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路徑：中美各自選擇的是不同的道路_風聞

最近，三中全會降下帷幕，很多小夥伴留言希望我解讀一下三中，其實，網上的解讀已經很多了，大多是就事論事。

不過，貓哥覺得格局應該更高一點，如果站在中國幾千年歷史層面，站在系統可持續發展層面的高度，可能會讓我們對三中全會，會有更為深刻認識。

從哪説起呢？就從最近最火的China Travel説起吧。

2023年11月17日開始，中國陸續向54國公民開放72/144小時過境免籤，同時，陸續對一些國家開放了單方面免籤。

本來，這可能也就是個刺激旅遊業的政策，但慢慢地，竟然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功效。

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懷着忐忑的心情來到中國，結果赫然發現：

wc！這和西方媒體中的中國不一樣啊！

畢竟，預期有多低，驚喜就有多大。

景點一逛，高鐵一坐，城市一看，無數外國人瞬間就成了中國的迷弟迷妹，以往那些負面印象一掃而光。

於是，各路外國博主紛紛曬出他們的中國旅行Vlog，把中國的美景、美食以及中國人的熱情和包容展現到了全世界。

不僅讓China Travel瞬間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而且徹底打破了西方媒體用有色眼鏡濾鏡所構築的“信息繭房”。

萬萬沒想到，中國辛辛苦苦、花了好多錢也沒起到的外宣效果，被144小時免籤給實現了。

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中國對外最為成功的輿論戰與認知戰。

但是，如果把對外免籤，僅僅理解為輿論戰與認知戰，那顯然格局就有點低了，我們要站在系統的層面去看到大國路徑的問題。

1 超穩態帝國

我們先思考一個問題。

中華上下五千年，如果從社會狀態來分的話，可以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幾個階段。

其中，封建社會的時段是最長的，從秦到清的封建社會時期，總共有2315年，佔據華夏文明生命的五分之二。

不過，在這2315年中，卻有一系列十分奇怪的現象。

比如，為什麼中國幾千年歷史會幾百年週期性出現農民起義徹底顛覆王朝？

你看，每隔兩三百年，華夏大地都會出現一次王朝的更迭，即便是以長壽著稱的漢朝，也是由東漢西漢構成的。

國外呢？卻完全不同。

比如英國從12世紀金雀花王朝開始，就算經過一系列王朝更迭，但國王均出自一脈；

法國也差不多，法國從公元987年始的卡佩王朝到1792年的波旁王朝，歷經805年，雖然王朝不同，君王之間也都是嫡親。

這和中國一個家族取代另一個毫無血脈關係的家族的情況完全不同。

比如，為什麼農民起義後，王朝更迭，但是始終都是封建社會，社會制度一直保持穩定的狀態，社會制度沒有發生變化？

唯一的區別，就是原來起義的人變成了新的地主階級（皇帝和官僚），被取代的皇親國戚，變成了新的農民。

角色換了，但社會制度沒換。

比如，為什麼幾千年中國技術發展遲緩，甚至出現倒退？

縱觀中國古代，現代科學理論基本上沒有產生。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都屬於技術而非科學理論，它們是積累和改進出來的，而不是對自然界規律的深入探索和理解後發明出來的。

所以無論是生物理論、物理理論、化學理論，還是其他科學理論，都沒有在中國古代獲得快速的發展。

雖然很多古籍上偶爾也有一些發展記載，但是都沒有能持續下去，或者沒有進一步發展。

你看，作為農業社會最重要的耕作工具，曲轅犁，早在唐朝就發明了，但一直到明清時期，仍在使用。

還有些大型高效農具，如水力連磨，高效的配套的收麥工具麥釤麥綽等，曾經興盛一時，但到了明清，反而罕見了。

有的地方，甚至從牛耕退回了人耕！

就連明代中國農學科學著作《農政全書》，其實內部的所載農具，也大部分都是抄前朝《王楨農書》的，沒什麼新創造。

所以，如果單純説農業生產水平，明清時期相比2000年前的秦漢時期，除了金屬工具變多了一點之外，其他沒有本質區別。

比如，為什麼中國封建主義官僚機構的膨脹與腐化是一種不可遏制的現象？

你看，貞觀元年（627年），百萬人口的長安，官員也不過730名。

到了元和年間（806年—820年），文武官吏及諸色胥吏已達36868人。

明朝也差不多，明初洪武時，文武官員為24000餘名，一百年後憲宗時，膨脹為八萬餘名。

同時，隨着封建王朝的延續，官僚機構腐敗問題往往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已經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甚至形成了“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公開貪腐。

