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隘民族主義，讓一位曾有良知的以色列學者變成種族屠殺的幫兇_風聞

狹隘民族主義讓一位曾經有良知的以色列學者變成了種族屠殺的幫兇。這個人叫本尼·莫里斯，他最近在採訪中表示以色列從未轟炸過任何醫院，在加沙也沒有發生種族滅絕。

乍一聽，大家覺得這個人很無恥但也很正常——這樣表態的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媒體人、學者，絕非一個兩個，似乎沒什麼大不了的。

但是，此人不一般。幾十年前，他還是以色列“新歷史學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和以色列左翼歷史學家帕佩一樣，他發表過關於以色列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對有計劃地驅逐巴勒斯坦人、屠村並犯下其他戰爭罪行以及實施種族清洗的證據。

然而，幾十年後，他已經站在殖民者一邊，替種族屠殺塗脂抹粉了。他和帕佩也從同一個學派的“戰友”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論敵。

其實這不奇怪，因為莫里斯和帕佩本來就是兩種人。帕佩至今自稱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而莫里斯長期為以色列七十六年以來的種族清洗找藉口。

雖然他和帕佩都發現了七十六年前的戰爭罪行，但莫里斯的説法是“以色列不得不這麼做”、“以色列是為了自衞被迫這麼做的”。

讓人再次想起梅厄夫人那句經典而噁心的話：我們不能原諒阿拉伯人逼我們殺死他們的孩子。

首先，這告訴我們，意識形態影響文科學術研究。或者不妨説意識形態是某些文科學術研究的基礎。意識形態影響人們對同一件事情的解讀。久而久之，意識形態差異會影響學者對事實的選擇。任何人如果宣稱自己的研究與意識形態無關並且絕對中立，都是在騙人。

帕佩的社會主義思想，注重人與人的平等，淡化民族差異對政治凝聚力的影響，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淡化了巴勒斯坦人和歐洲猶太教後裔的差異。他們首先都是人。這讓他能夠毫無包袱地擺脱錫安主義的種族主義成分、應許之地和選民等政治或信仰元素對自己的影響。因此，他能夠接受和尊重巴勒斯坦人屬於當代意義的原住民這個事實。

莫里斯則顯然無法擺脱自己眼中猶太和阿拉伯（實際上是歐洲和亞非拉）之間的差異。就跟很多人覺得中國人不是人一樣，他們這種人覺得巴勒斯坦人不算人。他們的一切辯解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所以，無論在哪裏，真正能穩定地、沒有包袱地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是社會主義者。這超越了其他任何的有可能產生政治凝聚力的元素，不管我們是否願意。

我無數次看到信伊教的朋友感嘆——某些國家還算穆斯林嗎？他們為什麼對加沙的慘劇熟視無睹？我也更多次聽到阿拉伯朋友指責同為阿拉伯人的某些人毫無同情心，毫無同理心，也聽到中國網友或嘲笑或恨鐵不成鋼地感嘆“阿拉伯人不團結”。

朋友們，這難道很奇怪嗎？如果你想從伊、阿身上找文化認同感，沒問題，大大方方地找，你不會失望的。可是，如果你打算從這些概念上找政治認同感（特別是跨區域的認同感），那就做好隨時失望的準備吧。

如果泛伊能靠得住，就不會有之前所謂亞伯拉罕大和解的鬧劇；如果泛阿拉伯靠得住，埃及就不是今天這個埃及！但是，這並不是伊、阿有問題。換成什麼教、什麼族都一樣。假如失去了社會主義元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很難建構的。如果只因為姓漢姓、説漢語、用漢字就能團結一心，新加坡就不會騎牆，台毒就不會橫行。

所以説，我們漢族或任何中國民族，並不比你們更“優越”。教、族，只是政治精英拿來製造政治凝聚力的文化元素，是需要後天不斷洗腦的，而且往往跟內部的經濟差異矛盾。但同一個階級人民之間的同情，一旦覺醒，在一個人的內心裏是很難消除的。

一箇中國老百姓想象不到中國某些富人的奢靡生活，正如我們也無法想象迪拜富人、紐約富人如何生活。但我們不難想象世界各地排隊找工作、等工資交房租的人可能是什麼感受。所以，如果錫安暴行讓你痛恨定居者和侵略者，這理所應當，天經地義。但是，如果這件事讓你痛恨的是所有你認為從屬於某個族的人——那倒不如多讓自己想想歷史上伊、阿這些元素多少次辜負了巴勒斯坦人民。找錯了朋友，就可能也找錯敵人。

沒有哪個教、族一貫而一致地支持抵抗——否則也就沒有遜尼和什葉的分裂了。一個文化進入穩定態，總會有既得利益者脱離人民，不再記得曾經的疾苦。至於民族更是如此：哪個族作為一個整體支持抵抗？就算我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也要考慮那些投降派和漢奸的存在。

因此，希望各位朋友們在中國互聯網上了解一件事，即大部分中國人民對各位的支持都與民族和宗教無關。如果有關，中國只有兩千萬人支持大家，百分之二都不到。

實際上這個比例有多大我們雖然不確定，但很可能數十倍於此。我本來覺得不應該對受苦難的人民“説教”。不過，友好探討也不是説教——畢竟找錯了目標，成功的概率也就變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