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軍喜 張牧雲：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日本觀_風聞

作者：歐陽軍喜 張牧雲

來源：“黨的文獻”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黨的文獻》2018年第4期

抗日戰爭時期是中日關係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中日兩國的互相認知某種程度上關係到各自對戰爭走向和結果的預判。

全面抗戰初期，日本出於其封建帝國主義的本質，忽視中國的實力和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叫囂要三個月滅亡中國，最終卻越陷越深。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綜合考慮多方因素，在對日本進行科學認知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持久戰思想，對戰爭的走向和發展階段作出了準確的預判。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探討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日本觀有助於理解其抗戰中的立場和主張。

目前，學界對中國人日本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戰以前中國知識界的日本觀上，而對於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日本觀的研究還不多見。本文擬對抗戰時期毛澤東的日本觀進行分析，並揭示其與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和對日戰略策略之間的內在關聯。

一、日本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國家

抗戰時期毛澤東的日本觀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認為日本從根本性質上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國家。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談到日本的弱點時指出，日本“兵力不足（包括小國、寡民、資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國主義等等），異國作戰（包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和野蠻性等等），指揮笨拙，使得日本軍閥雖然處在進攻戰和外線作戰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動權卻日益減弱下去”。

在《論持久戰》一文中，他再次指出：“從社會行程説來，日本已不是興旺的國家，戰爭不能達到日本統治階級所期求的興旺，而將達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這就是所謂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跟着這個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這一特點，就產生了它的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在毛澤東看來，這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

毛澤東對日本的這一認識，其理論依據主要是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1905年，列寧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日本帝國主義”一詞。隨後，他又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文中，將日本劃歸為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列寧指出：“資本主義在殖民地和海外國家發展得最快。在這些國家中出現了新的帝國主義大國（如日本）。”

在列寧看來，日本作為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其性質與俄國帝國主義類似。列寧將俄國帝國主義的性質歸納為軍事封建性，他認為俄國的帝國主義“資本的色彩較淡，可是軍事封建的色彩卻較濃”，“在俄國，最新型的資本帝國主義已經在沙皇政府對波斯、滿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顯露了身手，但是總的説來，在俄國佔優勢的還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

列寧把日本與俄國並列，指出：“在日本和俄國，對軍事力量的壟斷，對極廣大領土和掠奪異族——如中國等等——的極便利條件的壟斷，部分地填補了，部分地代替了現代最新金融資本的壟斷。”顯然，列寧認為，日本和俄國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雖然是後起的，但軍事封建的色彩相當濃厚，軍事壟斷甚至部分地替代了金融資本應有的壟斷地位。

基於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及其對日、俄帝國主義特徵的分析，毛澤東認為日本是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國家，並具體從幾個方面進行了闡釋。

一方面，由於國土面積狹小、資源貧乏，日本帝國主義從一開始就不得不向國外尋求市場。正因為如此，日本帝國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軍事擴張色彩。

另一方面，日本建立了以天皇製為中心的軍事政治體制，對民眾實行軍國主義的強權統治，這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又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在毛澤東看來，這種軍事封建性就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根源。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還與其所處的時代相關。

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毛澤東指出日本已經處於“退步時代”，是“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不但和英滅印度時期英國還處於資本主義的進步時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也不相同”。日本在“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發動“這個帶最後掙扎性的冒險戰爭”，正是其所處時代的必然結果。

1939年9月，毛澤東在分析二戰爆發原因時指出，“根據歷史事實與列寧的學説，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極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他認為，由於1929至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造成了全球經濟蕭條，日本與意大利這類“認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分贓過少的國家”以及德國這類“認為自己在上次戰爭中是損失了贓物的國家”，只能“全副武裝跑上了戰爭的舞台”，用發動戰爭來擺脱經濟危機以避免帝國主義的崩潰。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還特別引用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論斷，認為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並指出：“正因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過活，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因為日本帝國主義陷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深坑之中，就是説，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國，一定要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它就斷絕了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路。”

