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交流為什麼越來越難了?從事兩岸交流十年之感_風聞
台北女孩看大陆-台北女孩看大陆官方账号-1小时前
近日看見一位IP海外的台灣網友在大陸社交媒體上發言,介紹自己“來自台灣”,被部分大陸網友糾正“在海外應説中國台灣”。一時心有所感,問了統派朋友鈞凱,“作為統派,你會在出國玩時説自己是中國台灣的嗎?”
“不會啊。就跟不會説中國重慶、中國上海一樣。”鈞凱淡然。
我不自覺開啓訴苦模式。“從小到大我就沒聽過有人這麼説,這跟政治立場無關,主要是這並非我們的習慣和説話語境。但當我嘗試跟對方溝通,對方反而會問我立場是否有問題。”
“對啊,我理解。其實,這就是大陸應對外部勢力和分離主義的一種自我防衞反應,以前也不這樣。”
“你作為統派,在台灣的感覺如何?會受到排擠嗎?”
“其實在台灣日常生活稱不上多困擾,比起困擾,更多的是有種無奈與無力感。我自知三觀跟台灣‘主流’不同,從事媒體工作的出發點也並非‘為誰助威’,我希望台灣讀者能看到不同於主流的大陸故事,我也希望兩岸和平,僅此而已。”
(歡迎關注鈞凱的今日頭條號“張鈞凱台灣”。)
鈞凱與我曾為同事,我倆不相同,他對兩岸統一懷抱信念,而我對於統獨政治始終覺得有點疏離,“隨便啦,我就是個小確幸的台灣人”。雖然我倆在兩岸交流中採取不同的方式,但確實都欣賞對方。
他早早確立了自己的理念,而我的交流之路則始於意外。
我的兩岸交流之路,出發點根本不是完成什麼統一大業。
2013年開始在豆瓣寫文章,寫台灣人對大陸的看法,寫作風格就是現在台灣網民在小紅書分享的這些:“搭北京地鐵的心得”“大陸真的不流行AA 嗎”。初衷,一是無聊,二是那時我的大陸同學對我太好了,對照那時大陸學生在台灣的情況,我感覺好像該寫點什麼。
2015年我進入多維新聞後,“要讓兩岸人民認識彼此”這個理念才開始堅定。
從“贖罪之心”開始的交流
在多維新聞的時期,由於有台灣公司、有不少立場各異的台灣同事,有時我會夾在“台陸之間”,大陸同事會笑我“騎牆派”,台灣同事有人直接罵我,“台灣沒有那麼糟!你幹嘛把台灣講這麼糟!”
兩岸交流必須從“人”出發,去了解對方的語境,才能做兩岸交流,我的這個理念之所以堅定,一部分是源於贖罪心理——我認為大陸人在台灣比我們更辛苦。既然是“既得利益者”,那也必然要反饋,要少傳播負能量。
其實我周圍,抱持類似心情的不只在大陸的台灣人,也有在台灣的台灣朋友。有人意外結交了大陸朋友,氣憤於台灣社會對大陸人的抹黑,願意上大陸社交平台與大陸人聊天,就算被罵也更願意耐心解釋。這類人的初衷跟“促進兩岸統一”也沒半毛關係。
做兩岸交流,不用是瞭解兩岸大政治的記者,不用是高舉政治口號的涉台單位,普通人靠着“想了解另一位朋友”的心,反而更有效果。
2015至2020年,多維新聞的兩岸記者合作緊密,這些記者有藍有綠有紅,還會吵架,但最終因為一起喝過酒、一起吃過飯,能凝聚出“要讓台灣社會了解大陸”的共識。
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2018年在台灣出版的雜誌專題文章《束縛的籠與自由的鳥:解碼大陸輿論場》,內容就是向台灣讀者闡述,“外界許多人認為大陸無自由,是否真如此?”