再比如，為什麼到了封建王朝後期會變得越來越封閉保守？

你看明清兩朝，不但一再發布禁海令，而且對國民的海外經營支持很少，在國內的商業環境上也很少“產業升級”。

於是，中國雖然整體商業體量龐大，但近代資本主義必須的那些商業環境，比如銀行、保險、商法等方面，都非常薄弱。

所以很多人都感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沒發展起來。

但其實在這種封閉保守的環境中，資本主義就算有萌芽，也是發展不起來的。

那麼問題來了，這麼一系列奇怪的現象原因是什麼？

也許，我們可以從控制論中找原因。

英國控制論學者艾什比曾提出了一個超穩定結構(ultra-stable system)概念，指出這種系統是通過振盪回到穩態的。

這樣來看，中國的封建歷史兩千餘年，這種社會結構並不是靜態延續，而是通過週期性大動亂這種改朝換代機制，即通過振盪回到穩態。

一個王朝一個王朝地延續下來，倒是很符合超穩定系統特徵。

所以，1980年，中國學者金觀濤和劉青峯出版了一本書《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同樣是一個超穩定結構。

馬克思對歐洲小國林立的封建社會有一個比喻：

它們好像是一個袋子裏的一個個土豆，互相不發生聯繫，就算產生聯繫，也是互相攻打和互相征伐。

所以整個歐洲幾乎都在打來打去，基本沒有個大一統的時候。

為啥？因為他們沒有中國超穩定結構的三大要素。

第一是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結構。

相比西方“貴族分封”的封建制，中國的封建制更為先進，中央集權更為徹底。

為啥這麼説呢？

因為西方的封建管理體制，是君主、貴族、騎士（可視為諸侯下面的小貴族）、農奴組成的，一級管一級。

“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這就是西方封建制下管理關係的寫照。

中國呢？不一樣，上下之間有一個特殊的“士”階層。

以士為官員和西方以貴族為官員不一樣。

貴族管理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封地，封地內部的事務貴族説了算，君主説了不算。

士不一樣，任命你為郡太守或縣令，你就是一個公務員，幹得好升官賞賜，幹不好就把你免職，還可以任意的調動。

這些士，有的是從世家大族推薦，有的是通過科舉從平民選拔，於是，皇帝就有了大批可以管理郡縣的官員。

這樣一來，就能把皇帝的意志，貫徹到縣一級，讓中國擁有真正的中央集權，動員能力遠超西方的封建制國家。

當然，這個“士”階層被重用後，也誕生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集團。

第二是地主經濟為特色的經濟結構。

地主經濟不同於西方封建領主經濟，西方的封建領主，要對國王負責，替國王收税。

中國的地主呢？其實是一種地主鄉紳自治模式。

雖然名義上是對皇帝負責，但其實是對官僚階層負責。

地主士紳與政府合作，幫助政府執行管理農村。

在政府管理基層的事務中，地主士紳起着地方領袖的作用，官方則以部分特權，作為對他們為政府效勞的回報。

這樣一來，就能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組織中層和上層官僚機構有效地銜接整合，實現了民情民意的上傳以及官府意志的下達。

第三是儒家思想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文化結構。

歐洲國家，如果算起民族溯源，可以説亂七八糟，哪怕同屬拉丁圈子裏，語言和風俗也大不相同。

所以歐洲的語言和文字高達幾十種，這就給統一帶來了困難。

原因很簡單，大家雖然長得基本一樣，但語言和文字都不一樣，怎麼可能產生統一的向心力？

中國就不一樣了，雖然各地方言千奇百怪，但經過秦始皇的“書同文”之後，文字徹底統一了。

為什麼歷史書要把“書同文”放在秦始皇功績的第一個？

其實，就是這第一個“書同文”，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大一統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學説紛繁蕪雜，百家爭鳴，但到了漢朝，皇帝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

