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玉成 | 成熟定型：改革的出發點和立足點_風聞

編者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近日閉幕，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決定》指出，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羣眾新期待，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界而言，要緊緊圍繞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廣泛組織動員力量開展研究闡釋，推出更多體現中國改革認識論、方法論的研究成果，為學習宣傳貫徹全會精神、紮實推進改革開放實踐提供學理支撐。

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節點上，如何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堅定不移推進改革，迫切需要方法論的指導。改革雖無定法，但是40多年改革的經驗和方法依然值得提煉和總結。2018年正值改革開放40週年，《探索與爭鳴》編輯部曾推出“40年改革的中國之道——方法論的視角”圓桌會議，希望回到40年改革歷史現場，從改革的鮮活實踐中反思、總結並在改革哲學的高度，凝練改革方法論。值此之際，本公眾號特推出本組文章，分別從改革哲學、解放思想、倒逼機制、底線思維、中道而行、成熟定型、改革創新等維度，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方法論支撐。

成熟定型：改革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桑玉成｜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9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就方法論來説,改革開放雖然以“破”“闖”“探索”等作為基本的思維邏輯和行動邏輯,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破”“闖”“探索”的整個過程中,始終隱含着“成熟”和“定型”的目標指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鄧小平是第一個對既定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道路進行反思的領導者。當鄧小平在1984年6月提出“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時候,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作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偉膽略和宏才大志。正是以這樣的認識論基礎,才能有改革開放事業的積極推進,也才能有“不爭論”“摸着石頭過河”等戰略思維和行動方略。

但是,在鄧小平看來,改革的目的也絕不是為了改革本身,“摸石頭”是為了“過河”,而不是玩“摸石頭”的遊戲。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多次指出,改革是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到了1992年,在改革開放進行了十多個年頭的時候,鄧小平尤其注意到,必須通過改革來達成社會主義制度的成熟和定型的目標。他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

可以看到,促進各項制度和政策的成熟和定型,是改革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是改革得以推進的理由,也是改革所要達至的目標,是“摸石頭過河”之河對岸的景象。

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雖然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個關於“總目標”的表述,完全是一種“成熟定型論”的思維。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儘管如前所述,成熟與定型本來就是改革方法論的題中之意,但是在邏輯上説,成熟與定型的問題,在改革的初期乃至於中期階段來説,應該還不是主要矛盾。因為在這樣的時期,反思、探索、試錯一定是擺在首要的任務。在走過了40個年頭之後,改革開放給我國社會的發展注入了強勁的動力,推動了社會突飛猛進式的發展。在這樣的時候我們顯然已經注意到,正是由於反思、探索、試錯的頻繁進行,也給這個社會帶來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即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熟與定型的問題就開始凸顯出來。

能夠有力説明成熟與定型對於社會發展之重要意義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即“社會發展預期”。所謂社會發展預期的主要意思是説,社會公眾對於生活其中的社會發展有着良好的認知,對三年五年之後,十年八年之後,社會的制度、政策等,及其對自己以及家庭成員的工作、生活等所帶來的影響,有一個大致清晰的把握。毫無疑問,良好的社會預期是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某種意義上説,改革與預期一定是相互衝突的,即是説,一經改革或者是隨着改革的不斷推進,社會發展的預期一定會受到影響；反之,如果絕對地追求預期,那就不能進行改革。**具體分析起來,我們注意到如下一些基本命題：第一,任何改革的推進,都將在實際上導致社會成員中的一些人受益以及另一些人的受損,從而會直接影響到相關人員對於改革的認同感；第二,最多數人對於一項改革舉措的理解、支持以及認同,是改革得以有效推進的必要人文條件；第三,一定時期的改革走向直接決定了相關人的行為選擇,從而也影響到改革推進的實際效果。

上述情況構成了改革可能帶來的風險，帶來了這種風險所導致的人們對於社會發展預期值的影響，而無論從什麼角度來説，一個社會的發展預期值對於社會的穩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首先，社會發展預期值是社會成員作出行為選擇的重要依據。**任何一個人參與社會的過程，既是適應社會生活的過程，也是與社會進行博奕的過程。這正如一個家庭會根據他們關於房產價格走向的判斷來決定當下是否買房的情況一樣，也如有些人因為對社會發展的未來缺乏信心而到國外置業甚至直接移民等。如果社會發展預期值不高，那麼社會成員就會產生心理不安從而無法作出理性的行為選擇，這將對社會的發展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其次，社會發展預期值直接關係到公權力主體的誠信建設。**在當下社會，能夠決定社會發展預期的主要是社會公權力主體，即執政黨及其所組成的政府結構。因而社會成員對於社會發展的預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反映了對公權力主體行為的預期。人們能夠對公權力主體的行為作出相對準確的預期，就可以提升人們對於公權力主體的信任程度。

**最後，社會成員對於社會發展的預期值還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一個社會的穩定既是政治秩序的穩定，同時也是各種制度和政策行為的持續性和可預期性。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能夠預期到公權力主體行為的準則和方式，預期到今後的三年、五年乃至於更長的時間內所作出的制度和政策調整，那麼就可以在社會成員的心理、人文層面上奠定社會穩定的基礎。

40年來，我們推進了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改革，其頻率和力度均處於較高的狀態。正是這樣的頻率和力度，一方面使社會得到了發展，另一方面也確實給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帶來了利益瞬時間受益或受損以及生活前景的某種不確定性。在這個過程中，隨着社會的利益分化和利益重組，人們的觀念、心態、價值和行為取向均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樣的狀況既給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動力，同時也給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40年的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的背景下，致力於制度和政策的成熟和定型，當納入我們的議事日程。

