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言》意義非凡_風聞

7月23日，巴勒斯坦14個政治派別（尤其是法塔赫與哈馬斯兩大主要政治派別）應中國邀請，在北京舉行歷時三天的歷史性對話，最後達成各派和解，並發表《北京宣言》。在沙特阿拉伯與伊朗達成的歷史性和解之後，這是中國外交史上又一個里程碑，也是中東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巴勒斯坦問題十分複雜，不僅在於巴以衝突，也在於巴勒斯坦內部各派衝突。巴勒斯坦問題是“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也稱Pax Americana）的政治支點之一，《北京宣言》反映了中國在推動世界大勢中的作用與風格，還牽動地中海政治圈的土耳其和歐盟。巴勒斯坦問題進程也反映了俄羅斯政治影響的變遷。

受到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以色列。

巴以衝突歷史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就開始了，各種文章對其中的盤根錯節和複雜性多有分析，不必重複。重要的是，以色列是根據聯合國第181號決議建立的，但阿拉伯世界長期拒絕接受第181號決議。

巴勒斯坦內部各派衝突的歷史實際上要短一些，但更加複雜。各派大體能在反以主題上統一，但對於如何反以有分歧，加上教派分歧、地域分歧和不同的支持國家，複雜性可想而知。

有的派別根本不接受第181號決議，誓言消滅以色列；有的接受最終的和平共處，但反對以色列對第181號決議的侵蝕和踐踏。宗教在阿拉伯世界一直具有特殊重要性，在缺乏有效政府治理的地方，教會代行基本政府職能，使得一些派別具有政教合一的特點，而遜尼派vs什葉派的傳統衝突也帶入這裏。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在地理上隔離，在政治上也長期隔離，造成兩地政情民情的隔閡。信念衝突和權力鬥爭更是屢屢導致派別爭鬥，使得反以鬥爭中最需要的團結一心難上加難。

巴勒斯坦歷史悠久，但作為完整獨立的民族國家並沒有存在過。脱離奧斯曼帝國後，巴勒斯坦成為英國託管地的一部分。然後就是巴以分治，而分治中規定為巴勒斯坦的約旦河西岸被約旦控制，加沙被埃及控制，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則都被以色列佔領。

戴維營協議後，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劃歸巴勒斯坦民族政權管理，主要領導力量是巴解組織，法塔赫是巴解的主要派別。

巴勒斯坦另一主要政治派別就是哈馬斯。哈馬斯在1987年成立，在2006年的大選中獲勝，但很快在加沙與法塔赫發生衝突。2007年，聯合政府宣告破裂，哈馬斯把法塔赫逐出加沙。從此，約旦河西岸依然由巴解控制，加沙則由哈馬斯控制。這片古老和衝突不斷的土地上，不僅巴以分治，巴勒斯坦內部也分治。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名為“阿克薩洪水”的突然攻擊。全世界在震驚之餘，再次思考巴以衝突的最終解決思路。這一次，連美國都確信兩國方案是唯一解決辦法了，歐盟也高調支持兩國方案。中國和全球南方一直支持兩國方案。

以色列在一國方案和兩國方案之間搖擺幾十年了。對於以色列來説，最理想的是一國方案，但實在無法“消化”西岸和加沙的500萬巴勒斯坦人。已經不可能把他們再驅趕到別的什麼地方了。但把約旦河西岸和加沙併入以色列後，以色列必須給這500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公民權。這500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200萬以色列阿拉伯人（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前就定居在以色列一側的阿拉伯人，已經是以色列公民）加起來，使得750萬猶太人只有勉強多數。考慮到阿拉伯人的高生育率，以色列的“猶太性”岌岌可危。

以色列也無法接受兩國方案。“以土地換和平”並沒有換來和平，“阿克薩洪水”更是證明連隔離都不能換來和平。以色列最難接受的則是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將擁有完整的國防和邊境控制，“全面佔領下的內部自治”才是以色列能接受的最高限度，換句話説，就是巴勒斯坦民族政權控制下的約旦河西岸現狀。

