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家憶當年：考研與否重於跟誰結婚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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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丁玖（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系教授）
光陰似白駒過隙。回想四十三年前，作為“文革”後第一批通過高考進入大學的我，邁入了在南京大學數學系計算數學專業的讀書生涯的第四年。1981年雞年春節，我和同學們各自回到家鄉，度過本科階段的最後一個農曆新年，然後像雄雞一般，迎着朝陽，躊躇滿志地返校了。比起三年前入學時，人人變化顯著。老三屆不見老態，反而更加生氣勃勃，神采奕奕，看上去越活越年輕了。至於其他同學，男生愈見陽剛，而女生更顯陰柔。我在那一年的2月15日由家返寧前夜，記下自己外形的“脱胎換骨”：
“家人都驚訝地發現我胖了。瞧：背寬了，腰圓了，但臉型仍是較為瘦削的，頭是小的，身材顯得短小，不苗條了。怎麼辦？鍛鍊，少吃肥肉。不能再胖下去了。”
人生抉擇
這個春季學期一如往常，但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半年後，每個人都要面臨是否報考研究生的人生抉擇。從某種意義上講，其重要性不亞於選擇伴侶。人生伴侶如果選錯，尚可補救，畢竟離婚與結婚均屬自由；但是一旦錯失考研良機，荒廢了自己的才華，再想回頭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了。於是在“雞年大吉”的祝福聲中，一些同學的心頭多少有幾絲遲疑。
不過，大多數老三屆“去意”已定，只想趕快掙錢養家。儘管他們都學得很好，讀個碩士、博士幾乎易如反掌，但是就連學習優異的魏木生，也在考研這件事上搖頭。這一點不奇怪。我班的六六屆高中畢業生們，年紀都差不多向不惑之年挺進了。除少數幾個“帶薪讀書”的幸運兒之外，他們在大學四年裏全無收入，每個月頂多只有不到二十元的助學金。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自己的伴侶苦苦硬撐。像張朝宓的先生已經辛苦了四年，再念下去，真是於心不忍。最遲結婚的尹光炎，兒子也已在母腹中躁動，更不要説已有兩個兒子的徐萬紅。他們放棄考研，並不意味着從此就“不求上進”了。只要有追求，在任何領域都可能成就事業。
有一位老三屆是個例外，他毫不遲疑地説：“考！”他就是何炳生，這個自尊心十分強烈的無錫人，在初中就讀堰橋中學（原名胡氏公學）時，就暗暗發誓，一定要像胡家三兄弟胡敦復（1886-1978）、胡明覆（1891-1927）、胡剛復（1892-1966）中的兩個弟弟那樣讀到博士學位，花再長時間也在所不惜，而且要向前輩看齊，做好一輩子的學問。哪怕年過七十古稀，想必他也會毫不猶豫：考！後來他如願以償。三十八週歲那年，他在德國拿到博士學位，不比胡氏兄弟遜色。時至今日，他發表的學術論文數量比胡氏三兄弟加起來還要多，質量也不比他們的差。
老三屆中的另一個例外就是我們的班長尹光炎了。他在班長位置上連任三屆，足以證明大家對他的信任。但在是否考研一事上，他舉棋不定，一直下不了決心。這個心思細膩的人，到了臨考前的1981年8月27日，從無錫老家回到學校，告訴同學他打算放棄考研。我那天的日記是這樣記錄的：“老尹來校，説他不準備考研究生了，令人驚訝。老何依然刻苦異常，晚上直到子夜。”老尹的猶豫是有理由的：他的寶貝兒子就在不久前降生。初為人父，重心是放在兒子身上還是數學上？這是個問題。老何無此顧慮，因為他的兒女已經茁壯成長，無須每天抽身照看。但是老尹恐怕沒有大數學家歐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那樣一邊懷抱嬰兒一邊寫數學論文的本事。如果讀了研究生，他要顧及身為教授女兒的太太能否吃得消苦，在家獨自撫養兒子。
事實證明，尹光炎的太太不是刻板印象裏教授女兒的嬌滴滴形象。她和我班的教授女兒張朝宓都“上得廳堂，下得廚房”，是能文能武的女中豪傑。她完全支持丈夫的學術追求，鼓勵他報考研究生。尹光炎同學在最後一刻終於下定決心，參加了考試。雖然他複習的時間遠遠不及何炳生，讀書期間也不及後者用功（論用功程度，班上沒有哪個比得上老何），考分也自然不及老何。但他還是成功過線，被本系偏微分方程數值解學術帶頭人蘇煜城（1927-2022）教授網羅門下。
