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蘿蔔快跑”爭議背後，警惕技能工人成為技術創新的“局外人”_風聞

編者按

近日，據澎湃新聞消息，“蘿蔔快跑”無人駕駛網約車在網絡上引發廣泛爭議，在運營初期，其憑藉更便宜的價格和無人駕駛兩大優勢，在武漢等地備受當地市民追捧。不過與之相反的是，當地部分網約車從業人員對“蘿蔔快跑”持質疑和抵制態度，認為其搶了“體力工作者本身就為數不多的飯碗”，部分網約車從業者陷入了職業技能恐慌。此後，“蘿蔔快跑”陷入漲價爭議以及部分停運的風波。事實上，此前GPT橫空出世亦有相關討論，而對待技術創新，輿論一直處於分化的狀態。部分觀點認為這是社會進步的體現，部分觀點則認為技術創新可能加劇人們的本領恐慌，甚至帶來更嚴重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本質，則最終要指向人與機器關係的討論。

從歷史的維度來看，此類現象也時有發生，本文以近代中國印刷技術演變過程中技能工人蔘與技術創新的行動為例，指出了技能工人對技能創新的兩種立場：如果新技術應用削弱了技能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的技能控制權，就會引發其反抗行動，進而導致新技術應用受阻；反之，則會對技術創新起到支撐作用。在新技術革新和應用進程中，提升新技術包容性及打造保護技能工人的社會條件就尤為重要。關鍵在於，要警惕技能工人成為技術創新的“局外人”。以此為線索，可為解釋當下的技術創新中的人機關係提供新的視角。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技能工人蔘與技術創新的雙重行動及其邏輯

——基於近代中國印刷技術演變的社會學分析

王星 | 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徐佳虹 | 南開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6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隨着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的拓展與深化，全球幾乎所有產業都迎來了技能重組風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調研報告指出，“（目前）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競爭力已經從傳統的成本競爭力轉向了質量競爭力”，而高技能工人的可用性及品質成為質量競爭力提升的首要因素。在中國，為了適應新發展階段的要求，黨的二十大明確把“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納入國家戰略性人才力量。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技術創新是一個包括技術發明、技術傳播以及技術應用的複雜過程。在這個鏈條中，技能人才是將科技研發成果轉化為現實創新力的重要環節，正如2022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務院國資委聯合印發的《製造業技能根基工程實施方案》所指出，“技能人才是支撐中國製造、中國創造的重要力量，是聯接技術創新與生產實踐最核心最基礎的勞動要素”。

從社會層面來看，一些學者認為，職業技能風暴所引發的社會結構變遷及其對社會關係的重塑，需要不斷創新社會理論，才能更好地理解社會結構、社會羣體與新技術應用之間的互動過程。“面對新興職業羣體興起及其所引發的社會結構變遷，需要超越以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層為核心內容的傳統社會學研究範式，構建一個以專業技能和職業生態系統為核心內容的社會羣體分析框架。”事實上，新技術應用過程遠非是一個物理過程而更多是一個社會過程。因為現實的技術創新過程是一個鏈條，技術發明需要經過傳播擴散、實踐應用等環節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在此過程中，技能工人通常會在技術擴散和應用中發揮重要作用，有學者甚至指出，技能工人與新技術的融合程度是影響技術應用效果的關鍵變量，而這個融合程度是一個動態且受到多種制度條件約束的過程。

不過，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技術創新過程中，技能人才不一定自動就能夠發揮正向支撐作用。經典馬克思主義勞動過程理論研究發現，在現實的新技術應用過程中，技能工人甚至會對技術創新產生反向阻礙作用，其中，著名的例證就是馬克思筆下所描述的盧德運動**。換言之，技能工人對技術創新的正向作用不會發生在社會真空中，而是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本文將以此為問題出發點，通過對近代西式印刷技術在中國擴散應用的歷史過程梳理，嘗試思考技能工人在技術創新中的實踐邏輯，進而探尋保障技能工人發揮正向支撐作用的社會條件。

技能工人蔘與技術創新過程的社會學分析

在社會學領域中，勞動者影響新技術應用的研究集中體現在兩個理論視角上：一是技術社會學，該視角基於組織結構來理解新技術應用的過程，認為技術紅利分配是造成技能工人應對新技術行動選擇差異的主要因素；二是經典的勞動過程理論，關注技術變遷對勞動者工作技能與勞動過程的影響，認為技能控制權爭奪是影響新技術應用的關鍵變量。換言之，如果新技術應用削弱了技能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的技能控制權，就會引發其反抗行動，進而導致新技術應用受阻。

