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斯領導人命喪德黑蘭，伊朗反情報能力又一次被“羞辱”？_風聞

作者：蘭順正

首發自：澎湃新聞∙澎湃防務

當地時間8月1日，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的悼念活動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出席儀式並主持悼念活動。伊朗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也在儀式上致辭，並稱哈尼亞在伊朗遭遇的“暗殺”事件不會沒有答案。當地時間7月31日，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Ismail Haniyeh）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遭襲身亡。

事發後，伊朗國家電視台援引一些分析人士的話，指責以色列發動了這次襲擊，以色列則未發表任何評論。不論此次事件的真相如何，在明知哈尼亞是以方“眼中釘”的情況下，實施暗殺的一方仍能夠掌握哈尼亞的行蹤並一擊必殺，這樣的結果無疑是打了伊朗情報系統“一記耳光”。

當地時間2024年8月1日，伊朗德黑蘭，在伊斯蘭革命廣場舉行的哈馬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及其保鏢的葬禮上，伊朗人跟隨一輛卡車，卡車上載着他們的棺材。視覺中國 圖

結構完整的伊朗情報系統

伊朗情報體系起源於20世紀中葉美蘇冷戰之際，當時伊朗與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融洽。1958年，伊朗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及以色列摩薩德的幫助下建立情報與國家安全組織，簡稱“薩瓦克”（據稱薩瓦克的情報人員有不少接受過摩薩德的培訓）。薩瓦克的主要任務是負責秘密蒐集情報並開展反情報工作，同時由於伊朗國內矛盾尖鋭，反巴列維王朝聲浪此起彼伏，因此薩瓦克也負責對內鎮壓異己，號稱是伊朗“最受人憎恨和恐懼的機構”。

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巴列維王朝徹底覆滅，伊朗進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時期，最高領袖霍梅尼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援助下，創建了伊朗伊斯蘭政權統治下的第一個情報組織——薩瓦瑪。1984年，伊朗情報信息部在薩瓦瑪基礎上正式成立，伊朗國家情報體系逐漸進入發展的快車道，機制進一步健全（期間蘇聯為伊朗情報體系發展提供了諸多幫助，為伊朗情報系統發展貢獻了重要作用）。

在兩伊戰爭期間，霍梅尼意識到國防軍下屬情報網絡存在工作效率低下的弊病，下定決心創建一支新的情報力量，因此授意伊斯蘭革命衞隊組建情報組織。1996年，伊朗最高情報事務委員會創建，其規模在上世紀末達到頂峯，其下轄12個部門，僱員人數達到2萬餘人，促進該國情報事業進一步向前發展。

通過四十餘年建設，伊朗情報體系結構已日漸完整。在伊朗情報體系中，哈梅內伊既是該國宗教界最領袖也是該國最高政治權力的實際掌握者，更是伊朗情報體系的最高負責人。在最高領袖之下的情報機關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發揮着伊朗情報機構的中樞決策作用，總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名義負責人，不過實際工作卻掌握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手中，秘書長通常負責這個部門的日常運營與維護工作。國家安全委員會共有12名正式成員組成，包括總統、議長、司法總監、外交部長、內政部長、情報安全部長、武裝力量總參謀長、國防軍司令、革命衞隊司令、計劃與預算組織主席以及最高領袖任命的兩名代表。

整體來看，現在伊朗情報力量主要有四支主幹，分別是情報安全部、伊斯蘭革命衞隊、國防軍下屬的情報部隊J-2 小隊和執法警察力量。

其中，情報安全部是伊朗國內主要負責情報和安全工作的機構，其職責包括維護國家安全、打擊間諜活動、防止外部勢力滲透等。不過近年來，武裝力量下屬的情報組織作用逐漸增大，目前已超越情報安全部在該國情報體系中的分量。

