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下一個董宇輝？——“董宇輝現象”背後的“希望勞動”_風聞

編者按

近日，董宇輝離職事件引發廣泛關注，俞敏洪最新發布的《致東方甄選股東朋友的一封公開信》，重點講述了“與輝同行"未來的安排——正式從東方甄選獨立出去，由董宇輝個人持有其100%股權。有媒體指出，早在此前的“小作文”事件，就暴露了東方甄選在網紅模式和產品路線兩種模式之間的衝突。對於此事件，公眾除了議論東方甄選內部可能存在的人員之間的運營理念和利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提出疑問：董宇輝出走之後，東方甄選還能走多遠？董宇輝的爆火之路能否進行復刻和重現，其背後的商業邏輯如何？而上述這些問題的根本，是要回到短視頻平台的勞動機制中去尋找答案。

本文指出，從李子柒、劉畊宏到董宇輝，短視頻創作者“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全新回報模式激勵了大批用户源源不斷地為平台貢獻內容，在“希望”的驅動下，這些用户也成為平台的免費勞動者。而這種前期免費投入、後期可能面臨高額回報的工作形態，也引發出鏡主播個人 IP 和幕後不同職責內容貢獻者之間的勞動價值與回報收益的矛盾問題。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希望勞動：短視頻平台的勞動機制

翟翊辰｜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劉蔚｜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國家安全學院副教授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2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2017 年起，我國移動短視頻應用進入爆發式增長期。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的第 52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79 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 76.4%，其中短視頻用户規模達 10.26 億，用户使用率為 95.2%。短視頻平台通過瀑布流式的交互方式和基於大數據技術的精準推送理念，為用户提供了展示自己、填補閒暇時間和獲取信息資訊的休閒空間；同時，短視頻平台以菜單式的素材和組合式的製作方法降低了准入門檻，鼓勵普通用户在分享美好的同時實現流量變現。在社區、共享和用户創建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的理念下，平台再造了傳播關係與傳播模式，催生了“產消者”或“用户”的概念，而用户一詞經歷了 Web1.0 時代的瀏覽者、web2.0 時代的共建者到 web3.0 的共享者的變遷，體現着平台的新變化與新構造。基於開放式的價值理念，平台以其參與性和經濟性提供交流、交互和銷售的機會，平台建設者、內容提供者、內容消費者、廣告主等主體組成經濟學意義上的雙邊 / 多邊市場，獲取着各自的價值領地：短視頻內容消費者投入時間和精力觀看視頻娛樂或學習，為平台帶來具有商業價值的流量；創作者通過短視頻平台發佈內容獲得關注，通過廣告帶貨獲得收入；廣告主可以在平台上獲取到比傳統媒介廣告更低的報價和更精準的目標客户羣；平台則通過用户數據分析、內容流量分發及算法規則的設計，在“記錄”“分享”的美好話語下將用户不斷捲入其中，為其免費生產內容和數據。而實現這一商業邏輯的動力，就是平台所編織的一個個“流量神話”和“造富傳奇”。

從李子柒、劉畊宏到董宇輝，短視頻創作者“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全新回報模式激勵了大批用户源源不斷地為平台貢獻內容，在“希望”的驅動下，這些用户也成為平台的免費勞動者。這種前期免費投入、後期可能面臨高額回報的工作形態，也引發出鏡主播個人 IP 和幕後不同職責內容貢獻者之間的勞動價值與回報收益的矛盾問題。2023 年 12 月，東方甄選賬號創作團隊與核心主播董宇輝之間的風波，正是個人 IP 獲得流量後與所在機構、幕後團隊之間的勞動價值分配與博弈的典型事件。物質生產與再生產中最關鍵性的內驅動因和真正的創造性，被認為來源於勞動。短視頻平台上的勞動機制及生態為社會學的話語空間提供了新的研究焦點和實踐場域。當生產實踐、文化活動、勞動過程以及權力行使的概念、方式和結果均被改變甚至重塑，穿透技術、資本、文化這些宏觀概念的遮蔽來研究短視頻平台中創作者的勞動過程與勞動心理，不僅關乎用户的權益與福祉，更有助於釐清平台公共利益話語以及數字勞動背後所隱藏的實質。

短視頻平台勞動研究的現狀、不足與方法

在平台勞動的相關研究中，平台往往被視為創業孵化器、“數字牢籠”、適應形勢和需求的“變色龍”、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加速器以及一種新型的數字治理權力。關於平台勞動的議題，學界主要形成了基於學科和研究領域的三類視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學者，側重於對平台資本主義與數據資本主義、數字勞動異化的研究；媒介視角下的學者，研究偏向於從參與式文化、社交媒體中內容生產的文化勞動性質進行分析；社會學和人類學視角下學者研究的側重點，則主要在平台治理、平台中的勞動關係和勞動控制方面，如網約車平台、貨運平台、外賣平台、網絡文學平台、短視頻平台等。