（一）技術與組織“互構”下的技術紅利分配

傳統技術哲學理論把技術視為影響組織結構的決定性因素，認為組織結構的複雜程度是技術應用的結果。技術社會學則從社會建構的視角，認為技術本身也屬於一種社會現象，是組織賦予了技術應用的意義，組織對技術具有建構性。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侷限於抽象辯論“技術—社會”兩者之間的互構事實上無助於揭示技術應用與組織之間的真實關係，對“技術應用黑箱”的探討需要嵌入社會和組織的內部，而不是糾結於哪一方是建構主體。邱澤奇通過對信息技術在傳統制造業的擴散應用過程的研究，揭示出技術與社會和組織相互建構的作用機理：一方面，技術擴散與應用從物質屬性上改變了組織形式，進而引發社會結構變遷，比如CT技術應用對醫療系統專業人員構成與職業結構變動產生了直接影響；另一方面，社會環境與文化因素會影響技術的擴散與應用，組織結構會直接影響技術擴散與應用的速度與效果。例如，在EPR技術擴散應用過程中，組織剛性程度直接導致了EPR技術擴散應用進程的差異。借鑑此理論框架，張茂元通過對近代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機器繅絲技術應用案例的研究，探尋社會環境對技術創新與應用的阻礙作用機理。他認為，長三角繅絲技術的退步主要在於相關羣體利益的受損，導致技術應用的社會支持缺席。換言之，技術紅利分配是繅絲技術推廣應用能否成功的關鍵影響因素。

技術社會學研究從中觀層面剖析組織結構對技術擴散應用的影響，其邏輯立場是認為某種新技術的擴散應用在本質上屬於一種社會過程，技術所處的組織結構及居於其中的利益相關者的行動選擇會影響其擴散應用效果。技術社會學的研究發現給予我們不少啓示，但依然存有盲點和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一方面，技能工人面對新技術的態度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更多的時候會隨着技術應用的階段轉換而動態變化；另一方面，技術紅利並非普惠性的，不同利益相關者在其中的受影響程度以及利益配置等也是異質性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技術紅利配置雖然對技術應用產生直接影響，但利益相關者行動力差異才是其中更關鍵的變量，這也成為勞動過程理論的主要解釋邏輯。

（二）勞動過程中的技能控制權爭奪

區別於技術社會學在組織層面的探索，勞動過程理論研究直接切入技術使用者與技術互動的發生場域，通過對勞動過程的解構與拆分揭示技術變遷對勞動者的實質性影響。1979年，佈雷弗曼發現了工業化進程中工廠組織內出現了“概念與執行分離”的現象。他認為，工廠中的技術變革正在逐步瓦解工人對技術知識與勞動過程的掌控權，技能工人只會淪為產品生產的執行機器，技能退化成為他們無法擺脱的宿命。事實上，針對技術變遷帶來的“去技能化”現象，布萊特在佈雷弗曼之前已有了一定的討論。他通過分析機械化水平與技能工人勞動貢獻程度之間的關係，指出在工業大生產中，隨着機械化程度的提升，技能工人的技能勞動貢獻會逐漸變低。諾布爾等學者後來的研究也都證實了技術變遷會導致技能工人的“去技能化”。在這些研究看來，技術革新使勞動者在原有技術體系中的位置發生變化，改變了技能工人所掌握的技能與新技術之間的匹配度，進而削弱了技能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的主導性與控制權，導致其對新技術的應用持抗拒態度並轉化為各種形式的反抗行動。

勞動過程理論揭示了技術變遷對勞動者的影響，“去技能化”不僅意味着勞動過程中勞動者技能控制權的喪失，更體現了技能結構變化給其帶來的勞動安全感衰減。遺憾的是，勞動過程理論過於關注技能工人反對新技術應用的作用機理，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如何能夠驅動技能工人擁抱新技術的討論。越來越多的研究主張跳出單一勞動過程和單個企業組織界限來重新審視技術變遷對勞動力的影響，這些研究認為新技術應用除了導致“去技能化”及技能替代效應外，還會產生崗位製造效應和生產力效應，這兩種效應都將產生新的技能需求，進而推動技能工人的技能轉化與再生。

**筆者以為，無論是技術社會學還是勞動過程理論，都沒有正面回應技能工人在新技術應用過程中的多元實踐邏輯。**事實上，在新技術推廣應用過程中，技能工人的現實行動選擇往往是多元面向的，並且會隨着時間和外部干預而調整。在現實市場環境下，企業組織基於競爭壓力或者利益誘惑採用和推廣新技術，而技術工人在這個過程中的行動選擇是動態變化的。一方面，如果新技術應用帶來的技術紅利能夠惠及技能工人，則會驅動技能工人更新技能知識並主動適應乃至擁抱新技術；另一方面，面對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如果技能工人無法獲得技能更新的支持甚至由此產生技能失效焦慮的話，則會消解其對獲得技術紅利的信心。