如果問，誰最應該考研究生？大概田剛會是眾望所歸：首先，他是全班公認的少數青年才俊之一，前途遠大；其次，從進校時起，他就矢志學術，像獵犬緊追兔子一般，鍾情於純粹數學。退一萬步講，即使他自己不想考，他的數學家媽媽也不答應。她不光命令他考，而且要他“取法乎上”，報考實力超羣的北京大學數學系。
大考將近
早在一年前的春天，一些選修第二外語的同學，為了專心準備考研英語，或偷偷摸摸、或光明正大地放棄了第二外語課程。其實，那個學期末，同學中間就開始議論明年可能考研的“種子選手”。他們居然排出了二十人，我也名列其中。我當時在日記中寫道：“我此方面的熱情不及他人旺盛。我班有人為了考研究生，原來選修的第二外語也‘辭’了，專攻英語。”我因為已經破費買了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精裝《德漢詞典》，捨不得半途而廢，就索性一口氣修了三學期。第二學期還有幸受教於一位張姓老教授，據説他曾在德國聽過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演講，後來被打成 “右派”，在外文系圖書室蹉跎多年；摘帽後仍大材小用，教起了大學本科生；他不能老是懷才不遇，於是永久遷往愛因斯坦的故國，“大材大用”了。
到了1981年上半年，多數人的去向逐漸明朗。我也決定加入考研大軍，畢竟我還年輕，求知慾尚未減退。比起專業課程，我對基礎課程更感興趣，所以最初打算考泛函分析方向。但是一位對我甚好的外系老師建議我報考計算數學，因其應用前景更為廣闊。2月21日晚，聽了他的一席話後，我就決定依言報考最優化方向了。這是南京大學計算數學專業在國內名氣最大的研究方向，教師也最多，掛帥人物正是當時擔任系科研副主任的何旭初（1921-1990）先生。説來有趣，直到報名那天，我連何先生其人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完全是奔他的名氣而去。
那可能是同學們最繁忙的一個學期了。儘管我們早已從極限理論的泥潭中脱身，連最難的實變函數論也被踩在腳下，但還有必修課和各自的選修課程要修。難度有所降低，任務量卻增加不少。還想繼續讀上幾年書的二十來個人，不得不重新捧起北外教授張道真（1926-2009）的《實用英語語法手冊》，或者薄冰（1921-2013）教授的《英語語法手冊》。光復習英語還遠遠不夠，菲赫金哥爾茨（Grigorii Mikhailovich Fikhtengol’ts，1888-1959）的八本《微積分學教程》才是制勝的法寶。於是，複習迎考為全班近半同學增加了額外的負擔。
一年後，坊間流傳“候考”名單裏的二十人幾乎都報了名。我是班上報考計算數學專業的第五個。幾個平時一天到晚喊不考研的，現在都現原形了。大夥兒一統計，全班真是有一半同學報了名，其中的三人報考了本系的數學專業，他們是王宏玉、宋方敏和徐興旺。報考計算數學專業的就更多了，其中至少有六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隊員，好像中央黨校要來我係招收研究生似的。他們不僅政治覺悟比較高，而且業務能力也很強，三年來的考試成績，基本保持在全班前列，拿出的成績單大多比我漂亮。剩下的都是像我這樣的小字輩。報考外校的同學，或志存高遠，或是為了避開與本系尖子硬碰硬，其中有五人進軍北大，因為北大數學系沒有招收七七級的本科生，所以招收的八一級研究生全部來自校外，我班就貢獻了四位。班上其他幾人則奔中國科學院系統去了，包括殺回老家北京、報考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的張硯凝。
全校統考日期定在九月上旬，那年暑假，交了報考研究生登記表的人就沒有好日子過了，絕大多數人怕回家玩得太痛快誤了大事，選擇留校專心複習。老尹和我屬於例外，他要回家照顧懷孕的太太；而我從來不怕考試，考不好也從不難受，對分數有點麻木不仁，暑假回家對我來説是最正常不過的一件事。從7月6日起，我在揚州地區江都縣的老家與蚊子周旋了整整五十天。如果不是因為8月25日有順風卡車來寧，我肯定會像往常一樣，拖到暑假最後一天才不情不願地回到校園。
更多統計數字陸陸續續泄露出來。報考我校計算數學最優化理論與方法、偏微分方程數值解兩個方向的共二十三人，其中本校學生十五人，計劃每個方向各招三人；報考純粹數學專業常微分方程等方向的各有二十餘人。到了29日，我的日記一句概而括之：“學校人漸多了，備考生緊張複習，其他人悠閒度日。”9月2日，准考證發下，每人都可填寫兩個志願。我的第二志願是吉林大學的逼近論方向，指導教師是徐利治（1920-2019）教授。
開花結果
