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新疆，來之不易_風聞

　　（圖片攝於新疆喀什人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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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年，林則徐決定給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寫一封信。

　　在信中，他質問説，中國輸送給外國的商品，沒有一件是有害於外國的，但是，為什麼英國在本國禁止鴉片，卻要向中國源源不斷輸出鴉片、危害中國社會呢？

　　這封信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回應。

　　有人説，這封信在投遞的過程中丟失了，但很顯然，這並不是關鍵，因為，英國《泰晤士報》後來曾經全文刊登過這封公開信，維多利亞女王和英國政府，不可能沒有看到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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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囿於歷史的侷限，林則徐在信中難免流露出“天朝上國”的思維，這在英國人看來，是一種傲慢，更是一種無知。

　　但是，林則徐在信中強調，英中貿易應該互利互惠，英國不應該向中國輸出鴉片等表述，在道義和邏輯上都無懈可擊。它部分符合了近代以來國際關係的某些基本準則，也體現了亙古以來，國與國相交、人與人相交的天道法則。

　　但是，就像西方崛起之後國際關係中發生的所有事情所證明的那樣，道德的呼籲只對有道德的人起作用。

　　對於利慾薰心、缺乏廉恥心的“野蠻人”，道德的呼籲，如果沒有強大的力量作為支撐，最後只會被輕蔑地忽視，甚至淪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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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則徐要求所有外商必須交出鴉片，並且保證今後再不販賣鴉片，美國和荷蘭的商人基本同意，但英國商人卻在官員義律的挑撥下，拒絕配合，英國國內一些人也在積極為發動侵華戰爭做準備。

　　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下令在虎門海灘當眾銷燬鴉片，至6月25日結束，共歷時23天，銷燬鴉片19187箱和2119袋，總重量2376254斤。

　　傳教士裨治文在參觀虎門硝煙過程之後寫道：“我們已經反覆檢查銷燬過程的一部分，他們在整個工作進行時的細心和忠實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會比執行這項任務更加忠實的了。”

　　接下來的事情，幾乎為每一箇中國人耳熟能詳：英國蓄意挑起侵華戰爭，清政府在戰爭中處於不利局面，最終被迫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民族英雄林則徐也因為受到構陷，被遠遠發配至新疆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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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年，林則徐在前往伊犁的途中，經過江蘇鎮江時，見到了湖南邵陽人魏源。林則徐將自己組織編寫的《四洲志》等外國書報資料交給魏源，囑託他撰寫《海國圖志》。

　　在那個東西方激烈碰撞、中國人被迫睜眼看世界的大變局中，《四洲志》和《海國圖志》成為了中國人跳出“天朝上國”思維、睜眼看世界的重要資料。

　　一般人知道林則徐，只知道他虎門銷煙的壯舉，但卻不知道，他還是一個水利專家，是一個辦事能力極強、在全國多地任職都留下極佳“政聲”的官員，他更是一個願意提攜和激勵後輩的先驅者。

　　林則徐抵達西安，與妻子告別，寫下了那兩句流傳甚廣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在詩中，他沒有怨天尤人，更沒有後悔自己的禁煙舉動，一如既往地展現了一種濃烈的報國情懷。

　　在前往廣東禁煙之前，林則徐就知道，事情的成敗不完全取決於個人的努力，但是，禁煙之舉，利國利民，不管有多大的風險，他都願意親自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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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則徐被貶往新疆182年後，我們一行在伊犁惠遠古城景區參觀，在伊犁將軍府建築羣內，發現了林則徐與時任伊犁將軍交談的雕塑。

　　林則徐到了新疆後，拿出了他的老本行，參與修建水利，惠及民生，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林則徐在遠離京城的大西北邊疆，生活了三年之久。

　　三年裏，他並沒有忘記自己肩上的責任。

　　面對當時沙俄侵佔新疆的狼子野心，他四處考察，行程幾萬裏，彙集了關於新疆防務、戰備的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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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年，林則徐獲准返回北京，重新被起用。

　　1849年，林則徐在雲貴總督任上，因病回福建老家療養，途經長沙時，他特地邀請左宗棠到湘江的舟上相聚。

　　兩位神交已久的“歷史巨人”共處一室，暢談古今。

　　林則徐仍以新疆屯田水利沒有全部完成而感到遺憾，並且向左宗棠闡述了自己的防塞思想。

　　林則徐還將自己手中關於新疆的資料轉交給左宗棠，並囑託説：“吾老矣……西定新疆，舍君莫屬。”

　　左宗棠接過資料，也接過了林則徐賦予他的歷史重任。

　　那一年，林則徐64歲，左宗棠3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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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很快就佔據了新疆大部分地區。

　　自公元前60年西漢設置西域都護府，首次將這片土地納入中央政權管轄以來，新疆面臨着永遠從中國脱離出去的極大風險。

　　“屋漏偏逢連夜雨。”

