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咋成了六邊形戰士？“實在很難做減法”_風聞

來源：中國科學報

文 ｜ 《中國科學報》 記者 温才妃 實習生 劉逸飛

“我是一個追趕時間的人，今年春天到暑假，一刻都沒有停歇。我需要時間，靜靜地做一些事情。然而，每天‘飛’過來的各種事情讓我無法集中精力幹一件事情。”不久前，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臻在微信朋友圈中寫道。

這些年的暑假，有些高校教師已經把“暑假”改叫“暑期”，因為真的沒有“假”。忙着帶學生做社會實踐、忙着搞課題研究……可即便如此，暑假的忙碌程度依舊賽不過正常上班。

如果時間有人設，你會發現原來高校教師追趕的時間還有多副面孔——碎片化、被索取、不敢冒犯、不易取捨、被誘惑……

碎片化的時間

上個月初，馬臻風塵僕僕地從外省份招生回來時，學校已經放假一週了。

招生工作還未畫上休止符。預投檔、正式投檔，還要參加招辦的覆盤活動……他緊急處理了一些事情。

在江灣校區忙完工作，回到家剛看了一會兒DVD，微信就響起了，他馬上又趕往邯鄲校區，忙完再買飯回家。從下午出門到黃昏回到家，兩個小時過去了。回到家，再次收到各條微信需要處理，感覺“線頭真的很多”。

馬臻的電腦桌面上有一個“時間安排”的Word文檔，上面密密麻麻記錄着每週、每天要乾的事，諸如參加系內會議、進班會宣講、幫學生修改論文、參加畢業論文答辯、提交教改課題申報書、撰寫審核評估報告、準備報告PPT……

2012年，他開始擔任副系主任助理，一干就是8年，那時候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科研和家庭。真正忙碌的起點是2020年7月，他接過老領導的班，擔任副系主任，負責教學管理工作，大量行政任務撲面而至。

既要對上，也要對下。學校績點改革，馬臻專門召集學生開了兩場班會，現場就像開新聞發佈會一樣，他在台上講解改革方案，學生在台下不斷提問。班會後，他還專門預留出時間，像大夫問診一樣待在會議室裏，等着學生上門來答疑。“最擔心的是引發輿情。”

他有上百個工作名目的微信羣，光是招生羣就有幾十個之多。大部分羣都被他設置了“消息免打擾”，但招生羣有大量學生、家長、同事的問詢需要第一時間回覆，自己孩子的家校聯絡羣不時收到的交作業、家長簽字等通知也需要第一時間處理。幾分鐘就要看一次微信，“不然總感覺會錯過重要的事”。

他還參加了大量非學術會議，有一段時間幾乎是“有邀必至”。偏偏他又是精益求精的性格，講座前要花費大量時間做準備。而面對學術工作，看見電子郵箱蹦出的審稿邀請，他總是忍不住馬上處理，只不過量大疲於應對，已從每週5篇縮減到1篇。

工作之外，孩子上培訓班，他負責接送。等待孩子放學的時間也是他贏得片刻喘息的機會。他會在老廠房改造成的產業園中找一家咖啡館，或坐在學校附近的茶館，像打游擊一樣處理工作上的事情，看看報紙、上上網課。

每天閲讀10多種報紙並做剪報是馬臻多年的習慣。“只不過，時間已從2020年前的每天兩三個小時壓縮到30~45分鐘。”

用碎片時間對抗時間碎片化的壓力，“那感覺就像一個人一直在勞動，沒有完整的午休時間，只能利用一些可憐的碎片時間，靠在牆上休息一會兒，而不是找一張牀躺下來”。

馬臻眼中最理想的狀態是上下班時間融為一體。“大學教師是一個特殊職業，不要拘泥於上班時間只能幹上班的活兒，下班時間只能幹下班的活兒，要給予教師充足的自由去安排時間，只要工作能完成就好。”他很懷念剛到校工作時，在辦公室看書的日子，一杯茶、一本書，沉浸在與作者對話的精神世界中。

被索取的時間

如果説中層幹部的忙碌更多是“時間碎片化”，那麼青年教師的忙碌則更像是“時間被索取”。

一些頭部高校要求進入“預聘—長聘”制的教師，除特別優秀者外，入校後先做2~4年的輔導員。對此，許多年輕的博士只能硬着頭皮接受。雖然讓專業教師做兼職輔導員，對於教師、學生的個人成長有一定幫助，但論及體驗，卻未必人人嚮往。

