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背後的政治競爭：1957年圍繞宇稱不守恆展開的國際爭奪戰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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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李政道與楊振寧發表於1956年的論文極具顛覆性與影響力，加之二人的特殊身份，在美蘇爭霸、海峽兩岸對峙的時代背景下，美國、蘇聯、中國、中國台灣地區四方圍繞李、楊的科學理論及其獲得的諾貝爾獎，展開了一場國際爭奪戰。
撰文 | 黃慶橋（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1956年10月，中國籍留美青年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以下簡稱“李、楊”）提出檢驗弱作用下宇稱是否守恆之後，旋即於1957年1月被吳健雄等的實驗證實，引起國際物理學界巨大震動，並於當年10月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速度之快，實屬罕見。
正因為李、楊在1956年的論文極具顛覆性與影響力，加之二人的特殊身份，在美蘇爭霸、海峽兩岸對峙的時代背景下，美國、蘇聯、中國、中國台灣地區四方圍繞李、楊的科學理論及其獲諾貝爾獎，展開了一場國際爭奪戰，典型反映了科學背後的政治競爭，本文擬對此做初步探討。
一
兩大陣營對峙：科學發現優先權之爭的表與裏
李、楊的文章在1956年10月發表之後，雖然受到科學界尤其是物理科學界的關注，但其影響並未擴散至社會和政治層面。原因在於，普通公眾並不能理解；另一方面，弱作用下的宇稱不守恆還未得到檢驗與證實，很多知名物理學家並不認可。比如，當時被人們認為是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泡利在給韋斯科夫的一封信中就曾説：“我不相信上帝是個沒用的左撇子，我願意打一個大賭，實驗一定會給出一個守恆的結果。”[1]
1957年1月15日，哥倫比亞大學通過召開記者發佈會的方式，公佈吳健雄等人的兩組驗證宇稱不守恆的實驗，一下子讓李、楊的理論假説變成了革命性的科學理論。與此同時，採取新聞發佈會這一特殊方式，也讓這個普通人難以理解的科學理論進入了社會輿論場域。
1957年1月16日，《紐約時報》圍繞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發佈會和宇稱不守恆理論，以兩篇專文、兩篇實驗報告給予了充分的報道，顯示了美國主流媒體對於這一重大科學發現的強烈關注。
標題為《物理學中的基本概念在實驗中被報失效：核理論中的宇稱守恆定律受到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研究所的科學家的質疑》的長篇報道，全面解讀了前一天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發佈會的內容。該報道援引哥倫比亞大學諾貝爾獎獲得者賴比的話説：“在某種程度上，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結構的根基已經被摧毀了，我們不確定該如何重組這些碎片。”[2]該報道還援引另一名物理學家的話説：“在某種意義上，人們曾經多年在一扇緊閉的門上捶打核物理學，但最終卻發現，它根本就不是一扇門，而是繪於牆上的門的畫像。現在，科學至少已經進入了再次尋找真正的門的狀態。”[2]整篇報道對李、楊的科學理論充滿了溢美之詞。不過，《紐約時報》並未強調李、楊二人的中國國籍，反而是用了他們“都出生於中國”這樣非常模糊的表述。
在標題為《外表與真實》的編輯部文章裏，則重點解釋了宇稱不守恆在理論與實驗上的重要性。文章最後的一段話寫道：“人們相信，這件事（宇稱不守恆的發現）移開了通往建立一個關於構成物質宇宙的基本單元的統一理論的主要路障。理論會是什麼樣子，也許還要花上二十年時間，但是物理學家們現在感到有信心，他們至少從現在的‘宇宙叢林’裏找到了一條出路。”[3]
另外，《紐約時報》還在同一天刊登了哥倫比亞大學發佈的兩組實驗的報告文本，並説：“以上兩組實驗都是在兩位理論物理學家的建議下展開的，即哥倫比亞大學的李政道和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楊振寧。”[4]這反映了當時哥倫比亞大學官方的態度，或許也無意中埋下了9個月後吳健雄未能與李、楊一起獲諾貝爾獎之伏筆。
1957年正值美蘇爭霸的高潮期，美國大張旗鼓宣傳基礎科學上的成就，自然會引起蘇聯的關注和反擊。2月15日，蘇聯《真理報》發表長篇文章，報道蘇聯科學院院士、物理學家朗道提出的複合反演論，文章説，朗道院士的複合反演論説明宇稱守恆理論不具有普遍性，“最近有消息説，在美國，物理學家們所做的這種實驗得到了肯定的結果。”[5]很明顯，蘇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發佈會的一個月後高調宣傳朗道的複合反演論，就是針對美國的，意在與美國爭奪這一熱門科學發現的優先權。
