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 “中國經驗”的深層邏輯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哲學_風聞

編者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近日閉幕，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決定》指出，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羣眾新期待，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界而言，要緊緊圍繞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廣泛組織動員力量開展研究闡釋，推出更多體現中國改革認識論、方法論的研究成果，為學習宣傳貫徹全會精神、紮實推進改革開放實踐提供學理支撐。

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節點上，如何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堅定不移推進改革，迫切需要方法論的指導。改革雖無定法，但是40多年改革的經驗和方法依然值得提煉和總結。2018年正值改革開放40週年，《探索與爭鳴》編輯部曾推出“40年改革的中國之道——方法論的視角”圓桌會議，希望回到40年改革歷史現場，從改革的鮮活實踐中反思、總結並在改革哲學的高度，凝練改革方法論。值此之際，本公眾號特推出本組文章，分別從改革哲學、解放思想、倒逼機制、底線思維、中道而行、成熟定型、改革創新等維度，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方法論支撐。

改革哲學：以人民為中心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9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絕大多數研究者和觀察者都高度認同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經濟學家常常聯繫中國的經濟改革成效和經驗，進行關於改革目標模式和改革方式的討論，涉及華盛頓共識和北京經驗的比較、改革的漸進性和激進性的比較，以及政府作用和市場發育的討論等。面對同樣的中國經驗，學者們常常得出不盡相同的結論。造成這種對現象的觀察和概括產生對立結論的原因，看似在於許多研究者囿於既有理論的教條，無法解釋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説，中國的改革理念和實踐存在的諸多獨特性。其實，更為根本的原因在於，未能理解這些特點背後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哲學及其所決定的改革出發點和推進邏輯。

改革方式的主要特點

**大多數研究者觀察到了中國改革的漸進性質。**針對計劃經濟條件下微觀環節的體制弊端，農業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勵和低效率的問題，可以採用諸如承包制這樣的改革形式即時改善激勵、增加生產、推動經濟增長。在顯示了改革成效從而堅定了社會對改革信心的同時，更加有活力的微觀經營單位開始尋求更多的計劃外生產要素投入，以便進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經營利潤和勞動收入。因此，改革順理成章地進入到資源配置的層面，在計劃機制之外生長出市場機制，並不斷擴大後者調節產品流通和生產要素配置的範圍和規模。隨着產品和要素市場範圍的擴大，價格逐步地擺脱計劃控制，轉向由市場供求和相對稀缺性決定。

**人們觀察到的另一個特點是改革的增量性質。**改革從解決激勵問題和微觀效率入手，卻不過早地涉及存量的調整，因而不會傷害傳統體制下的既得利益羣體。在中國很多情況下，相當部分所謂的既得利益羣體，實際上也是收入水平較低的普通居民。例如，對國有企業就業進行打破“大鍋飯”式的存量調整可能波及的職工羣體，不僅工資水平低，而且年齡偏大，教育程度和技能都難以在勞動力市場具有競爭力。商品價格改革一下子放開的方式可能傷及的居民，也是在低工資制度下承受力較弱的羣體。因此，堅持增量改革原則，適度保護既得利益羣體，並不僅僅意味着對擁有特權的既得利益羣體的妥協，更是着眼於降低改革伴隨的社會風險和人的代價。

許多國外的觀察家和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國的漸進式經濟改革，是在沒有一個總體藍圖的情況下起步，採取解決當時存在的緊迫問題和追求直接效果為出發點的方式，分步驟進行的。即便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之後，“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特點也在很長時間裏存在。其主要表現在對多數改革任務來説，沒有明確的時間表，改革次序也不是有意識確定的，並且呈現出改革推進方式因時因地而宜。直到黨的十八大以後，改革的頂層設計特徵才日益呈現出來。

研究經濟轉型的經濟學家，往往十分關注如何把改革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傷害降到最低水平，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政治成本和風險。以此政治經濟學邏輯解釋中國特色的改革方式，僅僅從理論出發的話，似乎也十分恰當。然而，中國的改革固然避免了不必要的風險，其顯現出的特徵卻不是由此邏輯決定的。毋寧説，中國的改革雖然在一段時間裏並沒有清晰地形成某個既定的目標模式，但是從其起步伊始，根本出發點和推進邏輯便十分明確，即鄧小平所説的“三個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增強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這個目的出發發動和推進改革，並以此作為改革方向是否正確、改革方式是否恰當、改革成效是否滿意的衡量標準。

改革哲學決定方向和成效

**正是由於堅持了這個改革哲學和直接出發點，中國改革的指導原則和推進方式並沒有陷入任何先驗的教條中，既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共識，又堅持漸進式改革方式，更秉持了改革、發展和分享理念。**即使在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後，這個改革取向也沒有成為一個無條件、獨立的目標模式，而是服從於發展生產力、提高國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

