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下死刑犯、餘秀華和失獨家庭_風聞

作者 | 久期

來源 | 最人物

那是一張平凡無奇的面孔。眼神温和，眼角略微下垂。未經打理的頭髮有些凌亂，鬍子顯然已有幾天沒刮。説話時，他露出羞澀的表情。如果忽略他講話的內容，你會以為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青年男子。

那是一張死刑犯的面孔。

他因殺人搶劫被判處死刑，臨刑前一天，他對着攝影機輕聲細語地説：“我的心不是一開始就黑的。”他決定捐獻自己的遺體器官，以此贖罪。

拍攝這個註定要死亡的人，是導演範儉踏上紀錄片創作道路的起點。

死刑犯的獨白，執行時的槍響，腎臟移植的全過程，以及那包犯人母親託他們帶給兒子的花生米——這些場景在範儉腦海中不斷翻滾，令他整夜失眠。他感受到，人性善惡的界限充滿了灰色地帶和微妙矛盾。

那時他只有22歲，親眼目睹一個生命的消逝和另一個生命的延續後，他開始思考生命的沉重與人性的複雜。此後，他的鏡頭越來越多地聚焦於人的內心世界，並以極長的時間跨度來呈現個體命運的複雜變化。

在某些時刻，他亦融入敍事，成為故事本身。

兒子誕生，父親祝俊生卻高興不起來。

進入產房前，祝俊生和妻子葉紅梅一直在祈禱，希望能“生個女兒”。

此時，葉紅梅已40歲，早已過了最佳生育年齡。過去的兩年裏，她嘗試了兩次試管生育，均以失敗告終。為了調理身體，她想盡了各種辦法：去做針灸治療，一根根長針紮在她的肚皮上；吃偏方藥，粉末卡在她的喉嚨裏，讓她“惱火”。此外，還有打針、中藥、西藥……除了借卵，幾乎所有的方法都嘗試了一遍。

遺憾的是，每一次去醫院檢查，葉紅梅的“成績單”，總是不合格。

祝家經濟狀況拮据。為了省點路費，葉紅梅只能獨自一趟趟從都江堰往返成都治療。看着妻子遭罪，祝俊生心裏苦楚。他向朋友傾訴，可旁人哪裏懂得他的感受，他最終無力地説道：“你們哪有我這種心情，你們只有同情。”

祝俊生和葉紅梅。攝影：肖毅

第二次試管失敗後，祝俊生和葉紅梅放棄生育的念頭。四個月後，奇蹟發生了，葉紅梅自然受孕成功。次年5月20日，她順利生產，是個男孩。

看着眼前的嬰孩，葉紅梅表情淡淡的，沒有絲毫興奮。祝俊生臉上則籠罩着迷茫和失落。本該是充滿喜悦的時刻，他們的態度卻令人耐人尋味，帶着某種説不清道不明的哀傷。

兒子出生後的第二天，祝俊生回了趟家。家裏的電視機上方擺着兩張照片，一張是一個約七八歲女孩的單人照，旁邊是一張合照，小女孩站在中間，兩側是祝俊生和葉紅梅。

祝俊生端詳着照片，情緒逐漸難以抑制，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喃喃道，“幺兒，對不起了。”

祝俊生在醫院表情複雜。紀錄片《兩個星球》截圖

2009年5月，紀錄片導演範儉來到都江堰進行汶川地震後的調研，他從一個做震後心理援助的團隊瞭解到震後失獨家庭。

志願者們建了一個“媽媽之家”，一羣失去孩子的母親常常聚在一起摺紙花，互訴衷腸，她們中的不少人選擇再次生育。這是一場充滿未知的努力，多數失獨父母早已過了生育年齡。

範儉瞭解到母親們的複雜心理，她們相信“輪迴”，希望通過再生育，讓過去的孩子重新回來。“對於那些母親來説，再生育行為就像是一種治療行為。”他解釋道。

從那時起，範儉開始持續記錄震後失獨家庭再生育的故事。葉紅梅是汶川地震後五千六百多個再生育的母親之一。

葉紅梅和祝俊生一直期待再生一個女兒。“假如生成兒子的話，給我的感覺就是，我女兒再也回不來了。”這也是不少再生育家庭的想法，希望再生一個和逝去孩子性別相同的小孩。

葉紅梅。攝影：臧妮

地震當天的細節歷歷在目。

葉紅梅懊悔，就在2008年5月12日中午，因為女兒祝星雨的作業沒做好，她還責罵了女兒。祝俊生覺得自己這輩子都對不起女兒，他曾在女兒生命的最後時刻，承諾過一定會救出她。