內坦尼亞胡當局堅持要在加沙戰爭後對加沙實行長期軍管，比西岸現狀還要退一步。長期目標則是“含巴勒斯坦人保留地的一國方案”， “保留地”上只有有限自治的權利。

實際上，“保留地”上的巴勒斯坦人比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還要悲慘。印第安人能自由地離開保留地，離開後不再享有在保留地上的特權和福利，但依然具有全部公民權。巴勒斯坦人並沒有正常的遷徙權，因為以色列不想面對最終形成的阿拉伯人成為多數民族的局面。

但不管從國際法還是人道來説，將被佔領土地竊為己有而不給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公民權，是非法和反人道的。戴維營協議只是通向兩國方案的初級階段，但以色列連這都想推翻。

以色列的認知錯誤在於：

1、                  第181號決議的就是“以土地換和平”，不過上用阿拉伯人的土地換來猶太人的物理和平和歐美人的心理和平

2、                  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國是權力，給以色列帶來和平是結果而不是前提

以色列繼續頑固拒絕兩國方案只有兩大藉口：

1、                  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處於分治之中，不存在統一的巴勒斯坦當局可以進行有意義的兩國方案談判，以及確保兩國之間的和平

2、                  哈馬斯是恐怖組織，以色列不接受哈馬斯的繼續存在，更不接受哈馬斯統治的合法化

《北京宣言》的三個基本共識從根本上否定了以色列的理由： 

1、                  巴解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包括聖戰者組織（傑哈德）等曾經拒絕承認巴解權威的派別，巴解組織將作為統一的政治架構；法塔赫同意放棄對巴解的事實控制，哈馬斯同意加入巴解，共同開啓包括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在內的統一的巴勒斯坦政治進程

2、                  新組建的臨時民族和解政府將負責加沙戰後治理，哈馬斯、法塔赫和其他政治派別共同參加，排除了以色列和西方策劃的以色列軍管和某種“阿拉伯國際共管”，堅持“巴人治巴”

3、                  聯合國相關決議將作為巴勒斯坦建國的起點，這意味着巴勒斯坦所有主要政治派別都同意尊重在聯合國第181號決議基礎上的以色列的存在權，這是前所未有的共識，更是兩國方案的基礎

巴以和平進程從來就是困難的，挑戰之一就是巴勒斯坦方面從來就沒有形成統一的、可執行的和平立場。《北京宣言》是歷史性的全新起點。

必須注意到，《北京宣言》是起點，不是終點。在歷史上，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別之間達成過和解，但都沒有持續，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過去的和解協議基本上都是由阿拉伯國家主導的，只有法塔赫和哈馬斯簽署，主要目的在於重啓2005年之後陷入停滯的巴勒斯坦總統、立法委員會選舉和臨時政府組閣等問題，其他的重要巴勒斯坦政治派系，包括在加沙地帶影響力日益增強的聖戰者組織，幾乎沒有參與到和解進程中。

這一次不僅各派別在北京達成最廣泛的政治和解，實現了巴勒斯坦政治多元化，還得到中國、俄羅斯、土耳其的支持和監護，當然還有埃及、阿爾及利亞、沙特、卡塔爾、約旦、敍利亞、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

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不言而喻，但中國在北京會談中邀請了土耳其和俄羅斯，意義深遠。

在某種意義上，土耳其是歷史上奧斯曼帝國的繼承人，巴勒斯坦是奧斯曼曾經的屬土，英國託管正是奧斯曼帝國瓦解後在國聯授權下進行的。

土耳其在今天依然是大中東的重要政治力量，對前奧斯曼地區的事宜有天然的關注。土耳其還力圖在伊斯蘭世界、前奧斯曼世界（主要在東地中海沿岸）和突厥文化地區建立影響，巴勒斯坦正好是交集。把土耳其拉進來，不僅是對土耳其傳統關注的尊重，也有利於將土耳其的影響約束在互尊互利的軌道上。