為啥？因為儒學被董仲舒改造得非常適合中央集權了。

比如，董仲舒改造的儒學，主要有三個觀點：

首先是君權神授和天人感應。

“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把皇帝視為天子，代天牧民。

其次是忠孝。

什麼三綱五常、忠臣孝子、仁義道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類，都是忠孝，這是儒家基本道德原則。

第三是大一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就為中央集權和郡縣制提供了理論依據。

你看，這一套意識形態，簡直是為封建帝王量身定做的，所以才會獲得統治者的肯定。

獨尊儒術之後，皇帝得到了忠誠和治理團隊，官僚階層得到了皇帝委託他們代為統治國家的權力，雙贏。

但問題在於，不是所有人都認可這種意識形態咋辦？

沒關係，前文提到的“書同文”就起作用了。

統一的文字，官方認可的標準學術典籍，讓各地的士族階層學的聖賢書是一樣的，這就讓官僚階層擁有統一的意識形態。

當意識形態統一了，那皇帝就不費什麼勁了。

皇帝不用強調自己的權力，官僚集團就會自覺遵從這個權力。

皇帝不用強調忠孝，官僚集團就會自覺把忠孝作為自己道德準則。

皇帝不用説咱們統一全國吧，可能皇帝還沒説呢，也會天天被大臣們催着統一。

為啥？

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決定了，天下的地盤都是皇帝的，皇帝必須把這些地盤交給官僚集團去治理，誰會嫌自己治理的土地多呢？

所以官僚集團最希望大一統，讓官僚體制覆蓋到天下的每一個郡縣，天然的反對分裂，也就產生了國家大一統的內生向心力。

同時，由於中國古代生產力存在上限，這種大一統結構覆蓋的範圍，其實也都和現在差不多。

北到荒漠，南到大海，東到關外，西到高原，地理上的隔絕，讓中國這種大一統，成為了一個幾乎自給自足的封閉結構。

這樣一來，皇權通過官僚機構到達大一統國家的每一個縣，再以士紳自治為中介，最後由基層宗法家族達到每個家庭。

在這種模式中，國家官僚機構、鄉紳自治、宗法家族三種組織層次，均認同儒家意識形態，**實現了社會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高度統一，**為這個封閉大一統結構提供了穩定的運行規則。

金觀濤稱這種一體化結構為之為"宗法一體化結構"，它是中國封建社會能維持整合兩千多年的原因。

但問題在於，這個系統也有BUG。

在熱力學中，有一個熵增定律：

它描述了在一個封閉系統中，系統的熵（即系統的混亂程度）總是趨向於增加的現象。

熵增的過程是不可逆的，最終會達到熵最大的狀態，即系統陷入混亂和無序的狀態。

牛的是，這個熵增定律，可以解釋無數人類活動中的現象。

那麼如何對抗熵增呢？

比利時俄裔科學家伊里亞·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創立了耗散結構理論。

耗散結構理論可概括為：

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的開放系統（不管是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乃至社會的、經濟的系統）通過不斷地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在系統內部某個參量的變化達到一定的閾值時，通過漲落，系統可能發生突變即非平衡相變，由原來的混沌無序狀態轉變為一種在時間上、空間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狀態。

這種在遠離平衡的非線性區形成的新的穩定的宏觀有序結構，由於需要不斷與外界交換物質或能量才能維持，因此稱之為“耗散結構”。

這麼來講有點枯燥，為了方便大家理解，咱們可以打個比方。

一家初創公司，所有人都朝氣蓬勃，流程簡單，大家目標一致，效率很高。

但是呢？隨着公司不斷發展，人數越來越多，為了維持秩序，流程規定越來越多。

同時，內部競爭加劇，一邊內耗，一邊效率變低，員工也從原來的全心進取，變得追求安逸，惰怠貪婪。

這種現象，就是這個公司的“熵值”在不斷地增加。

那麼如何調整呢？

那公司就必須改革，比如裁汰不合格員工，比如優化簡化流程，比如擴大經營賺更多錢來加薪等等。

這些手段，就是耗散對抗了熵增。

如果不從外界獲得物質和能量，那熵增就不會削減，最終導致系統陷入混亂。

那麼封建社會的熵增是什麼呢？

那就是中國封建主義官僚機構的膨脹與腐化。

一般來説，新王朝建立時，官僚隊伍比較小，比較廉潔，效率也比較高。

但問題在於，官僚機構是會腐化的。

官僚機構也是人組成的，是人就有私心。

在封建時代，官僚機構本身就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那麼其政策，就要保證地主階級的利益。