美國媒體對此有着敏鋭的嗅覺，比如，《紐約時報》就在2月21日發表了針對蘇聯《真理報》長篇報道的評論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有關朗道教授的猜想的報道被刊登在了上週的《真理報》上。發佈這個不同尋常的公告，可能目的在於確認朗道教授做出該科學發現的優先性。因為《真理報》説，朗道的新理論去年12月11日已經投給了蘇聯的一家物理學期刊，比哥倫比亞大學的公告早一個月。”[6]
應當説，蘇聯《真理報》的宣傳是很牽強的，因為即便朗道的複合反演論確實是1956年12月11日投稿的，也不能説明他在推翻宇稱守恆理論上的優先性，因為李、楊已經在1956年10月發表了宇稱不守恆理論假説，哥倫比亞大學在1957年1月召開新聞發佈會所公告的，只是實驗物理學家對李、楊理論假説的實驗確證。
1957年也正值中蘇合作蜜月期，那時，處於西方封鎖之中的新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全面向蘇聯學習，特別是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是新中國的重大戰略決策。在此背景下，蘇聯的宣傳自然也會引起新中國的關注與聲援。
2月25日，新華社發佈了1500多字的長篇通稿，全面介紹2月15日蘇聯《真理報》上關於朗道的複合反演論的文章，《光明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新華社的這篇通稿，並且沒有突出李、楊這兩位中國籍科學家的工作，只是在“編者按”中極為簡略地説：“中國理論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去年夏天在美國也已提出了類似的觀念。”[7]其實，中國物理學家非常清楚李、楊的工作和貢獻，因為在這之前的2月18日，中國物理學會已經給李、楊發去了賀信，“中國的物理學家們為你們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讚佩和驕傲。”[8]僅僅一個星期之後的新華社通稿卻抬高蘭道而淡化李、楊，其背後的政治緣由已不言而喻。
面對蘇聯在科學發現優先權上的“挑釁”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附和，美國媒體也不甘示弱，發表重磅文章，給予回擊。
2月25日（與中國新華社的通稿同一天），《紐約時報》在顯著位置發表了題為《＜真理報＞隱藏了什麼》的評論文章，矛頭直指蘇聯和中國。該文在第一段就尖鋭指出，《真理報》的行為是要“努力‘證明’科學技術的每一項重要產物都是最先在蘇聯發現的。”[9]接着，該文認為《真理報》的報道“在幾個方面具有誤導性”：“對於不知情的讀者來説，這份報紙給人的印象是，物理學中的宇稱守恆定律首先受到了朗道院士的質疑。它沒有提及李政道和楊振寧所做出的突破性的貢獻。去年，這兩人在這個國家首先對這個定律提出了質疑。《真理報》也沒有提及上個月哥倫比亞大學發佈的科學實驗的結論，這個結論證實了李和楊對宇稱定律失效的懷疑。《真理報》只是含糊地提到了一些‘美國物理學家所做的實驗’。”[9]
該文最後完全脱離了科學轉而從意識形態上攻擊蘇聯和新中國：“很明顯《真理報》試圖隱藏的是什麼。李和楊都出生於中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吳健雄也出生於中國。在對宇稱定律的無效性進行實驗驗證的過程中，吳健雄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於《真理報》來説，告訴讀者全部的事實就等於承認華裔科學家們正在美國自由且卓有成效地工作着。這就無疑會完全摧毀其所做的宣傳，他們宣稱中國學生和科學家們在這個國家正遭受迫害。因此，對於那些承擔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傑出研究的科學家，《真理報》毫不猶豫地否認了他們所做出的貢獻。”[9]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向滯留海外的知識分子發出公開信，號召他們回國參加國家建設，大批滯留在美國的科技工作者因此紛紛要求回國，形成了一股回國潮。而美國是不願意看到大批學有所成的科技人才回到紅色中國的，因而想盡一切辦法從中作梗。在此背景下，李、楊的出色工作顯然給了美國人顯示優越性並大做文章的機會，上述《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含沙射影指摘中國，用意已十分明顯。
二
美蘇爭霸：諾貝爾獎對決人造衞星
1957年10月31日，該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李政道、楊振寧折桂；不僅如此，李、楊二人還是該年度唯一一對在美國工作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因此，美國主流媒體對李、楊獲諾獎之事高度關注，大肆炒作。
