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大協作和科學精神是成功的關鍵 | 緬懷周光召先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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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周光召先生回憶了“兩彈一星”研製的成功經驗，這是真正按照科學規律辦事的樣板。
撰文 | 周光召
我是1961年2月奉召歸國從事“兩彈一星”研製工作的。此前我在前蘇聯著名的基礎理論研究基地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從事高能物理學的研究。當時中蘇關係已破裂，去留問題很現實地擺在了我們面前。恰在此時，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先生赴蘇，與我進行了一次長談，就我國如何發展核武器談了自己的觀點。這次談話對我影響很大，使我知道了黨中央發展核武器以加強國防建設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我決定回國，將自己投身到“兩彈一星”的研製中去。
我記得回國以後不久，聆聽過周總理的一次報告，是在核工業部的一次大會上講的。周總理語重心長地講了中國自己製造原子彈的重大意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名科研工作者的重任。中國有100多年遭受屈辱的歷史，所以中國人對主權、獨立的意識非常強烈。解放以後，我們又面臨着西方的封鎖，如何維護中國的獨立、主權是中國人都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們這一代人剛從那個黑暗的時期過來，親身經歷過列強統治中國的痛苦，所以如何使中國儘快富裕、強盛在全民族中已達成共識。我們都有一個信念，一定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造出“兩彈一星”。
原子彈和導彈的結合研製很早就開始了，甚至在第一顆原子彈還沒有爆炸之前，就已經知道必須要結合了。核武器是不準備用的，毛主席講了，沒有原子彈是不算數的。但是有了以後，沒有運載工具，也是不算數的。核武器如果作為一種威懾力的話，就必須讓人家知道這是可以用的，才能起到威懾的作用，起到威懾作用以後，也許反而大家就都不用了。
“兩彈一星”的研製成功是全國大協作的成果。我們知道，要奮鬥就會有犧牲。在戰爭年代如此，在經濟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也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犧牲個人的利益，為民族大業默默奉獻。當時研製“兩彈一星”，必須將全國各個領域的優秀科學家集中起來。對這些單位來説科研要受到影響，會造成一定損失，因為當時各單位人才都是稀缺的；對個人來説，也會影響到自己的科研進度，影響到出成果，因為當時這些優秀的科學家都在進行自己的實驗，有的人可能還會有重大的突破。但是他們都義無反顧地去了科研基地，而將單位的或自己的科研課題停了下來。不僅中國科學院的許多研究所參加了“兩彈一星”的研製，全國的許多大學和科研單位也都參加了這項工作。
核武器基地主要是武器設計、定型、生產、試驗，但是許多部件都是在全國其他的企業完成然後組裝起來。比如鈾礦的勘探、開採和極為困難的鈾的濃縮，以及常規炸藥的爆炸過程也都是研究的重點課題。爆炸是一個快速的過程，需要有每秒能拍百萬張照片的相機，這樣的照相機我們就沒有，西安光機所承擔了研製的任務。還有，真的去做核試驗的時候問題就更多了。比如實驗場地誰去準備？實驗過程中要測量很多的數據，包括核實驗有多大的威力，它產生了些什麼現象，它的破壞力怎樣，都要有大隊伍去做。所以“兩彈一星”的實現，實際上是全國大協作的結果。
那時能達到這樣一種大協作的狀態與有一個統一的指揮有關係。在那種環境中工作，沒有人會太重視個人，因為這是那麼多人工作的結果。而且每個人負責一個方面，每一個方面，每一個部件都不能出問題。每個人都是兢兢業業、忠於職守，所以你會覺得你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所以每次談到這裏，我都會説，我只是其中的一員。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兩彈一星”還是自力更生的成果。它實際是從很基礎的數據做起。當時國外也有一些發表的數據，但是可靠程度是不能肯定的。比如輻射條件下是否安全，原子核的放射性，鈾的濃縮，各種材料的適用條件，用什麼樣的炸藥等等，都需要研究。實際上世界各國都對原子彈的理論和數據高度保密，我們根本沒有詳盡的參考資料。此外，當時在設備上也十分落後，我們還在使用烏提爾式手搖計算機。每進行一次簡單的計算，都要搖多次。
這期間，搞技術研究的科研人員也都是在盡最大的努力使設備完善起來。比如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很快就研製出每秒1萬次的計算機，而且是64位的。以後又建造了10萬次的、100萬次的，在“兩彈一星”的研製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兩彈一星”的研製成功還是真正的按照科學規律辦事的樣板。應該説開始階段有點像搞羣眾運動，有些地方不是按照科學規律辦事。但是它對於解放思想，打破中國人的自卑、自信心不強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後來不講科學規律的地方也逐年得到了糾正。特別是在1960年以後，在聶帥領導之下，不按科學規律辦事的作法逐漸得到了糾正。我們完全是按照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進行工作的。
“兩彈一星”的研製過程中，實驗與理論是並行進行的。因為有些理論在大體上論證之後，實驗就要開始了。有些理論的正確與否是建立在實驗的結果之上的。理論與實驗又是互相促進的。
當時我們在進行學術討論的時候，民主空氣十分濃厚，完全沒有上下級關係，沒有年紀大小的區別，任何人都可以暢所欲言。那時的領導幹部非常重視科研人員，在一項決定做出之前，總是徵詢各方面專家的意見，才慎重作出結論，不是隨意的。所以這些結論大部分是正確的。核武器進行過多次實驗，幾乎沒有失敗過，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現象。
“兩彈一星”研製的開始階段，條件是很艱苦的，但是國家儘量照顧我們。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周總理要求各部部長保證我們西北研究基地的糧食供應。我們從青海湖裏打來一些魚，葉劍英元帥專門從軍隊調來一些黃豆給我們改善生活。1961年以後生活條件才有了好轉。
當時最讓人感動的是一些領導幹部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的工作精神。當時工廠廠區是在海拔3200米以上。開始建廠時職工宿舍沒有建起來，但是工作又不能等，所以有一部分人必須先住帳篷。領導決定他們住帳篷，科技人員住剛蓋起來的宿舍，這樣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那是在3200米的高原之上，冬天是十分寒冷的。
我還清楚地記得一件令我十分感動的事。由於條件的惡劣和過分的勞累，我病倒了。聶帥聽説了這個消息，派人送來一籃水果。這不是聶帥對我一人的關懷，而是對所有科研人員的關懷，怎能不令人感動呢？
其實在當時，領導、工人和技術人員、科研人員的關係都很融洽，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
文革以後，很多關係不正常了，很多事情顛倒了。一些很好的領導幹部遭到迫害。其中被整得最慘的是吳際霖同志和李覺同志，他們不過是為了打掃衞生把毛主席的像摘了下來，就被靠邊站。當時整個氣氛都不好，許多好的傳統遭到破壞。……在那樣緊張的政治環境裏，有些人思想就不能集中，就容易出事故，一發生事故，就被打成反革命。文革對科學精神的破壞程度，是很難計算出來的。
當時，一方面我們是憑着一種責任感在那裏工作，一方面聶帥還在那裏做領導工作，將一些很好的傳統延續了下去，所以就是在政治環境那樣惡劣的條件下，“兩彈一星”的研製仍然取得了最後的成功。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等待原子彈爆炸時的緊張心情。整個研製過程中，最緊張的是爆炸的前一刻，因為你不知道爆炸是否會成功，而你又是承擔原子彈研製的一個部分，成功了當然會感到很興奮。
中國人終於成功了。回顧“兩彈一星”的研製過程，我相信有着優良傳統的中國科學家和聰明、勤勞的全中國人民，一定能夠發達、富強，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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