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成非洲留學生第二大目的地_風聞

知識分子

圖源：Pixabay

1956年，第一批4名非洲留學生來華。近70年來，一直有非洲學生在中國學習，而非洲學生數量急劇增加的情況主要發生在過去二十年間。2006年，中國只有2%的國際學生來自非洲；到2018年，這一比例已上升至近17%，非洲在華留學生達8萬多人。如今，中國是非洲學生出國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二首選目的地，僅次於其昔日的殖民宗主國——法國。這些來自非洲大陸的留學生，他們為何而來，又能為中國和非洲，為這個世界帶來什麼？

撰文丨冀思宇

責編丨李珊珊

來自非洲的自費生增速遠超中國政府獎學金生

Winnifred Kansiime在烏干達坎帕拉的馬凱雷雷大學（Makerere University）獲得了環境健康科學本科學位。臨近畢業時，她收到了一份令人心動的錄取通知書——中國湘潭大學環境工程碩士項目入學資格。在中國政府的全額資助下，她在中國進行了一整年的中文語言學習和三年的碩士學習與研究，於2016年正式畢業。之後，Kansiime回到馬凱雷雷大學攻讀公共衞生博士學位。在中國的學習經歷不僅為她的博士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礎，更重要的是，Kansiime説：“我在中國度過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1]

Kansiime是每年數萬名在中國學習的非洲留學生之一，他們的專業主要包括工程、科學、商業與管理等。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的歷史並不長，但他們很快就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羣體，併成為在華留學生的主力之一。

1956年，第一批來華的非洲留學生全部來自埃及，只有4人。六十年後的2016年，中國已經有了61594名非洲留學生，來自尼日利亞、加納、肯尼亞等數個國家。[2] 特別是在過去的二十餘年間，非洲留學生的人數急劇上升。根據教育部教育部來華留學統計年鑑[3]，2003年，非洲留學生只有1793人，佔留學生總數2.31％；2009年，非洲留學生首次突破萬人大關；到了2018年，非洲在華留學生共計81,562人，佔留學生總數的16.57%（第一名是亞洲留學生，佔約60%）。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智庫（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報告[4]，截止2020年，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法國的非洲留學生第二大目的地，非洲留學生人數比位於第三名的美國超出了接近70%。

對於這樣的增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亞非研究所李安山教授在相關研究中總結了三個特徵：首先，非洲留學生的人數增長迅速，且與國際留學生的總體增長趨勢保持一致；其次，非洲自費生的增長速度比中國政府獎學金生的增長速度更快，1996年，自費生佔比僅為11%，2015年，自費生佔比已經是83%；最後，絕大多數非洲留學生都在攻讀學位，超過80%的非洲留學生明確表示想要獲得中國學校的學位，僅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學士選擇沒有學位的課程。

華南理工大學的一份研究對1999～2018年非洲來華留學生髮展變化趨勢做了分地區的分析，發現非洲五大區域來華留學教育存在兩極分化的狀況。東非、西非、南非的來華留學生數量顯著領先於中非、北非，前者攻讀學歷的學生佔比也更高[8]。

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非洲留學生的實際入學率有所下滑（具體數據未披露），不過，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社會學家、《Mapp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非洲與中國之間的國際學生流動地圖》）一書的作者Benjamin Mulvey認為，考慮到2021年中國政府在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論壇上再次強調了對非洲學生的政策支持，在中國的非洲留學生數量會快速回升[1]。

中國的非洲留學生的60年增長史

中國吸納非洲留學生的歷史由來已久，中非教育合作的開啓時間甚至早於中非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20世紀50年代，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中國作為新生的社會主義力量積極支持非洲，主動為非洲國家建設培養人才。前文中提到的“第一個吃螃蟹”的四位埃及留學生，正是在中國-埃及文化協議的推動下來到中國的，其中三人在中國著名畫家李可染的指導下學習中國國畫，從中央美術學院學成歸國後成為埃及知名畫家。1957年，又有十一名來自喀麥隆、肯尼亞、烏干達和馬拉維的留學生來到中國學習（彼時這些國家尚未獨立）。

進入20世紀60年代，14個非洲獨立國家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中國也派遣了一些文化代表團前往非洲。直到1966年底，因“文化大革命”，中國所有高校被關閉，非洲留學生不得不回到家鄉。