在10月31日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之前，瑞典媒體已經提前知曉該獎項的結果，因此斯德哥爾摩當地報紙在10月30日就報道説，在美國工作的兩位中國物理學家將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紐約時報》旋即於10月31日轉載了這一報道，並配以《在美國的中國人獲諾貝爾獎》的標題[10]。值得注意的是，與1957年初淡化李、楊的國籍身份不同的是，這時的美國媒體突出強調了李、楊的中國國籍身份。
10月31日，諾獎物理學獎揭曉，11月1日，《紐約時報》在頭版發表了題為《諾貝爾物理學獎被頒發給了兩個在美國工作的中國人》，文章開篇寫道：“10月31日———今天，兩個出生於中國並在美國工作的中國人被授予了諾貝爾物理學獎”。[11]
在同一天該報的第八版，還刊發了題為《兩名諾貝爾獎獲得者享用安靜的晚宴：年輕的中國科學家像往常一樣辦公之後回家吃飯》的通訊文章，介紹李、楊獲獎當天的工作和生活。文章同樣多次談及李、楊的身份，比如：“楊説他今早寫了一封信給他的父親楊武之。他的父親是上海一所大學非常有名的數學家。”“20世紀40年代初，這兩位年輕的科學家在中國昆明的一所大學裏遇見，但當時他們還沒有開始一起工作。一直到1948年，兩人都來到美國學習。他們都不是美國公民，但都是美國的永久居民。”[12]顯然，在已經不需要與蘇聯爭奪科學發現優先權的情況下，突出強調李、楊的中國人身份，是有明顯好處的。這種做法無疑是在宣傳美國社會和美國大學的開放性、包容性，説到底，是藉機宣傳美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
就在美國人鋪天蓋地宣傳李、楊獲諾貝爾獎的時候，爭霸的另一方蘇聯則是另一番景象。
1957年10月4日，蘇聯搶在美國的前面，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伴侶一號”，開創了人類進軍地球外層空間的新紀元。這件事顯然更為意義重大，因為衞星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其軍事意義，是美蘇雙方都極為看重的。因此，儘管1957年沒有蘇聯科學家獲諾貝爾獎，但蘇聯並不示弱，他們在人造衞星上做足了文章，包括中國在內，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對蘇聯成功發射衞星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報道，與此相對的是，有關諾貝爾獎的消息則極少出現在蘇聯媒體上。即便蘇聯媒體報道諾貝爾獎，也要與蘇聯科學家扯上關係。比如，蘇聯什穆什凱維奇教授就在蘇聯《科學與生活》上發表長篇文章介紹李、楊獲諾貝爾獎的科學成就，認為這“的確是極重大的科學成果”，並同時認為，“蘇聯科學家朗道院士也研究了同類現象。他提出了一種新的假説‘複合反演論’來解釋它們。”[13]總之，蘇聯在科技上毫不示弱，而其在衞星科技上的成功，使其風頭力壓美國。
在蘇聯發射衞星的巨大壓力下，美國也投入巨資，加緊研製。在科研經費投入相對固定的情況下，這無疑會擠佔其他領域尤其是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經費，進而引發爭論。事實正是如此。當時，美國國會、行政當局尤其是企業界，對基礎科學及其價值提出了質疑，他們希望美國政府能把更多的錢投入到類似研製衞星這樣的應用科技上，而減少對類似宇稱不守恆理論這樣的純粹基礎科學的支持，以便在與蘇聯的爭霸中贏得主動。
這種極端實用主義的科學觀自然會引起美國基礎科學工作者和一些有識之士的不滿和反對。1957年11月23日，《紐約時報》援引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高能加速器小組發出的警告稱：“蘇聯的高能物理裝置見證了以下這些事實：(1)幾乎完全無視建設經費，並且強調加快施工進度；(2)在該領域開展有關活動時迅速提出管理決策。”[14]顯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是要告訴美國人，蘇聯不僅重視衞星等應用科技，而且在建設基礎科學重大裝置上也“完全無視建設經費”。言外之意，美國絕對不能減少對基礎科學的支持與投入。
李政道也捲入了關於基礎科學是否有用的爭論，他接受記者採訪，發表他對於基礎科學研究重要性的看法。11月24日，《紐約時報》就基礎科學及其意義發表了長篇署名文章，文章援引李政道的話説：“我們這些做基礎研究的人並不低估實際應用的重要性。但是作曲家最主要的興趣是作曲，如果沒有他們，交響樂團永遠不可能演奏出樂曲來。拿電作為例子來説，現在，每一件家用電器都是與電能有關的。但是當電的原理被發現時，它是純理論研究的發展。我們的研究工作的實際應用，如果有的話，我也是完全不清楚的。”[15]
應當説，李政道的話是非常深刻的，形象説明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係。從後來的發展來看，美國不僅沒有減少對基礎科學的投入，而且憑藉其強大的國力財力，在美蘇爭霸中不斷增加科技和軍事投入，最終讓美國在美蘇爭霸中佔據上風。
