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交流為什麼越來越難了？從事兩岸交流十年之感_風聞

近日看見一位IP海外的台灣網友在大陸社交媒體上發言，介紹自己“來自台灣”，被部分大陸網友糾正“在海外應説中國台灣”。一時心有所感，問了統派朋友鈞凱，“作為統派，你會在出國玩時説自己是中國台灣的嗎？”

“不會啊。就跟不會説中國重慶、中國上海一樣。”鈞凱淡然。

我不自覺開啓訴苦模式。“從小到大我就沒聽過有人這麼説，這跟政治立場無關，主要是這並非我們的習慣和説話語境。但當我嘗試跟對方溝通，對方反而會問我立場是否有問題。”

“對啊，我理解。其實，這就是大陸應對外部勢力和分離主義的一種自我防衞反應，以前也不這樣。”

“你作為統派，在台灣的感覺如何？會受到排擠嗎？”

“其實在台灣日常生活稱不上多困擾，比起困擾，更多的是有種無奈與無力感。我自知三觀跟台灣‘主流’不同，從事媒體工作的出發點也並非‘為誰助威’，我希望台灣讀者能看到不同於主流的大陸故事，我也希望兩岸和平，僅此而已。”

（歡迎關注鈞凱的今日頭條號“張鈞凱台灣”。）

鈞凱與我曾為同事，我倆不相同，他對兩岸統一懷抱信念，而我對於統獨政治始終覺得有點疏離，“隨便啦，我就是個小確幸的台灣人”。雖然我倆在兩岸交流中採取不同的方式，但確實都欣賞對方。

他早早確立了自己的理念，而我的交流之路則始於意外。

我的兩岸交流之路，出發點根本不是完成什麼統一大業。

2013年開始在豆瓣寫文章，寫台灣人對大陸的看法，寫作風格就是現在台灣網民在小紅書分享的這些：“搭北京地鐵的心得”“大陸真的不流行AA 嗎”。初衷，一是無聊，二是那時我的大陸同學對我太好了，對照那時大陸學生在台灣的情況，我感覺好像該寫點什麼。

2015年我進入多維新聞後，“要讓兩岸人民認識彼此”這個理念才開始堅定。

從“贖罪之心”開始的交流

在多維新聞的時期，由於有台灣公司、有不少立場各異的台灣同事，有時我會夾在“台陸之間”，大陸同事會笑我“騎牆派”，台灣同事有人直接罵我，“台灣沒有那麼糟！你幹嘛把台灣講這麼糟！”

兩岸交流必須從“人”出發，去了解對方的語境，才能做兩岸交流，我的這個理念之所以堅定，一部分是源於贖罪心理——我認為大陸人在台灣比我們更辛苦。既然是“既得利益者”，那也必然要反饋，要少傳播負能量。

其實我周圍，抱持類似心情的不只在大陸的台灣人，也有在台灣的台灣朋友。有人意外結交了大陸朋友，氣憤於台灣社會對大陸人的抹黑，願意上大陸社交平台與大陸人聊天，就算被罵也更願意耐心解釋。這類人的初衷跟“促進兩岸統一”也沒半毛關係。

做兩岸交流，不用是瞭解兩岸大政治的記者，不用是高舉政治口號的涉台單位，普通人靠着“想了解另一位朋友”的心，反而更有效果。

2015至2020年，多維新聞的兩岸記者合作緊密，這些記者有藍有綠有紅，還會吵架，但最終因為一起喝過酒、一起吃過飯，能凝聚出“要讓台灣社會了解大陸”的共識。

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2018年在台灣出版的雜誌專題文章《束縛的籠與自由的鳥：解碼大陸輿論場》，內容就是向台灣讀者闡述，“外界許多人認為大陸無自由，是否真如此？”

為何這些年不斷有敏感議題的公眾號文章獲得廣泛迴響？大陸社會在一篇篇“河蟹”中玩梗、是否也形成了另類的監督機制？大陸社會的民意如何上傳下達、是否仍有監督的力量？會議上，“小粉紅”與“小粉綠”的同事各自闡述着，現在的我想起這幅畫面，都覺得自己真是無比幸運——若不是這樣的環境，也不會有願意做兩岸交流的我。

記得那時開會時兩岸記者就達成了一個共識，“台灣亦有自己的紅線與言論牢籠，自由也並非無邊界。”後來有人用這句話，來指責我説話尺度太過，這道迴旋鏢，倒是我當年從未想到的。

也是在多維的那個時期，思想比在北大時期更成熟、圓滑了，因此收到過不少大陸朋友留言，“跟以前相比，感覺你寫文章尺度保守了”。大陸朋友們不知道的是，我在北京的兩岸圈子（常與涉台單位交流的台灣人圈子）中，講話尺度簡直是奔放，“比較敢講”成為我的標籤。

我沒有在這裏創業，不像網紅一樣日進斗金，賺着一份能維持温飽的工資，僅此而已。你看我不順眼，我也可轉身離開，又有什麼呢？兩本書的收入，第一本幾萬塊，第二本幾千，看我不順眼，那又如何呢？

我一直抱持這個想法，直到今天。

很幸運的是，被一些做兩岸交流的人士認可（至少表面是這麼跟我説的啦）。曾有位做兩岸交流的大陸朋友非常可愛地指着我，“你看看，郭雪筠都能説這些，還不是活得挺好！誰説大陸沒有自由！”

“在大陸，反正就得這麼説”

但也因為許多在大陸的台灣人，都怕被説“得了便宜還賣乖”、“已經對你夠好了”，所以造成了抱團取暖、“只有對台灣人時才會説一些話”的現象。

我一位獨自來大陸工作的女生朋友有過一個精闢的形容。

“來大陸工作，有時很象是嫁到男方家的媳婦。男方會説，我給你零用錢了、房子給你住了，你還有什麼不滿意？而女方的付出偏向情緒價值，得融入、得適應，吃了虧也找不到人哭。因為不能用經濟計算，喊苦喊累時，男人會丟下一句話：你有什麼好不滿的？”