俄羅斯也是一樣。作為前蘇聯的繼承人，俄羅斯對中東事務密切關注，即使在國力滑坡的時代，依然保持在敍利亞的軍事存在。巴解在傳統上與蘇聯關係密切，在後冷戰時代基本脱鈎，但重建關係是互利的。對俄羅斯傳統國際影響的尊重也有利於將俄羅斯納入健康的世界秩序。在俄羅斯受到西方無底線圍堵的現在，邀請俄羅斯在關鍵的巴以和平進程中發揮作用，對俄羅斯格外重要。

中國、俄羅斯、土耳其、阿拉伯國家的共同見證和監護也使得《北京宣言》具有前所未有的信譽和可持續性，更是巴勒斯坦和平進程抵抗以色列的軍事壓力和美國的政治誘導的最強有力的政治後盾。

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的歷史性和解則是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大背景。如前所述，不同程度的政教合一一直是大中東獨特的政治環境。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分別作為遜尼派伊斯蘭和什葉派伊斯蘭的中心，教派之爭和地緣戰略之爭貫穿幾十年的中東史。但歷史性的和解消除了這一怨結，也為巴勒斯坦各派的和解移除了巨大的政治和宗教障礙。

無獨有偶，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也是中國促成的。中國在伊斯蘭世界促進和平與團結，有利於從大中東到西亞、中亞甚至東南亞的穩定和發展，有利於中國在伊斯蘭世界打造正面形象和贏得善意，也幫助中國抑制國內的三種勢力。中國這是利人利己，真正的雙贏。

以色列則氣急敗壞。“阿克薩洪水”以來的9個多月裏，內坦亞胡政府多次誓言消滅哈馬斯，在《北京宣言》後，以色列批評法塔赫與哈馬斯簽署戰後共同治理加沙的協議，以色列外長卡茨在社交平台X（前推特）上發文，點名批評阿巴斯非但沒有拒絕恐怖主義，反而支持對以色列發動襲擊的哈馬斯，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他並恫言哈馬斯和法塔赫戰後共治加沙的情況不會發生，因為哈馬斯的統治將被粉碎。

不過以色列除了抨擊法塔赫與哈馬斯同流合污之外，並不敢過度攻擊《北京宣言》。以色列不敢對中國惡語相向，也不大好對巴勒斯坦各派和解過度指手畫腳。然而，法塔赫、哈馬斯和巴勒斯坦其他政治派別的和解徹底打亂了以色列的政治設計，以色列繼續拒絕兩國方案已經沒有藉口。這與以色列擁抱兩國方案還有很大距離，但以色列的難題不只是以色列的，還是美國、歐盟的。

歐洲對巴以衝突有不可推脱的干係，德奧既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發源地，又犯下屠猶的歷史罪行；英國成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最大讚助者，《貝爾福宣言》和英國託管時代的作為直接導致現代以色列的建立。但在《北京宣言》期間，歐洲不得其門而入。

巴以衝突是現代中東亂象的最大根源，阿富汗難民、敍利亞難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溯源到巴以衝突。非洲難民溯源相對間接一點，但撒哈拉沙漠裏的伊斯蘭國組織對本地區的貧困、戰亂和難民有直接影響，而伊斯蘭國組織是可以溯源到巴以衝突的。

難民問題是現代歐洲最大的挑戰，巴以和平是直接利好。但美國長期主導西方控制下的巴以和平進程，歐洲頂多打打邊鼓。現在中國上場了，歐洲徹底淪為觀眾。在未來歐盟與中國的外交和安全互動中，歐洲如何要求加入中國主導的巴勒斯坦政治進程，將會是有意思的看點。

除了以色列，美國無疑是最大的輸家。

這不是説巴以和平不利於美國，相反，美國也致力於巴以和平的。美國如果能主導巴以實現和平，不僅在政治和人脈上攢分，也在經濟和軍事上利好，降低援助以色列的壓力，也便於政治軍事資源向亞太轉移。但需要按照美國的設計，其中以色列的利益壓倒一切。

美國一直對兩國方案只限於口頭支持，“阿克薩洪水”後，對兩國方案的支持也是三心二意。而且美國心目中的兩國方案是打折扣的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前的停火線（簡稱1967年線），東耶路撒冷並不在內。中國也支持1967年線，同時支持巴勒斯坦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北京方案》裏巴勒斯坦各派的共識則是181號決議線，以色列將必須放棄全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定居點。

