特徵的一個概念。

馬克思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中，由於實行等量交換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還存在着類似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法定權利。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分析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形式：“我們所説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都帶着它脱胎出來的那個社會的痕跡。所以每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個生產者的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裏的一份。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份消費資料。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

馬克思接着指出，按勞分配仍然是遵循的是商品交換原則：“顯然，這裏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交換而言的）的同一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環境下，除了自已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財產。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之間的分配，那麼這裏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用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接着馬克思分析了按勞分配中隱藏着的不平等的實質：“所以，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裏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隻存在於平均數中，並不是存在於每個個別場合。

雖然有這種進步，但這個平等的權利還仍然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裏。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正比例的；平等就在於用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

但是，一個人在體力上或智力上勝過另一個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為了要使它成為一個尺度，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權力，對不同等的勞動者來説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差別，因為每一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它默認勞動者不同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象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所講的這個社會，把他們只當作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作別的什麼，把其它一切都撇開了。其次，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沒有；一個勞動者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在勞動成果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品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得到的事實上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端，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這種按勞分配只是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但是，在事實上它是承認“不平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而且由於每個勞動者的家庭情況不同，即使領得相同的消費品，按人口平均，也存在很大的差別，造成事實上的一定程度的貧富不均。

接着馬克思指出，這些弊端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上才能完全消除。“但是，這些弊病，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在它經過長期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里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役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動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已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為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會存在資產階級法權？

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還沒有高度發展，產品沒有極大豐富，只要想發展生產力，必然遵循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邏輯，用多勞多得、物質獎勵等手段激勵技術創新，提高生產力。

即便蘇聯採取公有制計劃經濟也不能免俗，想要提高勞動效率，提高生產力的技術突破，物質獎勵也是必須的，也必然保有私有制成分，這便是資產階級法權。

説實話，社會主義國家的走姿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自經濟學誕生起（《國富論》以降），發展生產力都只有資本主義一條道路，那就是充分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分工進行社會化大生產，剩餘價值變成資本進行擴大再生產，對於這種發展模式存在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非常系統的論述。

但《資本論》是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並沒有為後人提供一條有別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之路，無論是蘇聯的公有制計劃經濟，還是歐美的凱恩斯主義福利社會，本質上都是的改良資本主義，也都存在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只是矛盾或多或少、矛盾積累得或快或慢的差別。

正因為自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會長期存在，官僚系統的走姿與修正問題不可避免，所以毛主席才提出了“繼續革命論”，要時刻教育羣眾發動羣眾開展全方位的階級鬥爭，繼續依靠羣眾的革命力量與黨內外一切資產階級化官僚化的因素或傾向作鬥爭，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永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權不變色直至過渡到共產主義。

從毛主席的初衷來看，“繼續革命論”更多是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提醒黨內同志和人民羣眾思想上永遠要有一根階級鬥爭的弦，從而避免資本主義復僻後人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不過，最終“繼續革命論”失敗了。

為什麼失敗？一方面，“繼續革命論”很難控制分寸，革命的破壞性太大，甚至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另一方面，美蘇的壓力也迫使我們不得不走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以求生產力快速發展。

或許“繼續革命論”這種穩紮穩打的發展方式在沒有外部壓力的情況下能夠走成，但前提是世界革命成功了，沒有資本主義國家跟社會主義國家競爭生產力發展速度。

要知道，資本主義國家因為能給個人更多的激勵，生產力的發展動力天然比社會主義國家強，再加上福利制度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延緩了經濟危機的爆發速度，使得歐美在生產力競賽中的打敗了蘇聯，而蘇聯在生產力競爭失敗和自身階級矛盾的推波助瀾下，最終解體。

蘇聯的失敗證明了斯大林“一國建成論”的侷限性，也從側面印證了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有其合理性。

當然，蘇聯的解體不能怪斯大林，誰叫“不斷革命派”一開始在波蘭戰場上戰敗了呢，而且斯大林也一直沒有放棄“世界革命”理想，也一直在輸出革命，問題出在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於1961年10月公開在蘇共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的“三和兩全”理論，全面倒向修正主義。