而短視頻平台勞動既有其他數字平台勞動的特點，也有社交媒體中參與式文化中的“產消者”和創意工作中“情感勞動”的特質，與“受眾商品論”“非物質勞動”“文化勞動”“數字勞動”“免費勞動”“玩工”“展演勞動”等解釋和描述概念高度相關。社交媒體平台通過菜單式的操作、鼓勵模仿的創作引導、分享生活與經驗的話語機制將人們帶入沉浸式的平台使用場景中，是一種“自組織的、湧現的、自下而上的現象，其主要動機不是金錢利益”，而是“自我表達……社區貢獻是主要的價值衡量標準”。短視頻創意勞動可以帶來主體的自我增值，獲得就業機會、經濟收入、技能知識以及社交關係、情感支持、幸福心理。從另一角度而言，短視頻直播領域已產生巨大的“平台化”娛樂產業，平台通過培育跨越社會階層的網紅，給予用户“成名的想象”，鼓勵更多的人自願地成為“網絡勞工”，映射出“無名者”的出場、平台資本的勞動力征用以及算法規訓等社會表徵。

“希望勞動”（hope labor）一詞最早由庫恩和科里根在 2013 年提出，用於描述在線社交生產中勞動主體目前從事的無報酬或報酬不足的工作，通過積累經驗或見識在未來獲得更多報酬和補償。例如，學生為了更好地就業所進行的底薪或者無薪的專業實習、用户通過免費編輯維基百科條目以豐富自己的創造性實踐經歷等。希望勞動常被視為面向未來的“投資”和“機會”，這也掩蓋並助長了其中一些“剝削”的現實和不合標準的體驗式實踐。在對創意工作者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將希望勞動定義為在假設 / 推測未來就業的基礎上所執行的低薪工作，是一種存在主義的情感立場和麪向當下的積極道德實踐。希望勞動概念的提出擴展了學界對在線內容生產背後動機的理解，當考慮到未來回報的可能性時，社會生產就變成了希望勞動。希望勞動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異化的本質沒有被意識到，它使“權力不對稱合法化”，並將成本和風險轉移到個人身上。

概而言之，當前學界對平台勞動的研究多針對受眾商品化、平台資本主義、數字勞動異化等方面進行。然而，在短視頻直播創作者成為新職業羣體且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當下，短視頻平台的勞動機制卻鮮少被研究，尤其是短視頻平台相較於其他數字平台的勞動特點、全新的回報邏輯和流量收益特徵，以及獨特的信息權力規訓機制。本文將短視頻平台的勞動機制定義為“希望勞動”，主要通過抖音、快手、微信視頻號三個代表性平台的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化訪談來進行一手資料的收集，在此基礎上展開對短視頻作為全新的勞動場域達成希望勞動的動力機制、實現結果的梳理，探析基於流量分配和全景監視的權力規訓對短視頻平台勞動所產生的持續驅動力，並對短視頻平台勞動機制加以反思。

何以可能：希望勞動的動力機制

毫無疑問，數字時代帶來了新的勞動形態和更多的勞動機會。一方面，線上家政平台、網約車平台、外賣平台等不僅成為便捷生活的數字基礎設施，還為勞動者帶來了全新的工作場景和勞動體驗。也因此，大量勞動者放棄原來的常規工作，轉而投入到平台經濟這種更加靈活、公平的勞動場域中。另一方面，隨着以博客、微信公眾平台、微博等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平台的飛速發展，網民由信息的受眾與消費者轉變為線上內容的生產者，線上內容創作正變得越來越商業化和專業化，甚至成為一種可以獲得收入、名望的工作。

短視頻平台正是基於上述背景，成為兼具平台勞動特徵和線上內容生產雙重特性的勞動場域，勞動者懷着對新的勞動平台和勞動形態的新奇感以及對新的勞動回報規則的嚮往而使用短視頻平台，其一夜爆紅的隨機性、較低的准入門檻以及對使用者物質和精神需求的全方位迎合，使希望勞動得以成為可能。

（一）基於全新回報邏輯的勞動場域

短視頻平台因其社交媒體和平台經濟的特性，為勞動者提供了一個異於其他平台勞動回報邏輯和價值評價的全新勞動場域。

**首先，短視頻平台顛覆了平台勞動多勞多得的計件報酬機制。**以網約車、外賣、家政等為代表的平台勞動均採用較為公平的計件報酬制，平台直接對接勞動者和消費者，因其巨量化的用户基礎和平台自動派單機制，勞動者無需自己進行推銷和宣傳，即可接到相當可觀的訂單並獲取勞務報酬。短視頻平台的勞動回報機制則並非完全是基於計件，而是具有一定的隨機性以及這種隨機性下對暴富可能性的誇大化期望。短視頻內容生產者在自我定位上與其他平台上的勞動者有着本質的差異。其他平台勞動者的回報預期是自身勞動價值的公平化兑現，其本質是多勞多得；而內容生產者的預期是基於自身生產的創意內容，利用流量規則獲得超出自身勞動價值的高額報酬，要麼勞而不得，要麼少勞多得。

**其次，短視頻平台顛覆了平台勞動基於特長或背調的准入門檻。**在其他數字平台中，要想成為勞動者往往需要一定的技能，例如駕駛、藝術特長、電器維修等，或者提交一定的身份證明、資質證明供平台審核。但短視頻平台一般只需要手機號碼註冊並完成實名認證，即可發佈作品，無需進行任何形式的背景調查。同時，錄製短視頻作品的技術門檻也較低，不少初試者僅通過模仿簡單的舞蹈動作、翻拍熱門視頻、發佈博取眼球的搞怪內容，再搭配操作簡單的剪輯軟件就可以成為一名短視頻創作者。從這個角度來看，短視頻平台為沒有特長的勞動者帶來了新的勞動機會和勞動形式，讓人們有了更多職業選擇。