　　1871年，一直覬覦新疆的沙俄，再次侵佔新疆伊犁。

　　在帝國風雨飄搖、軍費捉襟見肘之際，清廷內部爆發了激烈的“海防”與“塞防”之爭。

　　李鴻章等人提出，新疆地處偏僻的大西北，屬於窮鄉僻壤，不值得捍衞。

　　但左宗棠卻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新疆不穩，甘肅、陝西、山西、內蒙古也將不穩，而上述地區不穩，帝國的首都北京同樣不穩。

　　至此，清廷才最後下定了收復新疆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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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他提出了“緩進急戰”、“先北後南”等方針，進行了充分準備。

　　左宗棠沒有辜負林則徐的囑託，以驍勇的湘軍為主要力量，“抬棺出征”，表達了誓死一戰的決心。他還克服種種困難，在“紅頂商人”胡雪巖等人的幫助下，自籌大部分軍費，為收復新疆做足了準備。

　　據史書記載，1876年4月，清軍在肅州（今酒泉）誓師，湘軍將領劉錦棠總理行營營務，率軍進疆，不久收復古牧地、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地。

　　1877年4月，清軍兵分三路進軍南疆，半月之內連下達坂、托克遜、吐魯番三城，南疆門户洞開。5月，阿古柏暴卒。10月起，清軍先收復南疆東四城，又趁敵內部變亂，揮兵急進西四城，阿古柏之子伯克·胡裏率殘部逃入俄境。

　　1878年1月2日，清軍收復和田，取得收復新疆之戰的最終勝利。

　　清軍的勝利，粉碎了英、俄吞併新疆的陰謀。

　　以清軍兵威為後盾，曾紀澤於1881年成功與沙俄議定《伊犁條約》，次年清政府收回伊犁。

　　但貪得無厭的沙俄、昏庸腐敗的清廷，最終還是讓沙俄竊取了7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

　　加上1864年沙俄通過《堪分西北界條約》竊取了44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在西北，中國一共丟掉了51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其中包括面積遠超賽里木湖的巴彥喀什湖和伊塞克湖，以及伊犁河谷下游大片水草豐美的土地。

　　至此，原本地處天山中部，可以扼守南北疆的伊犁，瞬間成為了地處邊境線附近的“前沿地區”。

　　1884年新疆設省，取“故土新歸”之意。

　　新疆的政治中心也從被戰火毀壞的伊寧，遷往了迪化（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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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説，如果沒有湖南人左宗棠，今天，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們到大美新疆旅遊，可能就要辦簽證了。

　　此言不虛。

　　但是，我們不僅要記住左宗棠，也要記住林則徐，更要記住2000多年來，在民族大融合的過程中，為開發新疆、保衞新疆做出了卓絕貢獻的歷代先輩，更要銘記那些為了促進多民族和諧共處的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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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8月2日至11日，我們一行在烏魯木齊、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喀什等地遊覽。

　　我們第一次看到了風雨過後的賽里木湖，看到了依舊壯觀的果子溝大橋。

　　在惠遠古城，我們接受厚重歷史的浸潤。

　　在特克斯，我們見證了八卦城的奇蹟。

　　在喀拉峻，我們上到山頂，看到了烏孫人曾經的“夏都”。

　　在那拉提，我們穿過漫天的雨霧，最終看到了空中草原雨後的清靈與遼闊。

　　在喀什，我們吃到了最正宗的烤羊排、烤包子，更見到了喀什古城凌晨一兩點的人間煙火氣。

　　新疆，這1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並不是自然而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的。

　　在2000多年的歷史上，它有脱離中國的無數種可能，它也有發展不好、陷入貧窮、分裂和落後的極大風險。

　　但是，2024年，當我們來到新疆的時候，我們愉快地與維蒙古族的朋友、與哈薩克族的朋友、與維吾爾族的朋友、與漢族的朋友，親切交談，我們看到了一片和諧並充滿生機的土地。

　　這片曾經的域外之地，已經緊密地跟中國其他地區聯繫在了一起。

　　為了讓這一片土地同樣享受中國式現代化的成果，中國內地的省份，與新疆所有的地市州縣等建立了緊密的“對口合作”關係。

　　“援疆”，是隻有在中國才會出現的事物。

　　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具體體現，更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風雨同舟、守望相助精神的具體體現。

　　從北京到烏魯木齊，直線距離2900公里。從北京到喀什，直線距離約4000公里。但是，無論多遠的距離，新疆也不會被忘記，更不會被落下。精準扶貧、共同富裕，在新疆，就像在中國96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的任何一個其他地方一樣，得到了最忠實的執行。

　　而中國交建、新疆交投等大型央國企，則為了新疆交通的改善，為了貫通天山南北，為了聯繫新疆與其他周邊地區，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大美新疆，來之不易，值得我們每一箇中國人去銘記、去維護、去建設。

　　任何一個企圖污衊新疆、企圖分裂中國的人，最終都將遭到可恥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