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周欣：南印，為什麼讓莫迪政府至今難以掌控印政治全局？_風聞

圖源：“世界知識”微信公眾號2024年4月20日，印度總理莫迪出席在南印卡納塔克邦首府班加羅爾舉行的印度人民黨競選集會。

自2014年上台至今，印度總理莫迪及其政府似乎已完全掌控印度政治，但實際上其仍無法贏得更為富裕的南部地區的支持。**中央政府執政黨印度人民黨（印人黨）長期難以單獨執政南印任何一個邦，其謀求的“印度教國家建設”進程也在南印受阻。**儘管近年來，莫迪政府和印人黨採取了非常積極的“南下”策略，在今年6月結束的印度大選中，印人黨及其陣營“全國民主聯盟”（NDA）也在南部取得一定突破，但南印五邦（即安得拉邦、卡納塔克邦、喀拉拉邦、特倫甘納邦、泰米爾納德邦）本土政黨的力量依然穩固。**近年來，在印度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熱潮在南印也普遍遭遇降温。**那麼，為何莫迪政府及印度教民族主義難以在南印獲得大量支持？

一、根源上，南印為何難推進

**從歷史上看，南印各邦級政黨的誕生和發展根植於語言民族主義和文化身份認同，長期強調與北印在語言、族羣和身份上的區分。**上世紀20～30年代，泰米爾民族主義者提出了南印“達羅毗荼人—泰米爾語—非婆羅門”的政治行動模式以對抗北印的“雅利安人—梵語印地語—婆羅門”模式，在這個文化—語言—種姓—政黨政治相結合的過程中，南印民眾對北印的對立情緒開始形成。此外，南部各邦基於語言身份劃分邦界，本土政黨如達羅毗荼進步聯盟、泰盧固之鄉黨也以母語進行政治動員並獲得支持。因此南印的政黨政治勢力劃分不像北印的全國性政黨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全印穆斯林聯盟那樣以宗教為基準，而是基於語言和文化身份，這種共同的文化身份恰恰是依靠南印廣大非婆羅門大眾的“反印度教”思想起家的。因此，1947年獨立後，國大黨政府推行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理想化治理模式在南部曾持續遭到抵制。

**長期以來，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煽動的印穆衝突在南部也缺乏土壤。**在前述南印達羅毗荼民族主義運動過程中，為團結廣大非婆羅門羣體，上世紀30～40年代，穆斯林羣體也被納入其中。印度獨立前後，南印達羅毗荼民族主義者曾分別和全印穆斯林聯盟及印度穆斯林聯盟攜手，組成“非婆羅門”聯盟，對抗婆羅門特權，及（在他們看來）由印度教高種姓擔任領導層的中央國大黨政府。因此，當前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不斷激化印穆矛盾並將穆斯林羣體邊緣化的現象，只會引起南印民眾對穆斯林的同情。

**此外，莫迪政府上台後，其諸多政策常在南印引發不滿。**在中央集權的聯邦體制下，財政權力一直是印度中央與邦政府互動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莫迪政府上台至今，印度國內呈現出快速集權的態勢，其推廣的經濟政策儘管大多如期實施，但經濟實力更強的南部各邦對地方自主權限的壓縮、經濟成果分配不公等問題普遍不滿，這也導致印人黨難獲更多南印選民青睞。

二、經濟上，南印強烈不滿

**南印對莫迪政府在經濟成果再分配上的不滿，以2017年正式實施的商品與服務税（GST）改革為最。與農村人口比重更大的北方不同，南印的傳統是輕宗教、重經濟。**南印五邦約佔全國人口的20%，經濟總量的30%，是印度製造業和高科技行業的心臟，其人均收入是印度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約2.3億人）的三倍，也比北印大邦之一的比哈爾邦高出五倍。儘管長期來看GST改革有利於統一印度市場並促進財政聯邦制發展，但自推行GST改革以來，南部各邦不斷強烈反對中央政府的“財政不公”，反對自身對印度税基的巨大貢獻被莫迪拿去給比哈爾邦、北方邦等相對貧窮的北部各邦發放優惠待遇，南印認為這些邦在發展項目和社會福利項目上獲得了不成比例的政府資金，而這是中央政府對其的“背叛”。

**早在莫迪上台前，印度南北財富再分配的矛盾便已存在，北方邦和比哈爾邦等北印各邦所獲政府投資往往是它們所繳税款的兩至三倍，但印人黨讓情況變得更糟。**在今年2月初公佈的印度2024～2025財年臨時預算中，中央政府分配給北方邦的税收收入約為219萬億盧比，而南印五邦總共才獲得約193萬億盧比。隨後，喀邦、卡邦和泰邦發起“南部税收運動”，卡邦首席部長希塔拉邁亞及該邦主要領導人同月在新德里發起“去德里”抗議活動，反對中央政府税收分配的不公。希塔拉邁亞批評稱，“卡邦是印度第二大納税邦，2023年貢獻了超4.3萬億盧比税收，但我們每給中央政府上繳100盧比的税，只能得到12至13盧比的回報。”卡邦國大黨議員蘇萊士甚至稱，若中央政府不能向南部各邦提供其應得税收份額，“它們將不得不成立為一個獨立國家”。類似的聲音在過去幾年也常出現在泰米爾語社交媒體上。有南印分析人士擔心，印人黨政府或將從經濟分配不均開始，從各邦奪取更多決策權，並在全印開展全面的印度教特性實驗。