**此外，短視頻平台帶來了全新的勞動價值評價標準，並賦予了勞動者全新的職業身份。**在短視頻平台中勞動的價值重新被定義：分享個人生活和興趣這種看似娛樂的活動在獲得關注和流量後，成為一種創造價值的勞動，人們在滿足自我表達、記錄心情、刷存在感等情感需求的同時，也在創造着經濟效益。這種經濟效益一方面來源於短視頻創作者為平台生產的信息和用户數據，另一方面也為個人成為一名短視頻博主積累內容。在短視頻平台進行內容創作的勞動者們也因此被賦予一個全新的職業身份，即短視頻博主、up 主或者網紅。這種職業身份對於一些原本沒有穩定工作或者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來説，無疑被賦予了新的人生定義，讓他們得以從事原本沒有機會接觸的文化創意、市場宣傳等相關工作內容，從而獲得更高層次的職業定位。

（二）基於未來獎勵想象的話語機制

**短視頻平台策劃了一種具有創業精神的文化生產形式，鼓動人們在平台上進行內容創業，參與的創業者們前期沒有任何報酬，他們試圖將自己標記為“創意生產者”，對個人品牌建構的幻想讓他們期待有朝一日能夠通過某些形式獲得可觀的報酬，**如粉絲變現、平台簽約等，儘管現實是大部分的博主漸漸在熱點追逐和品牌競爭中變得默默無聞。事實上，短視頻創作者模仿拍攝、傻瓜式剪輯以及註冊就可以參與的內容生產過程，已經將本該是創意勞動的視頻創作工作變成了一個全民參與的、勞動密集型的“創意流水線”。這看似為一些低收入羣體、邊緣人羣、碎片化時間多的人提供了寶貴的就業機會和獲利可能，這份“工作”無需面試，也不需要績效考核，並以一種“付出就會有收穫”的公平感，讓更多人看到了改變命運的“希望”，願意在初期進行無償投入。通過平台資本的渲染，流量的獲得與“一夜暴富”“突然爆火”這種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緊密關聯起來。故事的主角常常是一個普通人，甚至是窮困潦倒的追夢客，而結局則是成為全民皆知的網紅主播：比如，大山深處的李子柒通過拍攝鄉村生活，每年據説獲得上千萬元的收入；東方甄選的董宇輝從培訓教師成長為頭部主播，是底層逆襲的榜樣。短視頻平台憑藉這些向創作者描繪了一個圖景——只要成為網紅達人，就可以進入財富自由和階層躍升的美麗新世界，讓人們相信自己也有可能是那個被流量“寵幸”的普通人。這是“希望勞動”的直接呈現，寓意創作者即便目前從事無薪或低薪工作，積累內容資源或經驗見識之後，就業機會就會隨之而來。

**短視頻平台的未來獎勵還在於就算前期沒有獲得物質回報，但是粉絲的認可也可以實現創作者對自身價值和“卓越感”的情感補償。**平台可以為創作者提供曝光自己、擴大社會影響力的機會，尤其是當下確實有一些運營良好的賬號擁有者因此而獲得額外的機會和更高的待遇。從這個意義上講，勞動者甚至認為“平台收取費用也是應該的”（金融知識短視頻創作者）。他們希望自己在“文化上的投資會在日後轉化為經濟優勢而生利……獲得相同水平的經濟回報”。因此，短視頻平台流量不僅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還可以轉化為社會資本和網絡話語權。相較於有着時空邊界和作用侷限性的實體權力的獲得和現實社會中社會資本的獲取，網絡空間中話語傳播和虛擬社會資本的獲取看似更具可能性，且傳播速度更快、變現難度更小、作用範圍更廣。然而，這種美好的未來獎勵想象實則是將當前工作和未來收入之間並無必然性的關係強行聯繫起來，這種非經濟補償也使短視頻的“剝削”本質變得更加隱蔽，平台將成本和風險全部轉移到創作者身上，通過意識形態的不斷強化造成了創作者對平台勞動的主動同意，甚至是“感恩”（英語教育短視頻創作者）。

（三）基於意義感的精神化敍事

用户視頻拍攝、剪輯乃至購買流量增加作品的曝光率等行為均是出於自願，這種自願不僅來源於對未來可能會獲得一定物質或者精神上獎勵的希望，也是出於與他人建立聯繫、獲得他人認可、為他人進行志願服務獲得心理滿足的願望。很多研究均證實了那些自願貢獻內容的參與者們主要受到“生產過程的內在樂趣和對出色工作的同行認可”的激勵，這種利他性的社會生產可以不受到利潤動機的驅使，社會貢獻是主要的衡量標準。短視頻創作者同樣為自己構建了基於內心滿足和個人價值實現的合理化説辭，認為自己創作短視頻是為了“充實生活，注重內容創作過程中心理上的愉悦和滿足”（廚藝短視頻創作者）。看到有人觀看覺得“實現了自己的個人價值”，“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造福更多人”（保險知識短視頻創作者）。