在那個階段，加納學生伊曼紐爾·哈維（Emmanuel Hevi）恰好在這期間來華留學，他將自己的所見所想撰寫成《一名非洲學生在中國》(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7]，這也是第一本相關話題的著作。他記錄了諸多令人不快的現象，比如語言困難、遭遇種族歧視等，正好迎合了當時西方國家正在尋找的關於中國的負面資料[2]。在特殊的背景下，哈維的抱怨似乎無可厚非，從某種程度上記錄了中非教育交流與合作的真實歷史。

然後是20世紀70年代，中國向非洲派遣醫療隊和修建坦贊鐵路，“中非兄弟友誼”觀念深入人心，中非教育合作與交流掀起第一段小高潮。中國自1972年6月起為坦贊鐵路培訓工程師，接收坦贊兩國200名技術人員赴華學習，以服務坦贊鐵路運營。同時期，中國恢復並擴大對非洲留學生招生，後因“三個世界”理論提出，招生規模進一步擴大。至1976年底，中國共從21個非洲國家招收了355名留學生，中國政府獎學金相應增加。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在各自國家的交通及其他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恢復了與非洲國家之間的教育合作，但是因為國內經濟處於起步階段，留學生相對較少。

相關統計數據表明，20世紀80年代非洲在華留學生數量整體呈上升態勢，1989年下降到249名，隨後，這個數量一直在200至300之間徘徊。根據李安山教授的研究，該狀況應該與20世紀80年代末非洲留學生與中國的衝突有關。對於許多國人而言，他們第一次看到外國人，處於新奇難免指指點點。由於諸多因素，如非洲留學生抱怨生活條件，美國與中東國家間的政治分歧，社會價值觀不同，以及中國人對非洲人懷有偏見或誤解等因素，雙方關係一度緊張。非洲留學生甚至在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爆發了衝突，通過遊行、罷課等方式表達不滿。

1996年是重要的轉折點，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當年5月訪問了肯尼亞、埃塞俄比亞、埃及、馬裏、納米比亞和津巴布韋。這是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此次訪問使中國政府獎學金大幅增加，從1995年的256人增加到 1996年的922人。如果加上當年招收的118名自費生，來華非洲留學生的數量第一次超過了1000人。隨着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舉辦，中非教育合作更是成為一項重要議題。2005 年也是一個轉折之年，當年，非洲自費留學生的數量 (1390名) 超過了獎學金留學生的數量 (1367名)。

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的上升，一方面得益於中非交流與合作的增加，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的鼓勵政策特別是獎學金項目也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比如，20世紀80年代末，為了解決非洲留學生的學習困難，教育部鼓勵各高校開辦英語和法語專業的授課班，該政策的效果立竿見影。又比如，2006年以來，通過中非合作論壇平台，中國政府兩次宣佈提高對非洲國家的獎學金資助力度（即分別從年度2000人增至2009年的4000人和2012年的5500人），使得中國儼然成為一些非洲國家年度獲益人數最多的獎學金提供方[9]。

與此同時，在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大潮中，為推動獎學金政策，中國多方包括代理機構、高校、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已採取行動。從政府方面，針對中國的政府獎學金，1997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出台《外國留學生獎學金評審暫行辦法》，首次確立評審標準，同時，相關高校的自主權擴大。而對高校而言，不管是來自外界的國際化指標要求，還是內生的走向世界的動力，都需要他們增加在校留學生的數量。在這種情況下，鬆綁後的教育部獎學金，加上更為靈活的來自高校自己和地方政府的各種獎學金，都成了中國高校用於吸引外國留學生的重要砝碼。考慮到留學生的數量與比例，這種情況，對一位希望來中國留學的非洲學生而言，無疑是莫大的鼓勵。

圖：北京大學官網公佈了留學生可以獲得的不同種類獎學金。

圖：2017年基於電子科技大學的一項研究給出的更具體的獎學金數據。[10]

收穫了什麼？

來中國留學在非洲有多流行？根據華盛頓特區的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估計，2020年，中國已成為了非洲學生出國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二首選目的地，僅次於曾經做過非洲殖民宗主國的法國[4]。

