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他，我的人生會怎樣？_風聞

今天，是小平誕辰120週年紀念日。細思起來，如果沒有小平，我的命運應該是上山下鄉當農民。

我少年時代，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出身的城市青年註定就是這麼個命運。然後，如果運氣好，在農村受幾年“再教育”後獲准回城，找關係“分配”個工作當工人，這就是那個時代城市青年正常且可以嚮往的命運。當然，我能出生在城市擁有城市户口、能出生在國營大廠雙職工的家庭，已經屬於那時中國前百分之二、三的最幸運的幸運兒了。那時的中國，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在農村，在人民公社裏為吃上一口飽飯而苦苦掙扎。

雖然中國有很多農民，當農民並不是啥不光彩的事，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有多少人會希望自己的孩子就當個農民呢？

但那個時代就這樣。我們家有兩個孩子，我姐和我。按那時的政策，每户只能留一個孩子在父母身邊，其他的孩子中學畢業後必須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這就意味我和我姐必須有一個下鄉。母親沒有任何猶豫就決定姐姐留城而我將來則要下鄉。不僅僅是因為農村生活極艱苦，還因為那時候社會上已經都知道一些下鄉女知青為了獲得返城資格被糟蹋的事——黑龍江雲南等地已有多起公社或農場幹部因姦污女知青被公開槍斃的案件。這更堅定了母親關於女孩子不能下鄉的信念。

那時讀書學習不吃香，上大學靠推薦，那得有“關係”才成。好在姐姐天生就有文藝細胞，從小唱歌跳舞樂器無所不精，一上學就成了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台柱子。母親遂決定培養姐姐這方面的才能，爭取長大了參軍當文藝兵——這幾乎是那個時代年輕人最嚮往最燦爛的前途了。

我們雖然是個封閉的內地城市，但姐姐要學音樂，盤點下來，竟然擁有極好的音樂教育資源——姐姐的聲樂老師是某著名歌唱家的大弟子、東方歌舞團的主要歌唱演員，因本人和丈夫的歷史出身問題及“海外關係”被趕出北京下放到我們市另一大廠的中學當音樂老師；姐姐的小提琴老師曾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副教授——那個年代的副教授可不得了，當時我們這個地級市重工業城市全市的大專院校裏總共只有幾個副教授而且沒有教授——他在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我們廠勞動改造；舞蹈老師則是原中央芭蕾舞團的尖子演員，也因為犯了什麼事兒下放到我們市某廠文藝宣傳隊慘淡度日。那個年代，知識精英們都在惶惶不可終日中過活，有好學的孩子尊敬和求教、願意向他們學習知識技能，心裏自然是很高興的，都盡心盡力毫無保留地教授，每星期都一對一上課，而且完全免費——那時普通人沒有錢也不允許向私人付錢學什麼，逢年過節母親買些點心糖果禮送，人家就很高興了，關鍵不在那點糖果點心，關鍵是尊重和信任，這是那個年代專業精英們最稀缺和渴望獲得的東西。

有這樣好的老師，加上姐姐又有天賦，她的聲樂、舞蹈和小提琴演奏水平突飛猛進，很快三項都達到了專業水平。中學還沒畢業，省、市和大廠文藝團體都向她發來邀請——那時候在“旗手”主持下，革命文藝如火如荼、樣板戲風行於世，各地各單位都大辦文工團以宣傳革命思想，好的文藝人才極搶手，是個好飯碗，但父母和姐姐都婉拒了這些邀請，姐姐從小的夢想是穿軍裝當文藝兵。1976年，這樣的機會終於來了：有部隊來我們城市招文藝兵，姐姐經人推薦一考就被選中了: 別人通常是隻專長一項，要麼唱得好、要麼跳得好，而姐姐唱歌、舞蹈、小提琴都是專業級的，任何一項都能達到中央或部隊大軍區級藝術團體的水平，那還有啥説的，正是部隊文工團最需要的人，招兵的同志考試完，簡單問了問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情況——我們家出身沒任何問題，爺爺奶奶是貧農、外祖父母是城市貧民，父親母親都是黨員，他們的兄姊也就是我的伯父和姨母都是部隊的老革命——當場就拍板決定招收，為了怕被別的文藝團體搶走，入伍手續還沒辦就忙不迭讓姐姐先穿上軍裝去部隊！

想想那個時候，我們國家方方面面發展都很落後原始、專業人才嚴重緊缺，那麼多優秀的專業人才被戴上右派反革命之類的帽子被趕到內地廠礦農村荒廢專業幹體力勞動，真是可惜，這是國家的不幸、這些專家的不幸。可另一方面，像我姐姐這樣有心提升自己的“小城青年”卻因而有了機會幸運接觸到中國最頂尖專家並接受他們高水平的輔導，由此改變了人生。而現在的“小城青年”想接受這樣級別專家的指導可就難了，不僅得背井離鄉跑到北京上海，那上千元一小時的授課費也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的。