毛澤東還指出，日本的軍事封建性決定了日本戰爭的野蠻性。日本的目標是要滅亡全中國，並且“日本的這種帝國主義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沒有起來之前，不管日本統治階級掉換什麼內閣，都是不會變更的”。

所以，中國唯一的出路就在於全民族抗戰並堅決抗戰到底。1938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處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是決不放鬆其進攻和鎮壓的，它的帝國主義本質規定了這一點。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然佔領中國，東四省的喪失，就是前例。中國若抵抗，日本就向着這種抵抗力壓迫，直至它的壓力無法超過中國的抵抗力才停止，這是必然的規律。”

1939年6月，毛澤東針對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指出，日本對華的基本方針就是滅亡全中國，以建立日本所謂的“東亞新秩序”，因此“以為日本可以根本上讓步，可以不經長期戰爭而用英、美壓力恢復盧溝橋以前狀態（蔣介石，國民黨許多人），只是夢想”。

正是由於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封建性及其戰爭的野蠻性，毛澤東始終強調只有全民族的抗戰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為此，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積極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同時，在交織着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國共合作和國共摩擦的複雜環境中，毛澤東告誡全黨要正確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係。在認清“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同時，要警惕國內階級矛盾依然存在。

他號召全黨要從遠處大處着眼，要立足於抗戰，着眼於戰後，立足於軍事，着眼於政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變成人民的勝利。

二、日本是一個強大又虛弱的矛盾體

儘管日本是一個處於退步時代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其軍事實力卻不容輕視。

1937年10月，毛澤東在分析抗戰形勢時指出，日本“是有強大的武裝力量的帝國主義國家”。

1938年3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強調對日本應有正確的估計：“日本是一個強大、精明的帝國主義，日本民族是強悍的，武器是先進的。”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日本“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

在抗戰時期，日本的強大主要是相對於貧弱的中國而言的。全面抗戰初期，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與中國相比佔有明顯優勢。

據統計，七七事變前日本海軍擁有艦艇200餘艘，總噸位190萬噸，名列世界第三。中國只有新舊艦艇66艘，總噸位約5.9萬噸；日本陸海軍航空兵有91個飛行中隊、2700架飛機，是中國飛機數量的8倍。

經濟方面，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國家，1937年7月前它的工業總產值為60億美元，是中國的4.4倍；日本的鋼鐵、石油、銅產量分別為中國的145、129與124倍。

在政治組織力方面，日本全社會都被置於法西斯主義戰爭體制之下，日本軍隊因受到軍國主義教育而富有“組織性”和“紀律性”。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國仍是“一盤散沙”，面臨民族危機的中國人被外界普遍認為只有“五分鐘熱度”。甚至中國知識界也有人自嘲式地將“五分鐘熱度”歸納為：“第一分鐘：暴躁如雷，怒不可遏；第二分鐘：發表宣言，通電全國；第三分鐘：集會演講，議決辦法；第四分鐘：虛與敷衍，虎頭蛇尾；第五分鐘：一片熱忱，付之汪洋。”

表面上看，日本確實在軍事力量上很強大，但毛澤東辯證地發現了日本的弱點。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曾總結日本有三方面弱點：兵力不足、異國作戰以及指揮錯誤。其中，指揮錯誤又是由日本對中國力量的輕視以及日本軍閥的內部矛盾造成的。

隨後，他在《論持久戰》中詳細揭示了日本存在的先天不足的弱點：“日本戰爭雖是在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但同時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

毛澤東指出，這一特點決定了在戰爭初期，一般形勢是日本強、中國弱；可是隨着形勢的發展，“日本的弱點漸漸暴露出來，中國的力量則漸漸加強起來”。

毛澤東對日本自身矛盾的準確概括，既來自於他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借鑑和思考，也建立在大量調查研究基礎之上。