三
誰能代表中國：海峽兩岸對峙下的中國代表權之爭
與蘇聯對諾貝爾獎的冷淡不同，新中國高度關注李、楊獲諾貝爾獎，原因即在於李、楊二人的身份是中國科學家。新中國對李、楊獲諾獎的關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新中國官方科學組織在第一時間向李、楊發去賀電錶示祝賀。11月1日，吳有訓、周培源、錢三強代表中國物理學會再次致電李、楊，祝賀他們獲諾貝爾獎，電文中説：“中國物理學家對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16]
二是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為代表的主流媒體的宣傳報道。從10月31日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到12月份中旬李、楊赴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加授獎典禮，《人民日報》均給予了跟蹤報道。此外，《科學通報》《物理通報》《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等科學刊物，也持續介紹李、楊之獲諾獎的科學理論。對於這一主題，筆者已有較詳細探討[17]，此不贅述。
三是中國政府派員參加李、楊之授獎典禮並爭取李、楊回國。當時，瑞典是較早與新中國政府建交的西方國家，中國政府在瑞典設有大使館。因此，當李、楊二人乘機抵達斯德哥爾摩時，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工作人員前往機場迎接。據《紐約時報》報道：“在這裏的中國大使館的三名成員迎接了他們，併為他們迅速返回中國提供一切便利。……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領導者是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專員。當被問及其目標是否是誘導兩位科學家回到共產主義的中國時，他向新聞記者回答道：‘這是他們自己的決定’。”[18]
中國政府還決定委派重量級科學家前去參加李、楊的授獎典禮。經多方考慮，中國政府委派時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張文裕教授前往斯德哥爾摩參加李、楊的授獎典禮。之所以委派張文裕前去，主要是考慮到張文裕本身就是著名物理學家，西南聯大時期張文裕曾是李、楊二人的老師。張文裕旅美期間，與李、楊之間也有聯繫——李、楊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獲諾貝爾獎的科學論文的預印本就是張文裕在1956年10月份回國時帶回來的。新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張文裕説服二人回國工作。據張文裕回憶：“國內給他打電報，讓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賀李、楊獲獎，同時爭取他們回國工作。”[19]
據張文裕回憶，在瑞典期間，“儘管授獎活動的日程安排很緊張，李政道和楊振寧還是抽時間到旅館裏看望了他，並且邀請他參加授獎典禮和瑞典皇家為他們舉行的盛大宴會。”當然，張文裕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向楊振寧和李政道轉達了周總理的意思，希望他們能回到國內工作，他們聽了很感動，兩人都表示很感謝國內的關心。”此外，張文裕還談到楊武之請他為楊振寧捎信之事：“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曾讓我給楊振寧帶信，信寫得很長，叫楊振寧回國。”[19]
不過，那時的李、楊二人正處於事業的巔峯時期，加之1957年“反右”運動的消極影響，因此二人婉拒了國內方面的盛情邀請。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張文裕還談到一個細節：“1957年國內開展反右派運動以後，我(張文裕)又在日內瓦碰到他們時，李政道明確表示不回來了。他説：‘我在國內的老師和同學都被劃成了右派，我們回去也有可能當右派，因此，不再考慮回國的事情了。’不久他們便分別加入了美國國籍。”[20]
彼時的中國，海峽兩岸處於對立狀態，李、楊滯留美國期間，持有的是國民黨於20世紀40年代還在大陸時頒發的護照，並且李、楊還都是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西南聯合大學、浙江大學的學生。在上述這些因素的作用下，李、楊榮膺諾貝爾獎讓台灣國民黨當局極為興奮。在李、楊獲諾獎的消息公佈後，整個島內掀起了一股李、楊熱潮，島內當局竭盡全力拉攏李、楊，社會各界紛紛祝賀李、楊獲獎，新聞媒體更是掀起了鋪天蓋地的報道狂潮。一時間，李、楊在島內幾乎家喻户曉，童叟皆知。