美國對巴勒斯坦各派和解不好説三道四，更不能指責中國的和平努力，只能像以色列一樣，指責巴解“開門納逆”。但聯合國對《北京宣言》表示歡迎，古鐵雷斯鼓勵巴勒斯坦各派恪守《北京宣言》中的承諾，走向團結。歐盟中東和平進程特別代表也表示祝賀。

美國是Pax Americana的霸主，歐洲和大中東是兩大支點，兩者還是高度相連的。現在，歐洲深陷烏克蘭戰爭危機，大中東局勢更是越來越脱離美國控制。烏克蘭戰爭一旦以失敗告終，Pax Americana的歐洲支點很可能坍塌，美國與歐盟的關係和北約的作用可能發生決定性的轉變。

《北京宣言》宣示了巴以和平進程正在向美國既沒有料到也毫無影響力的方向發展，這將決定性地影響以色列乃至大中東，加速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等國的離美傾向，Pax Americana的大中東支點也有可能因此坍塌。

美國戰略重點正在向印太轉移，但霸主的邏輯向來是全都要，“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印太是新增支點，但歐洲和大中東作為既有支點並不是聽任沉浮的，只是抓住的力度有所鬆弛，真的失去還是不可接受的。

不知道是否巧合，在巴勒斯坦各派北京會談期間，烏克蘭外長庫列巴也在中國訪問。王毅與庫列巴在會談中交換了中烏對烏克蘭和平進程的看法，這是否會導致最終由中國主導的俄烏和平談判，現在預言還為時過早，但説明了世界正在對中國作為“和平促成者”的高度重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有“不出頭”和“有所作為”的原則，但人們一般只看到“不出頭”的一面，中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資格甚至被譏嘲為“常任棄權國”。但中國的“不出頭”是受到國力和發展階段限制的結果，不等於中國不想有所作為，更不等於中國不會有所作為。

中國的有所作為是奔着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去的，不是奔着挖Pax Americana牆角去的。但在美國試圖壓制中國崛起的現在，碰巧挖到牆角也沒什麼不可思議。

重要的是，中國外交與美國體現了截然不同的思路。美國是激化矛盾、分而治之。比如説，在大中東，利用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的傳統矛盾，強調什葉派的擴張傾向（但在巴列維時代則是另一套説辭）和對遜尼派的威脅，壓遜尼派世界轉向美國求保護。在歐洲是俄羅斯威脅，在東亞和南海是中國威脅。

中國則是勸談促和、互利共贏。在大中東，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歷史性和解後，又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和解；在烏克蘭，中國也堅持中立，勸談促和。在世界更多地區，中國還會發揮“和平促成者”的作用，如果Pax Sinica（中國治下的世界秩序）最終形成，那不是靠武力或者財力，而是靠政治威望和互利共贏。

有一天，歷史教科書裏會在歷史上的維也納和會、巴黎和會、布賴頓森林條約、華盛頓共識後，談到21世紀的北京宣言、成都條約、杭州和會等。

就目前的巴勒斯坦政治進程而言，中國主張三步走：

第一步：推動加沙地帶儘快實現全面、持久、可持續停火，確保人道援助和救援准入。國際社會應在停火止戰問題上進一步凝聚合力。

第二步：秉持“巴人治巴”原則，攜手推進加沙戰後治理。加沙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儘快開啓戰後重建成為下階段的緊迫議題。國際社會應當支持巴勒斯坦各派組建臨時民族和解政府，對加沙和約旦河西岸進行有效管控。

第三步：推動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並着手落實兩國方案。應該支持召開更大規模、更具權威、更有實效的國際和會，就此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

這些是有意義、可實現的步驟，符合人道、公正的原則，尊重以聯合國為架構的現有世界秩序，符合巴勒斯坦人民和世界的利益。

巴勒斯坦政治進程任重道遠，巴以之間公正的和平牽動世界，《北京宣言》代表史所未見的紮實起點，這一世紀難題的解決或許終於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