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是“温水”,網民不能當“青蛙”——從澳大利亞提升恐怖威脅級別説開去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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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點評:**昨天,馬斯克對話特朗普,成為社交媒體X一大熱點;此前,從法國總統到全球體育迷,在社交媒體上開起了“平行奧運”,爭議話題眾多;過去三週,英國多地暴亂的導火線,是網絡謠傳“殺死兒童的是極端穆斯林移民”;時間線前移,美國2020年大選爭議引發的國會山騷亂,成為“線上造謠線下暴亂”之濫觴。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持續演進,社交媒體對人類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將持續擴大。
上週,為應對社交媒體影響和地區衝突外溢風險,澳大利亞政府宣佈將本國面臨的恐怖威脅級別提升至“很可能”,當地民眾普遍對此不感意外,“幾年前就應提升了”。
8月10日,北京對話助理研究員李澤西在澳媒體《堪培拉時報》(Canberra Times)發表題為“Can we Realistically Rein in Social Media?(《我們能否管控社交媒體》)”的評論。作者認為,社交媒體無處不在,網絡具有放大極端觀點的特質,與傳統輿論場有顯著區別。各方為解決問題,主要提出“刪評”和“闢謠”兩大思路,然而兩者都存在各自問題,恐難以解決社會分裂問題。作者提出,最可持續的方案,還需改善政治輿論環境,提高網民素質。信息浩蕩的網絡世界若是“温水”,網民更要提升認知,不能當“青蛙”。

(《堪培拉時報》截圖)
上週,因巴以衝突外溢影響,以及社交媒體煽動的極端主義,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正式將恐怖威脅級別提升至“很可能”。雖然大部分目光聚焦的是加沙衝突影響,但不論將來是停火還是公眾注意力轉移,其影響終會淡化;然而,社交媒體的問題不會消失的。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提出,社交媒體驅動的極端主義問題日益嚴峻,對年輕人影響尤為顯著,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亟待解決。無論是最近在英國發生的騷亂,還是澳大利亞Wakeley教堂襲擊事件後的暴亂,社交媒體的惡劣影響已明顯開始外溢到實際生活中。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5日報道稱,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當天在一場新聞發佈會上宣佈,澳安全情報局(ASIO)已將該國的恐怖主義威脅級別從“可能”上調至“很可能”(圖源:互聯網)
欲解決任何問題,首先需要了解其原因和特質。許多人曾認為,社交媒體將推動全球民主化,但社交媒體現在似乎正在破壞現有民主社會的結構。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研究員馬克·肯尼(Mark Kenny)最近指出,許多看似正常的人“會在網上對素不相識的人大加辱罵”。不可否認,互聯網所帶來的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一些社會交往方式。
與人們普遍認識不同的是,社交媒體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所謂的“回聲室”,即我們只看到與自己世界觀一致的內容;事實上,研究表明,大多數人經常在網上接觸到自己反對的觀點。研究同時顯示,接觸對立觀點,往往會固化人們現有的觀念,而非更為“中庸”。互聯網讓我們在數字世界的“市民廣場”上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此刻,我們發現,有時互相留出一點空間對大家都有好處。
“數字市民廣場”在幾個關鍵方面與現實中的市民廣場有着本質區別(注:西方經常將社交媒體與市民廣場相提並論或進行比較,因為兩者都有“觀點分享平台”的特質)。在現實中的市民廣場上,温和的大多數通常能蓋過激進分子的聲音,甚至讓激進分子不敢發聲。然而,社交媒體放大了這些激進分子的聲音,這有可能帶來積極的變化,但更可能助長更極端的觀點出現。相同觀點的激進分子形成了網上水軍,往往蓋過普通人的聲音,衝擊普通人的價值觀,甚至激化普通人的觀點。與遏制激進主義的現實市民廣場不同,“數字市民廣場”放大了極端主義的吸引力,在海量線上信息中顯得尤為突出。此外,智能手機的普及又讓這種令人上癮的虛擬世界與我們須臾不離。
解決社交媒體驅動的兩極分化問題,需要在多方面下手。全球範圍內,目前嘗試了兩種主要的管控性策略和兩種主要的資訊性策略。
一種“簡單粗暴”的方法是刪除有害內容。在2020年美國大選前夕,社交媒體平台競相刪除虛假的煽動性信息,尤其涉及新冠疫情與選舉陰謀論的虛假信息。然而,由於信息環境瞬息萬變,一些後來被認為不算虛假信息的內容也被壓制。這反而助長了右翼的“被害妄想症”,並有可能加劇政治兩極化。
另一種策略是制定法規,大幅降低“極端內容”的傳播力。然而,“極端內容”的定義仍存在爭議,政府幹預有可能進一步將這些問題政治化,從而加深社會分裂。除非西方政府建立起像中國一樣強大的審核機制,否則極端分子將不斷找到新的渠道來傳播他們的內容,畢竟網民也總會尋求最具娛樂性的內容。任何解決方案都不應比原來的問題更糟糕。儘管各方都盡了最大努力,但要回到理想化的市民廣場式互動似乎不太可能——更別説這種理想化的互動方式都不一定存在過。

(圖源: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一些媒體機構最近成立了事實核查小組,與已有的事實核查組織並肩作戰。然而,一些事實核查小組被認為進行選擇性的核查、存在雙標,有時事實核查中也會包括個人觀點,破壞了事實核查的公信,使它們反而成為問題的一部分。最近的美國總統辯論中,CNN沒有進行任何現場事實核查,或許正是考慮到這一點。
“X”(推特的前身)推出了社區筆記,作為一種去中心化的事實核查形式,甚至一些批評者也承認,這種形式在某些時候能提供有用的背景信息。馬斯克自稱是“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他認為對抗不良信息的最好辦法就是提供更多的正確信息。然而,更多的信息並沒有緩解極端主義的抬頭,社區筆記也沒能避免“X”成為英國騷亂和Wakeley暴亂的集結點。
隨着人工智能算法的出現,未來即使社交媒體平台也無法完全理解自己的產品是如何運作的,這使得實時管控和追蹤有害信息的任務變得更加困難。
任何可持續的解決方案都必須將責任重新賦予個人。雖然極端內容可能很誘人,但用户必須認識到:儘管某些內容有很多人點贊,但其觀點在社會層面只佔少數。在這方面,一些賬號“購買關注”的現象,可能會逐漸讓更多人質疑極端內容是否真的得到如此大規模的支持。
政客也應發揮作用。雖然放大政治對手最極端的觀點很有誘惑力,畢竟總能找到對方陣營中持這種觀點的人,但負責任的選民應該拒絕聚焦兩極的做法。在這方面,澳大利亞政治生態的表現要好於美國,儘管這可能只是因為澳大利亞的政客相對不怎麼上網。
歸根結底,培養負責任的選民取決於有效的教育。社交媒體素養至關重要,這不僅關係到政治內容,還關係到解決社交媒體引發的青少年抑鬱症等問題。要駕馭複雜的數字時代,我們都需要對世界有更全面認識。

當地時間2023年7月24日,美國華盛頓特區,推特頁面上的新標誌“X”,背景是舊標誌“藍鳥”(圖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