這種“社會認可”在道德經濟和商業市場中均具有潛在價值，尤其是隨着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自我品牌的話語和實踐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愈發重要。短視頻的創作和發佈對於創作者的個人品牌可以起到良好的宣傳作用，很多短視頻創作者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希望通過發佈一些行業資訊和專業知識，獲得一定的行業認可和客户的信任”（房地產知識短視頻創作者），尤其是對從事諮詢行業如房地產顧問、保險代理人、律師等羣體來説，在社交媒體上展現自己的專業積累、管理好自己的在線品牌形象，對於獲取新的客户資源尤為重要。在這一過程中，短視頻平台充分行使了自身賦予平台勞動者意義的權力，並“通過隱藏權力關係而成功地將這種意義賦予合法化”，不僅讓創作者認可這種精神化的敍事話語，同時也使平台內容創作的意義感稀缺化，即只有生產高質量且具有個人特色的內容才能獲得受眾認可並獲得網絡聲譽。

可見，**短視頻創作者對平台的希望，不僅體現為物質上的回報，還包括對品牌身份的賦能、對個人價值和生活意義上的滿足。**精神化敍事可以極大地彌補物質回報上暫時的不足，物質報酬成為短視頻創作的邊際收入。然而，精神化敍事中的品牌身份賦能並非是一種預期，更多時候只是一種低概率下的希望，畢竟品牌效益往往和經濟效益相輔相成，尤其是對短視頻行業而言。

何以分化：希望勞動的實現結果

儘管短視頻創作者寄希望於免費勞動後的超額回報，但事實上平台算法通過內在規則重新設計了類似現實社會金字塔形狀的網絡社會分層，通過流量的獎懲分配進行平台資源的社會分配。且與現實中的社會分化不同，平台創作者的分化並沒有特別明顯的排斥過程，而是基於算法機制產生的滑動分類，“實現更細顆粒度的位置區分”，從而實現一種“掠奪性包容”，給予所有創作者以希望和機會。這種機會加速了平台內容資源的累積效率，加大了創作者時間與金錢投入的動力。隨着短視頻平台運營的成熟，希望勞動的實現結果必然隨之出現分化與分層。

（一）頭部網紅與被淹沒的大多數：希望勞動者的分化

雖然大多數短視頻創作者是抱着獲得物質獎勵或個人影響力的希望而進入該行業，但能夠實現回報的創作者卻比較少。多數不能稱之為創作者的用户，拍攝娛樂性的視頻一樣為平台積累了有價值的內容和數據，而用户和創作者之間也在不斷轉化。比如，獲得了一定隨機粉絲量的用户有可能會選擇成為一名專業的短視頻創作者，長期得不到回報的創作者也會選擇放棄自己的賬號，轉而成為短視頻的受眾。總的來説，頭部網紅可以獲得超出預期的大額回報，腰部網紅也可以獲得可觀的回報，而大部分的創作者則很難獲得流量和現金回報。以快手平台為例，2022 年第四季度，快手應用平均日活躍用户達 3.66 億，平均月活躍用户達 6.4 億，但 2022 年，僅有超過2200 萬人在快手獲得過收入。大部分能夠獲得收益的創作者已經簽約專業的 MCN 公司，或成立專業團隊，服務於個人 IP 的宣傳和商務對接。一些幾十萬粉絲的腰部網紅，也通過直播帶貨、產品宣傳等方式獲得了可觀的收益。一位沒有團隊的美食探店博主在抖音平台經營了 3 年多的時間，現擁有 20 多萬粉絲，他每發佈一條探店短視頻可以獲得商家廣告費 2000~4000 元不等，平均每天去2~3家商家拍攝視頻並剪輯，每月可以賺取十多萬元的個人收入。但是，正如他所言，“我現在很清楚怎麼把一個號做到我現在這樣，但是粉絲量也就是這樣了，不可能再往上升一個量級了”（美食探店短視頻創作者）。不同類型的賬號變現方式不同，變現潛力也不同。

普通短視頻創作者不僅需要跟有專業 MCN 機構的簽約達人進行競爭，還需要與直播帶貨的影視明星競爭。很多影視演員、主持人看到短視頻行業的吸金能力，也希望在短視頻領域分一杯羹，這些具有一定粉絲基礎、擁有一定的專業設備和專業團隊的明星很容易對素人網紅形成降維打擊，再次擠壓普通短視頻創作者的流量空間。在以內容質量好壞和是否吸引眼球為評價標準的平台上，以短視頻創作者為代表的勞動者們看似獲得了一個全新的、通過勞動來賺取報酬的職業機會，且這種靈活的創作形式、不受約束的工作狀態以及具有創造性的工作性質，能夠在傳播自己思維和創意的同時獲得個人價值感和滿足感。但是，處於底部的創作者的勞動卻很難獲得任何物質上的收益。而他們的勞動成果已成為平台內容的一部分，是支撐頭部網紅流量的分母，也是平台流量數據的重要組成部分，助力平台資本的進一步擴張。數字平台看似賦予了人們新的工作機會和靈活的工作形式，但它們通過強控制—弱契約的用工模式，進一步強化了底層勞動者的位置結構。受眾產生的信息被監視、整合、分析，最終轉化成信息商品為受眾所消費，形成了一個傳播、生產、消費的循環。