**在需要成熟和定型的領域，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從政治發展理論來説，人們通常把制度的持續性和穩定性視為政治發展的重要考慮因素。一方面，制度不成熟、不穩定是政治不發展的主要特徵；另一方面，制度不成熟、不穩定也是政治不發展的直接產物。正是出於這樣的考量，制度建設也就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一向注重的戰略大計。**改革的進程同時也就是對原有制度體系不斷揚棄、修正、補充、完善的進程，是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不斷成熟和定型的過程。**從成熟和定型的方法論出發，如何進一步積極推進制度建設，以促進我國各項制度的成熟定型，更是我們黨所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

黨的十九大全面總結了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所發生的歷史性變革，作出了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了新時代以及基於這樣的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矛盾成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重要政治判斷。可以認為，這樣的兩個重要政治判斷，對於我們推進制度成熟定型提出了更為迫切的任務。正如十九大之後召開的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所指出：站在更高起點謀劃和推進改革，必須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定改革方向，繼續統籌推進各領域各方面改革。最為關鍵的是，無論改什麼、改到哪一步，堅持黨對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不能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不能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取向不能變。

可見，在上述三個“不能變”中，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這樣的總目標的推進，當意味着我國各項制度、法律、政策等的成熟和定型。

現在的問題是，制度之成熟定型的標準是什麼、什麼樣的制度才能成為我們成熟定型的制度、如何才能促使制度的成熟定型，這樣的一些基礎性問題，是首先需要認真對待和研究的。

這是三個相互包容、相互聯繫的問題。回應並解決這樣的問題，需要有如下四個重要問題的考量：

**一是高度重視制度問題對於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誕生,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一種新型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形態。但是,由於社會主義本身的基礎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存在着相當大的差距,所以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的任務非常艱鉅,並且一直是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的理論與實踐的一大難題。在我們乃至於其他的一些國家,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早期,人們往往抱持着一種“社會主義政權誕生之日即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之時”的觀念,而忽視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建設,使得社會主義的發展呈現出矛盾和曲折的過程。鄧小平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曾説過：“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説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可以認為,積極推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建設,是社會主義發展史為我們提供的基本經驗。

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考慮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問題,我們仍有必要高度重視1980年鄧小平在他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對制度問題所作出的深刻分析。鄧小平在分析“文革”的經驗教訓時認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進而指出,“不是説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説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鄧小平的這一深刻論述是對新中國政治發展所面臨問題的精闢總結,對於新時代的制度建設、對於推進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是提高制度的認同性是制度成熟和定型的基礎和前提。**一項成熟定型的制度,一定是具有廣泛認同基礎的制度。在理論上認識制度,制度本身並不僅僅是某種形式的規範,而是社會成員通過長期的社會生活積累並基於反覆的實踐進而得到普遍認同的那些成文以及不成文的規範體系。

在實踐中,人們往往有那種誤解,即認為制度是為人的意志服務的。固然,從根本上來説,制度確是人類知識和經驗的總結,但是制度一定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們之所以稱之為“制度”的東西,恰恰是那種得到了多數社會成員認同並願意遵從的規範。

**對制度的認同首先是對於制度之優先功能的認識。**長期以來,由於傳統的種種因素,我們缺乏那種制度優先的觀念,特別是在政治領域,如何通過制度的權威來代替個人的權威,尚缺乏普遍的社會共識。這也正是鄧小平曾經指出的需要重視制度建設,以及習近平反覆強調思想建黨、制度治黨並重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於缺乏制度優先的觀念,因而也就缺乏着力推進制度建設的動力。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培育適合社會主義的制度觀念,為各種制度的創立、運作、維護提供觀念支持和精神動力。

**其次,對制度的認同還在於,高度重視人民羣眾對於制度建設的主體性地位,在制度認同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必須認識到,我們很多制度的生產和實施與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有直接間接的關係。但是另一方面,廣大的社會成員對於制度的生成又往往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毫無疑問,這種情況是導致制度缺乏認同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制度的產生和維繫過程,必須最大限度地動員廣大的人民羣眾參與其中。

**三是確保既有制度的有效性和權威性，是當前我國制度建設的首要任務。**在某種意義上説,所謂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正是由制度的有效性和權威性所決定的。嚴格説來,在我們的制度建設問題上,主要的問題或許還不是説我們沒有建立必要的制度,而是既定的相當一部分制度之有效性和權威性不足。各種各樣的制度不是沒有,而是寫在紙上、掛在牆上的多,而得到充分尊重、切實落實的少。甚至可以説,我們制度建構的速度遠遠趕不上制度破損的程度,就是説,當我們建構了一定的制度之後,在我們還沒有真正看到這個制度發揮其規範化作用的時候,這個制度就遭到了忽視乃至於冷落,以至於使許許多多的我們稱之為制度的東西被束之高閣。因此,表面上看,我們的問題常常被描述成“制度缺失”“無章可循”等,但是實際上,關鍵在於制度的權威性沒有能夠得到切實的尊重,有意或無意超越制度、破壞制度的問題極為嚴重。為此，有必要認真分析並準確研判我國制度建設中的基礎性問題，找準制度建設的目標和差距，這有助於我們切切實實地將制度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四是努力促進制度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以逐步達至制度的成熟定型。**所謂制度的不成熟、不定型的問題，正是制度的不確定、多變化的問題。因此，唯有通過制度的穩定和持續，才能逐步達至制度的成熟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