為何這些年不斷有敏感議題的公眾號文章獲得廣泛迴響?大陸社會在一篇篇“河蟹”中玩梗、是否也形成了另類的監督機制?大陸社會的民意如何上傳下達、是否仍有監督的力量?會議上,“小粉紅”與“小粉綠”的同事各自闡述着,現在的我想起這幅畫面,都覺得自己真是無比幸運——若不是這樣的環境,也不會有願意做兩岸交流的我。
記得那時開會時兩岸記者就達成了一個共識,“台灣亦有自己的紅線與言論牢籠,自由也並非無邊界。”後來有人用這句話,來指責我説話尺度太過,這道迴旋鏢,倒是我當年從未想到的。
也是在多維的那個時期,思想比在北大時期更成熟、圓滑了,因此收到過不少大陸朋友留言,“跟以前相比,感覺你寫文章尺度保守了”。大陸朋友們不知道的是,我在北京的兩岸圈子(常與涉台單位交流的台灣人圈子)中,講話尺度簡直是奔放,“比較敢講”成為我的標籤。
我沒有在這裏創業,不像網紅一樣日進斗金,賺着一份能維持温飽的工資,僅此而已。你看我不順眼,我也可轉身離開,又有什麼呢?兩本書的收入,第一本幾萬塊,第二本幾千,看我不順眼,那又如何呢?
我一直抱持這個想法,直到今天。
很幸運的是,被一些做兩岸交流的人士認可(至少表面是這麼跟我説的啦)。曾有位做兩岸交流的大陸朋友非常可愛地指着我,“你看看,郭雪筠都能説這些,還不是活得挺好!誰説大陸沒有自由!”
“在大陸,反正就得這麼説”
但也因為許多在大陸的台灣人,都怕被説“得了便宜還賣乖”、“已經對你夠好了”,所以造成了抱團取暖、“只有對台灣人時才會説一些話”的現象。
我一位獨自來大陸工作的女生朋友有過一個精闢的形容。
“來大陸工作,有時很象是嫁到男方家的媳婦。男方會説,我給你零用錢了、房子給你住了,你還有什麼不滿意?而女方的付出偏向情緒價值,得融入、得適應,吃了虧也找不到人哭。因為不能用經濟計算,喊苦喊累時,男人會丟下一句話:你有什麼好不滿的?”
“台灣人在大陸”,長期在大陸媒體上被描述得過於正能量,猶如童話故事:“誰來了,立刻有政策幫扶,大陸市場廣大,由此獲得成功”。
但很多時候,並非如此。
台灣人在大陸因為缺乏人脈、因為沒有關係、因為不熟規則,碰上困境求助無門,在台灣的家人也根本幫不上忙,更不知道能透過什麼渠道發聲,這類案例時有耳聞。
成熟的台灣老鳥有一套説服自己的技能,“這不是兩岸問題,外地人在北京、外地人在上海,也會有困境,甚至困境可能比我們深”。但看見滿屏“台胞在大陸”之童話故事時也難免苦笑。
由於在大陸媒體上“説不出去”,有些台灣人只能回台灣説。惡意抹黑者固然有,但並非全部。
長期過於正能量的宣傳,造成部分台灣人被寵壞:不好好查資料、增進實力,認為來大陸創業就可以憑政策拿錢。
長期過於正能量的宣傳,造成部分台灣人產生嚴重的信息落差:縱然有實力且認真,結果發現媒體宣傳之“政策幫扶”與實際的有落差,憤而離開,誤解更深。
長期過於正能量的宣傳,更使“台灣人在大陸”的故事浮於表面,且越來越多台灣人會認為——在大陸,反正就得這麼説。
我在參加兩岸交流活動時,碰到第一次來大陸的台灣學生,對方以為我是大陸人,老練地表示,“我知道你們想聽什麼”。類似案例,我親身碰過不只一次。
當“兩岸一家親”成為一句咒語、一句“保命符”,這句話就已經不具備任何意義了。
做兩岸交流十年,我講話從來不是刻意“尺度大”,而是我對朋友,亦是這樣説的。
鍾明軒與****全紅嬋現象
長期過於正能量的宣傳,造成許多大陸朋友心理不平衡:對台灣人這麼好,為什麼台灣人還這樣?