（二）從隨機博眼球到專業博眼球：內容生產的演化

**平台化和娛樂化的過程模糊了消費、生產、娛樂、工作的界限。**一方面，視頻內容創作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種休閒活動，很多人也正是因為其有趣和好玩才選擇短視頻創作，以幻想在“好玩”（科普短視頻創作者）中獲得些許流量，進而賺取一定的物質獎勵；另一方面，創作過程和創作成果正在變得更加專業化和目標化。

**首先，專業化團隊能夠對短視頻的內容進行持續高質量穩定輸出，這對於一個賬號的粉絲積累非常重要。**很多短暫獲得流量的賬號，沒有獲取持續收益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隨機化的視頻博得了一定的流量後，無法持續發佈同樣質量或者符合流量推送規則的作品。其次，看似隨機爆火的短視頻背後有着特定的流量算法規則。“平台通過基礎播放量和完播率來確定是否再次對一條視頻進行流量分配，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視頻前面講一堆沒用的，有質量的只是最後一句話。”（MCN 商務經理）對於算法規則的準確把握，有助於平台將視頻推送給更多人，獲得更多曝光率和被關注的機會，尤其是在短視頻內容同質化、細分化、流水線化的當下，短視頻能否獲得關注，部分的確取決於內容質量，但更大程度上則取決於播放量、完播率等數據。

普通人很難做到對個人能力和個人極限的挖掘。平台為了鼓勵視頻的真實度，對真人出鏡的短視頻有一定的流量傾斜，但很多創作者並不願意將真實的自己曝光在網絡上，更別提在視頻裏做一些挑戰普通人極限的表演。“有時候很難拉下面子去做那些事情，比如故意扮醜或者故意搞怪。”（MCN 短視頻達人）大部分人出於各種顧慮，明知道可能會產生更多流量的視頻形式，並不願意去做，也就無法與一些無底線博眼球的博主競爭。同時，平台在對賬號進行流量分發時，也會注重賬號在特定內容領域的專一性和集中性，即是否會有自己的細分市場定位。一個短視頻賬號如果分享了多條美食類內容，那麼一旦開始發佈別的類型的視頻內容，則獲得的流量將會大幅降低，進而造成瀏覽量和點贊量減少。平台以這種流量懲罰形式來驅使創作者在一個領域進行相似內容的生產，這種對創作者的內容規訓機制驅使視頻創作的內容符合短視頻平台自身的規則。“剛開始做視頻的時候，是希望能有自己個性化的內容，但是很難隨時有靈感，而且投入很大精力拍出來的還不如模仿別人的有流量”（美妝短視頻創作者），但是沒有自身特色的賬號又很難獲得長期成長。

平台通過算法規則和流量分配策略引導創作者創作符合自身導向的內容，創作者在不斷的內容發送過程中，感受到流量和算法的分類和獎懲，這種獎懲機制具有一定的隨機性，也遵循着某些可以感知到的規律，有一定“網感”和專業知識的創作者更容易在這種規則中脱穎而出。比如，東方甄選篩選擁有高度同質性的中等收入羣體的受眾，利用其主播的文化優勢，提供差異化的直播內容。而模糊感知到算法規則、但並不具備較好網絡傳播技能的創作者，則在“迎合”“取悦”算法獲得短暫流量和收益，或是在“坐冷板凳”保持自我風格、期待某天被算法青睞的搖擺中不斷嘗試。

（三）時間與金錢的雙重投入：希望勞動的資本化

短視頻創作這一工作以時間靈活，且工作空間不受限制廣受年輕人喜愛。然而，其看似擁有更多自主權和更高的工作滿意度，但是很多創作者並未獲得相應的物質回報。不僅如此，不少創作者在平台勞動中有着時間與金錢的雙重投入，他們輕巧地説自己“不需要進行物質投入，僅僅花了點時間而已”（寵物短視頻創作者）；“主要是時間投入，花了點錢買了手機支架”（金融知識短視頻創作者）；“曾經花錢購買過流量分配服務，不花錢基本上不會被分配太多流量，花錢了也不一定能獲得粉絲，閲讀量會有一定增加”（英語教育短視頻創作者）。這些“希望勞動”的參與者大多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免費勞動實質上存在某種意義上的“剝削”，他們視其為“投資”，寄希望於未來得到回報。

在平台上，流量和粉絲量是創作者賺錢的前提，創作者獲得一定粉絲量後帶貨獲得廣告費，或者靠粉絲打賞來獲取報酬。然而，**平台不僅佔據創作者的內容、流量，而且將流量作為一種產品去售賣，創作者要想獲得平台更多的推薦、更多的曝光量，就不得不額外花費金錢購買平台的流量服務，來為自己的視頻增加曝光量，否則自己的視頻拍攝得再優質，也很難被推送給很多人，這內含一種算法的設定技巧。**這種情況在專門進行短視頻內容生產的 MCN 機構也一樣。雖然機構有着專門進行平台規則分析和熱點內容創作的員工，但“購買流量花費絕對高於短視頻的製作費用”（MCN 商務總監）。而且，在越來越多創作者購買流量服務產品的形勢下，不進行金錢投入的創作者更缺乏機會獲得流量，進而無法獲得更多的粉絲關注和物質回報。吉登斯曾經提出結構化理論用以描述規則與資源互動下的結果強化，短視頻平台正是將創作者置於網絡社會結構中的規則與資源關係框架之中。短視頻平台現有的規則和資源，對創作者的內容生產行為和流量服務購買行為形成了規範和引導，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他們又參與到短視頻平台新的規則和資源的創造，進一步強化了短視頻平台中藴含的網絡社會結構。新的規則和資源反過來壓制和影響了創作者們的發展，不斷將流量與服務的門檻提高。