地主階級的利益是什麼？

土地，更多的土地。

在中國古代，土地是可以流動的，自耕農幹得不好，只有把土地賣給別人，給別人當佃農，但如果幹得好，也可以買來土地，擴大規模。

這一過程中，可以刺激民眾辛勤勞作，也可以實現社會財富積累，國家也可以收到税款。

但問題在於，土地流動也是一把雙刃劍。

土地流動是正常的，但通過各種手段，實現土地兼併，是不正常的。

在中國古代，地主們有一萬種陰險手段，讓自耕農破產，淪為佃户。

有人説，這種陰險的兼併手段，難道沒有人去告嗎？

當然有人，但問題在於，官僚機構早就被地主階級買通了！

他們在制定律法的時候，就已經考慮過這個問題了。

所以無論是從制度上，還是法律上，都沒有破產農民的活路。

當官僚機構把手中的去權力去作為自己變現的工具的時候，官僚階層的腐敗就在所難免了。

所以無論哪個朝代，到了後期，都是貪官污吏橫行，官員們“非奸即迂”。

腐敗，自然造成行政效率越來越低，但皇帝呢？又要求較強的控制能力，咋辦呢？

那就要增加機構和人員。

所以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數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常常膨脹了數倍至數十倍。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官員越多，腐敗的越多，效率越低，那就要繼續增加官員，為了養活官員，收的税就越多。

地主階級作為基層收税的主力，絕對不會讓自己承擔增加的税款，只能變本加厲盤剝農民。

結果就是農民階級徹底活不下去，不如奮死一搏，天下大亂。

這就是封建時代的熵增，它對穩定系統是一種遏制，代表了封閉系統熵值總是上升的自然規律。

系統陷入混亂後，一切歸零重來。

農民起義後，通過社會動亂，舊的地主階級和官僚階級被殺的被殺，敗落的敗落，社會矛盾大大減小。

新的皇帝任命新的官僚階級，新的官僚階級和新的地主階級一起治理社會，新的農民階級繼續種地，社會就又回到了初始的穩定狀態。

所以，農民起義，就是系統解決BUG的一種自我修復手段，通過週期性農民動亂，進行清零與重裝系統。

但問題在於，清零的過程太過殘酷。

動輒就是全國一半的人口死亡，不但清除了系統的癌細胞，同樣也將健康的細胞清除了——包括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以及新技術。

這也是中國科技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到了封建王朝後期，面對外界環境的劇烈變化（工業革命、技術爆炸、槍炮的發展、強勢文明的進入），這種穩定系統想繼續持續，變得越來越難了。

正確的處理方式是啥？

是像日本那樣，向世界接軌，學習先進技術和文化，最終實現自強。

可是中國系統維護者（儒家官僚階層）為了維護自己記得利益，選擇的不是改造系統去適應環境，而是抱殘守缺，選擇更加封閉與保守來降低環境的影響，想維護系統的穩定。

但事實證明，這是一條死路，結局我們都知道了，帶來的是系統的系統性崩潰，封建制度徹底滅亡。

2 開放系統

讓我們看回現實。

目前，全球化形勢逆轉，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都面臨民意向右轉的趨勢。

特別是美國，隨着賓夕法尼亞的一聲槍響，特朗普代表的右翼代表執政，已經不可阻擋。

那麼右翼的政策，也必然使資本主義的發展，更加趨於保守。

曾幾何時，資本主義還是進步的代表，而現在呢？

資本主義同樣也成為了保守的代名詞。

法國著名人類學家、經濟學家保羅若裏翁認為：

“資本主義一直就是一個不穩定的系統，它總是不停地促成資產集中，最後導致遊戲玩不下去。”

如今，“資源的消耗、殖民活力的終結、西方經濟體的過度負債、新競爭者的崛起讓迴旋餘地顯著減小。”

這個邏輯很簡單，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企業生存的關鍵就在於不斷擴大市場份額和市場覆蓋範圍。