基於這種情況，在新技術應用過程中，技能工人在行動選擇上會呈現出明顯的雙重邏輯：對可能出現的技術紅利的嚮往會誘使其參與推廣新技術，但隨着新技術框架的完善與普及，對技能失效的焦慮又會驅動其對新技術充滿懷疑甚至牴觸。技能工人的這種雙重行動邏輯導致新技術應用在現實生產過程中容易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技術升級會將那些固守舊有技能的工人排斥在新技術應用範疇之外並逐漸淘汰他們；另一方面，隨着新技術在生產實踐中推廣應用的普及，其給技能工人所帶來的勞動量增加、技能替代風險又會遭致他們的反對，使新技術應用受阻並大大增加技術升級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難度。

**基於這樣的思路，本文以近代中國印刷新技術的應用過程為案例，將時間因素引入到新技術應用實踐機制分析之中，以求更深入地理解技能工人面對新技術的實踐邏輯。**通過關注技能工人蔘與印刷技術應用的歷時性變化過程，解析制度變遷對技能工人行動選擇產生的影響，據此闡明提升新技術應用過程中對技能工人的包容性，不但能夠消減他們因技能失效焦慮而引發反抗新技術的行動，更能助力技術創新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近代中國印刷行業技術革新與技能工人的雙重行動

在機器印刷之前，我國印刷行業一直以雕版印刷為主，那些擁有精湛雕刻技藝的技能工人是這個行業的核心羣體。不過，雕版印刷雖然較為精美，但印刷效率並不高。根據《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載，十七八世紀，雕版印刷技藝純熟的工人日印最多1500張左右。即使到了19世紀末，雕印者最高也只能達到日均四五千張。後來，類似西方平版印刷的石印技術開始流行。較之於雕版印刷，石印技術具有耐磨損、效率高等優勢，但依然需要依賴擁有較高繪石技藝的工人。20世紀初，受到西方印刷工業技術革命的影響，石印技術逐漸與機械化設備開始結合，這極大地提升了印刷效率，並推動了印刷行業由家庭式小作坊向規模化工廠的轉型，由此對經濟與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近代中國印刷行業技術革新歷程及其經濟社會效應

20世紀末發掘出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佛已經證明我國印刷技術流傳久遠，但直到唐代，雕版印刷技術才得以廣泛應用與發展。到了北宋時期，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極大地提升了印刷效率。總體而言，雕版與活字是我國近代之前印刷行業最核心的技術，且一直沿用手工操作的辦法。1807年，西式鉛活字印刷技術逐漸被引進並獲推廣應用。鉛活字印刷術通過鑄造鉛字進行印刷：鉛活字可以組合成各種文字和圖案，而且可以反覆使用，這極大提升了印刷效率、改善了印刷質量，有效彌補了中國傳統木版印刷易磨損、不清晰等諸多不足。鉛活字還為機械化印刷機器的應用提供了可能空間，為金屬活字印刷技術的改進升級奠定了基礎。

伴隨着鉛活字印刷技術的推廣，多種新式印刷技術在中國本土也開始逐漸擴散，比如金屬平版與間接平版印刷術，以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影寫版）進行印刷的凹版印刷術等。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印刷行業中各式印刷技術的應用催生了印刷機器的市場需求。本土印刷設備製造商在對引進的西式印刷機器不斷調試和改進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出了本土印刷設備機器工業。因為近代印刷技術的不斷革新，與印刷業相關的機器造紙與油墨製造業也獲得顯著的發展。總之，從引進西式印刷技術到本土化改進，從傳統雕版印刷到多種印刷技術並存，從手工雕刻到印刷設備行業的興起，其見證了我國近代印刷技術的本土化革新之旅。在這個過程中，我國近代印刷行業的技術創新不僅推動了印刷業的繁榮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而且促進了行業從業者尤其是技能工人收入水平的提高。

