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憲 | 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美學思考_風聞

周憲｜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7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長江文化傳統的當代轉換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人類具有某種與生俱來的“親生命”傾向——面對一片自然風景，我們或怦然心動，或流連忘返。這一理論的提出者生態學家威爾遜認為，**“生命親和力”（biophilia）是人類與其他生物體之間固有的情感聯繫，它是人類先天遺傳的，是人終極本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確，人人都有親近自然萬物的傾向（無論自然風景、花草樹木，還是野生動物），大自然不但給人以愉悦，還可以療愈我們的情感和心靈。如果説“親生命”傾向是人之本性，那麼，一個有趣的問題便擺在我們面前：人為何會污染乃至破壞自然環境？威爾遜“親生命”假説暗含了一個尖鋭的問題：當代自然環境正在遭遇史無前例的危機，如果人類進化經驗中形成的生命親和力衰退，那麼，將會導致何種後果？

長江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曾經並將繼續孕育璀璨的文明，**在“長江病了”的境況下，長江文化如何煥發新的活力，如何為流域乃至全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精神支持和思想資源，此乃當下長江文化研究的題中之義。**毫無疑問，長江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源頭、家園和智慧的象徵符號，早已形成自己的偉大傳統，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一偉大傳統如何在新時代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畢竟，我們生活在 21 世紀的全球化時代，這與創立儒道傳統的古代先哲們的生存環境有天壤之別。所以，需要思考的問題是：長江文化的偉大傳統如何對接當代生態智慧，併為當代人思考長江及其生態環境的改善提供新的內生精神動力？

當我們驕傲地説到長江文化的偉大傳統，並不僅僅表明我們只有輝煌的過去，而更意味着一種對這一傳統進行當代轉換的使命。哲學家説，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史學家説，一切傳統若要有用都須“再發明”，這些説法道出了偉大傳統當代性轉換的要義。從跨文化角度看，儘管任何一個文明都有各自的生態傳統，但相較而言，中國傳統文化最具生態智慧是不言自明的。有西方學者便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所藴含的生態智慧是當代生態學理論和實踐的寶貴資源；甚至有人斷言，道家思想是最符合當代生態觀念的東方傳統智慧。今天，我們所面臨的“長江病了”的窘境乃至中國的現代轉型，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現代性影響的。就西方文化而言，有研究發現，基督教文化與現代生態危機存在着隱蔽的相關性，美國曆史學家懷特 1967 年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的論文，指出基督教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觀念與當代生態危機存有潛在的關聯。他寫道：

我們似乎正走向許多基督徒難以接受的結論……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代科學是自然神學的延伸；其次，現代技術至少可部分地解釋為西方人對基督教義的自願實現，即人類會超越自然併合法主宰自然。但是，正如我們現在所認識到的那樣，一個多世紀以前，科學與技術（迄今完全獨立的活動）已結合起來，賦予人類以力量，而從許多生態效應來看，人類所獲得這種力量已經失控。如果確實如此的話，基督教負有巨大的罪責。

儘管中國沒有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響，但近代以來積弱不振的慘痛教訓，使我們不得不拋棄傳統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及其現代化方案，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近代以來傳統文化的斷裂，因此，重返偉大傳統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必然的時代主題。

日本思想家鈴木大拙在其《禪與日本文化》一書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跨文化對比。他認為，當代日本青年人登山是為了征服高山，可是這種思想顯然是西方文化影響下的產物——希臘人把世界視作人的奴僕，無論風還是海均要遵從人類的號令，但東方文化卻從未將自然視作人的對立面或敵對力量，與自然萬物對話、交朋友，欣賞自然景觀的千變萬化，是東方人固有的心性使然。所以，在東方，登山並不是為了征服高山，而是為了獲得其中美麗、壯觀、高貴又深刻的體驗和認知。在高度工具理性化和商業化的當代社會，東方人固有的崇拜大自然的深刻宗教情感變得越來越重要。其實，這種與自然親近的東方思想發源於中國，我們甚至可以説，“親生命”或“親自然”的傾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取向，無論“天人合一”，還是“道法自然”，這些博大精深的哲學命題都藴含了豐富的中國古代生態智慧。因此，面對當代的生態危機，我們更需要續接傳統生態智慧，並實現其創造性轉化，以應對新時代的新問題。