為什麼有越來越多的非洲留學生跨越近半個地球來中國求學？

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人對中國語言與文化感興趣，也有人被有保障的留學環境所吸引……其中，進一步瞭解中國和從中國學習更先進的技術，是非洲青年前往中國深造的主要原因[2]。事實上，由於殖民歷史的影響，非洲的教育理念一直以來主要收到西方文化的主導。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中，非洲國家正在探索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新模式，他們的教育體系也在“去殖民化”[15]。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的科技與文化的影響就有了其獨特意義。

根據2014年的一項調查，2000位非洲留學生中有84%的人將攻讀學位定為求學目標，多數人會選擇能夠較快轉化為先進生產力的專業：41.61%申請醫學專業，21.59%申請工程專業，13.94%選擇經管類專業[11]。前述的李安山教授在論文中曾記錄過一名2007年從剛果（布）來華留學生的故事：“他告訴我，他從市場上看到幾款電信產品均為中國製造，所以決定來到中國。他夢想成為國家的電信部長，現在是北京郵電大學電信專業的一名本科生。”

然而，即使通過獎學金的幫助，經濟條件得到了保障，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的學習還是會遇到諸多困難。中文學習是首要障礙，研究生只有三年時間，但適應中文環境可能就需要接近一年的時間。其次，中國的大學競爭激烈，國際學生在校內外不一定能夠爭取到足夠多的實習實踐機會。此外，非洲留學生和中國學生的生活習慣差異較大，他們難以融入到中國學生的社交生活中來，甚至會遭遇歧視。這些情況，直接影響了這些非洲學生在華留學的學業成就。

機遇與挑戰並存的狀況之下，非洲來華留學生的學業成就存在較大差異。在對相關教師的問卷調查中，將近93%的教師都認為非洲來華留學生的學業成就羣體內部差異較大，行為習慣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這一點[12]。在田野調查中，一位教師指出：“他們不像我們平時對於學習好壞的區別與判斷，他們之間的差別更多的是體現在行為和態度上，有時一個簡單的學習行為所反映出的差別都會讓你感到吃驚，為什麼差別這麼大！”

利物浦大學的國際關係學者Obert Hodzi認為，非洲國家普遍存在貧困與不平等問題。對於非洲青年學生來説，來中國留學，是通過教育流動性來改變人生的一大途徑。但是，他通過研究發現，非洲留學生的期待和收穫或許是不對稱的[13]。非洲國家普遍更偏愛西方學位，中國大學的學位在一些非洲國家不被認可。這使得在中國獲得的學位價值下降，回國的畢業生很難解釋其教育的價值並找到合適的工作。許多非洲國家的高失業率加劇了這一問題，導致一些學生選擇留在中國，通常從事英語教學或創業方面的工作。

有更多的留學生在畢業後選擇回到自己的祖國，為自己的家鄉作出貢獻，他們當中有些人成為公務員，有的成了政府高官。截至2005年，8位曾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非洲留學生在擔任部長或部長以上的職位，8位擔任駐華大使或參贊，6位擔任國家總統或總理的秘書，3位擔任對華友好協會的秘書長，其他領域的專家與精英更是不勝枚舉[14]。

也有人在畢業後前往世界更高的學府深造，推動全人類的事業發展。比如，根據網絡公開資料，Kibrom Teweldebirhan在完成武漢大學法學碩士的學業之後，又在哈佛大學完成了法律博士學位的研究與學習。他的研究興趣包括中國法律、後殖民非洲的法律與社會等，也做了不少國際間的比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是《Labor after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Law, State, and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on the African Copperbelt》（《發展型國家之後的勞動：法律、國家與非洲銅礦帶的中國國有企業》）。目前，Teweldebirhan博士是一名客座助理教授。

李安山教授發現，非洲留學生通常是他們國家第一批開展對外貿易的人。儘管這些學生最初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本，但其的優勢在於對雙方社會環境與語言的深入把握[2]。更有研究者直接指出，提供政府留學獎學金等方式是提升中國軟實力的重要方法[1]。首先，中國幫助非洲培訓專業技術人才，有助於推動雙方的貿易往來，為中國的商業和工業發展打開大門。

“對於在中國的非洲留學生而言，我們應該提醒他們，中國政府為他們提供獎學金或提供學習機會，是希望他們有朝一日有機會回國服務。他們在中國學習不僅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還肩負着祖國的期望與家庭的希望。”[2]李安山教授對非洲留學生的使命做出了這樣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