地震當天下午，他趕到女兒所在的學校，滿眼廢墟，教學樓已全部坍塌。

他鑽進廢墟，一遍遍呼叫女兒祝星雨的名字。凌晨三點五十，他聽到祝星雨在廢墟下回應，“爸爸，我在這裏。” 祝俊生的心終於稍稍安定。他向範儉形容那時的心情，“就像登山時，你以為他遇難了，東找西找把他喊答應了，你説心裏好高興，對不對？”

他能聽到女兒的聲音，卻看不到她的具體位置。他縮在廢墟下，邊找女兒邊救了好幾個看得到的孩子。

專業的救援隊伍趕到，祝俊生被勸離救援現場。孩子們一個個被救出來，但他始終沒等到女兒。5月23日，挖掘行動停止，祝俊生和葉紅梅在殯儀館見到了女兒的遺體。

“我明明把她喊答應了。”沒能把女兒救出來，成了祝俊生一輩子的傷痛。

兒子一歲時，祝家被一個電視節目組邀請去上海錄節目。

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到上海。晚上逛完外灘後，葉紅梅在出租車上忽然對範儉説，對着黃浦江，她好想大聲喊女兒祝星雨的名字。

“不是因為她走了，我們永遠不可能來到這種地方，永遠不可能做啥子飛機，去啥子北京天安門，還有啥子外灘啊，是因為她我們才享受到這些。可是她從來沒有出過遠門，也永遠沒機會去這些地方，就感覺好對不起她，好想她。”

父母們內心的愧疚和掙扎，旁觀者永遠無法體會。地震物理意義上的重建很快，但心理的重建卻是漫長而持久的。

祝俊生常常陷入回憶的傾盆之雨。紀錄片《兩個星球》截圖

範儉再次來到祝家時，他注意到男孩有兩個名字：祝葉安瀾和祝葉桂川。

“祝葉安瀾”是祝俊生取的名字，他希望兒子未來能像戴安瀾將軍那樣英勇。可孩子身形瘦小，從小體弱多病。有人告訴葉紅梅，安瀾這名字太“大”，小孩鎮不住，葉紅梅於是找人特意改名為“祝葉桂川”。

祝俊生不認可新名字，堅持喊兒子“瀾瀾娃”，葉紅梅則喊兒子“川川娃”。在家長簽字時，祝俊生不願籤新名字，只籤“祝葉”兩個字，後面的兩個字讓兒子自己寫。

父子之間的關係變得微妙。範儉察覺到，微妙瀰漫在家庭生活的各個細節裏。

葉紅梅的一天圍繞孩子運轉。早上六點起牀，帶兒子晨練，督促他讀英語，接着準備早飯，接送孩子上下學，晚上輔導他做功課。表面上，日子波瀾不驚，一切都在有序進行。

但川川六歲那年，葉紅梅還是忍不住對範儉吐露了心聲，“他小的時候，我給他打扮成女孩子，穿裙子，扎小辮子。我其實就是在找那種感覺。”有時她忍不住對兒子説，“幺兒，你要不變成女孩算了。”

葉紅梅有時會從兒子身上尋找女兒的身影。攝影：於卓

父母在暗自衡量兩個孩子的不同。

女兒成績好，喜歡看書，乖巧懂事。小小年紀，就懂得體諒家裏的經濟狀況。她在路上撿飲料瓶子，拿給爸爸去賣錢；她心疼爸爸在外面打工辛苦，勸媽媽買東西時要選擇便宜的。

兒子性格則軟塌塌的，總是耷拉着眼，沒有神氣，像是“扶不起來的阿斗。”他貪玩，不愛收拾玩具。與父親也不甚親近，晚上怕黑，總要睡在母親身邊。祝俊生不知道如何跟兒子溝通，脾氣上來教訓兒子時，兒子通常以沉默應對。

範儉安慰祝俊生，等孩子長大後就好了。祝俊生語氣有些急迫，“有些事情一輩子都轉變不了。”這句話令範儉震驚。新的生命和揮之不去的過往疊加在一起。親密關係如何重新建立，成為一個複雜的課題。