在兩岸友好時期,這無關緊要。但當兩岸相對緊張時,第一時間被火燒到的,就是一批相對喜歡大陸、接受大陸,甚至選擇長期在大陸發展的台灣人。
前一陣子,“高鐵沒靠背”的火就燒着了一幫正常的台灣寶寶。一個根本不願意來大陸的人,隨口一句“大陸高鐵沒靠背”,竟然就能引導涉台宣傳的輿論。願意來大陸交流的、對大陸態度相對正面的好寶寶,紛紛被嘲諷、或被拉去搭高鐵,有人直接跟我説,“看,我們高鐵是有靠背的。”
拜託啊大哥!
除了這種小事情外,近年在大陸的台灣朋友被質疑立場、需不斷自證的情況,也一再發生——隨意影射台灣人之立場,是無需任何成本的。
多數台灣人都是普通人,我們在大陸生活與否,無關緊要。但從事兩岸交流十年後,看見對大陸友好的台灣人反而要不斷自證清白,拒絕與大陸接觸的反而都無事,對這現象難免嘆氣。
也認為,自己必須寫出來。
這個月是我的35歲生日,我在大陸過了很美好的十二年歲月。寫兩岸相關文章貫穿了這段歲月,賺得少,但是很難得、美好的生活經歷。
所以這篇寫了不少負能量,畢竟是我的生日,且讓我任性一下,寫點我認為應該寫出來的現象。
現在的兩岸交流,比過去難做,因為政治意識被視為是最重要的。
台灣與大陸有着不一樣的環境,直到今天,有些我覺得尋常的話語,在部分大陸朋友看來仍“大尺度”。
許多台灣朋友,已經懶得去研究什麼該説、什麼能説、什麼最好別説。
所幸,都不説了,留待回台灣説。
我不喜歡這現象,但我也知道,極端者不是多數。
我對現在的兩岸交流時而難受、有時悲觀,但我也知道,兩岸社會在每個時間段,都會找到不同的相處之道。
在2019年時,台灣因為香港而羣情激憤,但那時我並不認為台灣民間對大陸的這股“恨”會一直持續。短時間的情緒化,終會敗給長期的相處。
因為這個時代,不論願意與否,大陸的文化都會進入台灣,會影響台灣年輕人,會讓不少台灣人在不知不覺間,擁有了認識大陸的方式。
我看了近期鍾明軒發的影片,他來大陸東北參加了一場兩岸婚姻。“不政治正確”、開口閉口“中國人、台灣人”的鍾明軒,因拍出了兩岸人民最真實的情感交流,獲得了不少好評,也走出了另一種兩岸交流之路——還記得剛用大陸論壇時,投給民進黨,那可是十惡不赦的。
全紅嬋也受到許多台灣人的喜歡,火爆到台灣ptt有網民發文詢問,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一位大陸運動員?
台灣創建出“去政治化”的表態方式。因為“支持兩岸交流”等政治議題,動輒就容易被噴“支持對岸政府”、“滾去大陸”,大家找出另一種表達途徑——透過表達喜歡大陸明星、電視劇或運動員,展示出自己對極端反中者的不喜,或對兩岸民間交流的認同。
極端者不是多數。但極少數人就能創造出“最好小心説話”之寒蟬效應,這點兩岸皆然。
未來兩岸關係可能更緊張,我不知道在哪一刻,你我會產生誤解,只希望那時我們仍能交流一下彼此的看法。
**不論時代變化,願鍾明****軒多來幾次,**也願有天我的大陸朋友能來到台灣,我請吃一頓路邊熱炒。