或許正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本然的親生命或親自然傾向，當我們進入當下生態學思想的前沿稍加探究，便會發現當代生態學的許多理念和中國傳統生態智慧不謀而合，至少是相通或相近的。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中國傳統生態智慧在今天仍可以豐富、完善和深化當代生態理論和觀念，提供更為形象和更易理解的生態認知。

一般認為，當代系統生態學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取得了重要共識，特別是以下五個方面。第一，生態系統在物質和本體上是開放性的，它們與周圍環境交換質量、能量和信息；第二，生態系統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第三，生態系統具有關聯性；第四，生態系統有相應的層級體系；第五，生態系統具有複雜的動態變化特徵。其實，如果我們細究這五個方面，不難發現，其中每一條都可以在中國傳統生態智慧和文化中找到相應的説法。生態的“開放性”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多有表述，無論是“太一生水”説，還是“乾天坤地”説、“元氣”説，都充滿了對宇宙萬物相通和轉換的深刻體認。生態“關聯性”的思想資源也非常之多，以至於西方哲學家們普遍認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徵就是“關聯思維”。至於生態系統中的“層級關係”，在中國傳統宇宙論中更是隨處可見，老子所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即一種層級關係的推論，“郭店竹簡”中的“水生太一”也描述了一個從大到小的複雜層級關係。至於生態系統的“動態變化”特徵，在儒道釋各家學説中俯拾皆是，《易經》説的就是變之道，即所謂“生生之謂易”。雖説中國古代生態智慧與當代生態理論所面對的具體語境有所不同，但從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層面來看，其相通之處是顯而易見的，當代生態理論的研究如能納入更多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的相關學説和命題，不僅將有利於生態學知識的傳播，也將豐富當代生態學的理論資源。尤其對長江生態保護來説，本土性的生態智慧更容易為大眾所理解，並能直接影響他們與“親生命”傾向相關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和行為方式。

**當代生態哲學的一個重要轉向是對人類中心論的反思和批判，進而轉向了生物中心或萬物中心。**由於西方文化指向人與自然的對立，形成人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的征服者等觀念，隨着啓蒙運動、現代科技和工業化的發展，這些觀念遂成為一種普遍取向，以人類中心範式來處置人與自然的關係幾乎宰制了西方社會和思想幾百年。面對當代生態環境災難及其未來危機，“深生態學”應運而生。這一理論鮮明地提出要以生物中心論來取代人類中心論，並重新定位整個人類文明的演進和未來。“深生態學”最基本的原則是所謂“生物中心平等主義”價值論，即“生態圈中的所有生物和實體，作為相互關聯之整體的一部分，在內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這一觀念成為深生態學八大原則的首要原則：

地球上人類和非人類生命的幸福與繁榮本身就具有價值（其同義詞是內在價值、固有價值）。這些價值與非人類世界符合人類目的有用性無關。

深生態學生物中心平等主義的核心觀念是，不再以人為中心來考量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是從萬物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所以，萬物皆有其自身價值。更重要的是，它強調各種事物的內在價值是平等的，那麼，就不存在按其對人是否有用而形成的價值等級和差序。這樣一來，思考的視角便從人轉到自然萬物，人與自然的關係便從支配型關係轉向平等和諧相處的關係。這個生態學的當代觀念是革命性的和顛覆性的。深生態學者大力提倡以萬物為中心、平等對待世間所有生物，“如果我們傷害了大自然的其他部分，無異於傷害我們自己”。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樣的萬物平等觀念早就存在，這是中國人早熟的生態智慧的體現。道家哲學中多有這種觀念的表述，尤其是莊子的“齊物”思想，即所謂“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莊子還特別指出，視角不同，則看待世間萬物的結果迥異，他寫道：“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莊子·齊物論》）“天人合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認知方式，“齊物”的觀念普遍地存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

參照生態學理論和觀念，我們很容易發現這些理論觀念與中國傳統生態智慧存在着很多相通之處。這提醒我們，在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的當下，中國古代的思想資源具有重新被激活的可能，也即這些傳統資源需要在新時代被“再發明”。