**首先，近代印刷技術革新促進了數以萬計的出版機構與印刷種類的湧現，這也為近現代我國媒體印刷行業繁榮奠定了堅實根基。**從統計數據上看，在 20 世紀初一年內出版的書籍種類和數量就達到了19 世紀50年間出版的總和。在1925 年的上海，印刷技術的革新推動了“凸版印刷業開始繁榮起來”，“32種新鉛印報紙與34 種新鉛印雜誌都在這期間問世”。**其次，印刷技術的革新擴大了印刷生產規模，導致印刷行業從業人數激增。**1920年僅上海從事印刷業的工人就超過一萬名，其中的技能工人數量是19世紀末的十倍。以商務印書館為例，1897 年創辦之初僅有 9 台機器、十餘名工人，到1930年前後已發展為上海最大的出版機構，僅在上海就有 3 個印刷工廠，各種印刷機器達 1200 餘台，技能工人近 3600 人。印刷工廠的擴展創造了大量的工作崗位，解決了更多普通勞動者的就業問題。**再次，印刷技術革新驅動了印刷機器製造工廠的發展，尤其是本土印刷機器製造業取得了長足進步。**以近代上海一所民辦印刷廠（明精印刷機器廠）為例，從1915年開始，該廠僅用5年時間便發展成為擁有技術工匠35名，經營印刷機器保養、修理與機器改進的專業工廠，老闆章錦林也從一名印刷技能工人成長為本土印刷機器製造工廠的技術型管理者。在技術工匠的不斷探索與嘗試下，明精印刷機器廠成功生產了仿西式印刷機。西式印刷技術在近代中國印刷行業的擴散，帶動了近代本土印刷機器工廠的出現。**最後，印刷技術創新不僅帶動了印刷工作崗位擴增，也創造了一些新型職業。**在傳統印刷行業，技能工人以雕刻印刷為主，涉及的工作崗位較為單一，但經過西式印刷技術引進與本土化技術革新後，新式印刷機器的出現與運用也創造了多種印刷相關崗位，諸如印刷機器維修、保養等，使得印刷技能工人的職業選擇範圍不斷擴大。

（二）近代中國印刷業技術革新進程中技能工人的雙重行動

近代中國印刷業的技術革新可以鉛字印刷的引進為起始，印刷機器在印刷工廠的普及，無疑加速了新式印刷技術的本土化革新進程。不論是複雜印刷技術在本土的適應性改良，還是進口印刷機器的本土仿製及維保，技能工人在其中都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隨着西方印刷技術的本土推廣和應用，一些技術漏洞也逐漸顯現。技能工人通過對西方印刷技術的改進與本土化調適，解決了諸多技術問題，推動了近代中國印刷業的發展，正如美國學者芮哲非所言，“一個龐大的技能工人隊伍是近代中國印刷業技術創新的根本，他們在近代新式印刷技術的推廣與傳播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才得以改變中國出版業的地理格局”。回溯那段技術擴散的歷史，我們會發現，與其他新技術擴散進程相似的是，當時印刷工人對新印刷技術的掌握與傳播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具體而言，技能工人在此過程中發揮瞭如下幾個方面的正向支撐作用。

**首先，通過對西方活字印刷技術的本土改進完善印刷工藝流程。**從傳統雕刻技術到西方印刷技術的轉變中，最具突破性的是我國印刷業對西式活字印刷技術的掌握與改進，這一改進很大程度上是在技能工人對西式技術的學習與實踐中實現的。比如，印刷工人針對漢字印刷的特點對活字印刷中的轉輪排字架進行改良，誕生了“元寶式”活字架電鍍華文字模。通過電鍍做成凹型銅模，解決了活字鉛印技術在漢字印刷中的“撿字”難題，小型漢字也可以實現鐫制，極大提升了鉛版印刷的效率。而在1909年開始的第二次漢字鉛活字印刷技術改進熱潮中，印刷技能工人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在實踐中推動了諸如楷書鉛活字、仿古活字以及賽銅字模等新字模的發明，改善了漢字美觀度的鐫刻字模。通過推廣和應用西式活字印刷技術，近代中國在印刷種類上實現了從手工刻印到多種印法的並存。著名出版家陸費逵（時任商務印書館出版部部長）曾讚歎，“雕刻凹凸版、橡皮版、影寫版……以及種種印法，或為從前所未有，或為從前所未精，現在頗有觀止之嘆”。自鉛活字凸印技術傳入後，石印術、照相製版術、平版膠印、泥版、紙型澆鑄造鉛版以及珂羅版等相繼在中國本土得以廣泛傳播，這都彰顯了技能工人在其中的巨大貢獻。

**其次，對西方印刷機器的調試與仿製。**與新式印刷技術相伴隨的是各式各樣的印刷機器升級換代，近代中國誕生了很多印刷機器製造廠，其中大部分都會仿製西式印刷機器。從1912至1937年25年內，在上海、廣州、北京、青島、長沙、長春等地不斷有新印刷機器製造廠開辦，到1937年全國印刷機器製造廠達到了三十餘家。在這個過程中，印刷技能工人除了參與西式印刷機器的仿製，還對一些印刷機器的生產設備進行了升級改造，比如對澆鑄鉛字中的鑄字爐的改進。與此同時，印刷機器廠的開辦也培養了一批從事印刷機器維修和保養的技能工人。