首先，島內當局各部門盡力拉攏李、楊，促其返台。10月31日，李、楊折桂諾獎，恰逢蔣介石70週歲生日，台灣當局異常興奮，31日下午台灣教育部門在發給李、楊的賀電中説：“閣下榮膺諾貝之殊榮，亦為我全民族之光輝。今日適值蔣公七十晉一誕辰，此為最有價值之祝壽禮物……殷望閣下等早日返回一行，做短期講學，以嘉惠學子，而民心士氣，亦將受極大之鼓勵。”[21]台灣教育部門負責人張其昀還委託台當局駐美國文化參贊前往李、楊寓所，當面呈遞賀電，並“面致賀忱，洽請返還一行。”張其昀還向媒體發表談話，再次強調，“佳訊遙傳，實為最有價值的祝壽禮物。”[22]由此可見，台灣當局對李、楊返台的渴望可謂迫不及待，無以復加。
其次，社會各界特別是島內名流，通過致電、發表談話或是舉行盛大宴會等方式，高度評價李、楊之成就。1957年1月15日哥倫比亞大學召開新聞發佈會之後，台灣島內名流如前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任蔣夢麟、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台大校長錢思亮等都通過媒體發表談話，盛讚李、楊及其科學成就。李、楊獲諾獎後，這些島內名流再次給李、楊發去賀電，對李、楊獲諾獎表示祝賀並邀請二人返台講學。合肥旅台同鄉會也致電皖籍楊振寧，向其表示祝賀[23]。在美華人團體也紛紛設宴，以致祝賀。11月11日旅美各界人士在紐約設宴祝賀李、楊獲獎，“百餘位中華民國的學術界人士於今晚在此間舉行宴會以慶賀李楊博士榮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與會人士與他們二位相見均甚為愉快。歷時四小時之久。孔祥熙及陳立夫等分別在席間致辭，對這兩位青年科學家表示賀意。”[24]
再次，新聞媒體全方位報道李、楊之事業、家庭、成長經歷等各個方面，樹立典型。台灣媒體特別強調李、楊的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學生身份，對他們當年的求學表現和趣聞等給予了深入挖掘，目的在於把他們二人取得的科學成就部分地歸因於當年西南聯大的成功教育。蔣夢麟就認為“西南聯大自由研究的精神”是李、楊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23]。
另外，台灣媒體還對他們二人在美學習情況、獲得博士學位後的研究工作等進行詳細的介紹，甚至於他們擔任副教授、教授的時間和年齡都給予了清晰的考證。總之，台灣媒體使出渾身解數挖掘李、楊成長成才之趣聞與因緣。
比較海峽兩岸對李、楊之重大科學成就及其獲諾貝爾獎的反應，差異是明顯的。就新中國大陸方面而言，官方的表態及時、積極而謹慎，媒體的報道僅涉及李、楊科學成就及獲獎本身，並不涉及與二人相關其他社會文化信息，媒體報道的頻次和密度也大大少於台灣地區。
反觀台灣地區，台灣當局的反應不僅積極而且異常高調，官方與社會各界積極互動，千方百計拉攏李、楊，積極促其回台，媒體對李、楊的介紹也更為立體和全面，報道的頻次和密度可謂鋪天蓋地。但是，不管是新中國政府及其學術組織還是台灣地區及其社會各界，不管是大陸媒體還是台灣地區的媒體，在對李、楊身份的表述上，都使用的是“中國科學家”“我國科學家”，都視台灣和大陸同屬一箇中國。高度認同一箇中國的背後，是大陸和台灣地區的中國代表權之爭，也就是中國正統之爭。因此可以説，海峽兩岸對李、楊榮獲諾獎之事的反應和報道，見證了兩岸同屬一箇中國的事實。
四
結 語
20世紀50年代後期，在美蘇爭霸、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對峙的時代背景下，李、楊提出的重大科學理論及其獲諾貝爾獎已不再是單純的科學事件，其影響已不再僅限於科學領域，而在科學之外的社會與政治場域產生了令人意外的重要影響。美蘇雙方圍繞宇稱不守恆理論的發現這一重大科學事件所展開的輿論戰，既是一場科學發現優先權之爭，更是美蘇雙方透過科學進行的一場爭霸較量，典型地體現了科學與政治、無國界的科學與有國界的政治參與之間的複雜關係。
李、楊提出的重大科學理論及其獲諾貝爾獎的特殊性還在於李、楊二人的中國國籍身份，這一特殊性使得中國大陸及台灣地區國民黨當局都捲入到對李、楊的宣傳與爭取當中。海峽兩岸圍繞李、楊的身份，為爭取李、楊回到己方，為爭奪中國代表權而打起了輿論戰。儘管台灣國民黨當局在這件事上並沒有爭取到中國代表權，但是，台灣國民黨當局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的立場卻是鮮明而堅定的。或許，這也是李、楊的重大科學理論及其獲諾貝爾獎留給海內外中華兒女的特殊歷史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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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8年第六期，獲作者授權轉載，《返樸》發表時有二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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