同時，**這種改革出發點和推進方式，也保證了改革的整體推進特點。**雖然改革初期沒有一個明確宣佈的總體藍圖，由於經濟體制是一個整體，體制的每個環節需要統一配套運作並互相適應，又由於中國改革在推進上結合了三個有利於標準與尊重羣眾首創精神的統一，以及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性質，因此，改革領域的選擇和改革進程的決定，雖然有時具有自發的特點，卻並不是隨機的和任意的，仍然呈現出內在的邏輯性。

深入考察中國經濟改革歷程和邏輯，我們可以發現，**在整體上表現為只涉及增量變化的循序漸進特點的同時，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和不同領域，也交織着涉及存量變化的相對激進的改革。**改革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和步驟，取決於體制作為一個整體的相互適應性的需要和社會承受力。無論從局部效果還是階段效果來觀察，其實改革是整體推進的，並不存在實質上超前或滯後的領域。

鄧小平在他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作為改革遵循的原則，自始至終是明確的並得以堅持。在這個改革理念指導下，改革、發展和穩定成為一個整體，改革是為了發展，也要服從於穩定，而發展成效被用來檢驗改革道路的正確與否，穩定則為進一步改革創造條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服務人民，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也是一樣，把人民羣眾作為改革和發展的推動主體，同時也是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最大、最終極的受益者。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把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政黨區別開來的試金石，其正確性也為中國實踐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長期探索所檢驗。從世界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兩難問題，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所具有的分享性質，同時進一步顯示中國改革的獨特成功之處。

經濟增長、技術變遷和經濟全球化，總體上無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效果，然而卻並不能自動產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所謂收入分配的“涓流效應”。一些國家的政治家出於爭取選票的動機，在競選中往往對福利和民生競相承諾，而一旦當選要麼口惠而實不至，忘記曾作出的許諾，要麼採取民粹主義的政策，導致過度福利化，根本無力兑現。只有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安排，才可能打破這個做好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兩難。

改革和發展的分享性質

改革開放時期的高速增長，同時伴隨着就業的擴大和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產業之間的重新配置，從而兑現了人口紅利，實現了高速增長。從邏輯上講，這應該是一種分享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且中國經驗也證明如此。我們可以通過回顧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歷，特別是結合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考察中國城鄉居民如何通過在時間上繼起且在空間上並存的三種途徑，分享了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上，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雖然抑制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卻保持並強化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創造了更多的非農就業崗位，提高了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民收入。**1978—2015年期間，在實際GDP總量和人均GDP水平分別增長了29倍和20倍的同時，城鄉居民實際消費水平提高了16倍。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即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之前，這一收入提高效果，主要得益於這一時期非農產業就業參與率的提高，而不是工資水平的提高。

觀察中國經濟在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之前的經驗，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效果。在1997—2004年農民工工資沒有實質增長的情況下，由於勞動力外出規模從不到4000萬人增加到超過1億人，農民工掙得的工資總額實現了年平均14.9%的增長速度，因而農户的工資性收入，即使在被低估的情況下，佔農户純收入的比重也從24.6%顯著提高到34.0%。

**第二，在2004年中國經濟迎來劉易斯轉折點之後，隨着二元經濟的一些特徵逐漸消失，勞動力短缺顯著提高了勞動者在就業市場上的談判地位，普通勞動者工資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這一判斷可以從一些數據中得到支撐。例如，農民工實際工資，在2003—2016年期間以10.1%的速度增長。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這一劉易斯轉折點特徵，相應推動了收入差距峯值即庫茲涅茨轉折點的到來。按不變價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的比率），從2009年最高點的2.67下降到2016年的2.36，共降低了11.6%；而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從2008年最高點的0.491下降到2016年的0.465，共降低了5.3%。

**第三，與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時間點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顯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過推進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經濟發展的共享程度得到進一步提高。**不僅城市職工和居民的社會保障覆蓋水平大幅度提高，2004年以後更把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點延伸到農村，城市社會保護政策越來越多地覆蓋到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庭成員，以及未就業人羣。特別表現在勞動力市場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加快建設，以及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更加協調，突顯了中國經驗中內含的廣泛包容性。

**第四，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要求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在世界各國的扶貧實踐中，往往會出現一個邊際效果遞減的現象，即隨着扶貧工作推進從而貧困人數減少，最後的較小規模貧困人口脱貧的難度極大地增強。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甚至很多發達國家，都未能攻克這最後的貧困堡壘。在物質生產領域，投資活動一旦遭遇到邊際報酬遞減現象，通常就停止並轉向其他領域。然而，扶貧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物，正是從以人民為中心發展這個根本認識論出發，才會作出徹底脱貧的莊嚴承諾。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扶貧實踐和脱貧成績也顯示，通過全國上下的艱苦努力，這個目標必將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