作為新入校教學科研型教師，北京某高校教師劉念（化名）按學校要求做了一年時間的班主任。第一次當班主任的感覺很新鮮，但真正做起來後，他卻發現“不是那回事兒”了。無論職位高低，行政人員都可以輕易支配他幹活兒，“給的補貼少得可憐，對任務的要求卻高到天際”。

劉念要帶學生們參觀紅色教育基地，還要組織他們户外燒烤。煙氣熏天、燒烤味瀰漫的野外，他拿着大喇叭嘶啞地喊人、提醒各種注意事項。那一刻，他覺得如果不從事教學工作，自己或許還能做一名導遊。“類似的事務花費了我大量時間，卻很難給我帶來本職工作的成就感。”

向青年教師要時間的事並不少。“海歸”教師李想（化名）加入某科研“大咖”的團隊後，就發現“時間不屬於自己的了”。今天為團隊做一個PPT，明天代表學科帶頭人去南方出差，後天被臨時派去農田裏做試驗，那種隨機性讓他覺得自己永遠都是“球場上的替補隊員”。

尤其是聲望高的教授，其佔用青年教師的時間有時甚至遠遠超過後者做科研、教學的時間。

只要一評職稱，教授委員會的教授就拉着李想幹活兒。“李老師，我有個重大課題要報，我年紀大了，寫本子比較累，你能不能寫個初稿？”“我的文章投稿被拒了，麻煩李老師幫忙修改一下。”“週末有個會議籌備組要來，還缺一個接待專家的負責人，要不你去機場接一下人？”他們都是評職稱的評委，李想想拒絕都拒絕不了。

李想所在的課題組大會小會不斷，有時一年達到十幾個。青年教師、博士後都是迎來送往的主力，策劃會議、與會展公司打交道、訂酒店、訂車、會後報銷、新聞宣傳報道……幾乎所有事情都交給年輕人。一年下來，圈子是混熟了，但李想的心裏卻空落落的，夜深人靜時，無力感油然而生。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以色列的高校明令禁止青年教師加入任何老教授的課題組，以防止過度融入帶來的時間剝奪。“除了青年教師自己要學會做減法，制度上更應設置一扇屏蔽門。比如，才來一年的教師被派掛職、借調，馬上會觸發最高‘警報’。這件事需要經過校長辦公會討論，因為學者本身沒有能力或意識去抵擋。”

不敢冒犯的時間

還有一種時間是底線，冒犯了它，無論是老教師還是青年教師，都將是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本科生課程、多校區辦學給教師帶來了大量教學焦慮，尤其是在早高峯交通擁堵的大都市。

劉念的一位同事的本學期課程被安排在了另一校區，上午第一、二節，9點上課，他生怕路上堵車，前一天晚上就住到校區附近的快捷酒店。酒店隔音差，第二天，他時常掛着黑眼圈走上講台。還有一些同事提前一天開車到另一校區，晚上就住在車裏或辦公室，披個小毯子和衣而睡。

有課的那一學期，劉念緊張無比。“上課前一晚我會定四五個鬧鐘，還會叫家人、學生輪番提醒我。”

高校對於本科教學的重視程度已經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幾乎沒有教師敢輕易遲到。有教師在深圳出差，趕上湖南暴雪，飛機停飛，他連夜開車趕回湖南高校上課。

“評價教學質量一直是較難解決的問題。於是，高校就守住了底線——不允許遲到。”劉念告訴《中國科學報》，“越是優秀的大學，對教學工作量的要求越低，而質量要求越高；越是普通的大學，教師的工作量越高，課業壓力越大。”

劉念所在高校每年的課時要求是64個課時，這一工作量在高校中已經算是很低了。在他的調研中，一些偏重教學型的高校，要求無論是海歸教師還是本土培養的教師，一年都要上300多個課時，“這相當於一名老師每學期要上3~4門課”。

大量的課時讓教師們喘不過氣。45分鐘的課堂，課前、課後要做大量的案頭工作；教案准備、PPT，學校要統一組織檢查……晚上、週末、寒暑假，大量時間傾注其中。

批改作業也不像高中那樣，打個鈎就可以。老師們私下裏流傳着一句玩笑話——給學生布置作業，其實是給教師佈置作業。因為作業最後還是要由教師批改。

蘭州大學生態學創新研究院教授趙序茅給學生改論文、改作業，有時候要從“教語法開始”，大量的斷頭句要麼缺主語，要麼寫成了定語從句，英文符號、中文符號、破折號與一字線都分不清楚。學生的小錯誤要耗費掉他許多時間。事實上，只要應付一下，這些時間是可以省下來的。但出於教師的責任心，他看到這些小錯誤時，還是忍不住要修改。