“台灣人在大陸”，長期在大陸媒體上被描述得過於正能量，猶如童話故事：“誰來了，立刻有政策幫扶，大陸市場廣大，由此獲得成功”。

但很多時候，並非如此。

台灣人在大陸因為缺乏人脈、因為沒有關係、因為不熟規則，碰上困境求助無門，在台灣的家人也根本幫不上忙，更不知道能透過什麼渠道發聲，這類案例時有耳聞。

成熟的台灣老鳥有一套説服自己的技能，“這不是兩岸問題，外地人在北京、外地人在上海，也會有困境，甚至困境可能比我們深”。但看見滿屏“台胞在大陸”之童話故事時也難免苦笑。

由於在大陸媒體上“説不出去”，有些台灣人只能回台灣説。惡意抹黑者固然有，但並非全部。

長期過於正能量的宣傳，造成部分台灣人被寵壞：不好好查資料、增進實力，認為來大陸創業就可以憑政策拿錢。

長期過於正能量的宣傳，造成部分台灣人產生嚴重的信息落差：縱然有實力且認真，結果發現媒體宣傳之“政策幫扶”與實際的有落差，憤而離開，誤解更深。

長期過於正能量的宣傳，更使“台灣人在大陸”的故事浮於表面，且越來越多台灣人會認為——在大陸，反正就得這麼説。

我在參加兩岸交流活動時，碰到第一次來大陸的台灣學生，對方以為我是大陸人，老練地表示，“我知道你們想聽什麼”。類似案例，我親身碰過不只一次。

當“兩岸一家親”成為一句咒語、一句“保命符”，這句話就已經不具備任何意義了。

做兩岸交流十年，我講話從來不是刻意“尺度大”，而是我對朋友，亦是這樣説的。

鍾明軒與****全紅嬋現象

長期過於正能量的宣傳，造成許多大陸朋友心理不平衡：對台灣人這麼好，為什麼台灣人還這樣？

在兩岸友好時期，這無關緊要。但當兩岸相對緊張時，第一時間被火燒到的，就是一批相對喜歡大陸、接受大陸，甚至選擇長期在大陸發展的台灣人。

前一陣子，“高鐵沒靠背”的火就燒着了一幫正常的台灣寶寶。一個根本不願意來大陸的人，隨口一句“大陸高鐵沒靠背”，竟然就能引導涉台宣傳的輿論。願意來大陸交流的、對大陸態度相對正面的好寶寶，紛紛被嘲諷、或被拉去搭高鐵，有人直接跟我説，“看，我們高鐵是有靠背的。”

拜託啊大哥！

除了這種小事情外，近年在大陸的台灣朋友被質疑立場、需不斷自證的情況，也一再發生——隨意影射台灣人之立場，是無需任何成本的。

多數台灣人都是普通人，我們在大陸生活與否，無關緊要。但從事兩岸交流十年後，看見對大陸友好的台灣人反而要不斷自證清白，拒絕與大陸接觸的反而都無事，對這現象難免嘆氣。

也認為，自己必須寫出來。

這個月是我的35歲生日，我在大陸過了很美好的十二年歲月。寫兩岸相關文章貫穿了這段歲月，賺得少，但是很難得、美好的生活經歷。

所以這篇寫了不少負能量，畢竟是我的生日，且讓我任性一下，寫點我認為應該寫出來的現象。

現在的兩岸交流，比過去難做，因為政治意識被視為是最重要的。

台灣與大陸有着不一樣的環境，直到今天，有些我覺得尋常的話語，在部分大陸朋友看來仍“大尺度”。

許多台灣朋友，已經懶得去研究什麼該説、什麼能説、什麼最好別説。

所幸，都不説了，留待回台灣説。

我不喜歡這現象，但我也知道，極端者不是多數。

我對現在的兩岸交流時而難受、有時悲觀，但我也知道，兩岸社會在每個時間段，都會找到不同的相處之道。

在2019年時，台灣因為香港而羣情激憤，但那時我並不認為台灣民間對大陸的這股“恨”會一直持續。短時間的情緒化，終會敗給長期的相處。

因為這個時代，不論願意與否，大陸的文化都會進入台灣，會影響台灣年輕人，會讓不少台灣人在不知不覺間，擁有了認識大陸的方式。

我看了近期鍾明軒發的影片，他來大陸東北參加了一場兩岸婚姻。“不政治正確”、開口閉口“中國人、台灣人”的鍾明軒，因拍出了兩岸人民最真實的情感交流，獲得了不少好評，也走出了另一種兩岸交流之路——還記得剛用大陸論壇時，投給民進黨，那可是十惡不赦的。

全紅嬋也受到許多台灣人的喜歡，火爆到台灣ptt有網民發文詢問，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一位大陸運動員？

台灣創建出“去政治化”的表態方式。因為“支持兩岸交流”等政治議題，動輒就容易被噴“支持對岸政府”、“滾去大陸”，大家找出另一種表達途徑——透過表達喜歡大陸明星、電視劇或運動員，展示出自己對極端反中者的不喜，或對兩岸民間交流的認同。

極端者不是多數。但極少數人就能創造出“最好小心説話”之寒蟬效應，這點兩岸皆然。

未來兩岸關係可能更緊張，我不知道在哪一刻，你我會產生誤解，只希望那時我們仍能交流一下彼此的看法。

**不論時代變化，願鍾明****軒多來幾次，**也願有天我的大陸朋友能來到台灣，我請吃一頓路邊熱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