凝聚生態智慧的長江國家文化公園

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是傳統生態智慧“再發明”的有效載體。2022年伊始，國家正式啓動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強調“母親河”長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標誌性象徵，它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文化多樣性，與黃河“江河互濟”構建了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對於做大做強中華文化，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進一步提升中華文化標識的傳播度和影響力，向世界呈現絢爛多彩的中華文明，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國家公園已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形態和類型。從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來看，設立國家公園一般有三重功能：其一是為當代及後代保護生態系統的生態完整性；其二是防止與該區域的發展目的相悖的開發或佔用；其三是為精神、科學、教育、娛樂和旅遊等提供基礎，並使這些活動在環境和文化上相容。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對國家公園內涵做了明確界定：國家公園的理念是堅持生態保護第一，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完整性，給子孫後代留下珍貴的自然遺產；同時，國家公園還有多重功能，諸如開展自然環境教育，為公眾提供親近自然、體驗自然、瞭解自然以及作為國民福利的遊憩機會，鼓勵公眾參與，激發公民自然保護意識，增強民族自豪感等。

**從長江文化的美學精神來思考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其重要目標之一就是營造國家公園的審美氛圍，彰顯長江文化的美學精神，以陶養對“母親河”的審美敬畏感。**一般來説，國家文化公園的功能集中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認知性的知識型教育，二是情感性的體驗型陶養。兩者的關係是互補或互動的。知識教育需要一定的知識背景和認知能力，相比之下，情感體驗則更為普遍，也更易喚起，但情感體驗往往是瞬時激起的，不像認知教育具有持續性和延伸性。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特殊的美感體驗需要震撼力，也需要豐富的內涵。“生態倫理之父”利奧波德説過：“在對某種事物的關係上，只有在我們可以看見、感悟、瞭解、熱愛，或者對它表示信任時，我們才能是道德的。”④這段看似簡單的話道出了一個重要的生態學原理，要在日常生活中堅守生態倫理，這不只是一種理性觀念的培育，更需要複雜的情感體驗。觀看、感悟、理解、熱愛和信任，這些都深藴在人們對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場景的直覺體驗中，所以，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首先應當是一個情感陶冶和體驗的場所，其次才是一個知識教育的場所。

“宏大”和“調適”是敬畏的兩個最基本的特徵，前者主要指令人敬畏的審美對象之特徵，後者則揭示了敬畏感所導致的審美主體心理變化。正是通過主體對對象的感知和體驗，“宏大”的對象導致主體的心理變化，敬畏感由此形成。就長江地理景觀而言，其上游水流湍急且多崇山峻嶺，如“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陳子昂《白帝城懷古》），“高江急峽雷霆鬥，古木蒼藤日月昏”（杜甫《白帝》），具有很多令人敬畏的奇險場景。長江中下游江面寬闊且多平原和丘陵地形，以恢宏開闊為特色，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漢江臨眺》），“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既要呈現長江景觀的宏大，彰顯壯美與優美的複雜形態，又要廣納豐富多彩的人文多樣性。

長江景觀是一個總體性的概念，包括自然形態的江水與沿岸地理景觀，以及風俗化和城鎮化的人文景觀。水是江景最為重要的主導意象，晚近景觀美學的許多研究都強調，自然水景在自然美欣賞中佔有核心地位，水景的視覺體驗通常會引發人們積極的情感反應。因此，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一個重要指向是，圍繞着流動的江水來營造景觀形態，建構“母親河”的豐富審美意象，進而催生帶有民族共同體認同性質的敬畏感及其生態倫理。這裏，我們關心的與其説是景觀的純粹物質性構成，不如説是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景觀建構的美學原則，亦即作為審美意象的長江景觀在國家公園中的審美功能。

從美學角度看，景觀與人的關係是一個互動建構的對象－主體系統。在中國古典美學中，“情”與“景”是一個二元辯證範疇，如王夫之所言，“景以情合，情以景生”，“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景觀作用於人的情感，反過來人之情感又作用於景觀，這種互動性的辯證法是國家公園景觀建設的重要指導理念。據總體方案，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首要任務是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時形成環境教育、親近體驗、瞭解自然及遊憩等多重功能。所以，長江國家文化公園作為長江文明的物質載體，其主要功能就是通過景觀呈現來敍述長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説，就是以獨特的長江景觀形態來講好長江故事。