一遇到教學評估，教師們更是忙得團團轉。劉念要把過去幾年的試卷評分標準、學生上課的簽字記錄都找出來，還要補教案等各種材料。“有的早已遺失，有的根本沒有做過，僅整理材料就要花半個多月時間。”

不易取捨的時間

在時間的面前，“如何取捨”是教師最難做的一道選擇題。

一年中寫基金申請至少需要2個月，申請兩個橫向課題要2個月，全年開會至少要1個月，搞野生動物保護調查3個月，指導學生論文1~2個月，一年寫2~3篇論文至少需要5~6個月，教學需要4個月，科普講座需要1個月。其間還有內參、社會服務等工作。趙序茅這一算不得了，至少需要20多個月的時間。

12個月要完成20多個月的工作，他不得不想辦法在時間上“開源節流”。

因為工作上的原因，趙序茅和妻子異地生活。他平時像個單身漢一樣總在加班，但夫妻之間至少一個月得見一次面，否則“孩子都快認不出爸爸了”。坐在高鐵上，趙序茅還在瘋狂地碼字，利用碎片化的時間進行工作，是他“開源”的方式之一。

全年要完成如此多的工作量，也有人問過他，為什麼不做減法？

“實在是很難做減法。”趙序茅承認，之所以忙成“六邊形戰士”，背後有個人原因。

比如，趙序茅每年都會做30場左右的科普講座，給孩子們講“靈長類的權力遊戲”“《西遊記》中的博物學”。這是他的內心所好，他一直嚮往着拋開雜七雜八的事情，認真地做好育人工作。“因為搞科研是沒有盡頭的，而科普卻能提高全民科學素養，吸引更多人關注科學。”

真正能狠下心來做減法的人，往往是所謂“聰明”人，比如那些集中精力發論文、衝“帽子”的人。

還有像馬臻這樣“不得已”的人，因為繁重的行政工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放下了科研這一教師最看重的選項，去做他手頭不停“飛過來”的事。

事實上，趙序茅最想“減”掉的是那些需要大量佔用時間，甚至是浪費時間的事情，比如為申請橫向課題而進行的各種材料整理和流程，以及各種頻繁且不重要的會議。

“如果這些時間都用在做‘事’上，會做得更好。浪費在煩瑣而不重要的事情上，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他説。

被誘惑的時間

教師給時間做減法最成功、最順暢的時刻，是他們接到“帽子”人才函評通過的電話時。

在申請“帽子”之前，一般需要花兩個月寫本子，函評通過後，教師至少有20天左右時間全力以赴地準備答辯，其餘事都不幹。

所有的課題全部暫停、所有的組會全部取消、所有的論文修改全部暫停、和家人買好去內蒙古度假的機票馬上退掉。

答辯要錄製PPT、視頻，之後要配音，會有專業的PPT公司幫助你製作。學校會傾全校之力支持，組織專門的班子，幫助教師進行一、二、三輪答辯，專家們反覆給教師提意見。“那20天，教師們幾乎什麼事都做不了，直到通過最終答辯的當天，才能長舒一口氣。”李想如此總結課題組前輩的申請情況。

背後的誘惑很大，相當於一名教師前幾十年奮鬥之和，“帽子”人才給300萬元，學校再按1：2的比例配套給600萬元，給教師一間寬大、敞亮的實驗室，課題組人員翻倍。

然而，誰也不可能一年只寫一次就中。“那概率有點兒像買彩票。”李想説。於是，N個“兩個月”的時間成本就這樣付出了。

還有的學校鼓勵全員參與“帽子”人才申報。看似很公平，人人都可以申報，但性價比實在太低。去年，李想所在的學校報了近300人，最後只有一位“帽子”人才。可每名申報人都必須對接校外輔導專家，一輪輪修改本子往上提交，校領導親自開動員會講解如何修改。兩個月的時間裏，近300人就這樣“陪跑”了。

“只是相比碎片化、被索取、不敢冒犯、不易取捨的時間，被誘惑的時間顯得格外與眾不同，對它的付出出於自願。這與‘唯帽子’的強大慣性分不開。”李想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