在以“記錄美好生活”“分享美好”等為噱頭的定位下，平台通過對流量分配權的掌控，決定着哪些人可以獲得粉絲，哪些人無法獲得關注。看似公平、隨機的短視頻推送背後，包含着對創作者勞動的無償獲取。創作者“看到別人投放流量產品，擔心自己如果不投入，自己的作品就會被埋沒”（廚藝短視頻創作者）。然而，投放了流量產品的創作者也並非一定可以獲得很多粉絲關注，付費流量產品只是將已經被付費的短視頻曝光率提升到一定比例，並不能保證完播率和關注度，也不對結果負責。有訪談者表示“投放了付費流量服務，也作用不大，但是不投放的話，就完全不可能火”（美食探店短視頻創作者）。所以，就算是創作者對流量進行付費，也還存在付費多少的競爭。流量和金錢的關係並不是對等的，“一條視頻獲得關注的因素有很多，只有內容優質加上金錢投入才有可能成功”（MCN 機構編導），“不清楚規則的人，錢花了也是白花”（科技資訊短視頻創作者）。這種雙重的投入無疑將財力薄弱者排除在外，將短視頻賬號的成功變成一場資本的遊戲。由此，創作短視頻的初衷不再是為了分享生活，而是以盈利為目的，獲得不低於前期投入成本的回報。而平台通過對這種“投資”話語和流量收益規則的打造，不但對創作者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雙重“剝削”，還加劇了創作者之間的流量競價。

何以持續：希望勞動的規訓機制

**算法是平台經濟的技術基礎和盈利前提。**一方面，短視頻平台依託算法技術可以有效控制平台中的信息流動，採集用户行為信息、分析其偏好可以有效獲取廣告商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通過對短視頻作品進行流量分發以實現利益分配。在這種分配機制中，賬號內容的質量、熱點踩中率、作品更新頻率、內容垂直度等都成為算法進行流量分配的依據，也是驅動創作者持續進行免費貢獻和持續投入的動力。平台通過流量分發和績效評估等組織方式和算法權力，直接監控創作者和消費者的勞動過程，並將流量變成一種文化和意識形態，通過對用户行為的實時監控和這種信息意識形態的驅動，實現了對用户的數字“規訓”。

（一）程序公平表象下的信息權力

**短視頻平台以流量評價為中心的酬勞機制決定了其“去中心化”的管理理念和程序公平的表徵。**在平台話語體系中，平台服務於公共利益，例如社交、文化生產、健康、教育等。當談論數據提取和分發時，“共享”“開放”等術語被廣泛使用。這是一種具有強烈互聯網基因的話語邏輯：一條短視頻的爆火由個人的勤奮、努力和內容質量決定，在這種規則下他們將會更加追求和強調個人因素，其創作內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更高，甚至為自己創造一種希望感和意義感。一些創作者“購買了一些輔助拍攝的設備，可以改善畫質”（美妝短視頻創作者），“和幾個一起做視頻的朋友租了一個小的拍攝場地……想讓視頻看起來更專業”（法律知識短視頻創作者），還有創作者“參加了一些拍視頻和創作內容的培訓，希望提升自己的技能”（科技資訊短視頻創作者），“通過視頻創作鍛鍊自己，充實生活”（房地產知識短視頻創作者）。就算是購買例如“DOU+”這樣的流量產品，如果效果沒有達到預期，仍可以歸因於創作內容的質量不夠。誠然，具有更高創意水平和內容創作能力的個人，的確更容易掌握到短視頻的潮流變化，拍攝出的短視頻質量也更高。例如，美食類短視頻在拍攝工具的使用、視頻美感、食材選用等方面均會影響到內容質量和受眾觀感（短視頻受眾），這背後是短視頻創作者綜合實力的展現。

**短視頻平台既是流量分配規則的制定者，也是創作者內容創作的場域提供者，流量算法規則的制定掌握在平台手裏。**但只有“頭部”創作者才有較高的商業價值，才會獲得廣告主的青睞，進而賺取相當的收益。中小粉絲量的創作者多沉浸於分享生活、記錄美好的話語體系下，為平台提供免費勞動。算法規則本質上是為了平台獲取更大利益，而創作者能做的就是選擇留在平台或者離開，而離開就意味着之前的粉絲積累幾乎不復存在。正是因為平台所提供的技術基建，決定了平台在這種多邊市場下的絕對信息權力。權力是“使社會行為者能夠以有利於強化行為者的意志、利益、價值觀的方式不對稱地影響其他社會行為者做決定的相關能力”。短視頻平台在這種多邊市場的“單邊”管理中，有着“不服莫辯”的絕對優勢，用户即使意識到這種不公平，也只能採取“放棄對平台服務的任何訪問”這一種行動策略。短視頻平台通過提供並控制這一基礎設施，對使用它的人擁有了直接支配的能力。然而，絕大多數創作者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權力的不對等，僅僅認為這是“和平台互利共贏”（英語教育短視頻創作者），“是建立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而形成的合作關係”（金融知識短視頻創作者），“平台提供了工作機會和技術基建，應該獲得相應的鉅額回報”（MCN 商務總監）。