景觀敍事是晚近地理學、人類學、文化研究和美學等領域熱議的概念，要使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成為生態保護和文化傳承的重要場所，如何利用景觀來敍事是關鍵所在。環境保護和生態運動的最新發展趨勢，已從單純關注技術和經濟因素，轉向注重個人和羣體經驗及其價值觀的建構。換言之，環境問題不是僅靠技術和經濟手段就能徹底解決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有賴於身處特定環境中的個體和羣體的體驗、認知和倫理。正是基於這一新觀念，我們認為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具有重構人對母親河的體驗及其價值觀的重要功能。

“景觀敍事”是一個涵義複雜的概念，受到語言學轉向、話語理論及敍事學的深刻影響。有哲學家認為，科學知識及其認知理解深受敍事話語的影響，原本客觀的景觀在人這樣的主體面前並不是純然透明的，而是被人類文化和歷史賦予深刻意義。**人的大腦並不是一塊“白板”，客觀的“純粹眼光”並不存在。因此，景觀敍事與其説是景觀自身在敍説，不如説是作為主體的人以景觀為載體來敍説。**歷史上，每個民族都有關於其自然景觀的神話傳説和文學藝術，這些美學上的“有意味的形式”，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棲息地及自然環境的情感體驗。有什麼樣的景觀敍事，就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和對待自然的態度。所以，景觀哲學家提出“通過責任倫理來生存於、敍説並提升景觀”命題，其潛在含義就是創建趨向於生態和諧人居環境的景觀敍事，重塑或重組體現生態保護的景觀，併為子孫後代留存美好而可持續的“綠色”景觀。

景觀敍事與“水意識”建構

長江文化美學精神最終須落實到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上，從觀念形態落實為操作層面的指導性原則，所以應深入探究國家文化公園的景觀敍事如何彰顯長江文化美學精神，尤其是如何培育公民對“母親河”長江的敬畏之心。

國家文化公園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既不同於單純作為自然保護區的國家公園，也有別於純粹人造的文化公園或主題公園，它是將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結合的獨特形態，是一個包含了多重自然與人文要素的複雜系統。從景觀敍事的角度看，國家文化公園首先是自然地理存在，即所謂自然景觀，它呈現為江水與江岸尤其是視覺上的山水形態，如李白膾炙人口的詩作所描繪的“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李白《望天門山》）。首先，山形水流構成特定流域的江景特色，國家文化公園應選擇最具特色的長江景觀為地點。其次，人文景觀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雖説長江景觀中人文與自然相互交織，但在選址上應有所側重，或偏重於自然景觀，或突出人文景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遺產保護中提出了“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概念，它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多種表現形式”，“揭示出隨着時間推移，人類社會和定居點在自然環境演變，亦即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外部和內部）的物理限制和/或機遇的不斷影響下的演變”。“文化景觀”適合於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它聚焦自然與人文景觀的融合形態，可構成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基礎性敍事。

除了實體性的景觀或實景之外，國家文化公園的景觀敍事還包括各種符號性的敍事話語——從博物館導覽到風景明信片，從文學藝術作品到影視作品或照片，從社交媒體宣傳到公益廣告等。非實體性的符號話語對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景觀敍事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或者説，這類話語對於長江景觀的體驗和理解具有建構性意義。無論是長江自然演化史，還是長江文明發展史，相當程度上需要通過這類非實體性的話語敍事來建構。尤其是在“長江病了”的當下，如何保護長江生態環境，這類敍事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中國文化歷來有“風景如畫”的理念，西方美學中有所謂“如畫”觀念，這些看似簡單的美學表述都説明了一個道理——藝術家審視和表現風景之美的眼光對公眾理解具有引導意義，用達·芬奇的話來説，就是藝術“教人們學會看”。雖説這一理論有過於強調主體性話語的建構主義侷限性，卻也指出了作為審美對象的景觀與審美主體之觀看的相關性。以此來看，非實體性的景觀話語所構成的符號性敍事，顯然具有引導甚至規範人對景觀之體驗和理解的作用。

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景觀敍事可以説是由實體景觀及其符號性話語兩種形態構成的。回到涵育對長江的敬畏之心這個問題上來，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通過自然－人文景觀及其符號性敍事來提升公民對母親河的敬畏感。“敬畏”是人的一種基本情感，也是一個重要的美學範疇，它是指一種深刻的崇敬感或敬重之情，伴有一定程度的畏懼和驚奇。在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母親河”審美意象轉換為獨特的景觀敍事，有必要遵循如下幾個美學原則。