抗戰時期，中共開展了對日本的詳細調查研究，從而為毛澤東不斷豐富對日本問題的思考提供了重要參考。抗戰時期中共研究日本的機構主要有三個：

一是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1938年冬，出於對信息資料準備工作的重視，毛澤東指示李六如、和培元兩人組織一個時事問題研究會，隸屬軍委辦公室。該會編輯出版了《時事問題叢書》，分為日本問題、淪陷區問題、國際問題、抗戰的中國問題四個主題。其中關於日本與淪陷區問題，時事問題研究會出版了《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等。

二是八路軍總政治部下設的敵工部日本問題研究會。1939年，負責八路軍總政治部工作的王稼祥組建了日本問題研究會，開始有計劃地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研究。研究會先後編輯《日本便覽》（1941）、《日本革命與日本共產主義運動》（1942）、《日本最近政治形勢與太平洋大戰》（1942）、《日本革命運動史話》（1944）、《二次大戰中的日本政治》（1945）等資料書以介紹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情況。此外，研究會還創辦了機關刊物《敵國彙報》。該刊停刊後，研究會成員繼續在《解放日報·敵情副刊》發表文章。

第三是八路軍總政治部於1939到1942年主辦的《八路軍軍政雜誌》，毛澤東、王稼祥、蕭勁光、郭化若、蕭向榮擔任其編委會成員。該雜誌經常刊載黨內軍事專家、日本問題專家對日分析文章，以提高全軍對敵作戰水平。

此外，據194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可知，中共當時還決定建立一個情報部，下設軍事的和黨的偵察情報分部。在游擊區設立情報資料收集整理機構，在國統區組建情報站，在日佔區和滿洲建立偵察機構網和軍事爆破機構。情報部的主要任務是探明日本人的軍事政治工作和進行軍事爆破作業。中共向季米特洛夫表示：“這不僅對於我們的政治軍事領導具有決定性意義，而且也可向蘇聯提供巨大的幫助，特別是在日本進攻蘇聯的情況下。我們有60萬黨員和50萬軍隊，能夠建立起有工作能力的情報網和軍事爆破機構。”

據吳冷西回憶，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密切關注，“是一貫的、經常的，有時是不分晝夜的”，“從紅軍到達陝北後，毛主席經常夜間提着馬燈到新華社抄收電訊的窯洞裏來詢問有什麼新消息”。

當時研究日本是為了解決抗戰問題。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為高級幹部作題為《反投降提綱》的形勢報告。其中，他援引了1939年1月2日東京《國民新聞》的評論，以説明日本滅亡中國的基本方針是堅定不變的。這段材料就出自當年2月1日鄭森禹用筆名麥逸發表在《世界知識》上的時評《敵報悲鳴錄》。

僅在説明日本對華誘降政策歷史發展部分，毛澤東就列舉了29條材料，其中包括了《大公報》、上海《導報》、英國《標準晚報》、《星島日報》等報刊的新聞通訊。毛澤東通過詳實的資料説明：“我之實力＋敵人弱點＋國際牽制=相持階段。”

可以看出，毛澤東利用中共對日研究的資料，獲知了日本的最新動態與國內外各方面對日研究的成果和信息，並對日本的特點與國際形勢作出了準確的分析。

毛澤東關於日本是一個強大又虛弱的矛盾體的論斷意義重大。正因為毛澤東認為日本是一個強大但又虛弱的國家，所以他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將是持久戰，但最後勝利又必然屬於中國。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

中日戰爭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點，“規定了和規定着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着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

****三、日本帝國主義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公敵

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

1938年11月，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指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死敵，而且是日本人民的仇敵，同時又是全世界愛護和平的先進人類的公敵。”

1943年7月，毛澤東號召全世界全中國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聯合起來，打倒“人類公敵”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公敵，這是毛澤東對日本的另一個基本判斷，這一判斷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

第一，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敵人，因此中國必須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毛澤東在闡釋兩黨合作的意義時認為，中國是否能由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同時，毛澤東又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不只限於國、共兩黨，它是全民族的統一戰線。