**再次，通過組建同業公會改善技術革新的行業環境。**當時上海的印刷行業公會一般由三部分人羣組成，包括國內外接受過印刷教育者、國內外印刷工廠擔任技師、印刷技術上有特殊表現的工人。印刷行業公會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揮共同監督與協商功能，通過制定印刷行業發展準則、形成非正式約束機制等推動行業自我管理，形成良性競爭的行業環境。二是積極推廣新印刷技術和新印刷材料應用，創辦印刷技術培訓學校與書局，通過技能培訓和組織支持強化了技能工人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的聯結，推進了印刷工人的技能培育與更新。

通過史料細節梳理我們還發現，在20世紀初上海印刷行業技術革新進程中，印刷技能工人的行動存在着一些讓人費解的悖論：一方面，他們享受着高於其他行業的工資，卻又是當時罷工行動的主力軍；另一方面，他們擁抱西式新技術甚至參與技術改進，但同時又對新技術的應用憂心忡忡，甚至不斷反抗新技術的應用。

當時，相比於其他行業，印刷行業入行的技能門檻更高一些，該行業的技能工人薪資也更高一些，“平均月入較高者，有印刷、造船、機器等業，而以印刷為尤高。查工人工資之多寡，常視其技能之高下、工作之繁簡而定”。整體而言，20世紀初印刷技術革新極大提高了印刷行業技能工人的工資，1930年代印刷行業工人的工資收入已達到全國工人平均工資水平的兩倍。儘管新印刷技術引進導致印刷工人羣體內部形成工資級差，但他們的整體工資水平依然高於其他行業。1930年的數據顯示，制鉛版工人每小時工資約為0.207元，彩印繪石工人和西文排字工人約為0.173 元，負責裝訂與裝壓以及摺排的工人約為0.092~0.110元不等。

弔詭的是，印刷業工人也是20世紀初罷工運動的主力軍。以上海為例，1913到1948 年就發生了 74 起印刷行業的罷工運動。這些罷工時長不一，短則一天就結束了，長的持續三個月；在數量分佈上，主要集中於1925年至1931年，共有26起罷工，1931年最多，達到了8起。裴宜理在《上海罷工》一書中認為，那個年代上海工人的罷工行動大多與政治因素無關。我們對印刷行業的史料分析也印證了這個判斷，西式技術快速擴散與應用對原有技能勞動力結構的衝擊和重組，才是這些罷工行動的重要推動力。具體而言，新技術應用影響技能勞動力結構的作用機理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西式印刷技術應用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也極大增加了部分技能工人的工作量和勞動強度，從而引發他們的反抗。**1926年的5起罷工中的4起、1927年7起罷工中的6起、1931年8起罷工中的6起均是如此。1926年7月13日，益興印刷所、興記印刷所以及順利印刷局的工人罷工更是明確喊出了“減少工作量”的口號。

**二是印刷技術革新在提高生產率的同時，也帶來了產能過剩，一些印刷工廠開始裁減“冗員”（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工作多年的員工）。**工廠的這些做法引發全體工人的惶恐，導致工人罷工反對新技術應用，當時的媒體將這種現象稱為“科技進步中的不幸”。其中，以1947年7月15日上海頤中煙草公司印刷部的罷工行動最為典型。與盧德運動類似的是，在20世紀初上海印刷技術革新過程中，工人對新式機器的破壞也成為罷工行動中的重要手段，他們除了破壞自己工廠的印刷機、鉛版等，還聯合工人進入其他印刷工廠，搗毀與拆除印刷機器。比如，1941年2月27日—3月15日洪興印刷所罷工事件中，印刷工人先是搗毀工廠車間的機件與鉛字機等設備，而後號召鉛印業零件工人進入多家印刷廠破壞印刷機和鉛版。

**三是新印刷技術降低了印刷行業工人的技能門檻，使印刷工廠得以廉價招收大量學徒工，引發了原有技能工人的技能失效焦慮，導致其反對新技術應用。**西式印刷技術拆解了印刷勞動過程中的勞動工序，改變了傳統的印刷工藝流程，形成了以機器和流程為依據的精細化分工體系，這瓦解了與傳統印刷技術相匹配的技能結構。“依據生產崗位要求進行招工”，在當時印刷廠的招聘公告中得到證實，大部分印刷廠在招聘公告中都會直接寫明要招“橡皮架印刷匠及澆鑄鉛字爐工人”“落鉛皮工人”等特定技能工種。新技術應用重組了印刷工廠裏的技能結構，同時也改變了工人入行的技能門檻，很多崗位工種只需要招收廉價學徒工和無技能工人就能夠勝任，這對於工廠而言，能夠降低一半的工資成本。技術革新極大增加了印刷工廠對半技能工人甚至無技能工人的需求，也威脅到原有技能工人的地位和待遇，加劇了他們的崗位危機感。因此，一些技能工人就直接選擇罷工的方式反對工廠僱傭新工人，還有一些技能工人甚至遷怒於學徒，對其進行言語與身體傷害。③這些技能工人的行動表面上是對新印刷工人的反感和仇視，實質上是對新技術應用結果的擔憂和反抗。