他見證了一個家庭從絕望到有希望再到迷茫，像是在迷霧裏行走，迫切地想找到一個出口，但怎麼也走不出去。人、時間、記憶都被困在地震的裂隙中。

祝俊生讓兒子幫他拔頭髮。攝影：於卓

孩子該怎麼理解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緣由？

作為“震後一代”，川川按部就班地長大，他不是地震的親歷者，但在成長過程中卻被不斷影響着，素未謀面的姐姐以某種方式時時在場。

姐姐的照片被放在家裏最顯眼的位置，閣樓裏仍然保留着她的玩具。葉紅梅帶着他一起翻看全家福，讓他指認哪個是姐姐。他被父母教導要珍惜生命，“姐姐在的話，就不可能有你。”

就像祝俊生親自調的那碗蘸水，加鹽，加蒜，加糖。他乞求兒子可以嚐嚐，但川川不想去理解這複雜的味道。

父子倆晨跑，川川漸漸把爸爸甩在身後。攝影：於卓

對於孩子來講，這是不是一種“不公平”？

每一對再生育的父母都是愛孩子的，這種愛是複雜的。如果對新的孩子好一些，就會覺得對不起死去的孩子；總是想着上一個孩子，又覺得對不起現在的孩子。

範儉投入了十二年的時間，去追蹤失獨家庭再生育和新生命的成長，他理解父母們情感上的矛盾和掙扎。他想等到孩子們十七八歲時，再拍一部呈現孩子視角的紀錄片。

“生命的到來本身就沒有公正可言。”範儉説道。

這些年，他用鏡頭記錄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每個人都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來到這個世界的，這就是生命。比如説，餘秀華，她來到這個世界就是帶着殘疾。每個人都沒得選。”

“我家秀華故事太多了。” 

周金香對範儉講述女兒的過往時，常用這句話開頭。生餘秀華時，周金香難產，缺氧導致女兒腦癱，從此行動不便。但餘秀華生性要強，不願依賴父母，為了證明自己的生存能力，她曾嘗試過許多事情：

開雜貨店，因缺乏經驗，生意不佳；養兔子，卻在給兔子割草時自己受了傷，兔子也因疫病頻頻死亡；她甚至曾考慮在街頭乞討，但最終因自尊心作祟而放棄。她去流水線打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時，離開時工錢未能拿到，腸胃卻因此受到損害。

在母親的敍述中，女兒的故事似乎總是以失敗告終，直到那首《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在網絡上引起巨大的關注。出版社迅速找她出版詩集，餘秀華成為了文化名人。

餘秀華與小貓。攝影：蕭瀟

“不知疲倦。”這是範儉對餘秀華母親的印象。

他第一次去餘家時，餘秀華剛在網絡走紅不久。院子裏擠滿了蜂擁而至的媒體和各路人士，餘爸爸忙着給大家遞煙，餘媽媽則不停為客人們添茶送水。在招待訪客的間隙，她還要餵雞、張羅飯菜。

飯桌上，周金香不斷叮囑女兒在接受採訪時要注意禮貌，見女兒只吃肉不吃青菜，她便順手夾上一筷子。她幫女兒洗髒衣服，總覺得女兒自己洗得不夠乾淨。為了照顧好殘疾的女兒，周金香付出了極大的心力。

這種細緻的關注不僅體現在生活瑣事上，也延續到了女兒的婚姻中。

餘秀華飯桌上問母親是活給別人看，還是活給自己看。

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截圖

餘秀華19歲時，周金香招了一個上門女婿。這位比餘秀華年長十幾歲的男人，在餘秀華看來，對她漠不關心，更別提精神層面的交流。有一年，男人帶着餘秀華去討薪，他要求餘秀華在老闆的車開出來時，上前攔住。但當她問男人，如果車撞上來怎麼辦，男人沒有回應。

然而，在周金香眼裏，女婿是個不錯的人。儘管賺不到很多錢，但身體健全，將來她和餘爸爸老去時，他可以照顧女兒。

結婚第二年，餘秀華便想離婚，但被家人阻止。之後的幾年，每當餘秀華和丈夫準備去民政局時，周金香總會聯合姐妹們堵在路上，勸説他們回家繼續過日子。母親的愛帶着隱秘的憂愁。她害怕女兒行動不便，晚年可能無人照顧。

她曾對範儉表達過自己的擔憂：“他是正常人，我女兒是殘疾人。她兒子都十九歲了，離婚對兒子有什麼好處？我們這裏的男人，有誰會願意和她成家呢？”即便餘秀華已然成名，這位傳統母親的認知依然未變。