（二）計量化評價機制下的自我剝削

**平台經濟的核心在於對用户的激勵機制，這種機制促使用户不斷使用平台，為平台生產數據或者內容。**短視頻平台對創作者的激勵機制就是其計量化的獎勵機制，發佈視頻的瀏覽量、評論量、點贊數量以及由此吸引的粉絲數量、粉絲質量等數值是平台考量創作者賬號的標準，也幾乎是唯一標準。標準的單一性使得平台的管理更適用於算法監控下的技術管理，通過粉絲數量設置層級式、遊戲化的標準來促使創作者不斷增加自己的勞動實踐，實現粉絲的增長以早日邁入下一層級，達成創作者的自願勞動。平台擔當起資源分配者的角色，根據計量化的評判機制實現對廣告資源、後續流量資源的匹配和推送。得到更多流量和廣告資源的創作者，自然就能獲得更多的廣告費和瀏覽者打賞，也即獲得更多的報酬。這些報酬看似是廣告商和瀏覽者所支付的，但其實主要是平台在這場支付活動中起到了分配作用。短視頻平台通過設計這套以流量為單一標準的薪酬計算體系，將追求流量的壓力傳導給每一個短視頻創作者，使得他們成為流量的“崇拜者”，甚至發展成為“數據拜物教”，以不斷增加的數據刺激創作者增強內容生產激情和工作強度。在短視頻平台場域下，傳統公司的勞資矛盾也轉換為創作者與受眾的矛盾，傳統公司的等級控制轉換為平台的算法控制，這種算法控制讓掌握利益分配權的平台看似置身事外，消解了勞動者的對抗心理，使其更加自覺地投入到勞動中。

而**對於流量的分配，無疑是由算法規則主導。**在算法規則下，話題熱點、更新頻率、視頻完播率等，都將成為一條短視頻是否被給予更多流量的決定因素。創作者為了獲得流量分配，只能迎合算法規則，不知不覺為平台提供免費或廉價的勞動，以換取在該平台賺錢的機會。以流量為主的計量化評價機制成為一種新的技術控制方式，實現對創作者數字勞動的驅動。平台上的數字勞工看似沒有老闆、沒有監工，也沒有績效考核指標，但是點擊量、點贊數量、粉絲數量等計量化的評價體系則實現了對勞動者的更高程度的控制，短視頻平台成為一種“以可見度和關注度的形式具體化認可的場所”，讓創作者陷入某種“自我剝削”和“雙重動員”的狀態中。“自我剝削”的實質也就是“資本通過去主體化、隱蔽化、系統化的作用形式，在完成對主體勞動進行吸納的同時，消除主體的反抗能力，使主體完全被資本所奴役”。而雙重動員則是指短視頻平台通過成為網紅的成就感、金錢的誘惑以及從業身份的自我認可，促成了創作者對平台內容生產的主動參與，形成自我動員；在短視頻所構建的規則與資源相互作用的場域中，他們不自覺地被自己所強化的規則和資源裹挾，實現創作者希望勞動的被動參與，達成一種外部動員。

（三）流量分發算法下的權力規訓

“規訓”的概念最開始被福柯用於描述中世紀酷刑的特點，後引申用於資本主義對全社會的控制。在平台經濟的研究中，“規訓”再次被引申**，通過對用户行為數據的採集和分析，平台也構建了一座“全景敞視監獄”，這種監獄把一切犯人、看護和各種設施都置於中央監視塔的監視視野裏，通過紀律控制確立一種漸進的、連續的、不易覺察的等級秩序。**平台用户一旦進入平台，就會處於這種“監視”場景中，被納入平台規則確立的等級秩序。在實際勞動中，短視頻創作者甚至是主動處於這種場景中，使平台分析算法儘可能充分“瞭解”自己，將自己打上某類標籤，為自己的作品匹配更加精準的受眾。而這種“瞭解”的過程，正是需要創作者不斷為平台進行內容生產，從而產生用户數據。算法結構化生產者的行為，生產者用實踐回應平台權力，用户、平台和算法之間得以形成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基於“規訓”社會，法國思想家吉爾·德勒茲又提出，“我們正在進入控制社會，這樣的社會已不再通過禁錮運作，而是通過持續的控制和即時的信息傳播來運作”。這種社會形態不再是貨幣和權力作用下達成的治理，而是通過對持續性的算法控制來實現對個人行為的調節。短視頻平台實現了對用户平台行為的全過程監視，並通過行為數據的採集分析和精準推薦算法，制定詳細工作規則，引導並控制用户的進一步行為。比如，一旦用户不再規律地發佈短視頻內容，後續作品的可見度和曝光率將大幅降低，這種即時懲罰規訓控制着短視頻創作者的創作內容、發佈頻次。