（三）印刷行業技能工人雙重行動背後的邏輯

印刷行業從近代到現代很多技術革新都離不開技能工人的努力，他們積累的實踐經驗為新技術擴散應用乃至改進奠定了基礎。正如巴利所言，技術本身只是導致變革的觸發器，技術應用與技術創新並無絕對好壞之分，關鍵是技術使用者與技術組織者的關係是如何互動變化的。近代中國印刷業技能工人擁抱和抵制新技術的雙重行動在表面上看來自相矛盾，但其背後體現了相同的邏輯。

一般而言，技術創新能夠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近代中國印刷行業從傳統印刷到新式機器印刷演變的歷程中，技術進步增加了印刷行業內部的競爭壓力，這種優勝劣汰的行業氛圍推動着印刷工廠必須主動參與技術革新，否則將會面臨被市場淘汰的風險。與此同時，技術創新衍生的技術紅利會在一定程度上惠及掌握新式技能的印刷工人，這激勵他們擁抱和參與技術創新。然而，印刷技術革新在提升生產效率、衍生技術紅利的同時，也改變了原有生產體系中的技能結構，引發工作崗位變動和勞動過程重組。對於技能工人而言，技術革新最先觸及專業管轄權，在新技術擴散應用過程中，傳統印刷工人在原有技術體系中的權力位置與技術控制權發生變化，隨之也改變了依附於原本技能結構上的利益格局。**就新技術與技能工人之間的主體關係而言，技術革新改變了技能勞動者的勞動過程，人與技術之間的主次地位會發生暫時性的顛倒。**印刷技術創新大大提升了印刷效率，習慣於手工雕刻的工匠配合高速運轉的機器，既有的工作節奏和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在短時間內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而勞動強度與技術難度的增加也要求印刷工人為適應新的生產模式作出改變，這種變化包括自身在技能提升上的成本付出，以及自身應對新技術在身體與精神上的轉變。總之，對技能失效的擔憂、對技術應用後果不確定性的焦慮，推動了他們選擇反向的抗爭行動，這種抗爭行動事實上屬於一種“以求穩為原則的行動”。

我們不難發現，上海印刷技能工人對技術創新的擁抱與反抗遵循同樣的原則。起初在新舊印刷術過渡階段，技能工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承接轉合的作用，而且技術革新提高了生產效率，改善了他們的收入，驅動他們積極擁抱新技術且參與其中。但隨着新技術滲透加速，如上文所言，“技術進步中的不幸”也開始顯現：印刷工人爭取更公平的技術紅利分配呼籲減少工作量，要求改善工作環境等行為日漸增多。就此而言，技能工人針對新印刷技術的反向抗爭行動，本質上屬於他們在爭取技術革新進程中的勞動安全承諾，是在為自身可能面臨的技能結構重組爭取合理的補償。事實上，除了印刷行業外，近代中國其他行業也出現過大量技能工人抵制新技術、新設備進入工廠的事件，比如紡織行業的機器化繅絲技術革新。這也從側面説明，近代中國印刷業技能工人對新印刷技術的抵制本質上並不是反抗技術本身，而是對技術革新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後果和個人影響的擔憂與應對。

外部非市場機制干預與印刷技術創新中的包容性

儘管近代中國印刷行業的技術創新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但在出現技能工人罷工等反抗事件後，國家與行業團體開始對印刷行業進行一些外部性干預，促進技術革新與技能工人之間的相容，以推動印刷行業整體進步。這些外部干預行動主要包括印刷行業相關法律法規完善、印刷行業正式技能形成體系搭建、行業自治團體自治能力提升。通過這三個方面的舉措，逐步消解印刷工人在技術革新中的不確定性風險，提升印刷行業技術革新過程中對技能工人的包容性。進入20世紀40年代，雖然上海印刷工人還有零星的反抗新技術的行動，但整體上罷工數量和抗爭行動不斷減少，穩定有序的行業發展格局也逐漸邁入常態化。