**首先，自然景觀是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需要首要考量的方面。**自然地理形態的獨特性和豐富性是選址的主導取向。既有的國家公園建設經驗和人文地理學研究均表明，只有那些獨特的自然景觀和多樣的構成形態，才具有形成深刻審美體驗和科學認知的功能。隨着“場所”（place，地點、場所、位置或地方）營造成為當代社會和文化建構的關鍵詞，場所的功能問題引發高度關注和討論。趨於共識的看法是，只有那些具有獨特辨識特性並與人關係密切的地方，才具有真正的“場所感”。那些雷同、相似和“稍縱即逝”的場所（如機場、車站等），則失去了“場所感”。長江作為中國大地上最長的河流，其水流量之充沛，流域之廣闊，地形地貌之多變，生物種類之豐富，顯然使其具有無與倫比的獨特性和辨識度，因此，在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彰顯場所的獨特性和豐富性，便成為陶養人們對“母親河”敬畏感的有效路徑。**更重要的是，景觀獨特性不但激發人們強烈的視聽觸等多種感官體驗和記憶，而且在孕育敬畏感的同時喚起人們源自內心的親生命傾向，從而使人超越工具理性之“小我”而進入萬物有靈的價值理性之“大我”境界。**從美學上看，獨特景觀所以能引發人對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因為敬畏感使人的認知獲得和情感體驗的方式發生從“見慣不驚”到“陌生化”驚異感的深刻轉變。令人歎為觀止的景觀在敍事功效上遠超尋常景觀，正是這些奇特的景觀讓人產生“母親河”壯美之感，敬畏“母親河”的效能就是崇敬她、親近她、依戀她、呵護她，最終形成一種敬畏的生態倫理自覺。因此，自然的實體性景觀與符號學話語敍事構成某種“互文性”，兩者的有效結合乃是國家文化公園達致陶養人身心的重要路徑，其中後者又往往能引導人們對長江景觀敍事意義的理解。

如何從景觀的感性體驗向文化和生態豐富性的感知轉換，遂成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一個難題。只有將景觀獨特性與其生態意藴有效融合，敬畏感才從外部刺激轉為內心積澱，成為個體和羣體自覺的生命領悟與體驗。古代詩人在詠長江的詩作中往往會抒發無限感慨，獨特的江景不但喚起詩人對大自然的崇高敬意，而且引發其對人世悲涼與歷史滄桑的深切體悟，如李白在《渡荊門送別》中的吟唱：“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其次，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還須賦予自然景觀豐富的人文意涵，並與相關人文景觀融為一體。**這就需要在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中，或以自然景觀來呈現人文意義，或將人文景觀融入自然景觀之中。長江對中國人來説，從來不是一個自在自為的物質存在，而是一個與民族的生存歷史休慼與共的精神性存在，所以，歷史上無數文人騷客讚美長江之餘總是萌生對民族共同體過往歷史的慨嘆，如“山連秦蜀開荊甸，水下東南盡楚天。回首滄桑生感慨，孫劉興廢幾茫然”（彭而述《再登黃鶴樓》）。

尤其重要的是，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應努力彰顯“母親河”原型意象的三重審美意涵。其一是長江作為中華文明源頭的創生意義。長江與黃河共同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恢宏歷史和燦爛文化，唯其如此，長江才作為一個偉大文明的象徵符號和意象，不斷賦予後人歷史感與文化自信。其二是長江作為“母親河”具有建構中國人家園感及歸屬感的功能。人的棲息地與其文化認同之間存在着複雜的關係，家園賦予特定場所以複雜的情感意義，對家園的“戀地情結”伴隨着人一生並滋生出揮之不去的對家的依戀。其三是長江永不停歇地流動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創新精神，或用另一種流行的説法，長江流水的審美意象象徵着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內生動力。這三個方面彼此相關，互為依存，它們整合形成“母親河”令人崇敬的文化原型，並持續地形塑着中華民族共同體對長江的敬畏之心。