伊斯蘭革命衞隊下屬情報組織力量包括聖城旅、巴斯基民兵、直屬最高領袖的“101辦公室”、伊朗網絡防禦指揮部等諸多軍事力量。而伊朗國外情報信息獲取渠道主要依賴伊斯蘭革命衞隊下屬的聖城旅部隊。這支部隊自1990年建立伊始就深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信賴，投入大量資金予以籌建，並且聖城旅司令有單獨渠道可直接向最高領袖彙報重要情報，這是其他情報組織均不具備的特權。

而國防軍至今依舊難以獲得伊朗伊斯蘭政權的信任，其下屬的情報組織作用也相對較小，其裝備水平和情報工作方面均不及革命衞隊，其下屬的情報部隊名為J-2小隊，該支部隊主要在城郊和農村地區活動，蒐集基層情報，作用並不突出。同時伊朗執法警察力量也是蒐集情報信息的重要力量，主要承擔反恐和維穩等任務。

另外，伊朗宗教界憑藉遍及中東域內外的什葉派宗教網絡系統（以清真寺為主要結點）也能夠為該國情報系統提供更加細微的情報信息。

亟待改進的反情報能力

目前伊朗情報體系相較於其他中東大多數國家，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受制於本國國情，伊朗反情報系統工作仍存在突出短板，亟待改進。

首先，近年來伊斯蘭革命衞隊話語權畸高，伊朗政府下屬的情報安全部聲音日漸降低，導致兩支情報力量間的矛盾逐漸增多，也缺乏相應機制體系居中協調機制，這樣的內耗會讓伊朗情報系統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其次在技術情報蒐集領域，伊朗偵察衞星總體技術能力相對有限，儘管具備一定圖像偵察能力，但相比以色列以圖像、電子、導彈預警及核爆炸探測衞星構成的立體式偵察情報蒐集體系仍有較大距離。同時伊朗情報系統信號情報能力進步速度比較緩慢。如為擴大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2006年伊朗在戈蘭高地與敍利亞政府合作增設了兩個情報信號收集站。這些情報信號收集站均由伊斯蘭革命衞隊暗中資助與運營，主要用於向黎巴嫩真主黨提供有力的情報支持。但這些情報信號收集站在後期運營時往往面臨缺乏資金支持的窘境，目前已開始陷入停滯。伊斯蘭革命衞隊具有派遣無人偵察機收集情報的能力，但相對而言技術依舊不夠先進，存在一定安全風險。面對日益嚴峻的網絡安全問題，伊朗組建了網絡情報防禦部隊，但是在網絡空間裏進行反情報行動需要強大的人工智能技術和數字科技，而這些都是伊朗缺乏的。

而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近年來伊朗反情報系統錯漏頻出，內部人員失職瀆職情況嚴重。 如1996年伊朗情報組織重要成員前往德國居留，造成伊朗情報系統內部大震盪。2020 先後發生“蘇萊曼尼被刺事件”和“ 核物理學家莫森·法赫裏扎德遇害案”兩起危害伊朗國家安全的惡性事件；同年11月30日，伊朗革命衞隊高級指揮官沙赫丹也在伊拉克與敍利亞邊境被無人機襲擊身亡。有消息顯示，這些危害伊朗國家安全的惡性事件背後都與本國內部情報人員叛變存在直接關係，再結合此次哈尼亞被導彈“定點清除”，很難不讓人提出質疑：伊朗情報機關內部是否已經“千瘡百孔”？

表面上看，伊朗眼下需要着重展開情報蒐集人員的防間保密工作，加強對內部情報蒐集人員的背景審查等工作。但有分析認為，這一現象的背後與伊朗近年來日益凋敝的民生狀況存在密切關係。近年來，全球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伊朗受到經濟制裁壓力也愈加增大，改善民生的動力更是缺乏，再加上新冠疫情爆發等多種複雜不確定性因素，很多內部人員可能會對政權以及自身的前途感到渺茫，從而更為容易的被西方勢力策反或拉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