首先，為了應對印刷行業快速發展而出現的問題，20世紀初國家就頒佈了有關印刷與出版相關法律條例，以規範行業行為，併為印刷行業工人權益保護提供了制度保障，比如《大清印刷物件專律》（1906年）、《出版條例原則》（1929年）、《出版法》（1930年）、《修正出版法》（1935年）等。這些法律條例對印刷工人的年齡要求，以及印刷機構實名註冊的規定，直接指向近代以來出版與印刷業的諸多亂象。這些政策舉措推動了印刷企業開展內部管理整頓，如商務印書館和度支部印刷局調整機構設置，設立與更新印刷工廠的技術管理、勞動管理與品質管理制度。當時的國民政府還頒佈了《工廠法》以規範工廠中的用工行為，營造了有效的勞動權益保護氛圍。隨着勞動者權益保護法案的出台，印刷工廠隨之完善了對技術人員工作時間與休假制度方面的規定，同時採取多種形式的獎勵舉措激勵技能工人。比如，商務印書館上報“年有盈餘，各員司、匠徒等均給予獎金，正所以鼓勵人心之意……故在本局盈餘下按照月薪均攤。員司提給兩個月，組長、匠徒、伕役等提給一個月工薪”。而後商務印書館財政部訂立了“官營員司獎勵章程”，開始實行員工獎金制度，還增加了“月薪不足六元的工徒，三個月調升；員工半年加薪一次”等獎勵制度。這些政策行動和制度創設為技能工人獲得技術紅利提供了保障，為他們從事技術勞動營造了友好的環境，推動了他們參與技術創新的過程。

**其次，支持印刷工人技能習得和更新的正式技能形成體系逐漸成熟。儘管早在1904年清政府設立的“京師測繪學堂”已有印刷班，但直到1933年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的創辦才真正開始設置印刷正規課程。**1934年，上海圖書學校通過創建實習場所與印刷工廠對印刷專業學生進行培養，正式開啓了我國印刷教育的專業化與體系化時代。到20世紀中葉，各地區開辦的印刷專業學校通過半工半讀、生產實習、勤工助學等方式將理論知識與印刷工廠相連接，培養了一批從事印刷業的技能工人。當時出版的大量有關印刷技術的教材與刊物，為印刷工廠的技能工人提供了理論學習載體。另外，官方還直接出官費支持學徒與技術人員出國深造，並通過開辦書局、官報局、官紙局、官印局、印刷局、印鑄局等多種印刷機構，直接推動了印刷業在全國的蓬勃發展。這些措施培養了大量掌握西式印刷技術的人才，為其技能習得和更新提供了支持，提高了他們適應新技術的能力。

**最後，大量印刷行業自治社團成為推動新技術和技能工人相容的重要組織力量。**20世紀初，隨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文明書局為代表的大型印刷出版機構蓬勃發展，一些中小型印刷企業也相繼湧現。為深入推進印刷技術在中國的擴散與革新，更好滿足印刷事業的需求，上海不少印刷企業呼籲共建印刷社團。1935年中國印刷學會在上海誕生，該社團積極推進印刷科研、印刷出版以及印刷教育等方面的活動，出版了數種印刷技術類刊物，比如《中國印刷》；創辦印刷專業學校與培訓班，開辦印刷工人夜間學校；定期組織有關印刷新技術、新材料等研討會。除此之外，類似印刷學會的行業團體與同業公會的建立也非常普遍，印刷團體制定規則來規範入會企業在出版、管理、用工、發行等方面的行為，它們作為一種非官方組織培育了地區印刷業基本穩定的制度環境，賦予了技能工人技術創新的持續動力。

技術創新中的包容性與局外人

諸多理論已經證明，工業領域的技術創新屬於一種累積型創新模式，一項技術革新往往是在舊有技術體系架構基礎上逐步生髮和推廣應用的。在近代中國印刷業新技術推廣應用過程中尤其在最初階段，那些傳統印刷工匠羣體在舊印刷技術體系與新印刷技術體系之間發揮了重要的連接作用，推動了新舊技術體系在生產勞動過程中的轉換。但殘酷的是，隨着新印刷技術慢慢完善，舊有印刷技術體系逐漸被新技術體系所取代，曾經的“高技能”工人羣體也逐漸淪為“低技能”工人羣體，甚至成為新技術的反對者。新印刷技術的推廣應用雖然能夠提高生產效率、增加資本收益並推動行業進步，但我們也看到，這種“進步”對於其中的具體勞動者而言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他們收入可能會隨着新技術應用而得到增長，但勞動強度和難度的增加、技能失效的焦慮乃至技能替代的壓力也時刻伴隨着身處其中的勞動者。