一是赫魯曉夫集團在政治路線方面，全面推行和實施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可能實現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蘇聯已變成“全民的國家”，蘇聯共產黨已變成“全體人民的黨”。

二是赫魯曉夫集團在經濟方面，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擴大集體農莊、農場自主權，進行工業、建築業管理改組，用地區原則取代部門原則，把經濟管理重心從中央移向地方，提倡利潤原則、強化物質刺激等。

三是赫魯曉夫在對外關係方面，推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社會經濟體系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原則，認為世界大戰並非絕對不可避免；在處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上，推行大國主義、大黨主義和分裂主義，破壞共產主義政黨之間的兄弟黨準則，否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

本來，蘇聯是和歐美國家的工人階級是站在同一陣營的，也正因為有蘇聯的存在，歐美資產階級才不斷向工人讓利，福利社會才能落實，蘇聯是他們向資產階級爭取利益的最大靠山。

如果蘇聯不放棄“世界革命”，一方面能在歐美髮動工人運動減緩歐美生產力發展速度，另一方面也能利用共產主義在工人、知識分子裏面的號召力吸收歐美的技術，要知道當年蘇聯的號召力可是厲害到能將間諜安插到曼哈頓計劃，讓斯大林比杜魯門更早知道了原子彈的存在。

但在赫魯曉夫提出“三和兩全”理論，蘇聯全面倒向修正主義後，蘇聯失敗的命運就註定了，因為在生產力發展競賽中蘇聯跑不贏歐美。

這也是毛主席對蘇聯修正主義如此痛心疾首的原因所在，他看到了蘇聯的失敗，當勃列日涅夫1964年政變上台，蘇聯仍然施行修正主義道路後，他開始與歐美接觸，邀請基辛格、尼克松訪華。

當然了，與歐美接觸並不意味着毛主席要“改革開放”，因為全中國所有人都能搞改革開放，唯獨他不可以。

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核心觀點中，鄧小平認為生產力更重要，而毛主席則堅持生產關係的重要性。

毫無疑問，歷史證明了“改革開放”決策的正確性，鄧小平認識到實現共產主義的核心是生產力，快速發展生產力的方式只有走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更多是一種理想和原則而不是藍圖，所以講“不爭論”，講“貓論”，全面弱化意識形態之爭，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鄧小平理論”在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問題上，強調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也是解放生產力，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所以堅持以生產力發展（經濟建設）為中心，隨着生產力的發展，不斷改革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力快速發展需要。

至於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問題，則通過不斷改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斷地將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糾偏，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所以説，“不斷革命論”要想成功，最為關鍵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純潔性，而改開後45年的歷史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在資本主義的糖衣炮彈下經受住了考驗，依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雖然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官僚的腐化依舊怵目驚心，但經過不斷改革，十八大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十九大後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為“不斷革命論”中最關鍵的一環建立了制度保證。

本次《決定》開啓的新一輪改革，正是對“不斷革命論”的最好實踐：

《決定》除引言和結束語外，有15個部分，分三大板塊。第一部分為第一板塊，是總論，主要闡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第二至第十四部分為第二板塊，是分論，主要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家安全、國防和軍隊等方面部署改革。第十五部分為第三板塊，主要講加強黨對改革的領導、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內容條目通篇排序，開列60條。

不過問題來了，相比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是什麼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純潔性，為什麼我們能出這麼多的理想主義者？

因為中國共產黨之魂從來沒有向修正主義、向資本主義低頭，他堅持以人民為綱的路線建設社會主義，堅持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正是因為有他的存在，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主義者才前仆後繼、生生不息，這便是“前三十年”對改革開放最大意義。

“繼續革命論”失敗了嗎？或許他沒有失敗，這個教員生前最重要的理論實踐依舊在“改革開放”後保佑着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穩步前行，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出現了變色問題，他也早就給人民提供了“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理論武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