9月12日，共五門科目的全校研究生考試拉開帷幕。第一天考的是所有專業的公共科目：上午是英語，下午是政治。重頭戲卻在第二天，對計算數學專業的考生而言：上午是數學分析，下午是線性代數。第三天考專業課計算方法。
考試成績直到11月4日才公佈。我政治六十分，自己之前高估了十分；英文、數學分析、線性代數分數出奇地一樣：都是七十八分，其中數學分析比悲觀的預測多了八分，而其他兩門的分數與估計的差不多；最差的則是計算方法了，七十一分。總分是三百六十五。唯一有點滿意的是沒有掛紅燈，保持了我高考的傳統，據説門門及格的只有四人。報考計算數學的同學裏，排在我前面的是錢邁建、何炳生、沈錦仁、劉必躍。其中前兩人報考的是最優化，後兩人是偏微分方程數值解。生薑還是老的辣，佔前三名的“三老”又一次出了風頭（老錢其實不是老三屆，她僅長我五歲）。巾幗與鬚眉各佔兩名，平分秋色。最終，老何被比他更老的何旭初先生選中，公費送去了德國留學。把他除外後，計算數學專業兩個方向最終各錄取了四名研究生。
我班報考本系純數學方向的三名同學都順利過關。王宏玉告訴過我他的基礎課考分：數學分析九十七分，函數論滿分，延續了他高考數學的輝煌。最年輕但最雄心勃勃的宋方敏如願以償，成了莫紹揆（1917-2011）先生的弟子。他專攻數理邏輯，要在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哥德爾（Kurt Friedrich Gödel，1906-1978）等人開闢的領域大幹一場。王宏玉和徐興旺則遇到了個人志願與學科需要兩條相交曲線的碰撞奇點。他們本來報考的是數學系最牛的研究方向——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論。但是，系裏卻建議他們去當黃正中（1916-2012）教授的弟子。他們服從組織安排，從方程的領域跨進幾何的版圖。
報考中國科學院的同學們也相繼傳來捷報。張硯凝被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錄取，導師是計算數學家朱幼蘭（1940-）教授。那時正值計算中心加強統計方面的投入，在計算數學研究生裏選拔出國留學生，於是他也就“服從國家需要”，改行學統計，第二年被世界著名的斯坦福大學統計系錄取，赴美攻讀博士學位。潘衞平則考入計算技術研究所，導師是1980年當選學部委員（院士）的高慶獅（1934-2011），成為班裏真正在計算機科學專業深造的唯一一人。
讀書素來刻苦、成績斐然的張瑋事後回憶，他備考北大研究生時用功太甚，過度疲勞，耗盡了體力。上考場那天，他感覺大腦已經轉不動了，一片糊塗，只好掙扎着考完。然而在如此混沌的狀態下，張瑋居然考上了，足見他平時打下的數學基礎有多牢固。不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他奉勸今日的學弟學妹們，複習迎考時不要像他那樣拼命，借用英國傑出的女偵探小説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筆下主人公——比利時偵探波洛的一句忠告：“悠着點。”
報考北大數學系的其他四人，都已知道了自己的考試結果，向來數學很好的王雪平卻遲遲不見動靜。這令我班所有同學大吃一驚，大家都以為他大意失荊州，名落孫山了。我們目瞪口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停安慰他：不要難受，明年再考。這情景頗像我當年考大學：望眼欲穿，卻石沉大海。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日子裏，王雪平的臉上平靜如水，一如往常。但我能想象到，他內心的無規則波動是任何微分方程都不能精確刻畫的。
西諺雲：“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寄給王雪平的錄取通知書終於抵達南京大學，雖然姍姍來遲，但卻是天大的好消息：出國研究生、公費法國、應用數學。我們曾經的輔導員邱增煌老師率先捎來了喜訊。王雪平一下子就成了班上最引人注目的明星，風頭完全蓋過了田剛——後者還沒有從被北大基礎數學專業錄取的喜悦中緩過勁來。全班都為他歡呼，向他致敬。這也是他應得的：多少個孜孜不倦的日日夜夜，多少本案頭堆放的數學名著，多少張畫滿符號的草稿紙片，多少遍命題推導的苦思冥想，織就了他四年寒窗鮮豔奪目的綾羅綢緞。面對同學們的祝賀，王雪平依然波瀾不驚，用微笑接受了大家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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