本文通過對近代中國印刷技術革新微觀歷程的梳理和分析，除了闡述一項技術革新中技能工人的行動選擇與功能定位，**更重要的在於陳述這樣一個事實，即技能工人對技術創新並不天然就會產生正向支撐作用，他們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不是發生在真空中的，而是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這種社會條件的三個主要構成包括勞動權益保護的政策法規體系，技能形成的正式支持體系，以及規範的行業自治體系。在技術革新與應用實踐中，技能工人可能會產生筆者稱為“以求穩為原則的行動”：當社會條件能夠保障技能工人的勞動安全時，他們成為技術創新的推廣者甚至改良者；但當缺乏這些社會條件時，他們則有可能更傾向於採取抵制技術革新的反向行動。與新技術相匹配的社會條件創設提高了新技術體系對舊技能工人的包容性，給予他們機會和時間以應對技能失效乃至被替代的風險，進而融入新技術體系中並持續分享技術紅利。

**如上文所言，技術革新所帶來的技術紅利並不是普惠性的，不同技能等級的勞動者所分享的紅利也存在差異。**筆者想強調的是，勞動者技能水平不是靜態的，而是會隨着新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滲透、應用、改進而發生動態性變化，而且這種動態性變化會對勞動者在技術變遷中的地位產生直接影響，導致一部分在原有技術體系中屬於“高技能等級”的勞動者可能會逐漸邊緣化為新技術體系中的“低技能等級”勞動者。而且，依據技能形成的規律，高技能工人並非是天生的，他們是一批低技能工人經過長時間勞動實踐逐漸歷練而成的。所以，在新技術革新和應用進程中，提升新技術包容性及打造保護技能工人的社會條件就尤為重要。惟其如此，才能為技能工人的技能適應性更新提供支持，進而激勵技能工人正向支撐作用的發揮。

**當下中國，“機器換人”“無人工廠”“人工智能”等幾乎成為技術升級的通用路徑。技術創新產生了巨大的生產力效應，也創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崗位。但是，我們也看到，那些與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直接相關的工人羣體卻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冷漠與疏離。**在這場突飛猛進的現代化技術浪潮中，這些技能工人的冷淡是無聲的反抗還是事不關己？近年來“招工難”與人力成本上漲的壓力越發明顯，推動了企業加速引進自動化生產線，也直接導致靈活僱傭模式的盛行。半自動化或自動化生產車間在最大程度上節省了人力，特別是對程序化崗位工作的人力替代。而諸如勞務派遣、生產外包等僱傭模式的出現，迎合了企業靈活用工的需求。此類用工方式通過層級外包與精細化分工，既瓦解了普通崗位工作的勞動完整性，也製造了碎片化勞動的低技能與高流動性羣體。在此背景下，一些技能工人不僅沒有成為企業技術升級的受益者，反而有可能面臨被隨時替換的不確定性危機，甚至自身的議價能力也被削弱。由此看來，不少普通工人對新時期技術升級的冷淡，既是一種與己無關的心態，也包含了一種對現狀的無奈。

**這場以靈活、共享為特質的技術革新浪潮突破了勞動關係的傳統組織邊界，伴隨而來的是工人羣體普遍存在的低參與性問題，他們往往只能成為新技術應用的被動接受者或者“局外人”。**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等機構認為，當下的技術革新正在深刻地改變着全球勞動力市場，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需要更加頻繁地轉換職業。這場自動化和數字化主導的技術革新，會對勞動者的技能構成、技能形成周期，以及技能半衰期等產生直接影響。而數字化勞動過程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更高，同時也導致其技能更容易過時，數字技能構成對規範知識的依賴遠高於默會知識，而且數字技術導致的技能極化效應遠強於傳統的工業技術。在數字勞動過程中，新技術應用所引發的技能替代將可能推動一些技能更新不及時的數字勞動者流向職業階梯的下游，從而加劇社會不均等的程度。世界銀行等機構曾預言，未來十年將會有11億的勞動者需要技能更新。對於中國來説，完善產業工人技能形成體系尤為必要，但在日新月異的技術變革中，當下許多企業無意或者無力建立起工人的技能再培訓體系。筆者在珠三角地區的調研顯示，61%的企業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技能培養方案。企業之外針對技能工人的再培訓體系，也多止步於學歷水平的提升，社會層面尚未形成有利於技能工人再就業或再培訓的有效制度環境。儘管現階段技能工人羣體並沒有出現以激進的方式抵制新技術，但不少普通工人對技術革新的冷漠和低參與已經在無形中構造了一道屏障，阻礙了技術應用與技能工人之間的有效聯結。如果不能打破橫亙在技術與工人之間的隔閡，最終也會對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帶來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