離婚後的餘秀華與前夫。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截圖

餘秀華對這段婚姻已經厭惡至極，最終以支付前夫15萬的條件，結束了這場持續二十年的無愛婚姻。

離婚當晚，周金香在屋外抹淚不止。女兒不解母親為何如此傷心，彷彿自己做了一件傷天害理的事。在對峙中，周金香忽然埋怨餘秀華“心硬”，這讓餘秀華難過不已。

範儉理解餘秀華的難過和委屈。周金香被確診為癌症晚期後，無論是去外地治療還是住院，是餘秀華一直陪在母親身邊。這期間，父親和弟弟只是偶爾短暫探望。

在範儉眼中，餘秀華是一個“無法無天但又有情有義”的人。面對外界，她展示出肆意張揚的一面，言辭犀利，不在乎任何人的評價；但對待朋友和親人，她卻是實實在在的“行動派”，願意付出實際幫助。

經濟獨立後，她為父親購車，為兒子買房裝修；成名之後，她依然願意讓範儉持續拍攝自己的生活。她並非不在意隱私，而是希望最大程度地成全好友；即使在後來那段鬧得沸沸揚揚的戀情中，她也不計較對方是否利用她的流量和名氣，她把那當作是對愛情的回報。

“範儉，我很疼。”

電話那頭，餘秀華的聲音低落到有些聽不清楚。情緒性胃疼是她多年的老毛病，而這一次的發作是因為她所喜歡的人明確拒絕了她。多年來，範儉已經成為餘秀華的“軍師”，每當她遇到麻煩，幾乎都會第一時間撥打電話，請他幫忙分析問題。

餘秀華寫過無數首關於愛情的詩。她的詩中充斥着真摯、大膽和炙熱的情感，但內心深處，她卻始終感到“健全的人不可能愛上她，這像是一種對她生命的詛咒。”

範儉見證了餘秀華在愛情中迷霧般的境遇。

奔跑中的餘秀華。攝影：蕭瀟

2022年，46歲的餘秀華第一次正式進入一段戀愛關係。公開，結婚照，家暴，道歉，直播互罵。這段戀愛從開始到結束，如同一場鬧劇般引發了網絡上的熱議和關注。

男友Y先生，曾展現過温情的一面。他會陪餘秀華參加活動，為她仔細梳妝打扮，叮囑她好好喝水。餘秀華也承認，他確實把她的生活照顧得很妥帖。“洗澡、梳頭、洗內衣，他每天都會做。”

然而，很快，Y先生暴力的一面顯露出來。在一次爭吵中，他打了餘秀華二十多個耳光，這是他第二次施暴。餘秀華在網上發聲後，這件事不僅上了微博熱搜，警方也介入，最終以Y先生的一封道歉信落幕。

餘秀華相信自己有底氣前進或後退。攝影：蕭瀟

收到道歉信的當天，Y先生給餘秀華的經紀人打電話，想約她第二天見面，當面道歉。餘秀華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請求，併為這次見面做了精心準備。然而，第二天，Y先生手機關機，始終沒有出現。

範儉陪餘秀華尋找了一整天Y先生，最終等到一個令人吃驚的答覆：“我絕不見餘秀華。”Y先生解釋，見面請求並不是自己提出來的，而是她的阿姨要求的。他希望餘秀華不要再找他了。

“我們朋友都沒得做了。”面對如此決絕的話語，在那個炙熱的夏夜，餘秀華悲傷到不能自持。

很長一段時間，餘秀華不再寫詩。她告訴範儉自己寫不出詩的理由：

在沒有那段感情之前，她曾對愛情有美好、朦朧的想象，但置身於一段過於具體、過於複雜，甚至伴隨暴力的親密關係，她失去了某種想象力。

餘秀華苦苦思索為何寫不出來詩。攝影：範儉

範儉回憶起她第一次見到餘秀華時的場景。彼時，她身邊圍滿了想要採訪和拍攝她的人，其中不少人帶着“獵奇”的心理，看待這位“橫空出世”的女詩人，為她貼上“農村婦女”，“腦癱詩人”，“底層寫作”等標籤。

範儉帶着小團隊在默默拍雪景。直到現在，他還記得那天的雪花模樣，“它是雪和冰的中間狀態，是雪粒的狀態。”

在見餘秀華之前，範儉熟讀了她的詩歌，以及餘秀華所喜歡的詩人的作品。他被餘秀華的文字和思想所打動。

見面當晚，他沒有問那些常規又無聊的問題，而是和餘秀華聊詩歌，聊文學。聊着聊着，餘秀華笑着説：“你是有備而來。”