**再次，從操作性層面來説，對敬畏感的陶養還須轉換為富含“水意識”的親環境傾向和行為方式。**長江最基本的物質載體是水，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豐富的哲學意味。但在新時代，如何將富含歷史文化意藴的長江流水意象，轉化為具體生動的長江水文化，並對當下人們的親環境觀念和行為產生作用，是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關鍵所在。因此，博大精深的長江文化傳統必須在新時代實現某種創造性轉化。從水意識角度來思考和設計是一個頗有創意的思路。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這個星球的寶貴資源。據統計，水約佔地球表面積的 71%，但地球上 96.5% 的水是以鹹水形式存在於海洋中，只有3.5% 是淡水，存在於河流、湖泊，以及冰川和極地冰蓋的冷凍水中；而其中冰川和極地冰蓋佔據了淡水資源的69%，地下水、河流、湖泊和溪流等的淡水量大約僅佔地球總水量的0.7%。所以，對人類的生存來説，淡水的有限性和寶貴性使之成為稀缺資源。我國水資源約佔世界徑流資源總量的6%，但卻是人口眾多且用水量最大的國度，人均水資源佔有量約為世界人均佔有量的1/4，排名在百位之後，是世界上人均水資源貧乏的國家之一。加之近年來城市人口劇增，生態環境惡化，工農業用水技術落後，浪費嚴重，水源污染，更使原本貧乏的水資源“雪上加霜”。

“水意識”作為晚近生態運動提倡的重要觀念，就是強調水安全對飲水、耕地、糧食、林木安全的重要性，並最終關係到民族的生存安全。強調“水意識”就是讓人們自覺到水對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性，主動認識到保護長江水源及其環境的重要性，認識到“母親河”的生態安全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未來發展的重要性。晚近國際生態運動提出了一個富有創意的觀念，指出水並不是死寂的物質存在，它也有自己的“意識”“情感”和“靈性”，水通過演化出不同的自然和人居環境來直接回應人類行為。如果人類發展出積極健康的“水意識”及行為方式，那麼，水便會做出積極回應而形成健康的水環境；如果人採取消極乃至破壞性的行為，那麼，水也會相應地形成消極甚至破壞性的水環境來加以回應。這給我們建設長江國家文化公園以很好的啓示，“水意識”的觀念性認知和體悟應融入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之中。

**誠然，“水意識”還只是一種觀念性的認知和體悟，但最終應轉化為人們自覺的親生命或親環境行為方式。**因此，國家文化公園的景觀敍事不能變成説教式敍事，而應通過人們行走、觀看、聆聽和嬉戲等具身化感官體驗，形成對長江景觀的直觀體驗和情感記憶，並將情感性的“敬畏感”與認知性的“水意識”相結合，進而實現從個體乃至羣體的“小我”中心觀，走向更為廣闊的自然萬物中心觀。

景觀研究中的景觀療愈對理解國家文化公園的作用也很有啓發性。所謂景觀療愈是指人在自然景觀中可以獲得某種治癒情緒障礙的效果，使負面情緒轉變為積極的正面情感。無數事例表明，熱衷遊歷自然的“驢友”在親見自然奇觀後，往往會深刻地改變自己的認知和生活，甚至是反思和批判原有的消費主義物慾，在“斷舍離”中開啓崇尚自然和簡單的生存方式。就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來説，景觀敍事理應包含景觀療愈的功能，親歷長江景觀並感悟其建構敍事之意義，不但可能改變人們不健康的觀念及生活方式，而且可在療愈過度物慾和自我中心主義生活方式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經由長江水文化來提升和強化人們的“水意識”，有助於建構人們親生命或親環境的行為方式。國外提倡的“5R”親環境行為方式，可納入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景觀敍事主題之中。“5R”是指“減少”（reduce）、“重複使用”（reuse）、“回收利用”（recycle）、“恢復”（recover）和“再思考”（rethink）。“減少”是指減少資源消耗及環境破壞，“重複使用”“回收”與“恢復”則關注對資源的循環利用和可持續發展。“回收”強調了加工與轉化廢棄物的資源再利用，“恢復”旨在充分利用自然所提供的資源來促進生態循環。最後一個“再思考”則指向對生態理念的思考，也即“水意識”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功能——重新思考自我與環境的關係，從我做起，從身邊做起。把“5R”行為模式與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對人的知識型和體驗型陶養有機結合，通過敬畏長江的審美情感涵養，最終將喚起人們對日常生活及環境行為的反思。

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應巧妙地融入這些生態主題，在人們愉悦的具身審美體驗中催生出敬畏感，在發自內心的敬畏感中形成自覺的水意識，並在自覺的水意識驅使下建構個體和羣體的親生命、親環境行為方式。這是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景觀敍事講好“長江故事”的一個重要關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