要麼增長，要麼死亡。

拜過去100年技術大爆炸所賜，不斷有新的技術問世，帶來新的市場，創造出新的經濟模式。

在這個系統中，一直都有注入的能量，所以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熵增，推遲了資本主義“玩不下去”的危機。

但是在現在，基礎科學陷入瓶頸的情況下，已經很多年沒有突破性技術了。

那麼系統獲得的能量日趨減少，熵增不可避免地增加，資本主義的迴旋空間在收窄。

資本主義曾經用以克服危機的種種舉措，隨着時間的推移，都將失去效用。

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的熵值就大大增加，而且已經有了諸多混亂表現。

比如民主制度的崩潰。

原來為了捍衞民主的一人一票制，已經被資本家的政治獻金、遊説以及華爾街與美國財政部之間那道“旋轉門”玩得徹底崩潰。

更不要説一些“假選票”“郵寄選票”“死人選票”的遊戲了。

比如平等神話的被揭穿。

原本提倡的人人平等，但現在，已經被巨大的貧富差距和代際貧困的傳遞一點點耗盡，社會貧富差距不斷變大，矛盾不斷激化。

再比如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曾經是資本主義標榜自己優越性的具體成績，但問題在於，這個制度的弊端也在不斷湧現。

比如移民薅羊毛，比如福利“只能增加不能減少”的普遍民意，比如“懶惰吃福利，喪失鬥志”的副作用，以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存在的“福利負擔”等等。

在經濟高速發展期，福利政策還能維持，但經濟一旦陷入停滯，那麼福利負擔就會成為壓垮財政的最後一根稻草。

政府只能借債度日，至於還不還得起嘛，有下一任操心呢，關我啥事？

如果熵值這樣不斷增加下去，但總有一天，資本主義就會崩潰。

面對這種大變局，正確的路徑是什麼？

**耗散理論，**這一理論曾經在冷戰後期的幾十年被驗證有效。

冷戰結束後，經濟走向全球化，美國、歐洲向亞洲、非洲等國家輸出技術、人才和資金。

全球貿易以及中國打開國門，走改革開放之路，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這樣一來，就構建了一個有效的耗散系統。

在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推動下，整個世界暫時擺脱了熵增的困擾，走向了巨大的繁榮。

哪怕現在世界已經因為地緣博弈的激化而走向封閉，但耗散結構，仍然可以對抗熵增。

比如大力全球化，減少關税，用資本的高效配置，來促進經濟發展，以市場的擴大來延緩危機（畢竟還有很多國家沒發展起來，還有市場潛力）。

比如改革移民政策，以做貢獻的多少來作為享受福利的標準，這樣既帶來了新鮮血液，給本國勞動力以競爭壓力，同時也能防止移民薅羊毛。

比如給底層更多的權利，提供更多上升渠道，減少社會矛盾，等等。

但是呢？

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右翼，卻為了迎合民粹，反其道而行之！

你看看特朗普競選口號，美國優先、對全球商品加税、禁止非法移民，走的都是封閉保守的路線！

為啥這麼玩呢？

其實就是想盡量減少外界環境對系統的衝擊，維護系統的穩定，其實與過去我們封建王朝末期的路徑是基本相同的。

但問題在於，這種模式不管怎麼折騰，也無法對抗封閉系統熵值上升的自然規律，所以也無法避免我們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毛病：

週期性動亂、技術發展緩慢，官僚系統的膨脹與腐化以及越來越封閉保守。

很多人感嘆，現在的美國，越來越像明朝末年了。

明朝萬曆年間，財政赤字率接近2.5%，遠超萬曆六年期間的國家年均財政收入，這和美國已經超過其GDP的國債何其相似？

明朝耗費千萬兩白銀的萬曆三大徵，和美國耗費2萬億美元的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何其相似？

明朝的軍頭割據和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何其相似？

明朝的黨爭，和如今美國的黨爭，何其相似？

更誇張的是，明末的閉關自守政策，也和如今美國的小院高牆、高關税、去風險化等等逆全球化政策，非常相似。

世界好像開了個玩笑，原本開放的美國，卻變得封閉保守，而中國卻變成了開放的代表了。

有人説，中國建國後也曾封閉保守過啊！

其實吧，那要看歷史背景。

那時候新中國剛剛建立，面對資本主義陣營（後來還增加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全面封鎖和圍堵，不得不走自力更生修煉內功的路徑。