1937年5月，他號召要爭取千百萬羣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爭取千百萬羣眾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那我們的革命任務就能夠迅速地完成。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

第二，日本帝國主義也是日本人民的敵人，因此中國的抗戰必須聯合日本的反戰力量。毛澤東嚴格區分了日本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並認為兩者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他指出：“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反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華日本人反戰運動蓬勃發展，各根據地建立了“反戰同盟”“覺醒聯盟”支部。截止到1944年4月，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成員達223人，共有支部13個。

同時，八路軍政治部還在延安建立了以日軍戰俘為主體的日本工農學校。毛澤東為該校題詞：“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敗類。”日本工農學校以啓發日本士兵的階級覺悟、實現思想轉化為教育目標，並且爭取了相當部分的日本俘虜成為反日本法西斯的戰士。

第三，日本帝國主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因此中國必須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毛澤東指出，由於日本戰爭的性質是帝國主義、損人利己的，日本“就不得不把他自己同一切和他利害相反的國家處於對立地位。除了兩三個法西斯國家之外，一切國家，尤其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大眾，都不贊成日本的侵略戰爭”。

據此，毛澤東強調要充分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與缺口，不要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要爭取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1939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為《論持久戰》英譯本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在偉大抗戰中，基本的依靠中國自力勝敵，中國的力量也正在發動，不但將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且將壓倒敵人而驅除之，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同時，需要外援的配合，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

1940年11月6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示中共應同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制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派活動。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中又強調：“雖然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於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採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對抗戰中“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的認識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的演變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1939年9月8日共產國際發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説，“目前的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非正義戰爭”，“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局勢：把國家分成法西斯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做法，現在失去了以前的意義。因此，必須改變策略。所有各參戰國共產黨在當前這個階段的策略，就是反對戰爭，揭露它的帝國主義性質”。

一個月後，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開篇即強調：“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爆發，是由於各帝國主義國家企圖解脱新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戰爭的性質，無論在德國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戰爭。”

由此可見，這時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都認為世界大戰是新一輪帝國主義國家的非正義戰爭。但是，1941年後，毛澤東對戰爭的認識出現了轉變，他認為中國人民要與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日德意法西斯敵人。特別是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共產國際也強調各國共產黨面臨的任務，是“擺脱法西斯的奴役，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

毛澤東分析了當時的世界形勢，認為世界已經進入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線鬥爭的新的歷史時期，他強調中共必須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戰爭，英美對日宣戰。這一事件，促使毛澤東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有了更清晰明確的認識。

12月9日，毛澤東主持修改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指出：“這一太平洋戰爭，是日本法西斯為了侵略美國英國及其他各國而發動的非正義的掠奪的戰爭，而在美國英國及其他各國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則是為了保衞獨立自由與民主的正義的解放的戰爭。日本法西斯這種新的侵略行為是與他十年以來對於中國的侵略行為完全一樣的，也是與德意法西斯對於歐洲對於蘇聯的侵略行為完全一樣的。”

顯然，中共在太平洋戰爭問題上採取了支持英美的立場，這表明中共接受了英美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線中的同盟身份。至此，毛澤東關於“日本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公敵”的論斷的內容更為全面，其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範圍與目標也更為清晰。

綜上所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對日本進行了科學認知和分析，為鼓舞中華民族的抗戰信心、制定正確的抗戰戰略策略提供了依據。毛澤東的日本觀與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及對日戰略策略密切相關。

正因為毛澤東認識到日本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以他強調日本的目標是要滅亡全中國，是要變中國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國唯一的出路就在於實行全民族抗戰；正因為毛澤東認識到日本是一個強大又虛弱的矛盾體，所以他強調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但最後的勝利是屬於中國的；正因為毛澤東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所以他提出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聯合國際反法西斯力量及日本國內的進步力量，在三個統一戰線基礎上合力擊敗日本帝國主義。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