餘秀華做了一天準備，苦尋Y先生不得。攝影：範儉

為了拍好餘秀華的紀錄片，範儉讀了大量女性主義相關的作品，弗吉尼亞·伍爾夫、上野千鶴子、李銀河等等，努力理解女性的觸角和感受。“有不少時刻，我不再拍攝，我們彼此分享對生活的感悟，對情感的思辨，可以説我們不僅站在一起，我們常常並肩，有時緊緊地握手。”

範儉喜歡餘秀華身上旺盛和直接的生命力。

在他眼裏，餘秀華有敏感脆弱的一面，可以哭一整晚，哭到吐血。但她的內在力量也足夠強大，努力擺脱周圍的各種束縛，主宰自己的命運、情感和婚姻。

2016年，拍攝完《搖搖晃晃的人間》後，範儉已成為了餘秀華身邊最好的朋友之一。而餘秀華之所以信任他，也許是因為她早已發現他們之間的相同之處——都有着反抗的姿態。

高中時，範儉立志成為一名記者。從武漢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他先後在山東衞視和中央電視台工作。然而，電視台程序化的工作逐漸讓他感到不滿足，他希望能提升創作水平。

2003年，他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研究生。此後，他邊工作邊讀研。2007年，他正式離開央視，成為一名獨立紀錄片創作者。

範儉信奉長期主義，並且隨着年歲的增長，越來越堅定地想用一生的精力去從事紀錄片行業。“只要我有體力和精力，我想一直拍到七八十歲。”

範儉

紀錄片《壽司之神》記錄了日本廚師小野二郎的故事，一位85歲的老人，窮盡一生專注研究如何做出美味的壽司。

小野二郎在片中提到：“一旦你決定好職業，你必須全心投入工作之中，你必須愛自己的工作，千萬不要有怨言，你必須窮其一生磨練技能，這就是成功的秘訣，也是讓人家敬重的關鍵。”

範儉欣賞小野二郎製作壽司時的專注狀態，那是一種純粹的匠人精神。

他有同樣的堅持。這位47歲的中年男人，在獨立製作融資艱難的環境下，已經堅持拍攝獨立紀錄片超過20年。無論行業和經濟環境如何變化，他的觀點始終是，“不要停，不要被困難嚇倒。”

範儉

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嗎？

或許，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是在用反抗的姿態來對待當下的時代——“一個很短的時代。”視頻時長在縮短，閲讀時間在縮短，一切趨向碎片化和輕量化。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他想在這個時代逆流而上。

但就在採訪結束的幾分鐘後，我在微信上表達了一個想法，想要為他拍一個不超過5分鐘的短視頻。不知他內心作何感想，但他還是禮貌地回應了我一段話。

這似乎和另外一個情景有些像。他將自己20多年的拍攝經歷細緻梳理，花了三年時間寫成一本書：從汶川地震的失獨家庭，到武漢被遺忘的春天，再到與詩人餘秀華之間的故事。

他在微博上表達了自己的顧慮，擔心在這個時代會不會有人願意去閲讀這本看似有點沉重的書。一位讀者回應，“這很簡單，讓他們先看餘老師的章節。”就連範儉身邊的一些朋友，拿到書也是“帶着一顆八卦的心”先閲讀與餘秀華有關的部分。

範儉的書《人間明暗》

比起宏大敍事，範儉的作品更關注普通人的命運曲折。他也曾拍過三個不同年代、不同主題的農民工題材的影片，有的人物拍攝跨度超過十年。

當我提到他的作品關注“小人物”的故事時，他立刻回應道，“我關心的是鮮活的人，不分大小。” 他關注真實的人性，那是一種更為深刻的、細膩的、多維度的探索。

在採訪中，範儉多次提到那個死刑犯的故事，那是他踏上紀錄片創作道路的起點。

從那名死刑犯的身上，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性的複雜。在父母眼中，犯人曾是個懂事的好孩子，常常幫家裏做家務。他心疼母親被凍傷的雙手，於是主動去冬日的河水裏洗衣服。

當得知兒子被判死刑後，年邁的老母親希望範儉他們能給兒子捎點花生米。她雙手顫抖，一捧一捧地裝着花生米，反覆叮囑道：“不要説是父母捎過去的，我怕他難過。”

他不是人們常規想象中殺人搶劫者的模樣。説話時語氣温柔低緩，臉上帶着靦腆羞澀的表情。最終，他選擇通過捐獻遺體的方式來贖罪，以此證明自己不是一個萬惡不赦的人。

在被槍決的前一天，他對着鏡頭緩緩地説，“我的心不是一開始就黑的，我也想做個好人。”

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文章第一張圖為於卓攝影。

點擊「最人物」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