**此外，“印度製造”也是莫迪政府自上台以來加強與南部各邦聯繫時主打的一張經濟牌。**今年大選前，莫迪前往南印五邦近20次，其在當地的演講造勢減少了在北部常談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言論，而是將重點放在經濟上。他承諾修建一條貫穿南印的高速鐵路線，並幫助發展漁業和汽車製造業。然而，南部各邦政府似乎並不“領情”，多次指責中央政府拖延發放承諾的發展資金。南印企業家也認為本地製造業的發展成果並非得益於中央政府政策，而是得益於本地政府的支持、傳統人才優勢、完善的基礎設施及明顯高於北印的受教育率。因此，莫迪政府優先在南部發展製造業的決策似乎會形成一種矛盾循環：越發展製造業、南部各邦經濟實力便越強、納税也越多，進而對中央政府給予的“回報”越發不滿，央地之間的張力不但難以緩解，反而有可能進一步緊張。

三、文化和宗教上，南印保持警惕

**在文化與宗教等方面，南部各邦對莫迪政府的政策及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發展，都保持警惕。**2020年，莫迪政府的國家教育政策一經推出便遭到卡邦、泰邦等南印各邦的抵制。次年，泰邦首席部長斯大林即在邦內啓動了替代國家教育政策的“上門教育”計劃，以反對印人黨政府借教育政策推廣印地語的行為。2023年，國大黨重掌卡邦後，立即宣佈從2024學年開始，停止執行國家教育政策，並將其稱為“那格浦爾教育政策”，以諷刺該政策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

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試圖在全印推廣的“護牛運動”也與泰邦的馴牛傳統相沖突。馴牛活動是泰米爾人最重要的節日——豐收節期間的傳統運動，曾因印度動物保護協會的抵制於2014年被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停辦，對此，泰米爾人抗議印度司法部門做出“印度教特性判決”，干預本土傳統世俗活動。馴牛活動展示了南印傳統文化對英雄主義的定義，因此這項活動成為印度教民族主義和泰米爾政治文化身份之間的鬥爭場域。

**印度中央政府與南印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張力，實際反映出南北印度之間的長期固有矛盾。**近些年，南印對中央政府教育政策的抵制情緒正如上世紀60年代在南印達到頂峯的“抵制印地語”運動，南北印在語言和文化身份上的巨大差異難以被“印地語—印度教徒—印度斯坦”模式消弭，而這種長期存在的牴觸情緒在莫迪政府更積極推廣印地語的行動下更加激化。而另一方面，印度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中央政府對財政分配的不均，將使南印邦政府與中央政府長期處於“對抗”局面。南印內部仍未被中央政府解決的水資源爭端，及無土地農民無法獲得中央財政支持等問題，也都將長期影響中央政府與南印的關係。

四、“南下”努力能否見效****

為改善局面，在南印獲得更多支持，印人黨一直在努力“南下”。從上世紀90年代起，印人黨就採取了“泰米爾友好型”印度教特性政策，即基於泰米爾人的母語情結和對古典文學文化的崇拜心理進行拉攏，彼時印人黨成功與本土的達羅毗荼進步聯盟結盟並兩次參選。而莫迪政府延續了這一政策，在對南部的政治動員上“投其所好”。

**今年莫迪對南部五邦的訪問空前頻繁，還接受了泰米爾語電視台的專訪，強調對南部的優先發展政策。**莫迪每次訪問泰邦都十分注重細節，比如訪問時身穿泰米爾傳統服飾、在國際場合發言時引用泰米爾諺語，並在參加今年大選的競選演講時使用人工智能將發言實時翻譯成泰米爾語等。

**而在喀邦，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正試圖系統地將喀邦的文化領域轉變為未來選舉政治的沃土。**在被認為最缺乏印度教氛圍的喀邦，一些印度教基層組織將印度教徒的社會性和主體性滲入日常生活中，強調營造一種廣泛的“印度教氛圍”，重視日常形式的動員而非以選舉政治為目的的動員。因此在今年大選中，印人黨在喀邦贏得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人民院席位，NDA在喀邦的選票份額也上升至20%，取得歷史性突破。

**總體看來，莫迪政府的諸多政策在南印的推行並非一帆風順，印人黨短時期內難以在南部取得較大突破。**但正因如此，莫迪政府及印人黨積極採取各種策略擴大其在南部影響力，不僅在基層加強印度教氛圍，還培養了南部達羅毗荼出身的政黨政治領袖，這些策略會否在較長時間後影響南印政治格局仍有待觀察。印度中央政府與南部的經濟利益糾紛、文化身份差異，與南印對自主性的訴求及其與中央政府的博弈，也彰顯出印度央地政治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