短視頻平台所採取的是一種“瀑布流”式的交互機制，這種機制依託大數據精準推薦算法，由平台根據受眾的內容偏好來決定內容推送的具體條目，受眾遇到不喜歡的視頻可通過“上滑”操作實現切換。在這種交互方式下，平台掌握着從海量同類短視頻資源中推送哪條短視頻給相關受眾的權力，而短視頻創作者也會通過日常短視頻瀏覽、作品發表對這種算法規則形成一定的感知。為了迎合流量算法的內容分配規則，讓自己的作品推送給更多用户，獲得更多的點贊、收藏的數據，更多的短視頻創作者只能通過不斷調整自己的內容發送頻率、內容細分領域來迎合算法要求，與算法產生有意識的、工具性的交互，按照算法的規則努力提升信息可見度。短視頻平台設計的流量分配規則和象徵性的獎勵機制形成了一種“軟生物政治”，實現了區別於其他平台勞動的、基於流量分配權的數字規訓機制。這種規訓機制的達成一方面立足於平台經濟帶來的信息權力，另一方面則立足於短視頻平台基於流量收益的獨特回報邏輯和敍事話語，形成了流量的意識形態化，並通過流量分配的獎懲規則實現對希望勞動者的規訓。

希望勞動何以真正實現

福柯曾認為，社會底層者們“註定匆匆一世，不會在歷史上留下一絲痕跡”，除非“藉助了某件異乎尋常的事情，這件事要麼聖潔輝煌，要麼罪大惡極”。而 web2.0，尤其是短視頻的興起開啓了全民記錄的時代，讓眾多“無名者”有機會書寫自己的“平民起居注”，提供了新的職業選擇和靈活的就業形式，也通過平權化的內容推送機制加速了社會階層的流動與更新。不可否認，**平台看似放棄了對工作方法規範、工作時間表以及績效評估的控制權，但是卻保留了更加重要的任務分配、數據收集、服務定價以及收入統計等的權力，平台的“控制權是徹底分散的，而權力仍然是集中的”。**因此，對想要以短視頻創作為業的人而言，“希望勞動”的結果仍具有明顯的分化取向和底部創作者難以躍遷的障礙。

短視頻平台本來帶給人們的應是可以充分發揮個人的主體性和勞動意志的勞動形態，是有別於傳統勞動場景中的、基於虛擬社會的勞動空間，但卻通過“目的—手段”這種理性化的、訴諸資本收益的規則制定邏輯，發展成為一種具有一定等級制度和羣體分化的、強調效率與結果的勞動場域，而其本身開放共享與數字平權的文化特徵被冰冷和理性的算法機制下的流量數據所沖淡。與此同時，“流量抹殺了等級劃分的領域性和多樣性……將其統一為一個直觀顯示的數字”，居於流量金字塔頂端的創作者“同時享有財富、權力和聲望混合的利益集合”，進一步強化了社會結構的單一性。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高度警惕算法規則下平台單一評判標準對勞動者勞動過程和對內容生產的雙重異化，尤其要對短視頻平台的信息權力進行必要的監督和匡正。隨着用户算法素養不斷提升，算法倫理問題逐漸被重視，已有不少平台勞動者開始感知到平台的算法控制，通過向算法提供數據、離開平台和逃避監視來操縱算法。特別是隨着用户與平台之間的交鋒，政府機構、平台所有者、算法工程師、短視頻創作者、受眾等多元主體的持續互動與動態博弈，更具人文關懷和價值理性的算法邏輯與流量規則將被制定，將推動短視頻平台更好地發揮其作為希望勞動場域的積極作用，引導創作者輸出優質作品，實現勞動價值與尊嚴。

另一方面，對於想要真正實現希望勞動的創作者而言，也應充分發揮自身的創意能力，生產並傳播與自身日常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作品 , 避免在量化數據與符號獎勵中迷失；對頭部創作者而言，更應珍視平台賦予自身的影響力，創作正能量、高質量的短視頻作品，警惕利益驅動下的“秀下限”和“博眼球”，加劇希望勞動的“異化”，真正實現短視頻創作的作品化而非產品化；而對 MCN 機構而言，還需要探索機構與創作者之間的新型關係結構，尤其是簽約達人從素人到大 V 過程中個人 IP 價值的動態變化。

此外，短視頻平台上關於希望勞動的研究也有待進一步挖掘。比如，對勞動價值尤其是頭部創作者的高額收入與勞動價值之間關係的探討，平台工程師在算法設計時的意志與價值觀輸入等。其實，短視頻平台通過價值傳輸和算法規訓，對希望勞動者所達成的勞動控制及其剩餘價值的索取，已經在不同程度導致了其發展困境。這突出體現在，算法規則固定導致的內容同質化、眼球邏輯導致虛擬人設的惡意營銷和低俗化、監管方式機械化導致不良价值觀傳播、變現渠道壟斷帶來的內容賽道擁擠等。而對於那些沒有團隊的短視頻創作者而言，其法律、税務等合規問題以及流量變現過程中的資源對接等問題，都是發展過程中將遭遇的瓶頸與難題，都需要提前介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