姐姐當了兵，我的命運註定就是下鄉當農民了。其實我小時候也有文藝天賦，樂感和嗓子都很好，但父母實在沒有力量培養我了。父母的規劃是，中學畢業後先下鄉，然後再找找關係想辦法回城，回城後再想辦法找門路進廠當個工人——那個時候，普通人的命運是操在各種各樣國家機關和大小權力人物手中的，都是由別人擺佈的，幹什麼都要有“關係〞、都要別人“點頭”。這樣的安排就是那個時代城市青年不錯的出路了。我也聽天由命做好了當農民的心理準備。

就在我已經認命踏實等着將來下鄉當農民建設美好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時候，中國歷史發生大轉折：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1977年，小平復出；當年底，恢復高考；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中國人終於有可能依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而不是靠”國家安排“及巴結有資源分配權的人物來改變命運了。

而我，正好天生就有適應新時代本領。我從上小學第一天起就是好學生。當時吃香的是“白卷英雄”、電影中正能量人物都以“我是個大老粗”而自證清白，可我天生就是個學習的料，不費力就能門門考第一。現在想起來，我初中的數學老師、物理老師都是名校畢業，對學科有深入研究説他們是數學家物理學家絕不過分，我的語文老師則是個詩人兼歷史學家，知識極為淵博，他們的教學水平之精湛都是現在的中學老師根本沒法比的，當大學教授也綽綽有餘；而我的英語老師是解放前舊上海美國教會英語電台的主持人，他的英語水平比普通美國人英國人還好，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上海外語學院把他調去當了老師，還是在公司黨委組織部工作的父親幫忙辦的調動——當時這可不是容易的事，後來他很快當了教授。他們都是或因家庭歷史問題或因當了右派，淪落到內地的國營廠礦子弟學校當老師，現在的中小學根本不可能有這樣高水平的老師。我的小學初中同學幾乎都是工人的孩子，可惜的是，他們絕大多數在學校都無心向學，一天到晚調皮倒蛋只對當時每週都有的學工學農勞動及大批判感興趣；而當時正大批“師道尊嚴”，頌揚的是張鐵生和黃帥，他們不好好學老師自然不敢説他們，只能把心血全投入到教授少數幾個像我這樣“好學生”，所以也只有我這樣佔比不到5%的學生真正享受並受益於這樣稀缺優異的教育資源。

我不僅學習好，而且天生有組織才能，能説能寫能組織活動，從小學一年級起就是班長、校紅代會委員，後來是團支書、學生會主席。那時候，父親一想到我的未來，私下時不時會嘆氣，説這孩子要是放在50年代妥妥的是優等生，上名牌大學甚至留學蘇聯都不會有問題，可惜趕上文革只能當農民了。

但父親沒想到，我趕上了好時代，真的考進名牌大學並且後來真的到蘇聯留學！我所在的省公認是高考最悲催的省，人口大省卻沒有任何一所重點大學。高考那年，我們省有上百萬考生，可包括中專在內文理科只招收不到3萬人。但對我來説，這都不是問題。省重點高中文革後首次統考招生，我以高分順利考入；3年後參加高考（那時候我們省的高考考兩次，先由省出題預考，把大部分考生刷掉，不到三分之一預考通過的考生才有資格參加全國高考），我高考成績全市第一、在全省名列前茅。填報志願是在公佈分數前，我和父母正為填報志願猶豫，南京大學招生老師找到我説，你報考我們學校，肯定錄取，專業隨你挑。於是，南京大學成了我的母校，我也開啓了與初始願望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的命運本來是當農民，但小平和他開啓的改革開放改變了我個人的命運，也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還改變了中國和世界。我真正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

今天是偉人的誕辰日，很有感慨，寫上這麼幾句。

話説回來，儘管趕上了改革開放和高考，但我的絕大多數同學都沒考上大學。他們大多數都是接了父母的班——80年代為解決年輕人就業困難曾出台過這樣的政策——進國企當了工人，後來趕上企業改制，不少人下了崗，生活一度困頓，有人去做小生意，個別人還當了小老闆，現在陸續到了退休年齡。不管世人眼裏混的如何好或不好，但所有人的生活肯定要比他們父母當年好太多，留在那個內地城市裏的同學們，現在都擁有寬敞舒適住房，許多人還不止一套，出入有汽車，吃穿住行都不錯。但內地城市經濟不好、政府財政困難，許多人手裏的錢緊也是事實。各人境遇不同，與觀網下聚集的一些正能量老同志們類似，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時代變遷的看法，可能並不像我這麼積極正面，這也不奇怪。

但是，現在中國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普通人的選擇自由也更多了，這是肯定的。希望我們中國的下一代也能繼續生活在好時代，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