但是，等機遇來臨，中國馬上就抓住機遇，推動改革開放，並將之作為基本國策。

何為改革開放？

先看改革。

改革就是破除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以市場經濟的力量調配資源，調動億萬人民的積極性，真正解放生產力，使人們有用武之地，各顯其能。

再看開放。

開放就猶如趕集進行交換（國際交換和國際交流），就是學習先進，就是取長補短，就是優勢互補，就是洋為中用，就是借船出海，就是比學趕幫超，開放是人類開明、文明與智慧的表現。

改革、開放各有側重，又互相融合，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進一步推動更高水平的開放。

過去40多年，中國成功實現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轉折，建立了開放型經濟體制，創造了世界發展史的奇蹟。

特別是新時代以來，從設立22個自貿試驗區、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到力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簽署生效，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從多次削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到放寬電信、醫療等服務行業准入；

從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到搭建進博會、服貿會、消博會等國際經貿合作平台……

一系列擴大高水平開放的重大舉措，不僅讓中國的發展惠及國際社會，也讓中國構建了一個非常有效的耗散結構。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78年美國GDP約為中國的15.7倍，人均GDP是中國的68倍；

到2020年，美國GDP僅為中國的1.4倍，人均GDP為中國的6倍。

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誰也否定不了的巨大成績，也是中國這個系統從外界獲取的巨大能量。

為什麼中國一直以來，都堅定不移堅持改革開放這一基本國策？

一方面，中國認識到，在現代國際分工之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最高效地生產所有東西，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孤立於世界而存在（哪怕朝鮮也不行）。

中國不僅需要進口海量商品來維持人民羣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中國的龐大產能，也必須依賴於龐大國際市場來消化。

另一方面，中國同樣認識到，對外開放是對抗熵增最有效，也最直觀的手段。

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各國做生意，輸入能量，不斷推進降低耗散結構運營成本完成中國崛起和現代化。

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既有現實原因，也有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

更關鍵的是，不僅僅單純開放，中國還通過內部改革，對改革開放進行進一步“修正和完善”

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中也會產生問題，那是前進中的問題，或者説是改革開放不到位、不執行到位出現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中國選擇的不是因噎廢食，而是要通過深化改革開放來解決。

過去40多年，我們一直走在深化改革開放的路上，發展不止，深化不止。

最近一次的優化與修正，就是我們的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公報中，53次提到了“改革”，13次提及“開放”，這都體現了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

面向未來，一個持續發展、更加開放的中國，必將讓中國大市場成為世界大機遇，更好激活世界發展繁榮。

簡單來説，中國建立的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系統運行規則與模式必須適應環境的變化，並且根據外界環境的變化對系統進行週期性的優化與修正，這樣才能適應形勢發展。

也正是因為我們是開放式系統，系統因為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優化調整，熵值是可以通過系統優化降低的。

所以我們才能對抗封閉系統熵值增加的自然規律，所以外界變化越是劇烈，我們系統的優勢就越是明顯。

隨着時間推移，中國這種模式會越來越有優勢。

相反，美國呢？

隨着俄烏戰爭爆發，美國再次設立圍牆，形成了東西方對立陣營。

特朗普不僅要對中國商品加關税，而且要對全球所有國家的商品都加關税，那麼這就意味着世界的開放格局再次被關閉。

在一個封閉的系統裏，加之技術創新的停滯，這意味着熵增必然達到階段性的極限，最終進入徹底的混亂。

所以，不要看個特朗普揮拳朝天的表演照片，就覺得特朗普一定能“MAGA”。

特朗普選擇保守政策的那一刻起，就決定着美國一定會迎來一個封閉和熵值激增的階段，陷入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所以，站在系統的高度，再回頭來看我們對外免籤，其實就會覺得，這也不算什麼。

不就是144小時免籤嘛，不過是我們開放系統的基本底色，沒什麼大不了的。

來中國旅遊只是小場面，中國每年吸收的上千億美元的外資，才是大場面呢！

所以，站在開放系統的高度，我們才能高屋建瓴真正理解我們三中全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